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學 | 生娃這事，經濟學家都搞錯了_風聞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

對於動物來説，生育是一項簡單重複的本能運動。但對於人類，生育則是一項豐富複雜的綜合活動。

人類生育活動，涉及到夫妻情感、社會觀念、動物本能、避孕技術、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發因素。

避孕技術落後、突然中招、乾柴烈火、龍年虎年、父母催生、男丁觀念、環境温馨，都可能提高生育率。反過來，避孕套發明之後，避孕技術將性愛活動從生育本能中脱離出來。人類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術”，盡情享受歡愉效用的同時，還可以主動選擇不生娃，或何時生娃。

所以，避孕套實際上給人類帶來了一場人口及經濟革命。它將人口生育，從自然生物的本能領域，推進到社會經濟的主動選擇領域。如此，人口生育問題，變得更為清晰明瞭，人類更多地遵循成本與效用的經濟規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選擇。

所以，人類生育，已演變為一項類市場行為，受市場規律的支配。

性愛，或許是人類經濟社會中唯一可實現帕累托最優的交易活動。交易雙方的效用都得到極大的滿足，同時還可能誕生共同的愛情結晶。

不過，生育，卻不是一項帕累托最優的交易活動。生育，除了生，還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夫妻雙方往往會綜合考慮生育的成本、生產的風險以及養育的效用，然後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選擇。

最典型的例子是，“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若加上學位房的成本，中國的生育成本應該是全球頂級的。不少夫妻選擇不生二胎，推遲生育，甚至晚婚，或都與高房價帶來的高養育成本有關。

生二孩後，兩房可能要換三房，五人座的車可能要換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棄工作專職帶娃，或聘請保姆增加開支；孩子的教育培訓、吃穿住行、醫療保險等費用，以及培養所付出的時間精力成本，都增加不少；兒女長大之後婚嫁、住房等壓力，也會倒逼而來。

生育有成本，也有效用。

孩子的出生，給家庭帶來温暖、快樂，以及情感寄託；孩子的成長，給父母帶來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見證、參與生命成長的巨大效用。生育是實現生命、財富、家庭以及責任代際傳承的基本保障，可以降低個人衰老、家庭衰落的風險，以及抵禦家庭的不確定性風險。

當然，“一千個讀者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及家庭都會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生育，終究是一個項私人活動。

節育，可以通過國家運動來實現；但生娃，國家幫不上忙，全靠夫妻個人使力。經濟學家擔憂人口紅利消失，鼓勵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顯。並不是這代年輕人不給力，而是生育受經濟規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數影響，也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影響。

生育效用遞減

機會成本遞增

目前，不少人擔心，中國會走向類似於日本、德國等歐美國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將日本、德國的經濟低增長，歸咎於低生育以及人口過度老齡化。這種擔心值得理解，但是沒有意義，而且容易產生誤導。

實際上，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呈現一種不被人為意志轉移的規律：隨着經濟增長，國家人口出生率逐漸降低，穩定在一個低生育水平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口出生率只會越來越低，進入低生育國家。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被認為是比較良性的，但如今創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於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發達國家中，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出生率都低於2.1，韓國、新加坡只有1.2，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觀，尼日爾、南蘇丹、剛果、乍得、索馬里、安哥拉、布隆迪、馬裏等低收入國家都維持着高生育率。

經濟發達程度與生育率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關關係。

“高房價抑制了人口”説明了高房價或低收入會降低出生率，那麼為什麼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發達國家則要低得多？

如果爆發經濟危機，在短期內出現嚴重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居民收入快速下滑，這時生育成本則大幅度上升，家庭的邊際收益率和收入預期趨於悲觀，生育率則會快速下降。例如，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滯脹期間，美國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價問題也是同理。房價如果在短期內快速上升，家庭實際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購房成本則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會受到抑制。

經濟短期內快速上漲也會出現這種人口生育波動。例如，羅斯福新政實施後，經濟復甦，尤其是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美國出現了一波嬰兒潮。

所以，經濟的短期快速上漲或下跌，物價、房價短期波動，與生育率呈正相關。但若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則呈負相關。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只能由邊際分析來解釋。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相對穩定，收入預期也相對平穩，接近“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此時生育則會呈現邊際效用遞減的特徵——經濟增長，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而經濟、物價、房價短期波動，改變了“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則不符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在一個經濟穩定增長的時期內，為什麼家庭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降低呢？

