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的困境_風聞

來源：《百年經濟史筆記》

原貼：http://www.wenming.cn/djw/ds/jtrds/djdp/201612/t20161207_3932985.shtml

謹以此文回應“老兵老兵”網友對改開前30年的想象。

1958-1961年由於“大躍進”損失慘重，十年動亂給中國的產業體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到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85元人民幣，三次產業產值佔比分別為27.7%、47.7%和24.6%，農業產值佔比仍然較高，服務業佔比還很低，尤其第一產業就業人口高達70.5%，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

從具體工農業實體產量看，1978年糧食產量為3.1億噸，肉類產量943萬噸，原煤產量6.2億噸，粗鋼產量0.3億噸，發電量2566億千瓦時，汽車產量14.9萬台。相對於一個具有9.6億人口的大國而言，這樣的實體經濟是難以滿足人民温飽和生活需要的。按照2010年的標準，當時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為97.5%，這意味中國有7.7億農村人口是貧困人口。另外，1978年中國經濟外向程度很低，進出口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只有9.7%。

總體而言，1978年的中國，其產業體系已經具有了大工業體系的一定基礎，但總體上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還十分落後。

——《中國工業化進程與產業政策》  作者：黃羣慧

現在讓我們一起回憶中國改開前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是如何“殺出一條血路”。從歷史中拾取此次中美貿易戰中國必勝的信心。

　　1978年當然是一個值得所有中國人懷想的年份，無論當時的人們怎麼猜想，無論人們的分歧有多麼大，無論後來的人們怎麼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解讀，一個決絕的姿態在這一年出現，這就是要發展經濟。分歧當然在所難免，但已經不再為是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討論，而是經濟發展的方法。

　　某種意義上，一大批從“文革”過來的老幹部，可謂心急如焚，一方面他們自己已經進入暮年，非常渴望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則普遍有一種要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的拳拳之心。這種心態的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大家在無意之中卻又正在重蹈當年“大躍進”的錯誤經濟思維方式。最明顯的現象是，新制訂出來的經濟計劃，有一個宏大急切的目標，鋼鐵要在1985年達到6000萬噸，糧食要達到8000億斤。這還只是工業和農業的規模指標，在具體的發展項目上，人們的信心更加爆棚：10個鋼鐵大企業，9個有色金屬企業，10個煤炭大企業，10個油氣大企業，30個電力大企業，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點港口建設。這樣的計劃看上去可謂氣勢磅礴，1978年的2月獲得一致性通過，這意味着接下來的大概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按照這樣的藍圖往前走。

　　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至今還記得這些宏大的數字帶給每個人的內心的亢奮。

　　第一，這個國家的經濟停留得太久，在過去的近乎30年，經濟在倒退，企業徹底退出人們的生活。貧窮、單調，還有壓抑，人們有理由在這樣的新鮮的經濟大數法則面前，讓信心升騰。經濟，或者説錢，時隔多年之後，重新回到中國人的生活議題之中，人們不再談錢色變，不再陳述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之類的陳詞濫調。僅僅就這個意義而言，這些數字都具有一種思想解放的意義。

　　第二，整個社會開始出現了一種企業導向，人們普遍相信，中國要想現代化，企業，而且是大型企業的出現，是一個必需的目標。歷史學家通常都把1978年解讀成中國的改革之年，這樣的大詞，人們能夠看到，所謂改革，其中一個隱形的指標，就是中國人開始在制度的意義上關注企業的發生和發展。這是一個起步，是一個開始。沒有這一年以企業為基本導向的經濟藍圖，日後的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私人企業，當然還有外資企業、合資企業都不能起步，至於20世紀90年代之後出現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事實上都是建立在1978年整個宏觀經濟對企業這個新興組織的認可之上。

　　第三，是中國決心採用向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和項目的辦法，來推動這些宏大數據的實現。也就是説，中央政府已經認識到，過去那種全民鍊鋼的自力更生的土辦法，註定是不可能推動經濟發展的，必須向外面的世界學習。1978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從歐洲訪問歸來，給各路大佬帶來了很多新鮮的信息。比如日本的現代化真正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前後不過13年，德國曆時更短，竟然只有10年時間。這給老人們巨大的信心，他們普遍認為，之前打算用20年乃至30年的時間建設中國的現代化的週期太長了，應該加快進度。所以鄧小平強調，要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裝備，要敢於同國外的大企業做生意，而且這種生意要搞大一點，搞到500億元的規模。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不要老是討論，看準了就幹，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大項目、大企業。李先念在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未來8年的基本建設投資要達到5000億元，未來10年要從國外引進資金800億美元等。

