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上市”前捋捋美印太戰略如何？—2019“香格里拉對話會”前的盤點_風聞

新版“上市”前捋捋美印太戰略如何？—2019“香格里拉對話會”前的盤點—2019“香格里拉對話會”前的盤點

來源 華語智庫  作者 潮汐

31日，倍受矚目的第18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將在新加坡召開。據美國官方透露，在此次對話會上，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將公佈新版印太戰略，圍繞其具體內容發表主題演講，向參會各方闡明美方立場。眾所周知，印太戰略是特朗普上台後用以取代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地緣政治戰略，旨在聯手日印澳謀求印太地區主導權，針對中國的一面非常明顯。2017年底，特朗普在首次亞太之行中拋出“印太”構想，隨後，時任美國防部長馬蒂斯在第17屆“香會”上對其框架和內涵進行了重要解讀，標誌着美國印太戰略正式粉墨登場。一年多來，印太戰略在美國及其盟友的大力推動下不斷走深走實，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其未來發展仍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美國的如意算盤打得雖好，卻未必能如其所願。

印太戰略的真實意圖

無論印太戰略還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的根本動機都是聯合同盟力量，共同塑造一個有利於美國的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實現多重戰略目標。

目標一：遏制中國，贏得對華長期戰略競爭勝利。美國雖對外宣稱，印太戰略不指向任何第三方，但實際上將主要戰略制衡目標瞄準中國。美國認為，中國崛起對美構成長期戰略挑戰，中國是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特朗普上台後，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等多份重量級政府文件中均明確將我國列為“挑戰美國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的競爭對手國。美國參聯會主席鄧福德也表示，到2025年中國將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遏制中國崛起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面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力也明顯的不適應，危機感焦慮感不斷加深，再加上日本、印度本就與中國在領土糾紛上有“舊怨”，可以説，美日印澳四國在遏華制華問題上具有一定的戰略共識。美企圖借印太戰略打造以美為首，以日、印、澳為支點的對華戰略包圍圈，利用區域內的戰略競爭關係，在南海等熱點問題上頻頻無事生非，無疑將對我形成多方面的戰略牽制。

目標二：維護美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鞏固自身地位與利益。中國等新興力量的快速崛起，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塑。美國為了鞏固冷戰後其一超獨霸的國際地位，維護舊的秩序與格局，將“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為印太戰略，意在在更大地緣範圍內，以安全、經濟、治理為發力重點，聯手盟友共同規制中國。美前任國務卿蒂勒森稱，“國際秩序承受着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破壞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美不會在中國的挑戰前退縮”。美日在“四方磋商”中也表示“應在印太地區積極推動自由民主秩序”。

目標三：謀求印太地區主導權。印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全球主要的地緣戰略重心。美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始終認為印太地區關乎其核心利益和霸權地位。為了挽回因全球反恐戰爭而導致的亞太力量“失衡”，重新主導該地區事務，奧巴馬時期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雖以印太戰略取而代之，但兩者在戰略目標上卻是一致的，只是策略手法有所改變。特朗普的印太戰略強調以實力追逐利益，極具霸權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在安全上，特朗普提出“以實力促和平”，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兵力部署，為美爭取印太戰略主動權提供實力支撐。在經貿上，美推行高壓政策，強逼他國讓利，甚至不惜兩敗俱傷，與中國大打貿易戰，維護美國地位。在治理上，美以價值觀取向為標準積極構建同盟，希望效仿戰後建立大西洋體系的經驗，構建美主導下的印太新秩序。

印太戰略推進情況

過去一年多來，美國採取多種措施不斷為印太戰略填充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安全上，加強對印太地區的軍事介入力度。軍事手段是美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依託，目前，美軍約60%的軍力部署在印太地區。印太戰略提出以來，美在軍事方面主要有以下顯著表現：①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重新整合與規劃印太地區軍事力量，彰顯印太作戰一體。②加強F-35、F-22和P-8A飛機以及“宙斯盾”戰艦等先進戰力在日本、韓國、關島等前沿地區的部署和輪換駐訓，並將里根號航母艦載機隊聯隊固定翼飛機的駐地由日本厚木前推至巖國，通過增加兵力和調整力量佈勢來提升威懾能力。③在南海地區頻頻實施所謂“航行自由”行動，為南海主權聲索國撐腰打氣，並企圖糾集盟友在南海實施聯合巡航，強化對我戰略威懾。④加強與區域內國家安全合作的力度與層級，尤其重視加快推進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以及促進美印安全合作機制化。⑤加強與台灣當局軍事合作關係，通過《與台灣交往法》放寬美台高層接觸限制，加大對台軍售力度，企圖以“台灣牌”制衡中國大陸。

在治理上，加強與盟友及夥伴關係的制度化建設。美將同盟夥伴關係作為其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通過構建雙多邊磋商機制推動印太戰略落地。去年底，美國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重申對傳統盟友的安全承諾，並強調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對於解決印太地區緊迫的安全挑戰至關重要”。目前，除美日印澳“四方磋商”機制外，美國與地區內盟友及夥伴構建的其他溝通機制還包括：美日韓、美日澳、美印澳三邊對話機制，美日、美澳、美印防長外長“2+2”對話雙邊機制以及美國-東盟峯會等。此外，美海軍正籌劃在今年6月前組建“印太海上協調小組”，謀求以“五眼聯盟”成員為核心、由法、日、印協助的新機制，維護印太地區海上安全和秩序。

