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在中國殺死100萬人，其中54萬4千就是美國資本害死的！”_風聞

很長時間以來，社會上流傳着這樣一種説法：“美國始終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堅定有力的盟友”，“美國旗幟鮮明地站在正義的一方”。

這些觀點有着相當的影響力。 

事實究竟是否如此？

我們甚至無需去“扒”什麼內幕或者絕密檔案，從公開的歷史資料中，就能尋找到答案。

文 | 殷傑

編輯 | 黃俊峯 瞭望智庫

1

給寄望於自己的國民政府當頭一棒

中國抗戰的起點，應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抗戰持續時間長達14年之久。

“九一八”是國恥，是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痛。如今人們多糾結於“不抵抗”的電報存在與否，“不抵抗”的歷史責任該由誰負。東北軍沒抵抗，南京國民政府不打算抵抗，都是不爭的事實。

“不抵抗”的原因何在呢？在於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聯“調查真相”、寄希望列強為中國“主持正義”，就是不寄望於自己的人民和軍隊。

國難當頭，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居然多次公開聲稱“我們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

 

（圖為美國總統胡佛）

老百姓都懂得過日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道理，一國政府卻成天指望別人施捨，等來的只能是響亮的耳光。

因為，美國幫誰不幫誰，哪裏看的是公平正義？無非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罷了。更不要説貪婪的美國資本，那更是飢不擇食。

1931年10月，美國總統胡佛公開發表講話，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

日本為保衞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

1932年1月3日，日本侵佔錦州，進逼關內。

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政府，對日本強佔中國東北的局面和足以損害美在華權益、違反“門户開放”及中日間的任何協定條約，美國均不予承認。

很多人以此作為美國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但他們卻選擇性遺忘了這一史實——就在一天後，1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條約權利”。

史汀生7日的照會，説白了，就是告訴日本：只要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無論日本在中國東北做什麼，美國都不反對。

不僅不反對，美國還以實際行動支持日本。

史汀生照會發出後不久，美國杜邦公司就將氨炸藥的製造技術賣給了三井株式會社，美國國務院對杜邦公司的這筆買賣表示完全贊同。

據統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年底，美國向日本出售了價值1.81億美元的軍火。

1936年，日本陸軍提出應付未來對蘇、對華戰爭的耗資巨大的“六年作戰準備計劃（1937—1942）”。

美國認為該計劃是針對蘇聯的，於是，通過給予貸款、輸出技術、供應戰略物資等各種方式，為日本陸軍擴軍備戰提供支持。其中，福特公司為日本提供現代化冶金技術，洛克菲勒財團幫助日本建立新式電氣工業，梅隆財團幫助日本飛機制造業的進一步現代化。

實際上，美國人預想中的蘇日大規模戰爭並未爆發，所以美國對日本的這些物質和資金援助，最終都化成了殘殺中國軍民的槍炮彈藥。

2

在“中立”外衣下的拉偏架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國民政府一開始仍指望“國際調停”。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美國對中日雙方保持“公正、友好的態度”，希望雙方“都要剋制”。 

（圖為“七七”事變中盧溝橋的中國守軍）

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關於《中立法》的聲明，宣佈禁止用美國船隻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用物資。

很多為國民政府開脱的人，將“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不對日宣戰，“七七”事變後仍不對日宣戰，而非要等到太平洋戰爭後才宣戰的反常行為，解釋成是為了獲取美國援助——因為一旦宣戰，美國依據《中立法》將不會對交戰方提供軍用物資，所以，這是一種“相忍為國”，是一種“策略”。

不過，遍觀美國二戰前後的所作所為，《中立法》也好，《租借法案》也罷，都是需要用時才會撿起來的遮羞布。給誰支援、為哪家提供軍火，最終都是美國利益説了算。

中日雙方確實都未在法律層面上宣戰，但這並不妨礙美國祭起《中立法》。那些為國民政府遲遲不宣戰開脱的説辭，在事實面前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美國看起來似乎“中立公平”，不用美國船隻為交戰任一方的軍購服務。但這一政策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為一談，根本未體現出一些人信誓旦旦的美國“正義”，或者“美國是中國最堅定有力的抗日盟友”。