　　歷史學家將1978年解讀成開放之年，其基本的史料就在於此。仔細分析，這種開放首先是一種基於外國技術、裝備、生意和企業的開放。這是我們理解歷史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説，如果沒有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之間的對接、交流和合作，1978年之後的經濟發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種風景。所以到這個時候，這個歷經30年苦難的國家終於開始打算從開放、從企業的角度來謀求經濟的發展了。

　　但是問題馬上就出現了，這就是經濟建設的“大躍進”。陳雲首先看到了，而且直接説出了自己的擔心。“引進那麼多國外資金，但是考慮過沒有，我們中國有那麼多配套的資金嗎？”

　　陳雲的懷疑之聲似乎並沒有引起眾人的關注，國務院很快批准了10年規劃，而且要求加快引進協議的談判，加快簽訂的進程。

　　相關的領導更是熱情似火，有人提出了發展經濟一定要依靠財政赤字的觀點，赤字無害，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通貨膨脹的歷史，要發展經濟就無法避免通貨膨脹。這的確是一種非常時髦的觀點，而且有數據可查。不過陳雲不同意這樣的政策走向，據説在一次內部的會議上，陳雲提高嗓門説：“用通貨膨脹來發展經濟，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陳雲高調的懷疑批評終於引起大家的關注。接下來，他提出了自己關於經濟發展的具體意見：既要積極，又要穩妥。陳雲不同意用日本、德國的發展經驗來類比中國，認為中國內地的工業基礎遠遠不如它們，甚至也不如我國台灣地區，或者韓國，因此引進項目，不能一哄而上。要尊重國內的工業現實，尤其是材料的缺口現實，陳雲主張，如果材料有缺口，無論是中央的項目，還是地方的項目，都不能安排。

　　後來人們回憶起陳雲的這個講話，發現這是1978年年底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經濟調整，這樣的調整因陳雲的批評意見而起，扭轉了經濟建設可能出現的“大躍進”趨勢。更有意義的事實在於，從這個時候開始，陳雲在整個國家經濟建設方面的話語權和領導權迅速攀升，他以一個懂經濟的專家的形象進入中央的領導核心。

　　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陳雲的諸多思考變成了會議公報的內容，比如要認真解決一些重大比例失調的狀況，解決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綜合平衡，為發展打下基礎，等等。不過，眾所周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點工作，是要解決政治和歷史問題，陳雲所關心的經濟調整問題並沒有落到實處，而且公報還肯定了中央關於1978—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是切實可行的。

　　這意味着陳雲的批評還將繼續。1979年的開春，陳雲給李先念寫信，認為國務院的計劃存在物資缺口，他建議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少建設項目，也不要留缺口。接着，他又針對新華社的一份關於1979年生產計劃和物資供應的報告，指出缺口很大，這種有物資缺口的經濟計劃不是可靠的計劃，中央應該加以重視。鄧小平認為陳雲的思考很重要，要求國家計委重新考慮。他的原話是：“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些調整，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引進的重點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顯然，鄧小平聽取了陳雲的意見，他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暫時擱置幾年之內引進800億美元的思路，支持陳雲對經濟格局進行調整。

　　其他人對經濟調整的態度是複雜的。當然有人支持陳雲。王鶴壽、吳波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尖鋭批評了20世紀50年代“大躍進”以鋼為綱的歷史錯誤。吳波直接指出，1978年制訂的經濟計劃明顯存在急於求成的問題。谷牧認為這些批評言之有理，但是同為副總理的餘秋裏和當時的石油部領導康世恩表達了不同的意見，甚至和谷牧產生了分歧，他認為，既然十年規劃和大規模的引進資金和技術的經濟計劃是大家一起制訂的，為什麼這麼快就要放棄。不過好在李先念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協調和溝通工作，領導們之間的分歧暫時被擱置了。