一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

如果生過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體會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我們經常説，“一胎按書養，二胎按豬養”。第一個寶寶出生，父母會比較幸福，各種拍照各種曬娃，玩具、衣服、紙尿褲、奶粉、推車、早教都選擇好的。

但二胎出生後，老二給父母帶來的興奮和滿足就大幅度下降。衣服、玩具、推車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甚至不少還是二手羣裏淘來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對老二投入的金錢、心血以及養育帶來的滿足感、愉悦感、興奮感也不如老大。

當然，這裏每個家庭存在差異，同時如果老大老二性別不同，或父母對孩子性別偏好不同，育兒效用也會有差異。但總體來説，生得越多，生育的邊際效用則遞減。若二胎遞減不夠，則再生幾個，邊際效用會明顯下滑。

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不受家庭條件影響。只要技術水平（主要是影響生育相關的革命性技術，下同）保持穩定，隨着經濟穩定增長，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都會呈現遞減。

二是生育機會成本遞增。

當你的收入增加時，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會增加。假如月收入3萬元，若要放棄工作、休息或學習的時間去生娃，這個生育的機會成本要大於月收入是3000元時。收入較低時，生育的機會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職業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職業上升期，在高收入時期，不願意生娃，或將生育計劃推後。

隨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遞增，反過來降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很多高收入職業女性，在職場上獲得的收入、榮譽、地位、成就感、滿足感等綜合效用，要大於生育帶來的效用。如此，她們就會選擇暫時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對於低收入者來説，生育兒女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可能要大於職業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長期帶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邊際效用會出現明顯的遞減，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婦女最終也可能選擇就業，從而減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在提高，女性不需要從事職業勞動，或者家有傭人照看孩子，生育率還會降低嗎？

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但是依然無法擺脱生育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生育率也會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會有其它需求，比如説休閒、學習、娛樂、詩與遠方等，這些都是生育的機會成本。

《紐約時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育齡人羣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閒時間”。對於他們來説，休閒帶來的效用大於生育。

所以，一邊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一邊是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育率會逐漸下降。

美國擺脱70年代滯脹危機後，從1980年代開始，生育率伴隨着經濟穩定增長而平穩下滑；到1990年代後，美國生育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近些年則進一步下降到1.8以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育兒觀不同，邊際效用也就有差異。與亞洲人相比，歐洲人覺得生兒育女可以增添生活樂趣的人沒那麼多。在德國，每4人中只有1人認同“享受有子女的天倫之樂”觀點。另外，“兒女養老”的國家，要比制度性養老，更傾向於生育。

三是少生優生增加邊際效用。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機會成本遞增的驅動，更多父母選擇少生子女，轉向優生優育。如果經濟持續增長，收入預期穩定，少生必然會轉向優生優育。為什麼？

父母會在二胎和一孩優育之間做認真或不經意的權衡。如果二胎帶來的效用大，則會選擇生育二胎。但是，隨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會傾向於少生。他們會選擇培養好現有的孩子，從現有孩子的教育、成長、陪伴中獲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紐約時報》這份民意調查還顯示，美國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兒費用太高”、“想給已有的孩子更多時間”、“對經濟憂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閒時間”、“養不起很多的孩子”。

與二孩的投入產出比相比，對現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簡單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錢，帶來更多的快樂和幸福。在中國如果多生一個孩子，多一個房間、多一份教育培訓費、多一份精力，這些產生的養育費用很高；反過來，養娃的規模效應很低，很難標準化生產、養育，邊際成本極高。這些費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長。人們最擔心的是，多生一個，結果兩個都沒養好。

這些年，隨着中國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沒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現有孩子的培養上。最近十年，中國只有重點學位房價格和教育培訓價格，跑贏了貨幣增速。可見，中國家庭對現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們再來關注低收入者。為什麼低收入國家、低收入者願意生更多孩子？低收入者考慮的標準也是如此，與優生優育相比，他們更願意多生，因為多生孩子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國家一般養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託於養兒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禦不確定性風險；反過來，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説，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難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對於低收入者來説，多生的安全感、滿足感就要大於優生優育。

當然，更多家庭不是絕對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們的家庭財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動態變化，他們的生育選擇也會隨着變化。比如説，第一個孩子養到10歲養廢了，那就再生一個。

這種説法略帶玩笑，但實際上是一些父母的綜合考慮。這類父母可能覺得再對一孩進行投入，效益、效用趨於悲觀；也可能通過一孩養育有了經驗，希望二孩能夠養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兩個孩子，相互有個伴，長大有個照應，家庭更加温馨，自己養老更有保障，家庭的總體效用提高。

