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為丨中共民主革命理論建構中的“封建”意涵之演變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社會科學文摘

摘要

“封建”一詞，是中共革命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概念，其意涵隨着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而不斷豐富與發展。本文擬對這一概念意涵的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做一梳理。

載《社會科學文摘》2019年第1期；作者系河南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暨《史學月刊》編輯部教授；摘自《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封建”一詞，是中共革命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概念，其意涵隨着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而不斷豐富與發展。本文擬對這一概念意涵的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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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建黨以前，陳獨秀等人就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涉及“封建”概念的文章，但那時的“封建”意涵，雖然是從新文化“批判”話語的角度上使用的，其詞意所指主要還是中國先秦時代“封建制度”的固有含義。

中共建黨之際面臨的最嚴重的國內問題，是北洋軍閥造成的分裂與紛爭。軍閥政治這種亂象，必然引起以救國為己任、正在建黨的早期共產黨人的關注。在陳獨秀看來，民國成立後“武人割據”和“尊祀孔子”兩種現象的出現，即是“封建主義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質方面底明證”。即軍閥割據和尊孔就是一種“封建主義”。“封建制度”在此已轉指現實中的軍閥及其依附性力量。值得注意的，這不是中國固有古義向今義的轉化，而是從近世“法蘭西大革命以前的歐洲，俄羅斯大革命以前的亞洲”的“封建主義”意涵轉化而來。這裏的“封建主義”帶有“專制”之意，作為“資產階級”的對立概念使用。

中共作為一個新型革命黨，一旦正式建黨，必須制定明確的奮鬥綱領。其最高綱領無疑是“實現共產主義”；而現實的奮鬥綱領和目標，則必須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確定革命的對象和任務。軍閥造成國家紛亂危機和阻礙社會發展，無疑是革命對象。軍閥是反對南方資產階級革命勢力的，因此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據陳獨秀觀察，“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之上”。這一話語表明，“封建”指稱軍閥，“半封建”則指因“軍閥”權力與“人民”權力對立而使軍閥之封建勢力削弱呈為“半”的狀態和屬性。在蔡和森看來，軍閥控制的“北方軍隊”“就是‘封建的’惡勢力”。“封建”和“半封建”，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對軍閥勢力屬性及其阻礙社會前進狀況和性質的概括。因此，中共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中共二大通過的決議中才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目標是聯合民主派“打倒公共的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即“反帝反封”的全黨共識。

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之際對“封建”問題的探討，從理論上自覺地將中國革命反對軍閥的鬥爭納入近世以來從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序列之中。在世界革命話語中，資產階級通過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取得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俄國十月革命通過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進化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新世紀。而在中國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新興工人階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則需要聯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這就將中共革命框定在反“封建”軍閥鬥爭的資產階級革命範疇內。因此，將革命對象軍閥確定為“封建”性質，絕不是一個名詞或概念問題，而是關乎中國革命處於何種階段、屬於何種性質的核心及基礎性的理論問題。這是中共在建黨之初形成的一個關鍵性的重要理論表達。

02

中共成立後即投身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踐。當時中國革命的內部任務，是要打倒軍閥統治，結束中國的分裂割據狀態，為現代化建設奠定統一和穩定的社會秩序。然而，軍閥掌握着國家政權，力量非常強大，中共卻力量弱小，要實現革命目標，就必須聯合其他階級組成統一戰線來共同革命。在中國南方，有與北洋軍閥相對立的孫中山革命力量，為中共尋找政治盟友提供了現實可能。而孫中山也勢單力弱，需要聯合對抗北洋軍閥的盟友。陳獨秀認為，“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敵對的軍閥階級”即“封建的北洋派”。陳氏説的“妥協”，即指兩個階級政治上的“合作”。

