伍國：特朗普讓美國失去了什麼？_風聞

來源：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

作者： 伍國 

　　 伍國，美國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

　　 2018年6月19日，美國宣佈退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至此，認為特朗普只是任性胡鬧一氣的人們應該很清楚地看出：特朗普政權的所有表現：一系列退羣和對抗，代表了美國處於衰退期的綜合徵及一種特殊的應對。這既是對衰退的應對，也將會是對衰退的加劇。特朗普的確是在帶領美國走向另一個方向，但顯然是從積極干預的極端走向了一個消極和不合作的極端。認為貿易戰只為懲罰中國未能遵守入世承諾的人還需要解釋從氣候協定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系列的退羣是在懲罰誰的過錯。

　　 在2017年初，美國冷戰史權威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接受中國國內某機構專訪時，“反覆強調特朗普的商人屬性”，並言之鑿鑿地説：特朗普當選“對中國來説並不都是負面的，從某種意義上也有利於中國，給中國帶來機遇。”另一位“知華派”容安瀾（Alan Romberg）則信誓旦旦地表示：“特朗普上台不會對中美關係產生根本影響”，以及“一旦他對整個外交事務更加了解，明白什麼是第一要務以後，他將會採取與之前比較一致的政策。”

　　 現在再來看這兩位權威的回答，不禁讓人疑惑，是一些美國學者天真，善意，還是判斷失誤，或是在被中國人採訪的時候説點裹着糖衣的好聽話，安慰一下采訪者：“沒事沒事，馬上會好的。”

　　 美國人曾經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繼二十世紀以後的另一個美國世紀。2000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自負地宣佈：“我們的國家是被上帝揀選和被歷史指定來做全世界的典範的。”（Our nation is chosen by God and commissioned by history to be a model for the world.）然而到了2010年，很多美國人就已經開始擔心中國會很快取代美國稱為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超級大國了 （見布熱津斯基《戰略眼光：美國及其全球力量的危機》Basic Books, 2012年,19頁）。一位學者麥科伊(Alfred McCoy) 在2017年出版的《在美國世紀的陰影中：美國全球力量的興衰》中更為確切地指出：2010年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65% 的美國人相信國家正在處於衰落狀態（in the state of decline）（Haymarket Books,2017, 229 頁）。作者相信，美國的衰落已經不再是一個“是否”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的問題。

　　 2010年這個時間點至少説明了一個問題：並不是中國後來才實行的或者公開宣稱即將實行的某些戰略發展計劃驚醒了美國人招來反制，而是美國人的擔心和對自身地位受到威脅的敏感（例如1980年代對日本）是無論如何都存在，無論你如何解釋都是不會被坦然接受的，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畢竟想藏也藏不住，即便不想當頭，對手也不會讓你輕易過關。從這個意義上説，既然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發展的權利，中國的發展也好，崛起也好，原本就不需要向美國人解釋和自辯。

　　 這個時間點也説明，特朗普在2016年底的當選，正是2010年前後已經逐漸積累的美國焦慮的一次集中爆發，而百分之六十五這個數據還説明焦慮的廣泛性。美國政府2008年的人口公報顯示：1973年有24% 的美國人從事製造業，到2007年這一比例是10%，也就是説，有14%的美國人在這二十多年裏不再從事製造業，但是這一公報同時指出：“在失去藍領製造業工作的地區，專業服務的，行政管理，以及信息服務的職位增加了。”這表明，真正受到經濟結構調整衝擊而完全失業和無法再就業的藍領工人應該不超過總人口的10%，即使這部分人集體陷入對衰落的焦慮，也還有50% 左右的焦慮美國人來自藍領以外的各個階層。

