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信仰抑或科學?——基於科學方法論的解讀_風聞

來源：《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 作者：趙磊 趙曉磊

原貼：http://marx.cssn.cn/mkszy/mkszy_tt/201905/t20190530_4909815.shtml

　　**作者簡介:**趙磊,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常務副主編,教授。四川 成都 610074;趙曉磊,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商學院學生。美國 菲尼克斯 85281

　　原發信息:《經濟縱橫》(長春)2018年第20189期 第9-17頁

　**內容提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人,在方法論上都堂而皇之地以此作為“科學”的依據:只有能夠處理樣本數據的數學模型才能稱為科學。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理論才有資格進入科學的範疇?本文從科學的基本特徵出發,討論了四個問題:其一,科學與實證的關係;其二,科學與理性的關係;其三,科學實證異化為狹隘實證;其四,狹隘實證的哲學根源。由此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檢驗馬克思主義的實證方法,並不是幾個數學模型,而是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換言之,最有效的實證並不是用幾個樣本數據的統計檢驗就可以做到,而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實踐檢驗。以此判斷,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科學。因此,破除經濟學對數學模型的迷信,迴歸馬克思主義用實踐來檢驗理論的本質要求,不僅有着重大的理論意義,更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

　　The person who denies Marxism usually has a high-sounding “scientific” reason in methodology:only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can process sample data can be called science.This leads to a question:what kind of theory is eligible to enter the realm of science?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issues:firs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sitivism; secon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ationality; third,scientific positivism alienation into narrow positivism; and fourth,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narrow positivism.The basic conclusion drawn is that the positivism method of testing Marxism is not a few mathematical models,but a practical activity of human society.In other words,the most effective evidence is not done by statistical testing of several sample data,but by a practical test of human social history.Judging from this,Marxism is not only a belief,but also a science.Therefore,breaking the superstition of economics on mathematical models,returning to the standard of Marxism testing truth with practice,this not only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實證/理性/Marxism/Science/Methodology/Positivism/Rationality

　　一、引言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來源於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自信。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毫無自信可言,又何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眾所周知,一段時期以來,質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把馬克思主義僅僅視為一種信仰,成為部分學者間的流行看法。這種看法主要來自兩個責難:一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100多年前的理論,已經落後於時代;二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屬於意識形態,因而缺乏科學性。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當然要與時俱進,但某種理論科學與否,不能用“年齡”大小來衡量。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比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要早72年,比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要早90年,可現代經濟學並未因此斷言《國富論》已經過時,教科書至今仍把它作為經典著作。真理與謬誤不是以“年齡”大小來鑑別,不是説越時尚就越是真理。因此,用“100多年前的理論”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十分荒謬,不值一駁。①

　　在上述責難背後,其實隱含着方法論的三個向度:一是以“意識形態”的罪名抹殺社會科學具有階級性,進而抹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這種做法雖然屬於“老套路”,卻仍然不斷被重複使用。二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即指責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人,大多並沒有讀過馬克思主義原著,甚至連馬克思主義通俗讀物都沒認真讀過。三是別有用心。某些人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名,幹着閹割、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事情,其邏輯背後的真實目的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範疇。我們注意到,這三個向度都堂而皇之地以此作為“科學”的依據:只有能夠處理樣本數據的數學模型才能稱為科學,其他的理論都不是科學。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理論才屬於科學的範疇?基於此,本文着重討論以下四個問題:一是科學與實證的關係;二是科學與理性的關係;三是科學實證異化為狹隘實證;四是狹隘實證的哲學根源。

