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靂貝貝》導演宋崇：現在的兒童電影大多是“偽兒童片”_風聞

1988年，一個“帶點的孩子”驚豔一代青少年的童年。戴着紅手套的貝貝，能控制交通燈，能提前打下課鈴，還能和外星人“攀親戚”。這個善良又有趣的兒童形象成為中國電影銀幕上的經典，憑藉想象力帶來的天馬行空也彌補了技術匱乏年代的缺憾。當時，好萊塢已經花3000萬美元做出風靡全球的《E.T》，而兒童電影製片廠則花了47萬人民幣，拍攝了一部迄今也能夠位列許多人心中“最佳”系列的兒童科幻片。

《霹靂貝貝》海報

《霹靂貝貝》的導演宋崇拍過不少兒童片，在“貝貝”橫空出世前，一部《閃光的綵球》也曾得到當時青少年們的喜愛，也是因為這部影片，讓當時年事已高的兒影創辦者、老影人於藍來到上海“挖”他去了北京。上世紀90年代，宋崇拍攝的《三毛救孤記》，幾乎是救了因為效益壓力重重的安徽電影製片廠。

宋崇這樣評價《霹靂貝貝》在他創作生涯中的意義，“它豐富了我創作兒童片和科幻片的創作經驗和自信心，瞭解了兒童演員的特點和兒童觀眾的觀賞心理。”

退休後的十幾年，宋崇在上海開設影視專業的高校教書，還時常會講起拍攝《霹靂貝貝》的經歷。學生從80後教到95後，大家都喜愛着霹靂貝貝，這讓宋崇十分欣慰。“觀眾是上帝，能被上帝關注和垂愛是多麼幸福的事。在課堂上，學生一聽我是《霹靂貝貝》的導演立即會鼓掌歡呼，一下我和學生親近許多，我就陶醉了。”

宋崇

從對“特異人”和“外星人”的好奇出發

三十年後，和宋崇談起當年拍攝《霹靂貝貝》的來龍去脈，他還是記憶猶新。

回想拍攝初衷，宋崇説，貝貝故事的啓發是“特異功能”，當時一段時間航天部在研究各種神奇的特異功能，電影中“人體研究所”也確有其事。早些年，宋崇在北影廠曾經拍了一部關於特異人的紀錄片，請全國有特異功能的人來表演，有人能耳朵識字，有人能手掌識字，“有些事是你不能瞭解的。”但這部紀錄片只作為內參，沒有公開過，因為沒法解釋的事情就容易歸類封建迷信，或者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引發詐騙。

《霹靂貝貝》截圖

影片編劇張之路曾經是個物理老師，寫“帶電的孩子”中有不少物理知識，但宋崇覺得不夠神奇。當時《E.T》風靡世界，全世界對外星生命充滿好奇，於是電影中又加入了飛碟、外星人等元素，增加影片的新鮮感。

而這些元素意味這電影的製作難度大大提升。以前做導演，只要考慮怎麼講好故事，把握演員表演。而拍攝《霹靂貝貝》，充滿了各種設計機關和小心思。

“其實這個片子，我們拍得很節約，用了當時上影廠最好的特效團隊，一部分用了特效動畫，比如水倒流的膠片倒放，或者用疊加二次曝光，先拍醫院，再拍飛碟，疊化合成。還有一些人飛起來的威亞鏡頭，不過那時候摳像技術不成熟，還得靠逆光拍攝之類的方法規避掩藏。”

《霹靂貝貝》劇照

另外，劇組當時參考《E.T》做了一個三米直徑的飛碟，掏空了幾個洞，裏面裝上燈，用吊車吊起來移動，這就是當時的“大製作”鏡頭。

當時電影的美工，是後來拍了《大氣層消失》《紫日》的導演馮小寧，他給外星人的形象設計一套連體衣，買了幾千個亮片，當時正和馮小寧談戀愛的演員劉佳，用約會時間把亮片手工縫上去，“光一打就閃閃發光，衣服太金貴，馮小寧怕被別人穿壞了，就親自穿親自扮演外星人。”宋崇給我們透露了一個幕後小八卦。

