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仰之：美中到底是什麼關係，他説是父子關係_風聞

孟子所謂"責善"，就是以善來互相要求對方。譬如，父親要求兒子行善避惡，但是兒子一時之間做不到，怎麼辦呢？父子之間的親情，很可能因為這種深切期待的落空，而受到傷害。胡博士試圖把孟子的話，用到美中兩國關係上，這就意味着，美中兩國關係，不是時下一些人認為的“夫妻”關係，而是“父子”關係。嗚呼哀哉！胡博士雖然愛美國，可是他有啥資格，替中國人認了這麼一個“爸爸”？

2018年，江勇振教授出版了《胡適傳》的第三、第四部，其中第四部名曰《國師策士》，專門分析胡博士1927年以後的政治言説。其中披露了大量過去不易看到的史料，特別是在美國報刊與美國檔案中的胡博士言論。胡博士是熱愛美國的，與胡博士同好惡的人也是熱愛美國的，相信在他們眼裏，美國的出版品是不會説假話的，是可靠的。既然如此，我們就摘取一些材料讓大家來看看這位被視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大師的一些“可愛”形象。

首先我們來看胡博士的真正政治立場。眾所周知，蔣介石政權在抗戰期間形象極差，後方政治風氣令各界深為不滿，軍隊裏面軍紀敗壞。這些歷史如今已有許多研究可以證明。試舉一例，唐縱是軍統干將，深受蔣介石信任的參謀，可就連他在1946年的日記裏都哀嘆“家中無錢用”，致使太太與其爭吵。他無奈的説：“全國公務員、教職員和大多數老百姓都生活不了，天災人禍，物價高漲，大家都在死亡線上掙扎。此時強者鋌而走險，弱者轉死於丘壑。”而“國軍”的整體形象，我們可以從淮海戰役中的陳官莊休戰中窺其一般。據今人研究，“陳官莊地區在休戰的20來天中，國軍軍中腐敗現象叢生，竟然自發地形成了一個地攤交易市場，交易的主要物品有糧食、大餅、罐頭和金銀首飾，進行物物交換，還有許多賭博場等。這是古今中外戰場上從未發生過的怪事。”

可就在這一時期，胡博士是如何看中國政局的呢？1947年八月國民黨政權在紐約出版的《中國雜誌》（The China Magazine）記載胡博士的高論：

政府與GCD之間的戰爭狀態早已存在。政府在這個時候公佈了戡亂動員令，等於是澄清並堅定其立場。GCD既然已經盡其全力要用武力奪權，政府自然要用一個全面戡亂的方法來對付它。我不認為會有任何來自國際的壓力來影響這個戡亂動員令的執行。

到了1947年10月，整場戰爭的優勢已經向GCD這邊傾斜，當時國民黨內部已有不少悲觀論調。而胡博士卻依然樂觀的很：

我絕不承認“失敗主義”的心理……以今視昔，國軍的一切條件，都比對方優越。我們看事實。許多個地方，只要只會將領得人，以優勢裝備國軍部隊，和對方作戰。立刻就可使戰局改觀。真可謂“風雲變色”。我們實無灰心氣餒的理由。

對於胡博士的這番高論，我們已經不想再做太多評論了。而更“駭人聽聞”的，是胡博士在1948年所説的這些“高論”：

我個人為無黨無派者。就個人觀察，中國政府（指國民黨政府）所得之“貪污”、“無能”兩種批評，實言過其實，太不公道。前年冬，我曾留京五十日，很有機會觀察南京官吏的生活情形。我可以説南京文官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不貪污。至於能力與效率問題，我認為現在中央、地方各級政府中，因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加多，效能水準“不算低”。

1948年，南京政權已經腐爛成什麼樣子，從蔣公到美國人都清楚得很。胡博士的這番話，到底是要忽悠別人呢，還是忽悠他自己呢？

國民黨統治後期無限度發行紙幣，造成巨大通貨膨脹。年底政府允許市民每人購買40克黃金，當時人山人海，造成擠壓致死者十人左右。

既然胡適對國民政府如此有感情，那麼國民政府又是如何對待廣大中國人民的呢？1948年11月，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他們駐聯合國的代表，被今天許多人視為近代史研究專家的蔣廷黻竟然向馬歇爾轉達王世傑的這個建議：“美國可否同意任命美國軍官，假借顧問為名，而實際上統率中國軍隊？”讓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去打中國人，虧王世傑想得出來。而蔣介石更是將扭轉戰局的希望寄託在使用化學武器上面，他在1948年12月9日的日記裏寫道：