此外，美國的這個“禁運令”只是説不用美國船隻運輸，這並不等於説對中日兩國實施全面禁運。問題在於，中日商船隊的規模顯然不在一個層級上，海軍的差距則更大。因此，日本用自家商船運輸，仍然可以順暢購買美國物資，運回國內為侵華戰爭服務。

在日本海軍已經對中國沿海實施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即便買到了美國物資，也很難用中國商船不受干擾地運回國內，很大概率會被日本海軍攔截。只有租用美國商船運輸，才是突破日本海上封鎖的可靠途徑。

很遺憾，這條途徑恰恰是被美國人的“中立”掐斷了。

 

（圖為1937年8月28日，日機轟炸上海火車南站後的慘狀，炸死候車婦孺二百餘名，整個車站淪為一片廢墟）

所以，美國的所謂“中立”，貌似“不偏不倚”，實則在“拉偏架”。

《中立法》的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中國從美國進口物資總額，從1937年上半年的1.15億美元，急劇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億美元。

而對美國而言，在中國這裏的一點“損失”，又通過擴大對日貿易給補回來了。

因為相比之下，日本在這一年裏從美國進口了2.9億美元物資，其中有1.68億美元軍用物資，包括550萬噸石油、價值248.4萬美元的飛機。此外，價值1.5億多日元的機牀，名義上屬於民用物資，但大多被日本用於擴大軍工生產。

據美國政府統計，1937年**日本進口的戰略物資中，**有54.4%來自美國，有92.9%的銅、91.2%的汽車及零件、60.5%的油料、59.7%的廢鋼鐵、48.5%的各種機械和發動機、41.6%的鑄鐵是從美國進口的。

所以美國通過“中立”，自己的利益絲毫不受損反而還有得賺。那麼，受到傷害的是誰，不言自明。

對於這一切，國民政府中的親美派也心知肚明。蔣介石曾多次要求美國“絕對禁運軍用材料與器具與日本，尤以鋼鐵、煤油為最”，但都遭到美方拒絕。

1937年9月16日，宋美齡公開發表《令人失望之美國態度》一文，指責美國政府“蓄意阻止中國獲得自衞武器。卻把汽油、輕重武器、軍用物資大量賣給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惡劣行徑”。

著名文學家和教育家陶行知在臨別美國時發表演講：“我回國參加抗戰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彈炸死，請你們不要忘記，我身體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四是被你們美國炸死的！” 

 

（圖為著名文學家、教育家陶行知）

不僅中國人看得明白，就連美國國內，也不乏有識之士。

已經卸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美國政府只需禁止美國供應物資給日本，中國人就很容易打敗日本的侵略。

美國31名議員聯名指出：“我們説日本有德意兩個盟國。事實上，我們才是日本最要好的同盟國。任何人心裏都會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正在積極參加日本在華進行的戰爭。”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磯五千人集會上，美國議員司克脱説：“請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資本作為幫兇而殺死的。”

3

“道義禁運”，反資敵7倍！

面對輿論壓力，美國政府不得不做些官樣文章。

1938年7日1日，在中國全面抗戰即將進入第二個年頭，美國國務院通知美國公司説，美國政府不同意把飛機和飛機零件出售給正在進行狂轟濫炸的國家。這就是有名的“道義禁運”。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在實施“道義禁運”的1938年，美國出售給日本的飛機價值1745.4萬美元，是前一年的702.7%！

旅美經濟學家胡敦源蒐集美國官方資料以後發現，日本從美國獲得各種戰略物資佔其總進口量的比重，從1937年的54.4%升至1938年的56%。

這種自相矛盾的怪象，足見美國的“正義”只是在口頭上。其實，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如果美國真心站在正義的一邊，只要稍稍把手收一收，日本根本無力再戰。