當時對於場景的選擇，也有考慮到做個對比，“生活的景都是當時最好最現代的，因此家、學校這些場景都是在深圳拍的，當時深圳的現代化遠遠走在全國前列。但一些科幻的場景，比如飛碟出現的時候，瞎子復明的時候，反而選擇了一些古老的文化，例如長城、碑林。”

而《霹靂貝貝》的“神奇”感，也延續到了宋崇之後的創作中。拍《三毛救孤記》的時候，宋崇讓三毛頭上的毛可以豎起來，這也得益於之前的積累，宋崇已經非常善於設計這些小機關。“當時用了玩具小汽車裏的齒輪，裝在三根毛底下，再用遙控控制，三根毛就可以分別站起來。孩子們看了就覺得特別新奇喜歡。”

選演員靠“吹牛” 

宋崇常給學生們講《霹靂貝貝》選演員的故事，妙趣橫生。拍攝兒童片那些年，他有些發覺好苗子的“絕招”。

《霹靂貝貝》海選的時候來了上千個孩子，這些孩子來自全國的少年宮，才藝不相上下。宋崇給他們出了道題，讓孩子“吹牛”，問他“你是怎麼來的？”要求要用想象力回答，牛皮吹得越大越好。“有的孩子説，我坐小汽車來的，我坐飛機來的，這就沒什麼想象力。有的説我騎掃帚來的，我坐飛碟來的，那就比較好玩，我繼續讓他編。還有説騎毛驢來的，我説‘那你騎毛驢回去吧’。”

這樣一輪篩選掉只剩幾百個孩子，宋崇又讓他們吹牛，“你今天吃了什麼？”有的孩子説“吃妖怪”“吃星星”，有的孩子説“吃泡飯”，宋崇説，“那你再回家吃泡飯吧。”

“吹牛是小演員展示自己閲讀量、知識面和想象力的表現。”宋崇説，因此，有些較真説“老師説好孩子不能撒謊”的乖小孩，宋崇也認為並不一定適合做演員。

吹完牛剩下了幾十個孩子，宋崇又用做遊戲觀察孩子的性格、反應和膽量。最後篩選到只剩十幾個孩子的時候，才分配角色。之後再給這些孩子上表演課培訓，訓練他們做小品。

“孩子的小品也能看出想象力，當時給他們設定了一個規定情境——天氣很熱，你在房間裏做功課，飛進來一個蒼蠅。結果孩子為了打蒼蠅，啪一巴掌就拍到了我臉上。想想也是好玩得不得了。”宋崇哈哈笑着回憶當年的情形。

《霹靂貝貝》劇照

演貝貝的小男孩張京，是當年全國故事大王的冠軍，説到這個孩子的發掘，宋崇説當時確定不需要找很好看的小朋友，但是需要有特點。“張京頭大，看起來虎頭虎腦的，像有特異功能的孩子。”

拍孩子多的羣戲，宋崇回想每天收工回家腦袋都要炸了，因為孩子們實在是太鬧騰。可宋崇偏偏還喜歡挑調皮的孩子。

1982年，宋崇拍攝《閃光的綵球》，一個班30多個孩子帶到寧波拍攝，最頑皮的男主角只有宋崇能製得住，於是連晚上睡覺，宋崇都和他睡一間。在兒影廠的日子，宋崇學會了管小孩，恩威並施，“到寧波山裏，孩子們就滿心想去玩，就乾脆先放兩小時的假，讓孩子們去採花。等回來再給他們玩花，他們也沒興趣了。你要先滿足他們的興奮點，管是管不住的。”

關於這部電影還有個小插曲，《城南舊事》的導演吳貽弓曾經很得意自己挑選的英子的演員沈潔，是當時宋崇挑過那個班裏“撿漏”來的。説起這段往事，宋崇依然遺憾。“我不是沒挑中她，我一眼就知道這個小女孩太好了，可是一個班三十多個孩子，我們一律不許家長跟着，這個孩子的家長非要跟，一個家長跟，全班家長就都要跟了，我不能為她破例。”宋崇是個注重“規矩”的導演。