　二、科學與實證的關係

　　科學首先是一種理論,一種理論體系——這就是科學的基本樣態。科學既不是天外來客,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恆範疇。古代社會是神學的天下,沒有科學的位置。雖然古代也有零星的科學知識,如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都有過一些令人稱道的科學發現,但那隻能説是一些科學的萌芽,還不是系統化、理論化的科學體系,而系統的科學是近代以後才形成的。任何科學都有其自身的理論體系,但並不是所有的理論都是科學。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了科學的五個標準,即精確性、一致性、廣泛性、簡單性、有效性。他認為,這五個標準“是評價一個理論是否充分的標準準則……當科學家必須在已有理論與後起競爭者之間進行選擇時,這五種特徵具有關鍵作用”。[1]天文學家霍金把科學的標準簡化為兩個:一是能否客觀描述事實;二是能否準確預測未來。他認為,就理論而言,“如果它滿足以下兩個要求,就算是好的理論:它必須在只包含一些任意元素的一個模型的基礎上,準確地描述大批的觀測,並對未來觀測的結果作出確定的預言。”[2]雖然“庫恩標準”在學界有着廣泛影響,但我們認為,“庫恩標準”仍是科學的“外在”衡量標準。科學的“內在”衡量標準是方法,正是由於方法的不同,才把科學與非科學區別開來。

　　雖然常説“科學不同於神學”,但其實二者還是有着相同之處:不論是科學還是神學,它們都是一種信念。既然是信念,當然就需要提供“理由”,也就是憑什麼相信它。問題是,雖然神學可以為上帝的信念提供“理由”,但卻不能提供經驗的證據。而科學作為一種信念則不一樣,它能提供經驗證據來驗證自己的命題。這正是二者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人説自己在禱告時“看見了上帝”,但這個説法無法得到經驗證據的(可重複)證明,因為其他人在禱告時未必能“看見了上帝”。換言之,“看見了上帝”這個説法並非經驗事實,所以不屬於科學範疇,而屬於神學範疇。科學則不然。例如,科學家説“玻璃沒有石頭硬”,這個説法能夠得到經驗證據的(可重複)檢驗,即任何人都可以用石頭砸玻璃的實證來加以檢驗。這個檢驗是可重複的,任何人都可以證明玻璃到底能不能被石頭砸碎,所以“玻璃沒有石頭硬”這個説法是科學的。

　　在這裏筆者並沒有貶低神學的意思,而是要説明:如果某種信念可以用經驗證據來加以證明,那麼這種信念就是科學,否則就是神學。這就是科學與神學的區別所在。有人説,物理學的盡頭是數學,數學的盡頭是哲學,哲學的盡頭是神學,神學的盡頭是外星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越是不能實證的學問,離科學就越遠。換言之,神學與科學的區別可以這樣描述:對於前者是“我理解,是因為我信仰”;對於後者則是“我信仰,是因為我理解”。所以,但凡不能實證的學問,只能歸結為神學的範疇。比如有兩個命題:一是存在決定意識;二是意識決定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説明,第一個命題是科學的本體論,第二個命題是神學的本體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有科學依據,就在於人們可以用經驗證據來加以確認。用學術語言表達:存在決定意識的本體論可以證偽,而意識決定存在的本體論卻不能證偽(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法證偽)。證偽這個概念是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提出的用以衡量科學與非科學的基本原則。[3]波普爾攻擊歷史唯物主義的熱情的確有些強詞奪理,但他提出的這個證偽原則卻包含着智慧的火花。所謂證偽並不是説某個命題一定就是偽科學,而是説某個命題在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着被否定的可能性。例如存在決定意識這個本體論,不論是否接受,人們都可以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歷史學等科學手段進行驗證(證實或反駁);意識決定存在這個本體論,即使有人説他能驗證,那也只能是個人信念等之類的依據,人們並不能提供科學方法和手段來完成這種驗證。