但是，不管每個家庭處於何種考量，都無法違背生育效用遞減規律，生育邊際偏好不可能持續遞增。所以，短期的高房價、高物價對生育率有抑制作用。從長期來看，經濟持續增長，收入穩定增加，生育相關技術未發生變革，生育邊際效用呈現遞減，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續下降。

在這一過程中，生育選擇會從少生轉向優生優育，從而推動家庭及國家人力資本的增加。

邊際收益遞減

馬爾薩斯陷阱

從長期來看，通過人為直接干預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一個不會因人為意志而改變的趨勢。

當下中國，人口紅利鋭減，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經濟學家尤為擔心，呼籲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儘快填補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任憑經濟學家如何呼籲，人還是生不出來。

實際上，過度的人為干預生育，不管是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都是違背“自然法”，也違背經濟規律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的人口觀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在大鍊鋼鐵的年代，國家奉行的是“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多生一個人，就可以多挖一車煤，多煉一堆鋼鐵。

這種屬於古典主義人口觀。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都符合這種人口觀。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口是第一資源，經濟增長依靠人口、土地的數量型增長。古中國、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都是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大國。

到了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就發現，人類歷史進入了一種簡單的重複循環：人口大規模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當人口規模到達一個拐點時，土地、糧食則不夠用，人類就面臨饑荒、瘟疫、戰爭。

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增長，土地和糧食按算術級增長，人口規模超過土地供養極限時，社會就會掉入“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的父親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馬爾薩斯與其父親為此經常爭論，後來他將這些爭論整理成一本書——《人口原理》。他主張通過節育來降低人口數量，以避免災難。

今天我們知道，馬爾薩斯的預言沒有成真。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的演變基本符合馬爾薩斯理論。遠古及古代社會，人類的生產力、科技水平長時間徘徊在極低的、幾乎恆定不變的水平，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發生饑荒、搶奪、戰爭以及瘟疫。幾千上萬年，人類都沒能擺脱“馬爾薩斯陷阱”。

但是，馬爾薩斯時代，英國正在爆發工業革命，但他和當時不少經濟學家都沒有觀察到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工業技術以及工業制度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上萬年來的低迷的科技及生產力。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農具的使用、種子化肥的改進以及農耕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帶領人類擺脱了“馬爾薩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大力鼓勵“英雄母親”生育，關閉避孕套進口，從而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波嬰兒潮。這波嬰兒潮中，生育規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間。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人口紅利，基本上來自這一人羣。

到了1970年代，中國人口觀發生了逆轉，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節育派使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主張限制人口生育。從1980年到2000年前後，中國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政策直接結果是，在過去幾十年，幹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從而製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降低了製造商品的價格。

這些年，這批規模巨大的創造者逐漸退休，青年羣體的規模因當年的節育政策而無法跟進，人口紅利快速消失。過去幹活多、養育少的人口結構，逐漸逆轉為幹活少、養育多。這種極端轉變，對當前的人口繁衍、養老、育兒以及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

近些年，政府開放二胎，鼓勵生育。一批經濟學家大聲疾呼，希望全面開放生育政策，解決勞動力危機。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為什麼開放二胎多年後，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還快速下降？

過去，中國人口時而狂奔，時而急剎車。過度的人為干預，導致人口結構不合理。接下來，我們需要儘快全面開放人口生育政策，儘量彌補人口結構性失衡問題，降低“未富先老”的衝擊（具體方式在第三部分講述）。

但是，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如果再次以人為的方式過度干預生育，或者干預手段不當，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因違背經濟規律而造成另一種危害。

實際上，我們當前的人口焦慮以及人口觀，已經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人口觀提倡節育，我們如今提倡生育，怎麼會陷入與馬爾薩斯一樣的誤區呢？

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技術水平恆定，社會經濟呈現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例如，一畝地中，無論增加多少百人、萬人，這畝地的邊際收益率也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簡單理解，人口增加，人均產值在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如今，我們的擔心，與馬爾薩斯當年的擔心是一樣的。我們擔心人口老齡化，擔心勞動力減少，養老規模增加，實際上，我們現在擔心的也是，人均產值下降，人均負擔增加。馬爾薩斯最大的失誤是，他沒有觀察到當時發生在他身邊的工業革命，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力量。如此，他與一場偉大的理論革新擦肩而過。而我們也是如此，我們過度地關注人口數量，而忽視了技術進步。