戰爭進入到1938年，中國戰場上的巨大消耗迫使日本實施了所謂“支那事變第一次軍需動員”，但軍需物資的生產補給仍然滿足不了侵華戰爭需求。其中武器的滿足率為70%、彈藥60%、飛機66%、坦克27%、輕裝甲車43%、防毒面具97%、衞生器材90%、獸醫器材87%、海運器材80%。

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全面壓縮一切與軍需無關產業的物資供給量，並要求國民貫徹節約、配給、回收、實行戰時簡樸生活等十大措施，規定對鋼材、銑鐵、金、銀、銅、鉛等32種物資實行強化的使用限制。甚至連日本中學裏用的教練步槍都被日軍收回利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斷絕對日戰略物資供應，那麼到1938年年底，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就會因資源枯竭而打不下去了。

 

（圖為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後，在城中屠殺中國百姓）

到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發表“東亞新秩序”的聲明，明確宣佈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為主的東亞舊秩序。

12月30日，美國對日提交了措辭強硬的協議，申明“門户開放”原則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對“新秩序的內容和條件”。

這時，美國終於感到有必要對中國抗戰給予適當援助，以免因中國的崩潰而喪失制約日本的籌碼，這才首次決定對華貸款。

然而，這些貸款不僅遲遲難產，而且附加了許多限制條件。如借款對象不能是中國政府、必須由民間機構出面、借款不能用於購買軍火、借款必須是商業信貸的方式等等。

1938年底，經過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中美達成《桐油借款》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主要的用途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運輸。

中方這次談判之艱辛，簡直與乞討無異。當年受國民政府委託，赴美全權負責桐油借款談判的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在日記中記載：

餘在此間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在賭場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閒忙之情景，窺視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言詞，迅速推言，藉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來此，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琉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系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圖為著名銀行家陳光甫） 

桐油借款數額不大，陳光甫稱，“為數甚微，不足解我困難”。

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政治上，美國的遠東政策終於開始有所變化。

4

養虎終成患，美國遭反噬

1939年7月27日，因為美日矛盾逐漸激化，美國宣佈1911年簽訂的《美日商約》從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此舉卻並未斷絕美日貿易往來，戰略物資輸往日本的通道仍是暢通的）。

日本聞訊立即派出機牀採購團赴美，緊急採購各種生產大型火炮所需的機牀，合同金額為3600萬日元；1939年至1940年，日本前後組織6次特別進口，進口的物資包括航空汽油，車用汽油，廢鋼鐵，特種鋼，冶煉特種鋼使用的鎳、鎢、鈷，有色金屬銅、鋅、鉛，以及化學藥品等，合計4.9億日元。

據統計，1939年美國輸至日本軍用物資達1.869億美元，約佔該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6%。其中，當年美國對日廢鋼鐵出口量，比1938年多出9倍。

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的軍用物資達1.9億美元，約佔當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物資總額共9.867億美元，其中軍用物資總值佔7.039億美元。

 

（圖為日軍輕武器裝備，當時日本軍工生產原料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

作為對比，在此期間，中美於1940年3月達成一項價值2000萬美元的《華錫借款》協議，年息4釐，規定中方在7年內向美出售4萬噸錫以清償貸款。中方利用這筆貸款購買的美國物資類別基本為民生物資，仍然受到了諸多限制。

1940年6月，面對日益緊張的美日關係，美國主管石油產品分配的內務部長伊克斯提出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羅斯福總統對其進行了嚴厲批評，聲稱：

禁運將加重天平的一邊，迫使日本在進攻俄國和進攻荷屬東印度之間進行選擇……問題不是節約燃料，而是對外政策……在這方面的考慮現在極其微妙和非常機密……總統和國務卿在出口石油和其他戰略物資方面意見完全一致，認為在他們所瞭解的目前的情況下，這個政策最有利於美國。

 