　　總之,科學與神學的不同不在於語言不同,不在於結論不同,不在於説話的人是誰,而在於方法論不同。科學的方法論之所以不同於神學的方法論,就在於科學的最終裁判不是權威,而是證據和邏輯。也就是説,科學的方法論具有兩個基本特徵:實證和理性。這裏首先討論科學方法論的第一個特徵:實證。所謂實證就是“實際的證明,確鑿的驗證”。實證(positiv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原意是肯定、明確、確切的意思。在方法論中,實證是指用實驗觀察來證實,或者説是拿出證據。實證可從兩個維度考察:一是證實,即“證明其是事實”或“證明其是”;二是證偽,即“證明其不是事實”或“證明其否”。也就是説,實證包含着證實和證偽兩種可能的結果。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感性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4]這句話深刻地指出了實證在科學方法中的重要地位:感性是實證的靈魂所在。感性是什麼?從感官的角度而言,感性就是觀察、經驗、實驗、實證。通俗講,所謂實證就是“看得見,摸得着,聽得到”。其實,天文學之所以能夠取得那麼多的偉大成就,靠的就是觀察——用各種各樣的天文望遠鏡來觀察。可以這樣説,沒有“仰望星空”的觀察,就不會有天文學。比如現代天文學家計算出太陽的生命週期時間,靠的就是對其他恆星亮度、色彩的觀察——越年輕的恆星色彩越藍,越年老的恆星色彩越紅。由此天文學家畫出了“赫羅圖”,進而以此推測太陽的壽命。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對於科學,為什麼實證是不可或缺的特徵呢?科學之所以如此看重實證,這與信念度有關。信念度是指對某個命題、某個看法的信任程度。科學和宗教都是信念,但由於“證據”不同,二者的信念度卻大不相同。首先,證據會改變人們的信念度。16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洛克有一個看法,被稱為“洛克定理”。這個定理表明:人們對於某個命題的信念度,是同這個命題的概然性相契合的(按照洛克的解釋,概然性就是“多半為真”的意思)。基於證據的信念度才是持久和充分的,而非證據性因素卻不能帶來足夠高的信念度。因此,提高信念度的方法就是獲得更多的實證依據。[5]正是由於對信念度的訴求,決定了實證(即提供證據)在科學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對於實證的重要性,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6]馬克思的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思維的“客觀的真理性”,就是理論的科學性或理論的科學“含金量”。這裏的“真理性”可以理解為科學性。二是理論是否科學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換言之,一種理論是否科學並不是一個“理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的”問題。三是應該通過實證來證明某個理論的科學性。離開實證討論理論是否符合現實,則純粹是經驗哲學的問題。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實證是科學的基本要求,或者是科學最基本的特徵。

　三、科學與理性的關係

　　科學方法一定是實證的方法,但實證只是科學方法的必要特徵,並不是科學方法的唯一特徵。在今天的經濟學界,強調實證已經到了偏執的地步,以至於很多經濟學專業的教師和學生對於思辨性的理論避之唯恐不及,對於“跑數據”的實證研究卻樂此不疲。然而,科學不僅要能精確刻畫現象,還必須能夠挖掘現象背後的本質聯繫。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7]要找出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本質關係,必須藉助理性分析。只有在實證的基礎上,通過理性分析,才能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把握住事物內部的本質關係。因此,如果科學方法只能與實證之間劃等號,別説容不下一點點“胡思亂想”,甚至連符合邏輯的想象力都不能允許的話,那麼科學就不會有什麼作為。所以,除了實證這個首要特徵外,科學方法還具有另外一個基本特徵:理性。

　　理性(reason;rationality)一詞的本義是“計數”,源於希臘文詞根——邏各斯。在方法論中,理性的含義是用邏輯來講道理。邏輯則是有關思維的規律或法則。用形式邏輯、數理邏輯、辯證邏輯來思維和推理就是理性,反之則是不理性。也就是説,科學的思維和表達必須講“道理”,不能僅僅靠感性、激情來想象和證明。這個“理”就是邏輯。由此可見,理性不僅是一種洞察力,也是一種想象力。用歸納和演繹來思考和推理,是理性的基本功。至於形式邏輯的三大定律——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是思維和表達必須遵守的“初級理性”,不得違背。總之,理性是思維方式和言説方式,是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的言説方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並且有着自己的證明方法。比如,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堅信“上帝是存在的”。他説:“我們的上帝,基督,我們禱告的時候會有感覺,這個感覺太真了!你還要什麼東西證明?”[8]很遺憾,筆者試着禱告就沒有感覺到上帝的存在,我相信很多人禱告也未必能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可見,如此證明“上帝的存在”並不屬於科學範疇。[9]問題在於,如何確定一種方法“科學”而另一種方法“不科學”呢?科學的方法不是某人的主觀詮釋,而是能提供經驗驗證的邏輯推理。這種驗證是可重複的,這種推理是理性的。總之,科學方法在本質上是實證和理性的,作為科學方法的結果,科學知識應當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客觀性由實證來證明,必然性由理性來推論。