　　 布熱津斯基把美國內部的問題歸納為六個主要方面：1，不斷上升和最終難以為繼的國債；2，存在缺陷的金融系統；3， 日趨嚴重的居民收入兩級分化--2007年，1% 的最富有的美國家庭佔有33.8% 的國民財富；4，日趨衰敗的基礎設施；5， 對世界局勢高度無知的公眾；6，擁塞僵化的政黨政治。從選民的角度看，前面四條並不能明顯地感受到，很多一輩子不出國的美國人也無從比較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美國的區別。在後兩條中，普遍的對美國前途感到焦慮而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的民眾（上述的第5條）對任何現任的建制派政客（第6條）都很難信任，因此相當一部分選民--不論藍領還是中產—的確從一個風格獨特，看似富有個性的體制外政治素人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失業的產業工人認為自己可以找回飯碗；白人認為自己可以找回和加強種族自信；自詡合法又特別聰明的高學歷華人認為可以藉機把他們所厭惡和鄙視的“非法移民”一舉驅逐，眼不見為淨。

　　 背景當然並不重要，問題在於，這個人提供的方向究竟是什麼。上述這兩本書寫完和出版之際，作者都沒有看見美國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的舉動，其中，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際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更是在2017年3 月辭世，但是“退羣”和向中國開打貿易戰顯然和具有戰略眼光的作者們認同的積極應對是相悖的。麥科伊明確肯定奧巴馬鞏固和盟友的關係以重返亞太的戰略更為明智。

　　 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沒有想過，即使短期內一些經濟目標和驅逐非法移民這類政策部分地在國內實現了，美國付出的長遠代價卻是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形象。特朗普政府通過在對外關係中的一系列舉動把二十世紀整整一個世紀經歷了美西戰爭，一戰，二戰，韓戰，冷戰以後積累起來的作為全球理想主義和物質主義雙重象徵的地位，消耗得只剩下以受害者的形象對抗和逃避。而如何以更積極地方式挽回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至少延緩衰退，則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人如布熱津斯基關注的。他明確提出，美國作為人均能源需求最高和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國家，不僅應該讓其他國際積極配合，還應當身體力行地抑制氣候變化，並培育和中國的合作伙伴關係（cooperative partnership）。

　　 美國目前所做的，顯然不是朝這個方向。它暴露在全世界眼前的沮喪，憤怒，自閉，錙銖必較，出爾反爾更不是一個領導者，哪怕有風度地退場時應有的形象。孤立主義固然完全可以是一個國家自我定位的選擇，但人們還會追問，如果美國變得和任何一個英語系民主國家一樣甚至更加抵制全球合作機制，為什麼上帝“揀選”的是美國而不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美國例外論”的基礎在哪裏？美國干預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底氣和合法性從何而來？其已經有兩大洋天然屏障的的“國家安全”又何須由遍佈全球的幾百個軍事基地來保障？一個“孤立主義”的國家是否需要承擔那麼多盟友的防衞？如果美國退守成一個普通國家，以國家實力和信用支撐的國際結算貨幣美元的地位又將如何？

　　 特朗普和建制派政客的區別在於後者尚且想要保持一點顏面和風度，把“揀選”論，“例外”論和世界模範的形象通過戰略手段延續下去，而前者乾脆什麼都不管了。建制派承認美國人中有很大數量處於對國際事務的矇昧中，而“公眾的無知製造了一個對極端主義的簡化言辭更為友善的美國政治環境”（布熱津斯基2012）並多少保持警醒，而特朗普直接訴諸和利用這種情緒。 如果説，奧巴馬的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還有一點把中國悄悄踢出局的藝術感，重返亞太還有點圍而不打的戰略意識，特朗普的做法，包括曾經被誤認為“不懂國際關係”而出現的對台接觸，無異於一個棋手把本來該做戰略佈局的棋盤掀掉，直接給對手一拳。

　　 1969年，尼克松曾經誓言要把中國拯救出“憤怒的孤立”，五十年後，美國自己卻陷入了“憤怒的孤立”。從短期來看，選擇出拳的時機也不乏策略的考量，但從宏觀來看，特朗普顯然既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但也遠不是一個擁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政治家。特朗普未來的繼任者必將收拾他留下的爛攤子，但還會繼續面臨美國還要不要做“全世界的典範”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