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恩不言謝，美國創投七十年 (上)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鷹眼牛

【引子】

欲專一行，先通其史。拿破崙建議軍人們反覆研讀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古斯達夫等名將的戰史，並效法他們，他説：“這是成為偉大統帥和尋求兵法奧秘的唯一途徑！”研究美國創投史，對中國創業創新，能有哪些啓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文35537字，閲讀需要45分鐘）

上篇： 喬治，特曼 和 羅克**―**風投破繭三教父

1972年，瓦倫丁（Don Valentine）離開國民半導體公司，在沙丘路上安營紮寨。此前，他小試牛刀，順着半導體業上下游，投了幾個小項目，賺到一些錢。瓦倫丁自感摸到了投資的門道，決心投身這一行，以度餘生。於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創建了風險投資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紅杉資本”。

為了搞到錢，瓦倫丁敲開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門。年輕的銀行家翹着二郎腿，掃了一眼瓦倫丁的簡歷，輕蔑地説：“抱歉，我們只投哈佛商學院（HBS）畢業的！” 就把瓦倫丁打發了。

瓦倫丁畢業於福特漢姆大學，相當於美國“二本”。在所羅門的恥辱遭遇，他記恨了一輩子。他對哈佛商學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紅杉不招HBS畢業生。

所羅門銀行家並非矯情。那個年代，風投的確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與捕鯨：風險資本的原始形態

風險資本，顧名思義，就是冒着極高的風險，投資股權的資本形態。這是願打願挨的遊戲，投資人付出資本，創業者獲得之，雙方遵守嚴苛的約定，你情我願。即便失敗，也兩相無怨。一旦成功，雙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謝！

這種模式極其簡單，卻威力無比。

風險投資雛形，可以追溯到西歐文藝復興時期。彼時商人僱用船隻，開展海外貿易，船長和船員分得部分利潤作為酬勞。Carried Interests即來源於此，意指船隻“承載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史上首個重大風險投資事件，乃國家意志的產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美豔驚人，才思敏捷。她經由聯姻和軍事手段，於1492年統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倫布的再三請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險。經年的戰爭，國庫空空如也，女王毅然變賣首飾，拿出私房錢，慷慨資助哥倫布。

這一英明的決定，回報無比豐厚：哥倫布竟然發現新大陸，滿載而歸，極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領地，帶來源源不斷的黃金收入，西班牙一躍成為歐洲霸主，女王由是成為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但系統化採用類風險投資模式的，當數美國捕鯨業。

2.捕鯨業的風險模式

獨立戰爭後，美國內需旺盛，人們將目光投向海上。鯨魚渾身皆為寶，捕鯨回報驚人，但風險巨大：捕鯨船與給養需要投入巨資，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災人禍頻發，一不小心就會葬身大海。根據文獻，19世紀從麻省新貝福出發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沒或損毀。

捕鯨船發現鯨羣后，船員分乘幾隻小艇，全速靠近目標，艇員高舉錚亮的標槍，瞄準大鯨，使出渾身力氣，狠狠擲去，十數投方中。中槍的鯨魚又驚又痛，拖着標槍與繩索，拽着小艇，玩命狂奔，龐大的身軀在巨浪裏翻滾掙扎。滿載船員的小艇左衝右撞、上下顛簸，直到鯨魚精疲力竭，不再反抗。追捕過程持續數十分鐘到數小時，小艇再劃數海里，將大鯨拖回大船，伴隨血油、腥臭、燻火和濃煙，作業數日乃至一週，才能完成切割、煉油、取皮、割須等工作，收穫戰果。

電影《海洋深處》劇照

影片《海洋深處》改編自小説《白鯨》與同名獲獎作品，敍述驚心動魄的海洋悲劇。1819年，Essex號捕鯨船航行了一年，捕獵一條碩大無比的抹香鯨，憤怒的大鯨強力反擊，摧毀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員棄船逃亡。他們歷經艱險，忍受數月的飢餓、病痛和殘殺相食，最終僅八人生還。

既然捕鯨如此兇險，共擔風險才是好辦法：多位投資者合作提供絕大部分資金，船長也投入少量資本。捕鯨業的激勵機制與今天VC業相若，投資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潤，剩餘利潤由船長和船員支配。捕鯨業的整體投資回報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達15%，最高甚至60%。

捕鯨業可觀的回報，吸引了無數資金進入，成為十九世紀美國五大支柱產業之一，高峯期美國捕鯨船隻數量佔全球八成之多。

捕鯨業的資本大冒險，奠定了美國風險模式的經驗基礎。

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風險資本開始活躍，從大修鐵路，到卡內基建立鋼鐵帝國，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愛迪生的電氣革命，都有風險資本的影子。進入二十世紀，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範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國富有家族，嘗試投資新興科技企業，不過這些都還只是有錢人的業餘愛好（hobbies）和玩票性質。

二、哈佛與ARD：風投的搖籃

系統化的風險投資是從美國東部開始的。人們習慣將VC與硅谷畫上等號，這不過是錯覺！ 哈佛大學商學院（HBS）才是名副其實的“風投黃埔軍校”，“校長”則是喬治（GeorgeDoriot）教授，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共同導師。

喬治生於法國，22歲來到美國求學，本要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卻陰差陽錯去了哈佛商學院。畢業後，他先在華爾街廝混，1924年榮歸哈佛，在商學院（HBS）講授《製造學》。喬治教授特立獨行，摒棄案例教學法，課堂上總是從頭講到尾，但他長於研究產業，很受學生的歡迎，很快躥升為大牌教授。

1930年代，“大蕭條”摧毀了新英格蘭的傳統經濟，紡織和服裝業開工嚴重不足，和我國傳統產業今天的處境極為相似。以MIT校長康普頓（Karl Compton）為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術改造當地產業，推動經濟轉型。喬治積極參與其中,他還和一位物理學家以“企業協會”（Enterprise Associate）名義，募了30萬美元資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業的可行性。