　　科學方法既然是實證的,那麼就實證的訴求而言,科學方法在本質上就有着鮮明的唯物特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科學就在於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10]“理性方法”就是講道理,“感性材料”就是實證的經驗證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句話不僅説明了“什麼是科學”,而且很精闢地説明了科學方法的本質所在。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能讓多數人都信服的解釋體系和話語體系。當然,科學暫時還沒法解釋的現象,未必就一定是荒謬的,只不過這些現象還不在科學的解釋範圍之內。其實,有很多後來被證明是科學的猜想,剛提出來時都有點“天方夜譚”,未被當作科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有過這樣的遭遇。1915年之前,在廣義相對論還未提出的時候,“空間和時間被認為是事件在其中發生的固定舞台,而它們不受在其中發生的事件的影響”;在廣義相對論提出後,“空間和時間不僅去影響,而且被髮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響。”[11]從此以後,牛頓關於“絕對時間”的觀點就被“時空是相關”的觀點顛覆了(牛頓雖然認為空間是相對的,但他認為時間是絕對的,而且時空是互不相關的)。

　　愛因斯坦最初是用思想實驗的方法推導出相對論的。所謂思想實驗就是在頭腦中想象場景——其實就是理性地猜想。比如,他想象兩個時鐘以不同的速度運動,以此推斷時間的變化;他想象某個人從屋頂墜落,以此推斷空間的彎曲;等等。然而在沒有實證之前,愛因斯坦思想實驗的結論被視為巫術而遭到學界否定。直到1919年亞瑟·艾丁頓爵士在觀察日食的時候,發現光線受到引力作用會發生彎曲,從而證實了“時空彎曲”,相對論才被承認是科學。霍金在《時間簡史》裏講過一個故事:在20世紀20年代初,有一位記者問英國天文學家艾丁頓爵士:“聽説世界上只有三個人能理解廣義相對論,是不是這樣的?”艾丁頓停了一下,然後回答:“我正在想這第三個人是誰?”同一個命題,科學界的態度差別之所以這麼大,原因就在於:之前人們還沒有找到驗證這個命題的方法和手段,所以沒有資格和底氣把該命題歸入科學;之後人們找到了驗證這個命題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就能明確它的科學身份了。

　　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愛因斯坦曾經用廣義相對論推出,宇宙要麼在膨脹,要麼在收縮,總之不可能是靜止的。但這個結論與當時的常識相牴觸——受到觀測科技水平的侷限,當時的常識看法是宇宙是靜止的。愛因斯坦不得不屈服於當時的常識,只好在自己的方程式里加了一個所謂宇宙常數,用來抵消宇宙的坍塌——愛因斯坦後來承認,這是他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12]12年後,哈勃發現,因為發生了宇宙大爆炸,所以宇宙一直在膨脹。此後,“宇宙不是靜止的”這個事實才被人們所接受。科學不是想象,但沒有富有創造力的想象,絕不會有科學。當然,這種想象絕不是“胡思亂想”,而是合理的猜想,也就是理性。愛因斯坦説:“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動着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説,想象力是科學研究中的實在因素。”[13]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最初就是“想象”,瑞士天文學家茲威基關於恆星演變成中子星的理論最初也是“想象”,對當代天文學具有重大意義的黑洞理論最初也是“想象”。當然,這些“想象”都是符合邏輯的想象,直到這些“想象”被實驗觀察的實證所證實,現在已經成為科學常識了。