　　歷史總是充滿了精彩紛呈的故事，把我們引到合理的路上。1978年之後的陳雲，他對經濟的理解，他的謹慎的經濟政策，可謂其來有自。在老一代領導人之中，陳雲的經濟思想，尤其是他的經濟工作經驗，一直都是獨樹一幟。熟悉陳雲的人知道，他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大躍進”的教訓印象極為深刻，在不同的場合反覆強調，這使得他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向來崇尚穩健，偏愛一種比較穩定的、均衡的經濟增長，反對激進的、欲速則不達的高速度、高投資率的經濟方式，一直努力避免經濟週期的大起大落。陳雲的經濟思想主要是一種平衡觀念，即財政收支的平衡、銀行信貸的平衡、商品供需的平衡。這種保守的經濟趣味，讓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整個國家的狂飆突進大異其趣，以至於遭遇長時間的邊緣化，甚至被整肅。在20世紀60年代，陳雲曾經短暫出任中央經濟工作小組和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力主經濟調整，挽救由於“大躍進”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經濟陷阱，一度得到民間好評，不過他很快就被打倒。

　　陳雲再一次掌管中國經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鄧小平和李先念聯手推出。先是鄧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建議國務院成立財經委員會，而最合適的主任人選，就是陳雲，由他來主持全國的經濟工作。事實上，這個時候整個國家的經濟工作，主要由李先念主持，但是他立即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並且表示，自己願意給陳雲當副手，出任副主任。和李先念一樣，有很多人對陳雲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才能極為看好，紛紛建議陳雲重新掌控國家經濟政策。1979年2月，吳江明建議，中央應該請陳雲參加經濟領導小組。而老資格的經濟學家薛暮橋更是專門寫下文章説：“二十多年的經驗證明，周恩來同志、陳雲同志在經濟工作中是一貫堅持正確路線，現在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了，陳雲同志是久經考驗的我黨最有經驗的經濟統帥。”所以薛暮橋建議，應該讓陳雲多管一點經濟工作，黨中央在做出經濟決策的時候，能夠多聽聽陳雲的意見。同時，薛暮橋也向陳雲喊話，應該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防止經濟工作再犯錯誤。

　　1979年3月14日，陳雲和李先念給中央寫了一封聯名信，提出了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名單，同時也提出了關於財經工作的六條指導性意見。

　　第一，前進的步子要穩妥，不要再折騰，必須首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即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第二，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目前的國民經濟沒有綜合性的平衡，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必須調整。第四，要用兩三年的時間來對整個國民經濟秩序進行調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第五，經濟發展指標必須可靠，尤其是鋼鐵的發展指標必須可靠。不僅要重視數量，還要重視質量，要着重調整國家所需要的各種鋼材之間的比例關係，鋼鐵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發展的比例關係。第六，向外國借債，必須充分考慮到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到國內的投資能力，做到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

　　顯然，這六條意見，正是陳雲經濟思想的集中呈現，反映了他對20世紀50年代大鍊鋼鐵和“大躍進”的反思、警惕和糾正，也反映了陳雲在經濟政策方面明顯的漸進主義作風。許多年之後，人們回過頭來審視這樣的歷史轉型，會看到很多具有本質意義的經濟態勢。第一，中國經濟終於在陳雲的努力下，去掉了一種大革命式的好大喜功的反經濟的陳舊思維方式，讓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變成了一個理性的經濟命題和過程命題，即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暴風驟雨，不是狂飆突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陳雲為黨管理經濟進行了一次巨大的觀念啓蒙，共產黨人要尊重經濟的規律，不能用革命的決戰思維來管理經濟。第二，中國經濟的發展，首先必須依賴於國內經濟的調整和修復，而不是首先依賴於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引進。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相比晚清時代清朝政府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純粹技術引進路線，陳雲把經濟管理的重點放在了國內經濟秩序的重建之上，這為日後的更大範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奠定了結構基礎。第三，陳雲的經濟漸進主義思路，在一種經濟規律的意義上，在這個國家長期以來由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方式的縫隙處，通過一種不自覺的方式，給予市場的自發秩序，尤其是給予日後蓬勃興起的企業家階層一個生長的時間和空間。任何狂飆突進式的經濟發展、任何忽略經濟結構的經濟發展，一定是由一個巨大的、無所不在的政府推動，這意味着政府遮蔽和掩蓋了所有來自市場的力量。雖然陳雲當時的立足點依然是依靠政府來主導經濟，事實上他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在時代的經濟思想，但是他所採取的漸進主義的經濟思路，對於那個時代國家經濟的努力調整，對於即將展開的又一輪經濟“大躍進”的阻擊，為市場經濟的構建，為中國企業家日後的普遍興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説1978年中國的經濟市場底子很差，差到無以為繼，很多人不會同意，至少當年主持國家經濟事務的很多部長，很多省市的領導人不同意。原因在於，“文革”漫長的經濟停滯和倒退，在這一年終於得到了抑制，不僅是抑制，而且有着明顯的經濟回升，到下半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2.3％，這是一個令人期待的勢頭，人們可謂興高采烈，信心倍增。