二戰爆發打斷了他們的計劃。喬治教授入伍，負責美國陸軍的補給規劃工作，官居軍需部計劃局司令，陸軍准將。戰爭甫一結束，他即返回哈佛，重執教鞭。

1946年，以康普頓為首，波士頓名流們重拾計劃，發起美國研究開發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選喬治為公司總裁。喬治戰前為“企業協會”效力時，學到一個教訓：必須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有足夠的掌控力。

因此ARD採取了新做法，通過發行股票，公開籌集到350萬美元，再投給初創科技企業。受到ARD眷顧的公司，最為出名的要數DEC（Digital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資10萬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終退出的時候，回報高達700倍。

ARD的創舉，歷史意義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説是VC行業的起點，發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帶來極大的示範效應，為初創企業尋求股權資金的支持開闢了新路，標誌風險投資的真正誕生。

喬治經營ARD的同時，繼續在HBS講授《製造學》，佈道產業與創新理念，培養了一大批風險投資新秀。教授的的門生成千上萬，很多人成為大型企業高管，也有人從事金融和投資。其中，羅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後將繼承衣缽，成為風投巨擘，大放光芒。

幾乎ARD創立的同時，先鋒影業老闆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脱離原有的業餘玩法，設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資500萬美元，開展更為系統化的風險投資。他們將這個新玩法，定義為“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這是VC一詞的正式由來。

雖然創業土壤日漸肥沃，風險投資業的成型尚需兩大基礎條件：錢和人。喬治教授在東岸的實踐，培養了一批風險投資人士。但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此前依賴個人和家族，難以規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個人為主，轉向了機構為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蘇爭霸是橫亙上個世紀的持久事件，“冷戰”對美國經濟和現代科技的影響，非常之大。

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衞星，震動了美國。為了奪取科技和軍事優勢，全美從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業，舉國推動創新。

國會於1958年通過《小企業投資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Companies Act），聯邦政府核准設立一批小企業投資公司 (SBIC)，提供槓桿資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業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貸款。

美國政府早在二戰期間，就大力扶持民間科技創新，以解決軍需，主要面向大型企業與著名高校。SBIC機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規模向私營中小企業傾斜，標誌美國政府創新政策的重大調整。

其結果是SBIC數量劇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帶來不少創新成果，佼佼者如喬治的哈佛學生錢伯斯（Frank Chambers），他創辦 Continental，利用這個政策，投資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績。

SBIC機制，解決了風險資本的來源，但存在爭議。SBIC的決策極其保守，政府主導的政策落地不順。在1966年至1967年間，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數十億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檢討SBIC政策的得失，人們已較為從容。持正而論，SIBC的負面效果當為事實，然而其好處也很明顯：SBIC普及了創業和投資理念，為美國培養了一大批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

這個政策其後不斷修訂，已和當初相去甚遠。其衍生的“中小企業政策”，作為美國政府刺激創新的手段，經歷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仍在發揮作用。

硅谷的誕生，是個意外**―****布什，**特曼與斯坦福

灣區擁有温暖的氣候，包容的文化，隨着鐵路和港口興起，人才接踵而至。周邊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機構林立，科技日漸發達，1930年代灣區無線電產業羣初步成形。

但硅谷自由創新氛圍的形成，要歸功於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父親是斯坦福大學教授。特曼有濃厚的斯坦福情結，曾在這裏長期執教，並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帶，被稱為“硅谷之父”，使斯坦福成為美國西部的創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時體弱多病，生病期間整日與無線電為伍，成為無線電業餘愛好者。他本科就近入讀斯坦福大學，學習化學，讀研時遵從內心，改學無線電，在MIT取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特曼博士畢業後，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園探親時患上肺結核，被迫在加州修養一年，MIT教授夢成為泡影。考慮到加州氣候温暖，適宜養病，特曼決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為其"無線電工程學"教授。 若非此變，特曼就不可能日後成為“硅谷之父”了，也許硅谷根本不會存在。

對特曼影響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導師、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總統無親戚關係)。布什教授是模擬計算機及美國科技管理體系的主要奠基人，創建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布什熱衷政治，長期擔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羅斯福總統任命他為美國史上首個總統科學顧問。二戰期間，布什教授擔任美國研發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簡稱OSRD）局長，統領美國戰時幾乎所有的軍事研究項目，管理6000多名美國頂級科學家，在無線電、雷達、計算機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為“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研究項目代號）。

布什教授提倡大學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為產品研究與開發中心。他建議美國政府提供經費，大力支持科學研究，讓大學和私營企業依照實力競爭科研經費。二戰永久地改變了美國軍方和高校的關係，受布什的推動，OSRD將大量課題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導師可不講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學在競爭研究課題中失利。OSRD撥款給高效的４億５千萬美元經費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大頭，斯坦福研究水準欠佳，因此只分得區區５萬美元的零頭。特曼只好離開斯坦福，到波士頓去領導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幫助盟軍進行電子對抗。

戰後，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擔任工程學院院長。他決心扭轉斯坦福大學科研落後的局面，改變政府的偏見。特曼首先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多位頂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創建斯坦福電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學院的水準。實驗室成立不久就贏得軍方源源不斷的合同。從1955年到1965年，特曼擔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大幅擴充科學與工程科系，獲得美國國防部來的重金資助，幫助斯坦福大學進一步提升了學術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簡化學校科研成功的轉讓。與波士頓周邊的大學傳統不同，特曼鼓勵斯坦福工程學院的學生創業。由此，斯坦福大學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學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於1939年在車庫裏創辦。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時，Hewlett和Packard誰該放在名字的前面呢？ 這可難不倒他們兩！通過扔硬幣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贏得優先命名權，公司於是命名為HewlettPackard,中文譯為惠普。特曼教授幫助惠普獲得啓動資金貸款，還介紹客户。公司從電子振盪器起家，很快發展成首屈一指的新興測試儀表巨頭。

1951年，特曼還創建了斯坦福科技園,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園，佔地約600英畝。科技園吸引了許多高科技企業入住，包括惠普、柯達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雲集了數千家科技企業。這裏成為產學研結合的試驗田，奠定了硅谷電子業的基礎。以此為中心，硅谷逐漸形成全球矚目的科技產業區。