　四、科學實證的異化

　　如果理論自信來源於科學自信,那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又有什麼科學依據呢?對於這個問題,基於不同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人們的回答並不相同。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人壓根兒就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主義,或者知道一點馬克思主義的隻言片語,或者知道一些被刻意歪曲後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看到有人在嘲笑馬克思主義,於是斷言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其實,不論持有什麼觀點,有一點應該是大家都必須遵循的共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科學,首先要知道“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果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基本邏輯都不甚了了,憑什麼説它是科學還是不科學呢?有人動不動就説“馬克思主義是教條”,如果連馬克思主義“有幾條”都不知道,又怎麼斷言馬克思主義“是教條”呢?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依據,筆者不僅從基本原理的維度展開過討論②,而且從方法論角度也進行過分析③。限於篇幅,這裏不做展開。從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徵來衡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不僅有理性的邏輯支撐,更有實證的堅實基礎。這裏要強調的是:第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邏輯,不是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而是唯物論基礎上的辯證邏輯。第二,檢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證方法,並不是幾個數學模型,而是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換言之,最有效的實證並不是用幾個樣本數據的統計檢驗就可以做到,而是必須通過社會歷史的實踐檢驗。因此,破除經濟學對數學模型的迷信,迴歸馬克思主義用實踐來檢驗理論的本質要求,不僅有着重大的理論意義,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對此,這裏着重討論普遍存在於經濟學界的有關實證的兩個誤區,正是這些誤區把科學實證異化成為狹隘實證。

　　誤區一:是不是必須有數學模型才是實證分析?筆者曾對一位採用非結構訪談法和入户調查④的論文作者説明:(1)非結構訪談法和入户調查也是實證方法。實證不是“我認為”,而是要拿出可以重複檢驗的證據。換言之,實證方法具有鮮明的經驗特徵。(2)實證方法最初源於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中,實證方法就是觀察和試驗。比如天文學的“仰望星空”,物理學和化學的各種實驗,這些觀察和實驗就是實證。因此,可以把實證方法通俗地稱為“看得見、摸得着、聽得到”。(3)到了19世紀,實證方法也逐漸影響到社會科學,形成了一股實證主義思潮。比如人類學中的田野調查、社會學中的社會調查、經濟學中的計量回歸等,這些方法都是實證方法。(4)由此可見,經濟學中的計量模型僅僅是實證方法中的一個手段,有沒有數學模型並不是實證的唯一標準。數學模型只是填充實證材料(樣本數據)的載體,只是處理實證材料的工具,並不是實證方法本身。(5)其實,很多有數學模型的推論並不是實證的,而是理性的。比如數理經濟學中的很多模型,那只是某些抽象理論的演繹,與實證無關。

　　必須指出,把數學模型作為實證分析的唯一標準,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這也是某些人否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基本理由。其實,在經濟學中,實證方法有着豐富的內容,除了現在流行的數理實證研究外,還包括觀察法、實驗法、比較分析、問卷調查、訪談法、個案分析,等等。可見,並非僅僅有數學模型才是實證分析。順便指出,中國計量經濟學的前輩李子奈教授把實證分為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兩類,他認為:“在實證經濟學中又分為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現代西方宏觀、微觀經濟學屬於理論實證(Theoretical),而計量經濟學則是經驗實證(Empirical)。目前國內的許多文獻中將‘實證’等同於‘經驗’,凡是採用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研究都被稱為‘實證研究’,其實是不準確的,但已是約定俗成。”[14]在筆者看來,所謂理論實證不過是理性的另一個説法,實證和理性是科學方法的兩個基本特徵,把實證進一步分為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似無必要,反而容易引起混亂。