　　這個時候，人們的確看不到整個國家的經濟有必要馬上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整，但是陳雲、李先念，包括鄧小平決意對經濟增長的方式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雖然各方面彙集起來的意見可謂激烈，但鄧小平一錘定音，必須調整，他的原話是“必須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許多年之後，人們回頭再來看1978年的經濟政策變化，會有一些理性的總結，比如，這是一次事關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改進，是經濟從“大躍進”的舊方法體系中真正走出來的關鍵一步，同時，這也是一次對過去30年中國經濟現狀和市場底子的檢視與確認，是承認一個巨大的經濟錯誤。人們形成了一個共識，這個國家的經濟必須從“大躍進”和“文革”的經濟模式中徹底走出來，不僅是經濟的發展速度，也是經濟發展的方法。

　　第一個必須承認的經濟錯誤是，過去30年那種勒緊褲腰帶發展經濟的思路肯定無法維持，所以經濟改革的首要工作，是要解決人們的生活問題，在這一方面，政府的欠賬實在是太多了。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喚醒人民參與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

　　所謂生活的貧窮，最窮的一定是農民。當時的統計數據，中國農民按照人口平均的糧食佔有量，還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照農民人口平均的棉油佔有量，則低於1957年。這意味着中國農業產業的水平極低，而且多年以來毫無進步。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農村社會的制度設計阻礙了糧食的增長，另一方面則是農業產業的結構嚴重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干擾，中國農民普遍處在饑荒的生活水平。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始有意識地進口糧食，三年共進口265億斤，還從過去的糧食庫存中抽調了10億斤，用以緩解糧食的普遍短缺。同時，關於棉花、食用油和食糖的進口也在進行，這成為進口商品的大頭，總共佔到了進口總量的1/5。這些生活日用品的嚴重短缺，反映到市場上，就是憑票供應的生活方式，從農村蔓延到所有城市。整個國家因為農業的落後，處在短缺和飢餓的狀態。

　　嚴重的問題還在於，長期以來，農村經濟處在一種剪刀差的制度背景下，國家實行的是一種農業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的扭曲政策，農村經濟以低廉的價格向城市經濟和工業經濟提供資源支持，導致農村經濟難以形成有效的再生產。同時，人民公社成為所有農村社會的組織架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普遍的抑制，導致幾乎所有的農民都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歷史的數據是觸目驚心的，1965年，中國農民從集體單位所分得的收入為52.3元，可謂極度貧困，1976年有所增長，為62.8元，漫長的11年時間，農民的收入每年增加不到1元。官方的文件是至少有兩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事實上是農村所有的農民都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整個國家用了30年的時間來大搞生產，卻沒有解決基本的温飽問題。這是不得不承認的經濟現實和市場現實。

　　再來看看城市人口的生活。

　　第一個最明顯的現象是，城裏人的工資非常低，而且多年以來不升反降。1965年，全民企業職工的年工資是652元，到1976年，竟然下降到了605元。具體的生活方面，則是住房非常緊張，許多夫妻因為房子問題分居。1977年全國職工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減少0.9平方米。1978年這種局面開始引起高層的重視，這一年全國城鎮工礦區住宅建設的投資是37.5億元，比1977年增加了50％，是1949年以來住宅建築最多的一年，但依然不能緩解住房極度緊張的狀況。中央的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是，1978年，全國182個城市共有無房户689萬户，佔到城市總户數的35.8％。相當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倉庫、走廊、車間、教室、辦公室、地下室甚至廁所裏，這一部分人口達到131萬户。居住面積不足兩平方米的家庭為86萬户，居住在破爛、危險的簡陋房子裏的高達百萬户。