近二十年，中國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進產學研結合和科研成功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響力同斯坦福大學還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樣，搞成了房地產。

受軍事和新興技術的帶動，電力、電子、半導體工業、軟件和互聯網行業，在灣區特別是硅谷地帶陸續崛起，風險投資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Rock：風險投資第一人

稱羅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應無異議。他是最早登上《時代》週刊封面（1984年）的風險投資家，投資成果包括仙童半導體、SDS、英特爾、蘋果，他在這些公司的創辦中極為關鍵。

羅克是俄國猶太移民的兒子，短暫從軍後，在雪城大學修讀政治學和金融，後來入讀哈佛商學院，是喬治教授的學生。羅克1951年從HBS畢業，前往紐約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憑藉熱情、悟性和專注，成為科技領域的投行家。猶太人在創業與投資史上，比較活躍，佔有獨特的地位，到處都有他們的影子。

1957年，是風險投資史上的一個大年！此年發生了兩件大事：（1）在美國東部，喬治推動ARD投資了DEC；（2）在美國西部，他的學生羅克撮合仙童家族資助八個科學家，創辦仙童半導體。

有了仙童半導體，硅谷才能成為真正的“硅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導體之前，硅谷其實只是“微波之谷”(MicrowaveValley)，電子管和無線電才是當地核心科技產業。仙童半導體的重要性，在於其為“硅谷人才搖籃”，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頂尖的技術、管理和投資人才，奠定了硅谷的日後產業和投資的基礎。

1.仙童半導體的接生婆

仙童半導體的誕生是個傳奇，它是羅克投資生涯的起點。一個偶然的機會，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户兒子的求職信,請求幫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實驗室的七個科學家集體找份工作。寫信者名叫克萊納（Eugene Kleiner），來自加州，是七個科學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晶體管發明人，1956年榮膺諾貝爾物理獎之前，這個大孝子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離開貝爾實驗室，回到灣區組建肖克利實驗室，網羅一批科學家，專門研究晶體管。可惜肖克利是個學閥，難以相處，實驗室的七位核心人員忍無可忍，決定集體跳槽，希望找到棲身之所，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大約需要150萬美元。 投行將這個艱鉅的任務,交由擅長科技領域的羅克完成。

叛逆八人幫:仙童半導體的創始人們

對客户兒子的請求，羅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個好辦法：乾脆找人出錢，與幾位科學家設立全新的公司，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海登石還能從中賺取一筆佣金。找錢並不容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吃了閉門羹。陷入絕望之際，第36個投資人買了單，照相機廠商仙童家族早年資助過IBM的創建，是IBM的最大個人股東，對科技投資有興趣。雙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萬美元，包括克萊納在內的七個科學家，連同半路加盟的諾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離肖克利實驗室，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雙方約定，仙童家族佔股20%，科學家們每人佔股10%，仙童未來有權以300萬美金價格將公司整體收購。

羞憤之餘，肖克利將八人稱作“叛逆八人幫”（The Traitorous Eight）。諾伊斯成為八人的頭兒，負責仙童半導體的經營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來沒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個科學家認為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誘，差不多是裹挾他出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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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童半導體一帆風順，那個年代芯片用量少，需要定製，美國軍方成為仙童的大客户，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隨後，仙童執行了全資收購協議，八個科學家每人分得一筆錢，從股東變成公司僱員，純為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導體和母公司分別位於加州和紐約，溝通不暢，加上母公司控制慾日漸增強，雙方隔閡與衝突不斷。自由慣了科學家們，本已財務自由，於是紛紛再度走上逃離之路。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拉斯特(Jay Last), 羅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創辦了Amelco，就是後來的Teledyne，從事半導體測試技術。羅克瞅準了這個機會，投了Teledyne一小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1962年，克萊納也出走，創辦了Edex，轉行教育科技事業，在套現出售之後，創立KP，打造了硅谷最頂尖的創投基金。

公司總裁諾伊斯(Robert Noyce)與研發主管摩爾(Gordon Moore)堅持到1968年，終究一起離開，順道帶走了工藝專家格魯夫（Andy Grove），創辦英特爾。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額布蘭克(Julius Blank)，也相繼離開。

既然創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無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導體銷售副總裁瓦倫丁（Don Valentine）追隨仙童半導體運營總經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國民半導體（NationalSemiconductor）,隨後創辦紅杉資本。瓦倫丁的手下人馬庫拉（Mike Markkula），日後成為蘋果投資人和聯合創始人。

兩年後，瓦倫丁的繼任者、仙童銷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離職，帶着七位同事創辦AMD，成為前老闆諾伊斯和摩爾創立的英特爾的長期對手。AMD和英特爾的複雜關係，我們後來再談。

隨着仙童半導體的人才不斷溢出，灣區半導體創業如雨後春筍一般。硅谷有一半的半導體公司，直接或間接源自仙童。據説1969年半導體工程師大會400位與會者中，只有6%來自仙童之外！

羅克作為“叛逆八人幫”的伯樂，敏鋭地意識到，加州的科技創新大有作為。他決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腳。

羅克(Arthur Rock)

2.創辦Davis& Rock，投資SDS

羅克在紐約時，和加州地產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結識了其副總裁戴維斯（Thomas Davis）。戴維斯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律系，二戰中因公負傷，在舊金山治療康復並留在灣區。

二人此後維持非正式的合作關係，無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維斯於是離開，轉而和羅克合夥創辦Davis& Rock公司，全力從事風險投資事業。募資工作並不難，羅克在東部的人脈幫了大忙，Davis& Rock一共募集了500萬美元。

這期基金實際只投出300萬美金，總回報卻高達基金總額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學數據系統公司）貢獻了絕大部分收益。基金對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萬美元（亦説100萬美金），佔80%股份，羅克擔任SDS董事長。8年後施樂以10億美金天價收購SDS， Davis &Rock收益竟有兩百多倍。