　　誤區二:科學和實證是否需要追問“為什麼”?對於《國有企業是兩極分化的根源嗎?》這一標題,有人認為並不妥當,理由是標題中不應出現原因或根源這類詞彙,因為根源和原因不屬於科學範疇,而是屬於政府工作報告的範疇。換言之,在他看來,探索“為什麼”(why)不是實證分析,而是價值判斷,所以不是科學;只有探索“是什麼”(what)才是實證分析,才是科學的本分。對於國有企業的存在是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根源這一問題,可以討論,但把原因與實證對立起來,把因果分析排除在科學範疇之外,這種做法説明,在我國經濟學界,誤讀實證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眾所周知,在面對研究對象時,任何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至少要回答五個問號:第一,何事(what)?第二,何人(who)?第三,何時(when)?第四,何地(where)?第五,為何(why)?所謂為何(why)就是對因果關係的追問,而這種追問是一切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首先,實證分析不僅要包括“是什麼”,而且必須包括“為什麼”。其次,科學不僅要知道“是什麼”,更要知道“為什麼”。最後,不探索“為什麼”,科學還有什麼意義?換言之,科學的性質就是要體現在追問“為什麼”上。

　　美國和澳大利亞合拍的電影《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裏面有句台詞譯成中文:“因果關係,誰都沒辦法逃脱,我們只能永遠受它支配。我們唯一的希望和我們內心唯一的安寧,就是試圖去理解它,理解‘為什麼’。正是對‘為什麼’的理解,把我們和他們區別開來,把你和我區別開來。‘為什麼’是唯一真正的社會力量,沒有它,你就全然無知。”請注意這句“‘為什麼’是唯一真正的社會力量,沒有它,你就全然無知”。因果關係之所以對於科學有着重要意義,這句話點到了要害。什麼是“為什麼”?“為什麼”就是因果關係。遺憾的是,現在有人不僅否認因果關係,甚至連本質與現象的範疇都拒絕承認(波普爾甚至用了一個很輕蔑的説法——本質主義)。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15]所以,科學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揭示事物內在的本質和規律,就是要追問“為什麼”。

　　其實,追問“為什麼”不僅是科學的本質,更是智能與本能的區別所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統計學和計算機科學教授,視覺、認知、學習與自主機器人中心主任朱松純,在一篇討論人工智能的文章中對“什麼是智能”有過很到位的分析。他説:“我認為,智能系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兩個基本前提條件:第一,物理環境客觀的現實與因果鏈條。這是外部物理環境給智能物種提供的、生活的邊界條件。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智能的形式會是不一樣的。任何智能的機器必須理解物理世界及其因果鏈條,適應這個世界。第二,智能物種與生俱來的任務與價值鏈條。這個任務是一個生物進化的‘剛需’。如個體的生存,要解決吃飯和安全問題,而物種的傳承需要交配和社會活動。這些基本任務會衍生出大量的其他的‘任務’。動物的行為都是被各種任務驅動的。”[16]朱教授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其一,現實世界客觀存在的因果關係是智能存在的第一個基本前提;其二,不斷認識並適應現實世界的因果關係,是智能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的“剛需”。這個觀點很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邏輯——存在決定意識。筆者不僅贊同朱教授的觀點,而且進一步引申出一個結論:把握現實世界的因果關係,乃是智能的本質所在。遺憾的是,鄙視追問因果關係,把數學模型當作唯一的科學,以熱衷於“跑數據”為能事,以至於科學實證異化為狹隘實證,已成為高校經濟專業教育的主流趨勢。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誌。今天,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要,對科學知識和優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大學對青年成長成才發揮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才能辦好,才能辦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要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深化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必然性和科學真理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認識,教育他們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臨的時代課題,深刻把握世界發展走向,認清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讓學生深刻感悟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為學生成長成才打下科學思想基礎。”[17]對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我們難道不應該做出認真反思嗎?

