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如何填飽半個中國的？_風聞

在歷史上，從明朝末期開始，中國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説法。而到了清乾隆年間，這句話雖然還存在，但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湖南熟，天下足”。耕地面積並不算大，耕地質量也不算好的湖南，成為了中國的糧倉，為全國輸出了大量糧食。

湖南運出的米穀，配合了發達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還有救災賑災的作用。但同時，湖南本身也在巨量的糧食出口中，經歷了起伏，最終淪為近代化的犧牲品。

湖南熟，天下足

湖南本不是中國重要的產糧區。

即使到了明朝中前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高度南移的情況下，水稻的生產中心仍然在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密集的水網和平坦的土地，讓江南的水生農業開發極為便利。所謂“蘇常熟，天下足”是很長一段時期內的常態。

雖然明朝時候的江南土地面積沒有今天的大

但是產量在全國來看絕對是扛把子

（當時江蘇上海的一部分還在海里）

但農業高度發達也帶來了一大後果：江南的商品經濟開始發展。隨着人口的膨脹，農地可以僱傭的勞動力終究有限，人口開始向城市中心轉移，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數量逐漸增多。而為了配合城市手工業，江南周邊的農地也改頭換面，不再從事糧食生產，經濟作物如桑蠶、棉花等的種植量明顯增多。有錢卻吃不上飯成為了困擾江南的一大問題。

所謂魚米之鄉

不光能養活更多人口

飲食也從飽腹進階到要吃大閘蟹

（圖像來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不過以中國之大，糧食生產這樣的“落後產能”總能找到合適的承接地。沿長江而上，為江南提供糧食保障最好的選擇就在中游的湖廣。

產業轉移的速度不會太快，糧食中心從江南轉移到湖廣，是在明朝中期到康熙年間緩慢發生的。期間還發生了明清朝代更替的事件，造成江南經濟生產的倒退，以致於產業轉移中斷。不過總體來説，江南農業經濟化、湖南農業糧食化是那一百多年長江沿線農業的主旋律。

產業向上遊轉移有很多選擇

不過綜合來看

湖南湖北（湖廣）在耕地、交通等方面都是最佳

康熙中葉，清廷宣佈永不加賦，隨朝代更迭而損失的人口快速增長，江南重回城市化和經濟化的軌道，湖南的重要性才開始真正凸顯。湖南農民在江浙糧食採購抬升價格的誘惑下，基本全部改為從事糧食生產。到了乾隆二年，文獻中第一次出現了“湖南熟，天下足”的描述。

到了清朝，這人口真是蹭蹭的漲

（圖片來自wikipedia）

其實康熙38年，皇帝南巡後就曾感慨“百姓皆謂數年來湖廣米不至，以致價格騰貴”，可見其實在康熙時期，湖南作為產糧主基地的現象就已經事實上出現了。湖南米能否送到江南，對江浙米價構成重大影響。而到了雍正年間，情況已經變成了“江浙各郡……大半仰給於江楚商販,此江浙歷來之情形也。”，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

江南的城市化已經不是自給自足農業能解決的了

需要大規模的進口糧食才能養活

（姑蘇繁華圖，圖片來自wikipedia）

指望湖南稻米供養的也不止有江浙，廣東、福建、雲貴、江西等地，都需要湖南出產的糧食餵養。

其原因多種多樣，如廣東珠三角在清代已經人口稠密，並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窗口，人口極為稠密，且寸土寸金不宜生產糧食。而粵東、西、北的山區又並非水稻的優質產地，糧食危機始終困擾廣東。經常出現廣西的餘糧全部入粵尚且無法滿足需求，還必須從湖南調運的情況。

由於廣東平原稀缺

且人口稠密並有着更高的城市人口比例

長期是糧食進口大户

江西和湖廣（湖南湖北）是一個選擇

從東南亞進口也是一個選擇

而在貴州，由於山區更廣，人多地少，並且明清兩代改土歸流之後國家有義務保障糧食供給，湖南就成了貴州的糧食後盾。雍正8年，老臣鄂爾泰還曾提出將沅州（主體為今懷化）劃歸貴州，以免除糧食跨省調運的繁瑣手續，可見湖南對貴州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從川渝調入也是個辦法