SDS由派裏維斯基(Max Palevsky)為首的十多位計算機科學家創建，在全球最先採用集成電路和硅晶體管，開發出大型計算機，產品性能優良，價格便宜。在美蘇太空競賽期間，SDS向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等軍事機構出售了高性能計算機。羅克在董事會上，多聽少説。派裏維斯基對羅克言聽計從，他將SDS的成功，歸於羅克“堅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勝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個特殊之處，它是首個給高管之外的普通員工發放期權的初創公司。

作為SDS的投資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個特別之處，他們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為酬勞，這個比例成為VC行業標準，直到KP出現後才有所改變（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盤，羅克和戴維斯分得的利潤高達1600萬美金之巨！

羅克和戴維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維斯開放，熱情，健談；羅克安靜，憂鬱，沉默寡言。二人只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揚鑣了。發財後，兩人都想“休息一下”，卻也彼此都沒閒着。戴維斯與人合作創辦Mayfield基金。 羅克短暫和他人合夥創辦了Arthur &Associates，但回報一般，乾脆成為投資“個體户”。接下來他投資了英特爾和蘋果，聲名大振，成為西海岸VC翹楚。

3.輕鬆投中英特爾

半導體和微處理器改變了世界，英特爾是此中先鋒。投資英特爾，是羅克的大手筆。

諾伊斯和摩爾在仙童半導體漸感厭煩，想要創辦自己的事業。他們認定半導體存儲大有可為，於是找到羅克，請他再次幫助籌集資金。羅克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他撰寫的商業計劃書堪稱經典，只有一頁半。羅克僅用一下午就從15個投資者手中募得250萬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萬美元，Venrock也參與了投資。

羅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個投資者，是磁存儲器專家，認為“半導體存儲沒有前途”，極力阻止羅克投資英特爾。羅克權當耳邊風，不加理會。羅克後來回憶説，出於對諾伊斯和摩爾夥伴的絕對信任，這是他投資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項目！

諾伊斯，格魯夫，摩爾

英特爾的英文名稱Intel，取意“集成電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這是摩爾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過5個英文字符”的標準，易記，響亮！英特爾是硅谷寵兒，其創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為硅谷象徵。

諾伊斯和摩爾都是科學家，生產不是他們的特長。格魯夫成為英特爾第一個僱員，從仙童半導體跳槽英特爾。格魯夫原本是仙童半導體生產負責人，精通流片和生產工藝。多年後他繼任英特爾CEO，將公司轉型為處理器霸主。

與SDS派裏維斯基一樣，格魯夫總是將英特爾的成功，歸功於羅克。

4.完美錯過AMD

羅克錯過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創建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諾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創辦英特爾，但不知為何遭摩爾反對而作罷。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導體呆不下去了，新來的總裁將其解僱。失魂落魄的桑德斯，只好帶着七個兄弟自尋出路，創辦了AMD。

AMD團隊遠沒有英特爾那般閃亮，融資談何容易？他們為投資人準備的70頁詳細商業計劃書，幾乎無人問津。桑德斯拜訪的第一個投資人就是羅克，羅克不看好這個強銷售、弱技術的團隊，拒絕幫助。

英特爾的諾伊斯這時善心大發，他和幾位仙童及英特爾同事們一起，幫助桑德斯勉強湊足150萬美金，AMD終於成立了！這些信任他的人沒有失望，十多年後AMD上市，他們回報高達數十倍。

羅克投資的項目不多，卻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論很簡單，就是隻投人。羅克對技術一竅不通，他的口號是“投對人”（Back theright people）：注重創始人的人品、動機、市場能力、經驗技巧、財務能力和領導力。

在評價羅克的輝煌成就時，紅杉創始人、相當孤傲的瓦倫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來，無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風險投資家

喬治教授開創了現代風險投資業。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主要是喬治教授的哈佛門生、ARD職業經理人，及美國的富有家族組成，其中包括羅克。這些人相互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965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東岸先後成立了灰鎖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River）等新基金，多數創始人來自ARD和哈佛商學院，和喬治教授有密切的聯繫。

以灰鎖基金（Greylock）為例。灰鎖成立於1965年，由三個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創辦，其中二人在ARD為喬治工作過。 領頭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長時間內是ARD第二交椅，負責日常決策，活在喬治教授的陰影下。他很希望發出自己的光輝，因此創辦灰鎖。灰鎖基金創立至今，始終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個IPO退出和100多個併購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紐約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後塵，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開展系統化投資。Venrock取名於Venture & Rockefeller的縮寫，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擔綱大任，他畢業於哈佛商學院，和Arthur一樣也是喬治教授的學生。

Venrock業績輝煌，先後領投過英特爾、蘋果等。我國富有家族正在經歷第二代傳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權投資經驗，值得國內有錢人學習和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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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的風險投資，起步雖比東部晚，活躍度卻遠超東部。活躍在西岸的，除了羅克和戴維斯，還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約翰遜（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盧卡斯（Don Lucas）、布萊恩（John Bryan）、愛德華茲（Bill Edwards）等等，好幾位也是喬治的學生。

美國西岸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創立，三個創始人都有軍方背景，分別是華爾街銀行家、二戰軍官德雷珀（WilliamDraper, Jr.），蘭德智庫創始人羅恩·蓋瑟（Rowan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軍將領安德遜（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過，熟悉灣區的經濟環境。DGA的主要出資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個大人物實在太忙，無暇顧及項目，不能在一線親力親為，運作幾年就清盤了。

DGA業績平平，歷史地位卻極為重要。DGA不僅開創了美國西海岸風險投資活動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羅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採用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兩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風險投資的法律架構基礎。