在經貿上，加大投融資力度及項目合作。經濟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為切實推進印太戰略，美國試圖通過重塑與地區內國家的貿易關係、加大對地區內基礎設施投資的力度等方式強化美國在印太區域的經濟存在。去年7月份，美國在印太商務論壇上重申對印太區域經濟與商業參與的全政府承諾，並高調宣佈投資1.13億美元啓動“印太經濟願景”投資計劃，支持印太區域的一系列戰略倡議。美國還通過《更好利用投資引導發展法案》，成立融資600億美元的國際發展金融公司，促進地區基礎設施發展，誘拉地區國家加入。《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還授權美政府在未來五年每年撥款15億美元，用於印太地區軍事、外交和經濟參與和援助等活動，以加強與該地區盟友的合作。美國也注重依託日印等國在印太地區的經貿項目，深化與地區相關國家的經貿聯繫。如去年8月，美日澳三國外長在新加坡舉行會談，就共同推進印太地區高水平基礎設施建設達成一致。

印太戰略的制約因素

在美國的推動下，印太戰略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該戰略涉及的盟友各懷“私心”，其未來的合作是加速還是會停滯不前，尚有待觀察。從目前看，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至少面臨以下因素制約。

一是美國內政治亂象對印太戰略的推行形成諸多羈絆。在美國國內，特朗普印太戰略的推行至少面臨政治決斷力不足、人員缺編、共識基礎不牢三方面問題的束縛。首先，美國“內鬥”使特朗普執政危機重重，嚴重製約了政府的政治決斷。美國內黨派鬥爭日益加劇，特別是2018年美中期選舉以後，共和黨和民主黨分掌參眾兩院，對特朗普“通俄門”的調查相繼展開，特朗普本人不僅麻煩纏身，政府的決策也受到更多掣肘，如在“修牆”問題上特朗普甚至動用“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特權。美國蘭德智庫高級分析師蒂莫西•希思(Timothy R. Heath)指出，“持續的國內政治衝突、深刻的社會兩極分化和破裂的聯盟可能會使美國處於僵局和內鬥之中”。毫無疑問，這一狀態也勢必對美國印太戰略構成重大制約。其次，特朗普外交安全團隊“將帥不和”問題突出。特朗普核心班底既不穩定，也不完備，國務卿、國防部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要員因與特朗普政見分歧頻頻離職，印太戰略的持續性連貫性值得懷疑。據《華盛頓郵報》分析，截至2018年12月17日，特朗普政府706個需要參議院批准的關鍵崗位中有123個尚無提名人。第三，美國政界對印太戰略的認識仍存分歧。美國內對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與存在具有共識，但對於特朗普政府外交戰略的政策手段與方式卻存在諸多爭議與分歧，擔心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做法對於二戰後美國苦心經營的自由主義國際與地區秩序構成重大沖擊。

二是地區內國家各打“小算盤”，印太戰略的推行難以形成合力。印太戰略具有明顯的聯盟性特徵，其推行離不開域內盟友和夥伴的支持。但區域內國家利益訴求不同，對於美國深度介入本地區事務心態複雜，各有打算。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原則以及外交政策的不穩定，使印太地區國家對於美推進印太戰略的決心與承諾也持一定的懷疑與觀望態度，難以與美在戰略上協同一致。日本希望借印太戰略實現軍事、經濟利益，提升區域地位作用，但不願對美惟命是從，力求在中美之間找平衡，已決定有選擇地參與“一帶一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日本學者堀本武功（HorimotoTakenori）指出，“日本不能將美國作為唯一的盟友而完全依賴它”。印度向來視印度洋為“印度之洋”，對任何外國勢力介入印度洋區域都保持高度警惕，雖希借美“便車”推進其“東進戰略”，但並不甘被美作為棋子利用，在印太戰略的理解上始終強調包容性，並對美保持戒心，防止美在印度洋地區反客為主，削弱其在該地區的主導權。2018年6月1日，印度總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印度不認為印太地區需要成立一個成員有限的俱樂部，也並不需要一個支配或對抗其他國家的組織”。澳大利亞作為美國盟友，雖是印太戰略的積極參與者，但與中國沒有重大利益糾紛，在遏華制華問題上並不願強出頭，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不願給中方造成各方聯手製華的印象”。東盟國家普遍推行平衡外交或等距離外交，不願意在中美兩個“巨人”之間選邊站隊，他們視美國介入為平衡中國崛起的重要外部力量，但又希望保持並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享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紅利，避免發生直接衝突。

三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制約印太戰略實施。特朗普上台後，不惜冒着與盟友和夥伴關係降温的風險，在經貿關係、北約軍費分擔、韓日駐軍費用等議題上發難，單方面追求“公平與互惠”，令美國盟友直呼“很受傷”，其歐洲盟友甚至表示要告別對美依賴的日子，呼籲歐洲團結，對抗特朗普政府非理性外交行為。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盟友、夥伴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以緩釋特朗普政府所帶來的外交衝擊。如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歷時7年實現對中國的首訪，增進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可以預見，當印太戰略的政策議程與“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相悖時，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會讓前者服從於後者，這對於“印太戰略”的實施將構成較大制約。

四是印太戰略本身存在缺陷。印太戰略強調以意識形態、敵我陣營劃界，是冷戰思維的反映，這與全球化大潮中經濟一體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時代訴求背道而馳。美國“印太戰略”針對中國的意圖顯而易見，但在全球一體化發展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織，難分難捨，已經很難做到彼此對立陣線分明。實際上，美國的對華戰略仍然擺脱不了防範與接觸二元組合。雙方存在競爭，但更多的是存在共同利益，一味的對抗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合作共贏、互利互惠成為國際經濟合作普遍共識的今天，美企圖打造“小圈子”，以實力謀利益，以強勢謀地位，與世界發展大勢和國際共識背道而馳，逆勢而為，註定難以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