　　五、狹隘實證的哲學根源

　　科學實證異化為狹隘實證的哲學根源,可從兩方面考察:一是在實證與理性關係上的唯心主義;二是否認客觀規律的唯心主義。

　　先看第一個問題:實證與理性的關係。關於實證與理性的關係,尤其是理性是否可以完全獨立於實證之外,學界存在很大爭議。歷史唯心主義往往認為,理性完全可以不依賴實證而存在。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Robert.Lucas)寫了一系列文章討論創新來源這一問題,認為創新來源於上天,因為想法(ideas)在天上飄,是人們的大腦捕獲了這些想法,才產生了創新。對此,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鞠建東提出一個問題:“ideas真的在天上飄嗎,我們怎麼看不見呢?哈哈,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看不見不一定沒有。我專門問過盧卡斯,‘ideas’是從哪裏來的?有沒有可能用完?他説:‘管他從哪裏來的呢,將來萬一用完了再説,反正so far so good(到現在為止,還不錯)。’按照盧卡斯的説法,ideas不可能全部從物質世界中來,不可能全部從‘生產實際’中來。所謂創新是創造物質世界中沒有的新產品,創新的源泉因而不可能完全基於物質世界,創新的源泉一定部分地來自於天上飄的ideas。”[18]

　　與盧卡斯的歷史唯心主義不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科學技術不是天外來客,不是精英“奉天承運”的結果,不是天才頭腦裏憑空捏造出來的東西;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只能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馬克思指出:“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9]那麼為什麼人們往往會將科學視為“天外來客”呢?馬克思説:“在形式上,敍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敍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20]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這段話清楚表明了馬克思對實證與理性關係的理解。在馬克思看來,敍述方法不同於研究方法的區別在於:第一,敍述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也就是邏輯演繹,這是理性的展開;研究方法則是從具體到抽象,也就是現象歸納,這是實證的過程。第二,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是對現象進行歸納,是實證的經驗論,與敍述方法並不一樣。由於敍述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是邏輯演繹的展開,因而敍述方法似乎是一種先驗論。歷史唯心主義正是拿敍述方法的這一特點來證明,觀念或理論可以脱離實踐(實證)而憑空產生(盧卡斯的“飄在天上的idea”)。這種認識當然是錯誤的,因為“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這些“材料”是不折不扣的經驗存在,而並不是什麼“先驗的結構”。

　　如果説,實證的檢驗過程就是“看得見、聽得到、摸得着”,那麼理性分析所得到的“理念”則是“不可見的”,但可為思想所達至。換言之,實證能為肉眼所見,但“心目”卻未必能夠真正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而理性不為肉眼所見,但其中的“所以然”卻可為“心目”所見。遺憾的是,在篤信狹隘實證的人看來,既然理性來源於上天,與實證沒有什麼關係,那麼實證要做的就只能是可以為肉眼所見的檢驗而已。而不能為肉眼所見的因果分析,自然也就排除在實證之外了。

　　再看第二個問題:客觀規律是否存在。在筆者看來,狹隘實證之所以要把因果關係排除在實證分析之外,這與現代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有着深刻的關聯。在現代經濟學看來,自然界尤其是人類社會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客觀規律(即所謂不確定性)。因此,他們嘲笑馬克思尋找人類社會經濟規律的努力是徒勞的,是烏托邦的幻想。這種否定客觀規律的所謂科學於今為烈,尤其是隨着數字化進程的加速,在依賴於統計規律的計量回歸方法的衝擊下,對原理機制的嚴密的因果分析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所謂科學方法就是從大數據中提取相關性,科學似乎不再需要去證明和揭示因果規律,而只是去觀察規律的表徵。於是乎,理論的來源不再是科學關心的問題。