公司解體後，DGA幾個年輕人自尋出路，創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兒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資人盧卡斯（Don Lucas）, 在DGA盧卡斯投了國民半導體。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風險投資家。DGA創辦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兒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總統是耶魯大學同學，參加過朝鮮戰爭，哈佛商學院畢業後進入鋼鐵行業，1959年起跟隨老爹在DGA學習投資。其後輾轉多次，成立賽特-希爾基金（Sutter Hill），開創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資過Hotmail和百度等項目，他對Skype的250萬美元投資回報高達25億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後，喜歡拓展海外業務，他的兒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則在1985年成立了德豐傑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號，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產生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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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DGA後，盧卡斯也變成了單幹户，投了芯片設計EDA工具企業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資有兩個，一是幸運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軟件（Oracle），捧紅了埃裏森（Larry Ellison），贏得盛名。埃裏森在節制、低調的硅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斷搞出桃色新聞，甲骨文業務卻蒸蒸日上，獨霸數據庫領域數十年，但是最近中國的裁員風波動靜極大，外資在華越來越不適應。

盧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後塵，投了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竭力為其背書，捲入硅谷近年最大的創業神話醜聞，顏面掃盡！這起醜聞，被寫成新書《壞血》（Bad Blood）。

Theranos創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從斯坦福本科輟學，創辦了Theranos。她宣稱找到一種黑科技，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無數項化驗。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領衫，魅力四射，有“下一個喬布斯”的美譽，榮登《福布斯》和《財富》的封面。在騙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數億美金，估值高達90億美元，獲得了大量政、商、學名流的追捧，投資人包括學術權威羅伯遜（ChanningRobertson）、 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傳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硅谷如雷貫耳的投資家們。紙包不住火，Theranos的騙局終於被捅破，盧卡斯作為公司最早的投資人之一，十分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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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和羅克分開之後，1969年和另一個“戴維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並無親戚關係）合作創建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現一般。但他堅持了下來，圍繞斯坦福大學投資科技企業，其輝煌的投資業績包括3Com、Amgen、雅達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閃迪（SanDisk）。

關於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寫幾句，國內的金沙江創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曉峯四位。

仔細分析，早年國內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乾爹”撐腰。IDG、賽富、紅杉、GGV、DCM、光速、紅點、晨興，無一例外。今天國內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幾匹“黑馬”跑成了“白馬”，更多人還在努力追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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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羣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羅克自己投了英特爾和蘋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騰（Tandem）；盧卡斯再造了國民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後來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爾，蘋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騰，3Com和康柏電腦，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眾生，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數量極少，個個都是精英。1969年美國VC界在舊金山MarkHopkins酒店舉辦行業聚會，差不多全美主要風險投資人士都到了場，也就20人上下。

進入1970年代，以KP和紅杉為代表，第二代風險投資家開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資家，KP和紅杉這些後來者更為機構化，相互之間合作少，競爭多，還更加重視投後管理工作。

投資需要時代的機遇。第一代風險投資者，趕上了半導體和大型計算機的發展。天賜良機，KP和紅杉這一代人，遇到個人電腦時代和互聯網的崛起，取得了更為驕人的業績。

中篇：創投驕子第二代：KP與紅杉的PK

相比今天的芸芸眾生，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數量極少，個個都是精英。1969年美國VC界在舊金山Mark Hopkins酒店舉辦行業聚會，差不多全美主要風險投資人士都到了場，合計不過20人。

進入1970年代，第二代風險投資家開始崛起。後來者更為機構化，合作少，競爭多。其最大的看點，是KP與紅杉的競爭。同在沙丘路上的這對鄰居，較量了數十載。

一、1972：KP創立

大名鼎鼎的KP（也叫KPCB），辦公室就在紅杉的隔壁，緊挨着硅谷銀行。KP創立於1972年，應比紅杉早數月，創始人克萊納（Eu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導體的老將、八個創始人之一， 另一創始人珀金斯（Tom Perkins）是惠普電腦業務的創辦人，也是喬治教授在哈佛商學院的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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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納是個猶太人，出生在奧地利，隨父母逃到美國紐約。碩士一畢業，他便不顧父母反對，追隨肖克利博士（WilliamShockley）。但是很快他和肖克利實驗室的其餘6個科學家無法忍受肖克利的壞脾氣，於是他寫信給和父親有生意往來的海登石投行，杜爾幫助他們完成集體跳槽，創辦了仙童半導體。

克萊納在1962年離開仙童，搗鼓了愛德思（Edex），研發教學儀器，在1965年作價500萬美元賣給雷神（Raytheon），徹底財務自由了。受限於鎖定期，他在雷神工作了幾年，業餘參與一些早期投資，1968年英特爾成立時他是羅克（Arthur Rock）搞定的15個初始投資人之一。同時他也是Davis & Rock基金的個人LP,常常幫助基金評估技術企業，對風險投資行業興趣日增。 

1972年，克萊納希望成為全職的風險投資家。最早他想和Davis & Rock基金的老將戴維斯合作，但戴維斯已名花有主，創辦了Mayfield Fund，不想再攬新的事。

與克萊納不謀而合，惠普老將珀金斯此時也想加入風險投資行業。投資銀行家羅伯遜(Sandy Robertson)極力撮合二人聯手。克萊納與珀金斯對此議毫無興趣，然礙於情面，硬着頭皮見了面，居然發現彼此非常欣賞，有點相見恨晚之感。不久，他們就正式成立了Kleiner Perkins基金，簡稱KP（後來又多了兩個合夥人Caufield和Byers，就變成了K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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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金斯本科就讀MIT，在軍工企業工作幾年，去哈佛商學院進修，是喬治教授的得意弟子。珀金斯受到喬治的賞識的緣由，充滿神奇色彩。開學講授第一課，喬治舉着《紐約時報》説，閲讀一份報紙最多隻需四分鐘，他問全班學生們，讀報應該先看哪兒？答案五花八門，“頭條”、“標題”、“股市”和“社論”者皆有。只有珀金斯不慌不忙地舉手回答：“訃告！”全班發出一陣訕笑。這個回答令喬治驚奇不已，他當場宣佈珀金斯為全班最精明的同學，“訃告很少能撒謊，無疑是整個報紙最真實的板塊！”