不過在明清變革之際川渝殘破本身就是資源輸入區

而從湖廣調入不僅水路方便

而且也是湖廣填四川的一條通道

本質上，這是一次江浙產業移植長江中游的變遷，並在湖南引發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變化。

如何畝產一千八

湖南的基本地理狀態是在東、西、南三個方向為山體所包圍，湘江穿省而過，是為最精華的平原，在北方還有洞庭湖和沅江流域的平地。從水稻農耕的角度來説，這個省既有水資源豐富的優勢，也有可用土地面積略顯不足的劣勢。

水源和土地都算充足，另一個優點是交通

沿長江干線，通向西南和兩廣都有成熟的水路

在只追求自給自足的農業時代，水資源優勢比較明顯，明末清初曾有一段“穀米賤如泥沙”的糧食高度豐沛期。但隨着外省對湖南米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地緊張的矛盾也開始出現了。

雍正二年是湖南人均耕地面積的巔峯，達到了9.38畝（作為對比，今天這個數字僅為0.9畝，但由於高產稻和其他農業技術進步，湖南仍然是糧食生產輸出大省）。但此後隨着本地人口增多，這一數字開始下滑，洞庭湖畔、湘江沅江河谷已經沒有容易開發的耕地了，逼迫湖南人向湖中和林區挺進。

清朝的湖南全圖中

洞庭湖尚且是一個完整的大湖

雖然也在縮小，但比現在更大

其中新開發土地的主力是在洞庭湖區的圍田，在湖廣地區被稱為“垸田”。嶽州（岳陽）、常德、長沙過剩的農民，從康熙時期起就圍墾荒灘，新田不斷向湖中心進發。一開始這只是民間為緩衝人地壓力而採取的措施，但當地政府非但不予以阻止，還建造條件更好的官垸，與民爭地。

這麼做雖然開墾出了更多耕地

但也使得面對水患時

洞庭湖的天然調蓄功能大大減弱

（圖像來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垸田的優勢在於靠近水源，並且土壤為肥沃的淤泥，開發當年就能出產糧食。但急劇縮小的洞庭湖面積也導致了湖體泄洪能力不足，一遇暴雨往往沖垮堤壩，讓辛苦開墾的土地毀於一旦。

水災對湖南湖北的影響尤其嚴重

因這兩省有着大量的天然湖泊可做調蓄之用

而在人為侵佔水面用作耕地和城市後

這些地方往往也地勢低窪，是受災的重點

所以到了乾隆年間，官方和民間都意識到了湖田的危險，轉而向不易開發的山地進軍——這是湖南更為常見的地形。乾隆七年，為鼓勵農民開墾山地，還發布了免税令，湖南山地農田開始了一波爆發式增長，“凡山頭地角稍有開墾者無可闢”。連福建和廣東的農民也聽聞湖南新政而進入了湘東、湘南的山區從事開墾，種植雜糧、山芋作為糧食補充。

番薯、土豆、玉米這些新大陸傳來的作物

極大的豐富了世界各地的主食庫

並助推了中國在清朝時的人口激增

（可以種在坡地，且加工方式極其簡單）

（圖片來自wikipedia@miya）

這同樣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在湘西苗地，漢人農民的湧入造成了尖鋭的矛盾，以至乾隆六十年爆發了苗民暴動。在自然環境方面，粗暴的焚林開地不僅容易造成山林大火，還因草木被消滅引發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壤在開發一兩年後便被雨水沖走，石板露出地面，無法再用，山民也陷入了往復無盡的勞動中。