本日時刻想其化學炸彈之功效，能否濟急，最為懸念。此為最後之一法，存亡成敗皆在於此。上帝佑華，其必能使之有效也。

如果上帝真的要保佑蔣公把化學武器投放到中國大地，那這樣的上帝我們中國人不信也罷！而胡博士竟然對這樣的政權如此支持，甚至不惜無視基本現實，那麼他對中國人民是個什麼態度，聰明的讀者，一定不難看到了。據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觀察：“現在，只有胡適是他（蔣介石）繼續抵抗政策的唯一支持者。胡適跟委員長同樣認為唯一光榮的做法，就是繼續抵抗GCD。”

1949年底，隨着新中國的建立，蔣介石的小朝廷只能跑到台灣落腳。而胡博士則去到美國，成為一個處處不受待見的落魄政客。但即便如此，他依然熱愛蔣公，熱衷“反G”。1951年5月他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裏説：

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使共產國際的大陰謀，得在中國做大規模的實驗。使中國GCD，自始即擁有一部分兵力為後來1927年8月以後獨立的“紅軍”的基礎。倘使當日若非蔣公清黨反G，則東亞早已成為紅色地區了。

胡博士一以貫之的“反G”，自然是他的“政治自由”，但他竟然表彰蔣介石在“四一二”事變中對GCD人與左翼人士的大肆屠殺，無視許多人因此失去生命。這算哪門子尊重人權呢？

進入1950年代，胡博士與蔣公都想着如何“反攻大陸”，雖然他們心裏清楚得很，美國固然願意把台灣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但絕不會允許國民黨“反攻大陸”，因為美國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引起國際糾紛，不想被蔣政權拉下水；而且他們清楚得很，以“國軍”的那副德行，若“反攻”，必失敗，這就給解放軍解放台灣製造了絕佳機會。

但胡博士不這麼認為，他希望美國承擔起“自由世界”、“文明世界”之“領袖”的責任，幫助早已破敗不堪的蔣介石集團實現美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奉勸”美國不要進行裁軍：

歷史昭告我們：這些單方面裁軍的行為是好人做蠢事。不管心地多好，蠢事做兩次已經夠了。讓我們真誠的希望民主世界及其領袖不會再輕易地犯了第三次自我裁軍的嚴重錯誤！

在胡博士看來，只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才是“反攻大陸”的最佳機會，而果真如此，生靈塗炭，戰火紛飛，這一切，就不是他所秉持的“自由主義”立場所能顧及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博士對美國的期許，基本上是把美國視為一個“新帝國”，讓美國明目張膽的繼承過去帝國主義列強的接力棒。1960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説道：

在座的朋友都太年輕了，不會記得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整個世界的和平。那個世紀被稱為“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國在將近一百年的歲月裏，是這個世界一個偉大的穩定力量。

很難想象，胡博士是作為一箇中國人説出這番話的。看來，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遭受的帝國主義侵略，原來不叫“侵略”，而是在享受着“和平”。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對世界其他地區所進行的殖民與殺戮——這些事蹟在歷史書中很容易看到——竟然被胡博士直接忽略不計。而可以想象的是，當代把胡博士奉為偶像的人，骨子裏大概也是有着與胡博士相似的近代世界史視野吧。

既然對美國有如此期待，那麼胡博士自然不會吝嗇表達對於美國的熱愛。在1951年進行的一次名為《如何理解美國》的演講裏，胡博士聲稱：“許多年來，美國鍾情於中國到了濫情的地步。”

如何回報這種“濫情”呢？胡博士飽含深情的説道：

在將近一個世紀裏，中國和美國就只是朋友。區隔着他們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它們對彼此沒有任何野心。美國能夠珍視這個真正無私的友誼，甚至鍾愛中國……對美國這種真摯的友誼，中國也全心全意地回報着。它每年都派送成百上千的青年男女俊秀到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就讀，誠心的想要了解這個強盛但又能不事侵略的偉大的國家。

胡博士對美國的這份愛是那麼的強烈，或許會讓美國右翼都覺得不好意思接受。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胡博士竟然還替中國人做主，直接認美國為“父親”：