（圖為美國總統羅斯福）

到1940年7月，美國終於開始對出口日本的石油和廢鐵實行許可證制度。不過，該制度對日本進口戰略物資造成的實際影響卻微乎其微。因為僅1940年8月，美國發出的對日出口石油產品許可證就比當年前6個月所發的總和還要多。生鐵和鋼的供應情況也與此相似。僅1940年8月，就有30多萬噸的生鐵、廢鐵等物輸往日本，幾乎與當年上半年對日出口總量相當。

這些物資對日本的戰略意義，日本企劃院總裁星野在1940年9月19日的御前會議上説得明白：

我們打算在今年生產540萬噸鋼。但美國如果禁止廢鋼鐵出口，鋼產量就會降到400萬噸。

而另一邊，美國對華禁售軍用物資的政策，直到1940年9月才總算開始鬆動。當月，中美簽訂總價值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協議，中方利用這筆貸款，不僅買到了民生物資，還破天荒從美國買到了價值268.47萬美元的4.5萬支手槍，還有其他一些軍工原料。

這時候，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已經持續了整整9年，從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也已進入了第4個年頭。

1940年9月23日，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其放棄“北上”進攻蘇聯、轉而“南進”資源豐富的東南亞的戰略意圖已經十分明顯。在自身利益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羅斯福總統才於9月26日下令，對廢鋼鐵運往日本實行管制，但卻隻字不提石油供應問題。到了這個時候，美國仍然抱有日本改弦更張、北上進攻蘇聯的幻想，因此才在****對日本而言至關重要的石油問題上，始終“網開一面”。

為了對公眾隱瞞向日本供應石油的事實，以便讓美國政府少受輿論批評，美國商務部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在貿易文件中以“發動機用優質燃料”一語代替“飛機用油”。1941年第一季度，美國賣給日本的航空汽油比1940年同期高131%。

 

（圖為當年日媒對日軍航空兵的報道版面，日軍飛機極度依賴美國供應的石油產品）

直到1941年7月22日，日軍開始進佔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美國才於當月25日宣佈凍結所有日本在美資產，並施行全面的石油、廢鋼鐵禁運。

不過，為時已晚。因為1941年前7個月，美國對日出口的生鐵、鋼板和廢金屬，按幣值計算比1940年增加了3倍多。

所以，當1941年1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時，支持日本飛機從艦上起飛降臨珍珠港上空的航空油料，絕大多數是美國提供的；造飛機、炸彈所需材料，也多半來自美國。

美國稱這一天為“最黑暗的一天”，羅斯福總統稱其為“國恥日”。

縱觀自1931年以來美國的所作所為，可以説，這是美國綏靖政策自取其辱！

養虎終成患。

 

（圖為日本襲擊珍珠港） 

而在美國同日本正式開戰後，中國才終於成為了美國的“盟友”。此後直到戰爭結束，美國對中日的態度和實際行動，如同切換了“人格”一般，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可能的範圍內，的確給了中國巨大的援助。無論是資金援助，還是軍事裝備的交付，抑或幫助中國訓練官兵、技術人員，以及打通援華空中運輸通道，可以説，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對中國軍民最終取得抗戰勝利，有着突出貢獻，這中國人民不會忘記。

但看了美國在參戰前後的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就能明白，美國的做法，並非因為其作為“正義的夥伴”，而永遠是出於“美國利益優先”：前期“為虎作倀”，並非把日本當朋友，而是對日合作有利可圖；後期轉頭幫助中國，也並非把中國當朋友，而是自己已與日本為敵，唯有援華抗日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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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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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12卷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8年） 

湯重南、汪淼、強國、韓文娟：《日本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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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2005年修訂版）》（解放軍出版社 2005年）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商務印書館 1962年）

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日誌》（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1年）

《陳光甫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年）

【美】齊爾格：《杜邦在尼龍幕後》（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2年）

吳景平：《抗戰時期中國的外債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

潘國琪、易繼蒼：《抗戰時期中美間的五次借款》（《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本文系與王正興合作作品。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衞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