像這種在偏遠山區的大規模開墾

雖然能儘量養活一些人口

但也很容易使他們陷入貧窮的自給自足

（圖像來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當然好消息也有一些。

儘管有湖進田退和水土流失的現象，但湖南的農地數量還是增加的，由明代的31.7萬頃增到59.5萬頃；水稻種植面積從明代的29.4萬頃增加到51.6萬頃。而越來越緊張的耕地也促使湖南農民設法增加畝產，強化了湖南的農業技術。

向山區進發

（圖像來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另外，開發山地農田的關鍵影響因素是肥料，用以彌補山地貧瘠的缺點。這讓原本封閉的湖南山區商業得以開展。石灰、牛骨、人畜糞便等肥料從湘江河谷的富裕地區向山區轉移，促進了湖南的內部溝通。

糞肥的利用在土地資源更加緊張的江南地區更成熟

而且由於城市人口多

把城市的糞肥賣到鄉間成為不錯的生意

（圖片來自wikipedia@Malene Thyssen）

總體來説，湖南為扮演好全國糧倉的角色做出了很多努力，不斷強化自己糧食中心的地位。但熱衷於單一的產業結構，無疑是一柄雙刃劍。

米如何改變湖南

在南方口岸城市和傳統耕地全面經濟化的背景下，仍然堅持種糧的湖南通過糧食貿易獲取了大量財富。廣東、安徽、江蘇客商雲集湖南，促進了當地服務業的發展。原本因山地廣袤、有江湖阻隔而位居中國主體邊緣的湖南，在這一時期地位驟然上升。

沿海因外貿而富庶

但出口中原料佔了很大比例

廣闊的中部地區則因此而富

糧食貿易的收入盈餘，也讓過去貧窮的湖南有了資本投入燒錢的文教領域。

明末清初，由於湖南地貧民窮，且有洞庭阻隔，參與科舉考試的士子尚不到湖北的四分之一。而到了康熙年間，湖南士紳已經有資本要求南北分闈考試，並在雍正初年得償所願。科舉分會場的設置，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治經濟地位的一個側面認證，可見在遠在北京的清廷看來，湖南也確實夠格了。

最著名莫過於曾文正公

（曾國藩故居，圖片來自wikipedia@Huangdan2060）

這進一步刺激了湖南的文教發展，為湖湘集團在晚清的突出表現種下了因。

但熱鬧都屬於有錢人，基層農民在這一輪爆發中獲得的好處殊為有限。

由於糧食貿易會帶來穩定的收入，湖南農村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發展其他產業的動力，乾隆年永州總兵顧榕稱之為“湖南土產,穀米之外無他物”。沒有手工業和其他作物補充，普通農民在正常年景憑藉採購者的高糧價可以有所收穫，但在豐年則谷賤，災年則無產，都會嚴重影響生計。

而在高收購價格的誘惑下，農民往往不顧一切地賣出糧食，以至餘糧不夠一年食用和來年播種，只能在飯中摻入豆子和雜糧度日。如果遇上太平天國阻斷長江水道這樣的歷史時間，下游市場被阻塞，則湖南地方經濟完全崩潰，流民遍地。

太平天國從廣西北上

肆虐湖廣然後東進長期橫行江南安徽江西

湖南雖然不是長期的主戰場，但也令經濟趨於崩潰

（江南地區就更悲慘了）

另外，和所有高度商業化的領域一樣，湖南的糧食市場到了中後期也出現了壟斷的局面。清初一畝水田價值一金，到了乾隆年間已經價值十金，一般農民想擴大生產幾乎不可能，而一旦操作失誤被地主收購土地又不能及時贖回，最終就會成為失地農民。運氣好的還能做佃農，運氣不好的便淪為乞丐，加劇了地方貧富差距。

儘管類似問題在每個王朝中後期都難以避免，但由於晚清湖南的經濟體系過於單一，且高度依賴土地這一單一要素，情況尤其惡劣。這可能也是湖南在近代的維新革命氣息如此之重的原因。

由此看來，清代到近代的湖南真可謂中國的隱形要害之地。它不僅貢獻了湖湘集團的維新派和後來的革命志士，其出現之因更源於湖南為了填飽中國人民的肚子而做出的巨大自我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