我要用孟子——古代中國的民主哲學家——所闡述的一個極其睿智的有關人倫關係的原則來總結並強化我這個小理論。孟子在一個場合説：“父子之間不責善。則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在另外一個場合又根據同樣的理由説：“古者易子而教之”。這就是要讓父子之間避免常常因為“責善”而造成“離”的惡果。孟子不希望發生在父子之間的“責善則離”的問題，卻由一個大國的政府強加在其孱弱的盟邦政府身上。其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憎惡、反問、與劫難。

孟子所謂"責善"，就是以善來互相要求對方。譬如，父親要求兒子行善避惡，但是兒子一時之間做不到，怎麼辦呢？父子之間的親情，很可能因為這種深切期待的落空，而受到傷害。胡博士試圖把孟子的話，用到美中兩國關係上，這就意味着，美中兩國關係，不是時下一些人認為的“夫妻”關係，而是“父子”關係。嗚呼哀哉！胡博士雖然愛美國，可是他有啥資格，替中國人認了這麼一個“爸爸”？

胡博士愛美國的另一面，就是跟着美國一起極端仇視新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胡博士可一點也不“温和”，一點也不“容忍”。在1951年與美國人的一次談話中，胡博士竟然認為大陸的人民會歡迎國民黨的飛機去轟炸他們的城市。

記者問：如果我們轟炸滿洲？

胡適：貴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告訴我説，當國民黨的飛機轟炸南京的時候，他以為人民一定會恨國民黨。結果當他跟南京人交談以後，他很意外地發現他們歡欣鼓舞地説，國民黨終於回來了。

我們當然相信，博學如胡博士者，一定不是因為“反G”執念太深而犯了瘋癲之症，才會説出這樣的“奇談”。因為胡博士所一心擁戴的蔣公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在1950年2月21日的日記裏寫道：五日轟炸上海電廠之成績。尤其對楊樹浦美國電廠之徹底，甚於吾人所望者。在滬洋人，亦急求脱離匪區。其借匪區營業之心理已經動搖。其轟炸功效之大，實補充海軍封鎖不足之缺點。人民雖受此死傷之重大損失，而對我國軍反攻之仰望益切矣。

如果有家中長輩生活在當時的南京或上海的朋友讀到這些言論，會不會覺得不寒而慄？

​1954年胡博士在一次談話裏再次重申了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的主張。一位曾經在場的美國學者如是回憶並評價胡博士：

我在那個午餐會以後，思索了很久胡適博士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來“解放”中國的想法。我越想越沮喪。像他那樣真心地認為我們可以因世界大戰而得福，那簡直是瘋了。那種發瘋的想法很多人有，並不表示那是可以理解的。

我沒辦法想象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可以只是一個地區性的戰爭。那會是一個讓我無法想像的軍事奇蹟。從我所能看到的跡象來説，我們的策略是建立在一個全面戰爭的假定之上的。如果那樣的戰爭來到的話，中國還會有多少人可以活下來讓我們去“解放”？或者還會有幾個被“解放”者能活着？我們也許有辦法贏得一個技術上的勝利，然而，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文明會因為其城市神經中樞的破壞而解體。所以，胡適這種人説的話讓我不寒而慄。

對中國如此貶低，對中國民眾如此冷血，對美國如此不吝溢美之詞。熱愛胡博士的朋友們説得沒錯，胡博士確實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來“熱愛”中國。我們無法理解這種“熱愛”的方式，那是我們太缺乏想象力，太孤陋寡聞了。

追記：本文所引史料，出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台灣聯經出版社，2018年版。江勇振所作胡適傳記《捨我其誰》，共四部，部部精彩。另有一部《星星·月亮·太陽》，通過胡博士書信，重建其豐富多彩的感情生活，也是佳作。

完成本文時，筆者又看到了新京報記者對《劍拔弩張的盟友》《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兩書作者齊錫生先生的採訪。

齊先生評價了作為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所做的工作：

“作為大使，胡適太不合格。他駐美多年，在美國政界高層幾乎沒建立什麼人脈，他也不願參加政客圈的活動，未在高層建立信息渠道。美國人説什麼，他就聽什麼。美國政客喜歡胡適，因為他温良恭儉讓，美國人覺得中國人就應該這樣。”

碌碌無為的駐美大使經歷，但是做了200多場演講，賺了20多個名譽博士學位，大概也是胡適先生的“中國情懷”的一個側面吧。

本文轉載自《經略》，公眾號：經略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