實際上，馬爾薩斯受亞當·斯密的影響很難發現技術進步的力量。在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中，技術只是一個外生變量，常被假定為不變，經濟則按照市場機制配置各種資源，並達成均衡，否定規模報酬遞增。古典主義最大的優點是幫助我們從宏觀上認識經濟世界的關聯性，但是它最大的弱點是無法解答因果性。簡單來説，關於“為什麼”的問題，古典主義都回答不出來。

所以，馬爾薩斯等不知道經濟為什麼會增長，他們只看到數量型增長，而忽視了技術進步，自然就無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

我們現在對人口的關注點，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數量型上，也就是“人口紅利”，而忽視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

隨着經濟進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人口生育率下降，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就像我們看到一架飛機不斷下降，甚至可能墜入海中。這固然是我們不想看到的，但是國家、個人都沒有能力改變。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來改變，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曾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倡導節育政策，這一主張給後來的一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同時，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極大地衝擊了人口及經濟結構。過去，人們享受了人口紅利；如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承受人口結構性失衡的壓力。

如果政策不干預，人口陷入負增長的國家不會消亡嗎？人類不會滅絕嗎？人口不斷下降，經濟不斷衰退怎麼辦？

邊際收益遞增

人力資本福利

首先，必須説明的是，人口生育需要政策干預，但不能直接干預。其次，生育問題應該遵循經濟規律，主要交給技術進步來解決。最後，人力資本取代人口紅利，成為生育問題、勞動力問題及經濟增長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交集。

到目前為止，人類發現最好的資源配置手段依然是市場。人類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最終都是由技術進步來解決的。自從近代科學技術興起之後，經濟增長由原來的數量型增長轉變為指數型增長。指數型增長來自技術和知識革新。

根據熊彼特經濟週期理論，每當經濟進入衰退時，企業家都會努力創新，尋求突破，通過新技術、新產品或新知識，幫助企業建立競爭優勢，促進經濟復甦，重新建立動態均衡。

實際上，人類發展、經濟增長、技術進步都是倒逼的。當人口數量下降時，如果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經濟逐漸下滑，收入逐漸降低，人均產值則會下降，邊際收益遞減，人類則會面臨當年馬爾薩斯所預言的危險境況。

但是，人類在面臨這種壓力時，會努力革新技術，提高人均產值，促進經濟增長，從而避免“馬爾薩斯陷阱”。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之前邊際收益遞減的條件，將邊際收益曲線右移，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勾勒一條遞減曲線；當邊際收益遞減到一定程度，技術又會實現新突破，然後又將這條曲線右移，建立更高收益水平的曲線。

如此，反反覆覆，動態平衡。經濟和收入在一波波技術革新推動下浪潮式前進，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這就邊際收益遞減與邊際收益遞增的有機結合。

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但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也必須忍受。只有這種逼迫，技術才會進步。所以，短期來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生育率下降，經濟不會下降，人均產值也不會降低反而會增加。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如此嚴重的德國、日本，他們的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認，他們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齡化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恰恰逼迫他們技術革新。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之一，生命質量很高。日本的工業機器人技術，正在大力應用於養老、醫療領域，以解決老齡化問題。這些技術進步不少是低生育問題倒逼出來。待中國老齡化到同等程度，技術和經濟不知能否達到日德這一水平。

如果人為過度、直接干預生育會造成什麼後果？

舉個例子，當經濟進入正常的週期性衰退時（非經濟危機、大蕭條），如果一家企業因盲目擴張而導致資金鍊斷裂。此時央行大發慈悲，提供足夠貸款幫助其渡過難關，那麼這將產生道德風險，破壞市場競爭，最終不利於這家企業技術進步及持續經營。

如今長三角、珠三角企業面臨用工短缺，企業用工成本在上升，經營壓力在增加。此時，老闆一般都在努力想辦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進流水線技術，採用智能流水線，降低用工數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術更好的材料，從而推動技術進步。

但是，假如通過某種生育政策，勞動力又變得富餘了，那麼工廠則不會選擇技術革新，而繼續使用廉價勞動力。

所以，人為過度干預生育，與過度擴張、緊縮貨幣一樣，會扭曲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價格，不利於市場資源配置，不利於技術進步和製造業轉型升級。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先進技術，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勞動力價格上升、持續工人運動以及工會鬥爭的艱難環境中地不斷革新的。