珀金斯讀完哈佛MBA，加入初創不久的惠普，不滿待遇太低，遂轉到諮詢業。喜新厭舊的珀金斯，很快感到諮詢工作很無聊，想殺回馬槍，就向惠普兩位創始人坦白認了錯，被安排去他們和DGA合作的一家光學公司工作，直至IPO。此番歷練之後，他得以重回惠普，組建了惠普研發中心，稍後便掌管新闢的計算機業務。兩位創始人對珀金斯格外寬厚，默許他在惠普任職的同時，還與他人合夥經營ULI激光公司，珀金斯擁有ULI三分之一股份，幾年後公司被併購，珀金斯成功套現，晉身百萬富翁。

珀金斯：KP聯合創始人

珀金斯再度離開惠普，純屬無奈。早在二戰期間，惠普創始人休利特應徵入伍，另一創始人帕卡德獨自支撐公司，業務發展很快，帕卡德並未調高自己的股份，休利特甚為感激。到了1969年，輪到帕卡德開小差。他一時興起，對政治產生興趣，獲尼克松總統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惠普這時業務極為龐大，珀金斯難以獨撐，遂提升珀金斯做搭檔，分擔經營管理之責。

誰知帕卡德做了兩年官，深感宦海兇險，縮回到惠普。珀金斯的“搭檔”地位頓時很尷尬，他於是二度離開惠普，騰出原本就屬於帕卡德的位子。

珀金斯不想再打工，但又希望與科技創新沾點邊，不斷嘗試新事物，VC這一行正好符合他，就在他人撮合下，和克萊納合創了KP（Kleiner Perkins）。

珀金斯一直心繫惠普，曾兩次重返惠普擔任董事。惠普董事會內鬥嚴重，珀金斯在其中舉足輕重，2006年，惠普鬧出“董事會電話門”醜聞，珀金斯憤而辭職，從此和惠普斷絕了關係。

珀金斯花邊新聞不斷。他興趣廣泛，生活奢侈，超級愛玩，投資之餘寫小説、藏名車，資助芭蕾舞。他還是全球帆船界的大名人，在法國賽事中意外撞死了一名選手，坐了幾天班房，出來後以錢消災。

珀金斯於2007年撰寫回憶錄，名為《硅谷巨人》（Valley Boy），對自己的經歷直言不諱。他不幸於2016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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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的第一期基金800萬美金，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基金。戴維斯介紹的億萬富翁希曼（Henry Hillman）出資400萬，洛克菲勒家族出資100萬，其餘主要由保險公司出資。

募易投難！ KP最初出師不利，投資的前幾個項目皆不盡人意。遇到這等邪門事兒，克萊納和珀金斯趕緊復了盤，結論是這些公司的產品方向和創始人能力，都不大行。

既然投別人不行，何不乾脆投自己？在從事VC職業之前，二人本是成功的創業者和管理人。 KP遂調整策略，不再坐等項目上門，而是自己找方向、辦企業。

KP的轉型過程，天騰電腦和Genentech兩個項目發揮了關鍵作用，二者均由KP參與創辦的，CEO都是KP的職員。

1**．KP投資天騰電腦（Tandem）**

投天騰電腦（Tandem）的成功，完全歸功KP對計算機業的深刻認知。

崔必格（Jim Treybig）之前曾負責惠普電腦的營銷工作，是珀金斯的手下。珀金斯將其聘到KP，希望他來搞營銷。奇怪的是，崔必格不務正業，成天琢磨如何創業。他希望開發一種永不宕機的強悍電腦，服務銀行、券商、電信業。精通電腦的珀金斯喜歡上這個主意，親自撰寫了商業計劃書，到處推銷。出乎二人的預料，除了約翰遜（Pitch Johnson）和Mayfield基金有意投資，項目到處碰壁。

關鍵時刻，KP決定自己上！KP拿出基金五分之一現金，支持崔必格創辦了天騰電腦。珀金斯親任公司董事長，崔必格任職CEO。 1977年公司IPO時，這筆錢為基金拿回了1.5億美金的回報，是整個基金總額的20倍，KP藉此一炮打響。1997年康柏收購了天騰電腦（其後又為惠普所收購），崔必格試圖阻止併購，珀金斯只能強行廢掉崔必格，二人結怨。

天騰電腦之可靠，至今仍在起作用。

2**．KP投資金泰克（Genentech）**

金泰克（Genentech）是風險投資史上第一個生物科技類項目，源自KP另一個失敗的投資，卻取得巨大成功。。

KP投了Cetus公司，研發生物實驗設備，創始人是兩個醫學博士，缺乏商業頭腦，公司步履蹣跚。萬般無奈之下，KP招募史萬森（Robert Swanson）作為KP基金合夥人，管理Cetus項目。史萬森是個天才，畢業於MIT，只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化學學士和斯隆商學院MBA兩個學位。加入KP前，他在花旗風險投資基金工作。

史萬森發狂地研究生物技術這個新興領域，愈發感覺前景無限。為了啓發Cetus的兩個創始人，史萬森帶二人和珀金斯拜訪Cetus的天使投資人格拉澤（Donald Glaser），請求指點。

格拉澤是1960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在生物領域也有造詣。交談中格拉澤提到DNA開創性研究，由加州舊金山大學博耶（Herb Boyer）和斯坦福大學科恩（Stanley Cohen）合作完成，該技術可以實現基因重組。

史萬森天生敏鋭，立即意識到其潛在的巨大價值。他試圖説服Cetus朝這個方向轉型，竟遭到兩個創始人拒絕。史萬森不死心，他電話裏纏着博耶教授，要求當面探究DNA技術的商業前景。博耶同意在週五下班之際，給史萬森5分鐘時間。然而二人會面相談甚歡，交流持續數小時，從辦公室一直談到酒吧。討論的焦點是商業化路徑與時間，博耶認為尚需10年，史萬森卻認為要不了那麼久，並終於説服了博耶教授，一起創辦企業，將其儘快投入商業化。