相對於軍閥統治的力量，剛剛建黨的中共僅聯合南方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力量，整體力量仍嫌不足，還必須聯合更廣大的羣眾性基礎力量。因此，中共三大指出：“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因為“農民當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佔非常重要地位”。陳獨秀甚至提出農民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國革命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後，通過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打倒“封建軍閥”的部署在逐步深入，對“封建”問題的認識也在深化。軍閥的社會基礎是什麼？這個社會基礎是不是“封建”的性質？在1924年5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形成了“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經濟上有一種半封建半宗法的階級關係”的認識。就是説，與農民對立的享有土地的地主豪紳，與軍閥具有同樣的“封建”或“半封建”屬性。軍閥與地主在現實社會中有密切的親緣關係，軍閥不僅掌握軍隊、控制政權，還在農村廣置田產，本身就是大地主；而且軍閥要維護其有效統治，必須依靠農村的地主豪紳來維持基層的社會秩序。而國共合作所從事的國民革命，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扶助農工”，恰恰威脅了農村中地主的利益，動搖了軍閥所控制的農村的基礎。1925年10月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就已很清楚：“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於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在這裏，革命的範圍自然包括了“封建”的軍閥和“封建”的地主。1926年7月，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政治報告中指出：“舊的士紳如城市及鄉村之劣紳地主土豪，專替軍閥官僚剝削農民，他們乃是中國半封建勢力之真正基礎。”在此，地主屬於“封建”或“半封建”的範疇為黨內所確認。1926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指出：“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因此，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隨着國民革命的推進，南方乃至北方豫陝廣大地區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引起了農村中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中國革命由反“封建軍閥”階段深入到反“封建地主”的階段，如彭湃所總結的那樣：“革命的鬥爭，由都市而轉入於農村，現在正是農村中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不斷的衝突到最利害的時期。”這一時期高漲的農民運動，動搖了軍閥統治的基礎。當北洋軍閥勢力被基本摧毀後，也正是基於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對地主階級的打擊，在國民黨將領李宗仁看來“造成社會上的大恐慌，此實為促成國民黨‘清黨’的主因”。但從實質上看，國民黨逐漸右傾、害怕革命，背離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與國內外反革命勢力聯合在一起，才是實行“清黨”“清共”的真正原因，從而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這一時期，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彭湃等親身從事農民運動者，清晰地認識到革命發展的趨勢，並初步從實踐中提煉出由“封建軍閥”到“封建地主”這種對革命對象的新認識。

03

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實行“清黨”“清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中共被迫武裝反抗，進入持續10年的“土地革命”時期。這是中共對大革命時期探索的從反對“封建軍閥”進而反對“封建地主”的革命道路的全面展開時期。

中國共產黨人對“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有充分的自覺。大革命一失敗，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即在宣佈獨立進行武裝鬥爭的通告中指出，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而要破壞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顯然，“土地革命”就是要“破壞”“地主豪紳政權”及其所維持的“封建制度”。這種對革命對象認識的探索，是對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關於“封建”這一革命對象問題認識的深化，是對新的正在開始進行的武裝革命鬥爭主題的洞見與宣示。革命實踐需要在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徹底的剷除封建制度”，“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劇烈的改革”。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過的決議中指出，要剷除“一切阻礙中國發展的封建遺毒（取消地主豪紳的私有田地，土地國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堅決的推﹝摧﹞毀一切國家機關……殲滅土豪鄉紳官僚軍閥等）”，比較清楚地體現了中國革命已經由以打倒城市“封建軍閥”為主要目標轉變為深入農村基層以打倒“封建地主”為主要目標了，其範圍不僅僅是政治上摧毀一切舊的國家機關和殲滅土豪劣紳官僚軍閥等，在經濟上更要對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實行“革命”，“取消地主豪紳的私有田地”，對“封建”進行革命的範圍和力度較前有了明顯的突破，而其核心是經濟上對“土地制度”的變革。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中國現在的土地關係是半封建制度”，必須進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農民必須推翻地主”，同時“推翻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最高政權機關蘇維埃共和國所頒佈的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剝削及徹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以上規定説明，土地革命中的核心任務，就是反對和消滅“封建”性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只有這樣，才能使被解放的農民投身到中國革命的隊伍中來，才能實現“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在分析土地問題、闡釋“現在農村的社會經濟制度”時，還特別指出這種經濟制度“完全受過去的封建制度之餘毒束縛着”。這樣一來，就不能不追溯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因而指出：“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發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歐封建制度有許多差異。中國以前的國家封建制度（所謂國有土地）與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時並存。”這就體現了中共分析“封建”問題時，已呈現了“中國封建的歷史發展”縱向觀察視角及與“西歐封建制度”比較的橫向觀察視角，從而自覺地把中國現代的“封建”問題納入了“古今”與“中西”對比考察的縱橫“歷史”視野裏。歐洲封建的歷史是比較清楚的，中國的“封建”歷史如何？現實鬥爭的追問迫切需要在學理上從中國歷史的深度作一回答。在此情勢推動下，國統區知識界關於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論戰應運而生。這一論戰的起點，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六大仍確認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總任務仍是“反帝反封建”。而那些不贊成中共革命和反對中共革命的集團或個人，自覺不自覺地從思想理論或者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不合理，竭力證明中國的現實社會不是一個半封建社會或封建社會，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如屬於國民黨系統的陶希聖1928年10月在《新生命》雜誌上發表相關文章，並於1929年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等著作，認為中國古代雖然有“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度”，但自秦以後封建制度已經崩潰，秦漢以來已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因此現在不是“封建”或“半封建”社會。政治上屬於“託派”體系的嚴靈峯、任曙等人在《動力》雜誌上著文“斷言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而非“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中共方面的知識分子王學文、潘東周等在《新思潮》雜誌上“論證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一書，探討和論證中國自秦漢以後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這一論戰持續了數年。通過論戰，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認識取得了主導性地位。正如當時學者沈志遠所言：“現在你隨便拉住一個稍稍留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問他中國經濟性質如何，他就毫不猶豫地答覆你：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經濟。”這一時期圍繞“封建”問題的探索，在學理上深入到對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中國歷史以及對經濟研究領域進行比較系統的梳理和探討，所取得的積極成果為中共在新的民族危機形勢下的理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資源。