　　至於經濟的最重要的就業率指標，可謂衝突四起，是整個國家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全國大約有2000萬人要求安排就業，其中大專院校、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城市人口中的復員軍人也有105萬人，留在城市裏的知識青年有320萬人，還在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高達700萬人，大約還有230萬人的城市閒散未就業人員，這些人都必須得到就業的機會。

　　這些生活層面的經濟現象，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的中國經濟生活中一直存在，但長期以來，政府採用的是一種計劃經濟主導的國家主義趕超型工業化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完全無視市場層面的供求關係，無視產業結構的平衡，致力於國家意志的重工業產業，追求一種高積累、高投入和低消費的經濟結構，試圖靠犧牲人們的日常生活質量來謀求工業的發展、國家的強大。

　　對於人們生活層面的需求，則給予一種空洞的、遙遠的允諾。1976年以後這種經濟管理方式難以為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隨着經濟問題的出現而出現，讓國家管理者大傷腦筋。各種經濟層面的細節問題撲面而來，比如大量冤假錯案要求平反，大量人員要求回城、就業、晉級、提薪、住房，還有夫妻要求團聚的實際問題，逼着政府想辦法解決。“大批人口要就業，這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一觸即發，嚴重影響安定團結。”關於農村經濟，更是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警告，“建國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就會帶隊進城要飯。”

　　無論是農村問題，還是城市問題；無論是糧食問題，還是住房問題，事實上核心的問題就是民生。當一個政府長時間不能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這個政府就必須反思。現在看來，1978年前後，中國政府做了一件具有改進意義的事情，這就是對民生層面的問題進行有效的直面與反思。承認問題，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關於這一點，1978年的中國人基本做到了。到了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李先念代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12條經濟新措施，絕大部分都是對錯誤經濟政策的糾正。

　　比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這是對過去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糾正，而且是建立在市場價格意義上的政策糾正，雖然當時的經濟學界和決策階層都沒有形成關於市場和價格的基本思考，但在事實的層面，中國的經濟思考，已經開始走在價格的軌道之上。

　　比如要調整工業和農業的產業關係，這是致力於改進農業和農民生活局面的政策方向，是對過去將農民納入工業體系錯誤政策的一種糾正，至少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農村經濟不再只是工業經濟的基礎產業，中國農民也不再繼續在村頭大鍊鋼鐵。

　　比如要調整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比例，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重工業要大力生產更多的日常生活產品，這顯然是對城市商品稀缺事實的一種認識與糾正，中國政府要改變過去能夠生產人造衞星卻不能生產紅糖和棉布的糟糕局面，經濟要想辦法走出憑票供應的貧困局面，唯一有效的辦法，當然就是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

　　又如政府要廣開就業門路，千方百計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當時的經濟態勢下，依靠政府的統一安排，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有意識放開了城市商業的單一國營局面，人們可以自主經營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市場的日常交換因此慢慢豐富起來。

　　這就是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的亂象。的確，中國經濟在1977、1978年這兩年出現了一種短期的快速的增長型復甦，但這只是一種市場要素的簡單釋放，是一種沒有經濟基礎的景氣增長，其中有很濃厚的虛假和泡沫成分。整個國家處在極度貧窮和浪費的境地，經濟發展的方法還深深陷在絕對計劃經濟的窠臼裏。

　　人們意識不到計劃經濟的危害性，整個國家沒有明顯有市場競爭意識的企業，一切都是政府的市場設計。好在經歷過30年巨大創痛的人們，意識到了反思的重要性，人們意識到了經濟方法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速度與規模。

　　雖然當時沒有人思考市場經濟的價值，甚至沒有人反思計劃經濟的弊端，但有人思考這個僵化的國家之中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人們的吃穿住行，“‘文革’結束之後，除了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還有什麼能夠得到人們的擁護，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呢”，這是從戰爭年代和“文革”年代的苦難裏走過來的老人們普遍的想法，沒有理論，沒有思想，只有一些樸素的生活理念。老老實實面對經濟規律。或者我們這樣説，這是1949年以來政府第一次不得不部分放棄計劃經濟手段，不得不部分退出市場秩序的一次經濟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