所以，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須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是人類經濟進步的必然規律。

技術進步，解決了經濟增長問題，但如果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增長，人類不會滅亡嗎？

按照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口會持續減少，但是人類不會因此滅亡。為什麼？

所有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都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技術水平保持不變。而如今，如果與生育有關的技術進步，原有的生育邊際遞減規律的條件發生了變化，邊際曲線會右移，人口會在更高生育水平上重新建立生育效用遞減曲線。

如何理解？

當影響生育的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或發生了技術變革，人口生育率會提高，人口生育規模會增加。當這一技術穩定時，生育率又會隨着經濟增長而遞減。

例如，試管嬰兒技術、無痛分娩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產的機會成本，提高生育邊際效用。整形美容技術的進步，降低了產婦因生育帶來的身體傷害，降低顏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風險。一些高齡產婦、愛美女士在新技術條件下更容易選擇生育。

當然，目前影響生育相關的技術水平還沒出現革命性的進步，這種技術“微創新”還無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來基因技術、試管嬰兒技術以及其它醫療技術爆發顛覆性創新時，人類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力資本，會在市場的調節下重新回到相對合適的位置。

是否能夠確信，人類能夠在自我滅絕之前，實現技術進步？

300多年來，市場機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戰和質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為止，它還是稍微靠譜的機制。曾經我們試圖用上帝的視角，人為地、大刀闊斧地改變經濟，試圖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但都遭遇失敗。

不過，對於生育問題，我們依然要保持謹慎。這個問題關係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生育相關技術保持不變的前提下，隨着經濟進步和收入增加，人們會降低生育數量，然後選擇優生優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這種經濟規律，實際上就推動了市場要素從勞動人口轉向人力資本轉型。一邊是人口數量減少，一邊是人力資本提高。

人力資本的提高，促進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推動生育效用曲線右移，促進人口增加。因此，人類不會因此滅亡。人們會在技術的革新浪潮中，反覆地通過邊際效用及成本理論，在生育數量和生育質量之間一次次建立新的平衡。

這實際上是微觀層面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從而推動經濟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指數型增長轉變。具體到個人，就是你按什麼標準考慮生娃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預生育，那麼政府應該做什麼？

一提到市場，我們不能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誤區，完全把人類的命運交給市場。市場與政府一樣，都會犯錯誤。從上個世紀19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派不再糾結於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爭論。布坎南、哈耶克、阿羅、波斯納、科斯等經濟學家共同找到了一個方向，並形成了共識，即通過“憲章”、制度來共同管理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

所以，任何經濟領域以及市場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有效管理。在這一框架下，政府行使合理的干預行為，不違背經濟規律，提供更好的公共福利。

我們回到生育問題。那麼生育該如何幹預呢？

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將生育問題交給市場來選擇，不直接干預生育，不違背經濟規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過搶人口的方式彌補老齡化和人口不足的問題，但這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全面開放生育政策，重視生育問題更為重要。

由於過去的生育政策帶來人口結構的失衡，目前老齡化加速，老齡人將大規模到來，而年輕勞動力則相對緊缺。

目前，真正的問題，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自然下降，是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趨勢的，那麼這並不可怕，因為技術的革新、市場的調節，可以促進人口恢復均衡。但是，過度的人為干預，出現“未富先老”，容易導致市場失靈，市場在短期內難以調節回來。這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短期的具體做法是，過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紅利，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調節，將這筆財富如國有資產拿出來，充實社保基金，降低這一代年輕人的養老壓力。大力完善幼兒、基礎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醫療服務，大幅度降低生育、養育兒女的成本。

另外，受惠於過去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房地產製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給如今的家庭帶來極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轉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經濟壓力。

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生育問題，需要用過去人口紅利時創造的財富來彌補，儘可能地燙平這一大波浪，緩解扭曲程度。

長期來看，如果生育相關技術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制度性養老以及養老基金或許反過來還會降低生育率。

但是，如果目前這個坎沒被燙平，勞動力數量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沒有培養出來，老齡化負擔又很重，市場調節機制容易癱瘓，經濟將受到較大沖擊。

落實到個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個，但又沒有培養好，經濟收入有限，養老負擔很重，這才是真正的憂患。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會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對平穩地過度到低生育時代。中國的生育問題，實質上是社會福利問題。

長期來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科學的水平，促進人力資本提升，促進技術革新，推動中國的生育邊際曲線右移，促使人口規模及人力資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尋找到動態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