紅軍長征轉移到陝北後，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上首要日程。作為黨的領袖的毛澤東開始思考中共革命歷史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撰寫了一系列理論著作。其中，“封建”概念是毛澤東思考的一個十分重要和關鍵的理論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所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裏進行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是這場戰爭最根本的規定性和特點。這裏的“半封建”，不再是以往側重指稱政治或經濟的某一方面，而是從總體上加以規定。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在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論》中，用矛盾轉化理論指出了中國“封建”和“半封建”的未來轉化問題：將來“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着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地主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已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概念，而社會性質則為“半封建”，這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興起而封建社會性質受到破壞之故，“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詞的組成結構也大致成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民主的社會”這一提法，與後來成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概念雖有差異，但已有了後者的影子。

毛澤東對“封建”“半封建”理論的運用，還表現為注意吸收全面抗戰前社會史論戰的成果，用“封建”概念分析中國的歷史。毛澤東於1939年12月完成《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第一章（由幾位參加者撰寫初稿、經毛澤東修改完成）在敍述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時，用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概念與歷史敍述序列。其中，第二節的標題為“古代的封建社會”，第三節的標題為“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以上兩節分別對“封建”的四個基本特點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六個基本特點（或者説標誌）作了經典性的表述與概括。第一章顯然吸收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統區知識界所進行的社會史論戰的相關成果。第二章“中國革命”是毛澤東撰寫的。在第二節“中國革命的對象”這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因此，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且，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是緊密相連的，地主階級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只有推翻“封建”地主階級，中國社會才能有實現民主進步、民族解放的可能。需要解釋的是，這裏的“封建”涵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方位，其概念意涵的全面性日趨穩定。毛澤東用“歷史之真”這一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和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的“半封建社會”理論作為關鍵支撐，提出了從中華民族歷史深處研究當代中國革命運動的淵源、現實和未來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命題，推動了他關於中國革命重大理論體系的建構。1940年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成為中共劃時代的綱領性文獻。他在深入總結中國歷史和世界革命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共領導的革命不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這一重大觀點，認為“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過渡形態，它的政治形態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要“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除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建設民族的文化外，主要是反對“封建”的文化、建設“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至此，“封建”“半封建”概念涵蓋了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其基本意涵清晰，如“封建”在政治上是指與“民主”對立的“專制”，在經濟上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為主要形態的“落後生產關係”，在文化上主要指與“科學”相對立的愚蒙和迷信。“封建”概念至此基本定型，成為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全面認識中國歷史和中國現實的基本分析方法、認識角度和理論工具，成為中國革命理論中的基本概念。

中共成立後關於“封建”“半封建”意涵的逐步演變，有吸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資源的因素，但主要是靠中共自身探索形成的，它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共對國情、社會性質、革命對象和革命任務等重大理論與實踐曲折、艱辛的探索歷程，展現了中共革命理論逐步豐富和完善的過程。伴隨着對“封建”意涵認識的逐步深化和定型，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為標誌，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革命理論是革命實踐的先導，從中共對“封建”意涵的探索，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