史萬森迅速行動，他撰寫了詳細商業計劃書，交給珀金斯。KP躊躇再三，還是決定試一下，投入一小筆資金，啓動了項目。公司命名為Genentech（金泰克），1978年成功合成了人工胰島素，帶來糖尿病治療的革命。金泰克1980年順利上市，KP的回報已逾上億美金，如果持有股票到今天，則有百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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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一期基金業績異常出色，是個優秀基金的典型樣本：一共投了17個項目，4個徹底死掉，3個不死不活，3個保本，4個取得相當不錯的回報，還有3個回報驚人：Qume回報30多倍，是個本壘打（Homerun），天騰電腦和Genentech兩個項目回報分別為100倍和數百倍，貢獻了基金90%以上的利潤。

KP****第一隻基金表現（數據源：John W.Wilson）

與第一代投資人羅克（Arthur Rock）一脈相承，KP堅定地相信“人”的力量，無比重視CEO和創始人的個人能力。但這並不表示KP忽視其它要素，理解業務是必須的！珀金斯閲讀商業計劃書的方式尤其特別，“從後往前看，如果數字很大，我們再到前面看看這是什麼好生意。”

隨着KP的創立，越來越多的新興投資機構來到沙丘路。KP的名氣很大，其看中的項目有時會被其他人撬走。為掩人耳目，KP搬至舊金山辦公，多年後才重回沙丘路。

雖比紅杉晚了兩年，2007年KP還是進入了國內，組建了豪華的投資團隊，原本要大展拳腳，但其團隊的機制似存缺陷，引起後遺症，出現水土不服問題。KP中國團隊後來業績回升，可惜品牌創傷太深，不易恢復。同時期，KP美國也犯下大錯，重倉清潔技術，錯失互聯網下半場和移動互聯網。這和紅杉的發展，有着天壤之別。

二、1972：紅杉之立

紅杉同樣創立於1972年，較KP略晚數月。

和KP一樣，紅杉也發端於仙童半導體，創始人瓦倫丁是硅谷早期的名人。瓦倫丁早年家境貧寒，1954年畢業於福特漢姆大學，然後入伍，成為海軍專職水球運動員。瓦倫丁退役後在紐約電子企業幹銷售，但他目光遠大，認為加州前途無量，便想方設法回到加州，尋機加入仙童半導體，繼續從事銷售工作。

那時仙童半導體創立不久，八個創始人銷售五方，公司銷量不大。瓦倫丁加盟仙童後，他一方面提高售價，另一方面建立渠道，讓利給中間商，從而打開局面，銷售額短短几年從百萬美金直增至上億美金！到了1967年，瓦倫丁不再滿足單純的銷售崗位，他跳槽到國民半導體，從事更為全面的工作。

多年來，瓦倫丁參與眾多早期科技項目的評估。彼時芯片多需定製，公司資源有限，瓦倫丁只得開發出一套方法，決定優先承接哪些定單。他還據此投了幾家初創公司，小有所成，積累了投資經驗。業餘時間，他也去投行和金融企業講課，傳授科技知識，幫助分析科技產業和各類公司。

瓦倫丁：紅杉創始人

仰慕瓦倫丁的大名，Capital Group找上門，力邀他加盟，創辦風險投資部門，1975年他從Capital Group獨立出來，成為今天的紅杉資本。

在精英雲集的資本界，福特漢姆畢業生瓦倫丁開局不順。第一期基金，募集工作花了一年半。他又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基金如何運作。到他投出第一個項目的時候，距離紅杉創立已有三年。紅杉的第一個案子，是向遊戲商Atari投資60萬美元，Mayfield和另外兩個投資者跟投，一年後賣給時代華納公司，獲得4倍回報，瓦倫丁好歹是開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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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風投項目，都是純科技類，很多投資人是銀行家出身，技術上很外行，他們時常求助瓦倫丁評估初創企業的產品和技術，因此紅杉具有獨特的優勢。

自古英雄不拘一格，瓦倫丁脾氣暴躁，不講情面，其嚴厲的風格與國內一位創投大佬十分相似，創業者對其是既愛又怕！

瓦倫丁在硅谷也以驅逐CEO而聞名，投資思科之後，便將創始人夫婦邊緣化，卻一手締造了思科此後的新輝煌。

1**、投資蘋果**

紅杉瓦倫丁差點兒就錯過蘋果公司。他在蘋果項目上賺得大名，卻沒掙到大錢。

喬布斯（Steve Jobs）曾在Atari短暫工作過。創辦蘋果電腦時，喬布斯亟需找到風險投資人，因此求助Atari老闆布什內爾。 布什內爾將他推薦給Atari的投資人瓦倫丁。瓦倫丁開着豪華奔馳轎車，前往蘋果公司所在的車庫，但他同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Stephen Wozniak）卻不歡而散。瓦倫丁憎惡喬布斯不修邊幅、渾身怪味的模樣，形容此人的邋遢如同胡志明，看着像是“人類的變種”。他尤其不滿喬布斯對市場需求缺乏想象力，營銷經驗也不足。但他還是經不住喬布斯的再三請求，於是把他介紹給馬庫拉（MikeMarkkula）。

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

馬庫拉起初在仙童半導從事營銷，是瓦倫丁的手下干將。離開仙童後，他追隨諾伊斯在英特爾負責營銷。英特爾上市後，馬庫拉憑藉股票發了財，卻在競爭副總裁職務中落敗，年紀輕輕就退休了，成為天使投資人。

馬庫拉開着敞篷車，造訪喬布斯的車庫工作室，立刻被喬布斯和蘋果電腦打動。他不解瓦倫丁緣何不積極，瓦倫丁回覆説：個人電腦前景還不錯，但是團隊的營銷能力有待加強，可以繼續跟蹤這個項目。馬庫拉聽後大受鼓舞，他一向相信瓦倫丁對市場潛力的判斷，他還可以在營銷上助蘋果一臂之力，遂向蘋果投資25萬美元，佔1/3股份。作為義務，他答應全職加入公司，全面負責營銷和運營。

一想到馬庫拉個人真金白銀要投錢，沃茲尼亞克就替他捏把汗，盤算着馬庫拉的信任可能放錯了地方，投資蘋果八成會打水漂。

沃茲尼亞克沒料到的是，蘋果電腦銷量驚人。公司發展太快，流動資金嚴重短缺。為了籌到錢，馬庫拉發揮了營銷天才，他先敲定Venrock領投近30萬美金，接着從羅克和格魯夫手中融得六七萬。