　　人類社會是否存在客觀規律,這裏暫且不論。然而在筆者看來,現代經濟學否定客觀規律的結論與他們自己的“學術追求”並不能自洽。以計量經濟學的迴歸分析為例。眾所周知,計量經濟學既是現代經濟學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按照教科書的説法,計量經濟學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數量關係和規律的一門經濟科學”。[21]用計量經濟學的專業術語表達計量的任務,就是要尋求總體迴歸函數。而什麼是迴歸呢?迴歸最初是生物學概念,其意思是向平均值波動,後來被計量經濟學作為核心概念,其含義是尋找平均值。所謂平均值就是規律或趨勢。什麼是函數?函數就是數學領域中的一種對應關係。在計量經濟學中,函數要表達的是經濟現象和變量之間的相關關係,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者發現經濟活動中的某種規律性。可見,承認客觀規律是計量經濟學的前提,而揭示客觀規律是計量經濟學的目的及任務之所在。既然如此,那麼一邊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一邊又承認計量經濟學是科學,這樣的方法論連形式邏輯中的矛盾律都不遵守,又何來的科學性可言?

　　筆者之所以要着力澄清科學方法論的有關誤區,其問題導向在於:由於未能正確把握科學方法論,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缺乏起碼的瞭解,以至於在我國高校經濟學專業,以下謬誤居然成為廣大師生的常識:一是把實證分析等同於計量分析;二是把計量分析等同於定量分析;三是把定性分析排除在實證分析之外;四是把因果分析等同於價值判斷;五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同於規範分析。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些所謂常識居然成為把馬克思主義與實證分析對立起來的所謂科學的依據。

　　對於上述謬誤,限於篇幅,本文最後強調以下幾點:第一,實證分析並非只有計量分析,比如入户調查和訪談法等也是實證分析。第二,實證分析不僅是定量分析,也是定性分析。比如相關性分析中的正相關和負相關,“正”與“負”就是一種定性。第三,不能把定性分析等同於價值判斷,因為定性往往包含着實證(實然)的內在要求。第四,客觀存在因果關係並不屬於價值判斷的範疇,因而因果分析同樣是實證分析的內容之一。比如格蘭傑因果檢驗,雖然它只是統計學意義的因果分析,但畢竟是追問因果的一種實證工作。第五,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實證特徵,不僅可以用證偽的邏輯來加以檢驗,[22]而且更體現在貫穿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唯物”邏輯之中。[23]第六,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信仰,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種科學。

　　註釋:

　　①至於社會科學的階級性與科學性的關係,參見趙磊:《政治經濟學被顛覆了嗎?》,載於《成都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11期。

　　②參見拙文:《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載於《學術月刊》2005年第4期;《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誤讀》,載於《哲學研究》2006年第6期;《關於經濟人假設的幾個前沿問題》,載於《學術月刊》2009年第9期;《馬克思承諾的再證明》,載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8期。

　　③參見拙文:《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嗎—— 一個證偽主義的維度》,載於《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與發展的方法論邏輯》,載於《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3期。

　　④一些專家認為作者採用的不是“實證方法”,並認為“實證方法”必須要有假設,必須建立數學模型。也就是説,在他們看來,“實證方法”等於“假設加上數學模型”。

　原文參考文獻:

　　[1]庫恩.必要的張力[M].紀樹立,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316.

　　[2][11][12]斯蒂芬·霍金.時間簡史[M].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17,44,193-194.

　　[3]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5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5]鄭偉平.論信念的知識規範[J].哲學研究,2015(4):93-96+12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4.

　　[7]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3.

　　[8]楊小凱.我認識的基督教[J].天涯,2005(1):58-62+45.

　　[9]趙磊.如此證明上帝存在[J].天涯,2005(3):75.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3.

　　[13]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286.

　　[14]李子奈,齊良龍.關於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2010(2):69-83+221-222.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16]朱松純.淺談人工智能的現狀、任務、構架與統一[EB/OL].[2017-11-04].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

　　[17]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18-05-03].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503/c1024-29961468.html.

　　[18]鞠建東.世界正在迎接一萬年以來的大變局[EB/OL].[2017-10-13].財新網.

　　[19][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3.

　　[21]龐皓,主編.計量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4.

　　[22]趙磊.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嗎?——一個證偽主義的維度[J].當代經濟研究,2011(2):32-38.

  （本文刊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