投資英特爾和蘋果，大概是Venrock最引以為傲的案例了。Venrock的合夥人史密斯（Hank Simith）原是馬庫拉在英特爾的同事，跟蹤蘋果公司半年多，1977年秋天才下了投資決心。

羅克最初也不為所動，馬庫拉忽悠他去計算機展會開開眼界。羅克發現蘋果展台人山人海，是展會最擁擠的地兒，精明的羅克立馬明確了投資意向。為了搞定格魯夫，馬庫拉用心良苦，請他來給蘋果員工授課，格魯夫很快上了勾，後來他後悔投太少。

就在投資快要確定的時候，瓦倫丁在餐廳偶遇喬布斯、馬庫拉和史密斯三人在密談。瓦倫丁立即猜出他們在做什麼，遂給三人送了一瓶酒，附上條子寫道：“請別忘了，我正要投資蘋果呢！”關鍵時候，紅杉插了一槓子，跟投15萬美元，好歹算是趕上了蘋果的趟兒。這次融資6個月後，又有新的投資人進入，價格是此前的3倍，Venrock追加投資，持有7.9%股份。瓦倫丁埋怨價格太貴，拒絕追加投資。

兩年後，蘋果公司上市，成為1956年福特汽車上市後最大的IPO，其員工期權計劃造就了300個百萬富翁，空前絕後！

蘋果投資人的最初投資，回報高達數百倍，唯獨瓦倫丁懊惱不已。原來，自始至終，瓦倫丁對蘋果都不上心，未及蘋果IPO，他就賣掉了所持的蘋果股份，獲利數倍將其了斷，因此錯失大賺良機，真是運氣不佳。

馬庫拉和羅克，是蘋果最早的投資人，二人之於喬布斯就像他的父親般重要，尤其馬庫拉從最早起就全身心投入，是喬布斯的事業導師和精神支柱。多年後，喬布斯被蘋果董事會掃地出門，馬庫拉和羅克雙雙站在另一邊，喬布斯陷入絕境，極度沮喪，影片《喬布斯》刻畫了這一幕。1997年，喬布斯重掌蘋果大權，驅逐了馬庫拉。

2**、投資思科**

思科誕生於浪漫的愛情故事。

斯坦福大學IT管理員萊恩(Len Bosack)和桑迪(Sandy Lerner)是伴侶，他們最為煩惱的事情是，各系之間的計算機局域網不能相互通信，二人無法互訴衷腸。為此他們想到了開發路由器，以之為基礎，創立了思科，Cisco的名字取自Francisco（舊金山），其logo正是該市金門大橋。

公司創立後，訂單滾滾而來。為了更好管理公司，夫婦二人聘請格雷夫斯（Bill Graves）擔任CEO。此時業務發展飛速，需要補充更多資金，公司找了75個投資人，均遭拒絕，投資人普遍認為這個市場太狹窄。

瓦倫丁的看法截然相反！他是夫婦兩接觸的第76個投資人。紅杉此前投過3Com，對網絡發展有一些認知，瓦倫丁推斷路由器需求很大。不過，桑迪非常情緒化，萊恩也完全不懂溝通，瓦倫丁見到桑迪的第一面，就直言不諱地敲打説：“我聽説你就是公司問題的根源。”看在產品和市場的份上，紅杉投資250 萬美元，得到思科29%股份。

思科創始人夫婦

對創始人夫婦的能力，瓦倫丁一直不放心，一心想要由紅杉來控制思科。恰在此時，夫婦二人和CEO格雷夫斯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為促使瓦倫丁同意解僱格雷夫斯， 桑迪和萊恩將他們的股份投票權委託給瓦倫丁，紅杉由此掌握思科64%的表決權，瓦倫丁沒費吹灰之力，就任思科董事長。他聘請了一位出色的銷售代表，又連續更換了格雷夫斯和另一個短暫的硅谷沙場老將薩特克利夫（Chuck Sutcliffe），直到選中摩格里奇（John Morgridge）擔任供公司CEO。

在摩格里奇領導下，思科快速發展，從1988年35人的小公司，到1989年底 170人、收入近3000萬美元的新興科技企業。1990年2月，思科上市。創始人與管理層的矛盾無法調和，瓦倫丁和董事會只好開除桑迪，隨後萊恩辭職，二人拋售了所有的思科股票，成為瓦倫丁永世的仇敵。

1995年1月，錢伯斯繼任CEO，帶領公司登上互聯網之巔，市值5500億美元。紅杉當初的投資，已價值連城，瓦倫丁成為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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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來奇怪，喬治教授在VC行業地位尊崇，貴為第一，瓦倫丁卻完全不認同。瓦倫丁聲稱對這位哈佛教授聞所未聞，他認為羅克、珀金斯和自己，才是風險投資的原創者。

紅杉與羅克、KP的投資哲學大不相同。KP和羅克觀點接近，堅決投人，用羅克的話説就是“投對人”（Back the right people）。

紅杉瓦倫丁曾多年從事營銷，擅長分析市場需求，對行業趨勢形成獨特的看法，遂以“賭賽道”為拿手好戲。瓦倫丁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解釋了他的賽道哲學：“我們從不（賭人），我們始終聚焦在市場,包括市場規模、市場動態、競爭格局”，他認為只有偉大的市場，才能誕生偉大的公司。

除去投資思想的不同，KP與紅杉也氣質迥異。KP創始人克萊納和珀金斯均出身名校，舉止優雅，推崇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瓦倫丁完全是另一個形象，他搞銷售出身，凡事講究實用主義。他對名校背景不屑一顧，接地氣是他對所有人的核心要求。評估是否接地氣，唯一的標準，就是能否抓住市場的需求痛點。

瓦倫丁是風投界的英雄，他和羅克、珀金斯等人將創投行業帶到一個新高度，如果沒有他，很難想象今天VC行業什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