宋崇自己説小時候很頑劣，他拍的兒童片，以前的同學看了就説，“活脱脱是宋崇小時候”。“你得有兒童的生活。現在有些女同志拍兒童片拍不好，她們選演員喜歡奶油漂亮的，拍戲喜歡循規蹈矩的、乖乖的。”宋崇説，“我拍兒童片的理論是，兒童片導演必須是頑劣兒童出身的‘大孩子王’。”

《霹靂貝貝》劇照

兒童片就是為孩子拍的

《霹靂貝貝》當然也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在今天看來，讓貝貝完全成為一個普通小孩才能融入集體的選擇，與當時強調集體和共性，並不提倡個性的社會價值觀有關。宋崇透露，其實後來陸陸續續有好多孩子寫信來，問為什麼要讓貝貝失去帶電的能力，“他們説應該給貝貝身上裝個開關。”但當時，主創們認為，電影最後希望落到解決孩子孤獨的問題，回到常態。“即便異類能夠融入集體，孤獨感似乎解決不掉。很多文學作品都是這麼做的，為了迴歸平凡，寧願失去。”

不知這樣的遺憾，是否會在未來得到彌補。2015年，在廣電備案的網站上曾出現《霹靂貝貝》續集立項的消息，導演是當時影片的編劇張之路。

劇情簡介顯示，這部叫《霹靂貝貝歸來》電影講述的不再是貝貝童年的故事，貝貝成了年輕的大小夥子，超能力覺醒懲惡揚善。

宋崇透露，這些年，很多人找來想要拍續集，他都拒絕參與。“一來是因為再拍很難超過它，始終沒想過哪條路，能突破原來（的作品）。如果要拍，一定要突破。現在肯定是做了也不討好。而且這個電影每年電視上都還在放。”對宋崇來説，《霹靂貝貝》，拍一次就夠了。

不可否認，30年後，仍有許多人懷念《霹靂貝貝》《泉水叮咚》《大氣層消失》《小鈴鐺》等兒童片，是因為今天的“兒童片”實在沒落，基本上只能選擇動畫片。

宋崇介紹，兒童片曾經是中國踐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產物，過去蘇聯有兒童電影製片廠，後來中國的兒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兒童電影製片廠。曾經的兒影是“獲獎專業户”，不僅在國內外獲獎無數，每年6部生產指標出產的電影，也是“根本不夠放”。

《霹靂貝貝》劇照

到了1990年代末，兒影廠和北影廠等8家單位合併成立了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兒影廠的所有員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團的各個部門，兒影廠的生產任務，轉而由集團下屬的第三製片公司承擔。2005年，在第三製片公司的基礎上，中影動畫產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專攻動畫片生產。而一直以生產兒童故事片為主的兒影廠，只剩下“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這塊金字招牌，仍作為出品單位偶爾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而兒童電影的生產也從“計劃”被推進了“市場”。

“過去是拍片子的是頭，管發行，後來倒過來，發行成了頭。”宋崇認為，兒童片其實有着巨大的市場，只是沒有得到重視和適當的方式。

例如孩子不像成年人，可以自主選擇影片，很多時候觀看的內容，需要學校和家長來篩選，過去學校組織看電影的方式，其實是適合兒童片發行的。而如今，因為重視學習和安全，學校組織外出看電影，甚至春遊的活動都越來越少。

另外，創作的“源頭”也沒有得到重視，“過去我們搞過一個計劃叫‘金蘋果園’，就是把作家們當作‘金蘋果樹’，一搖就一個‘金蘋果’。當時我就跟作家們説，只要你們來北京，我就招待你們，你們需要什麼樣的寫作條件，我都滿足你們，條件就是你們要給我寫本子。”所以，當時有許多即便不是專攻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也會給兒影寫劇本。

做過兒影廠廠長的宋崇，這些年還是會陸續收到一些來尋求幫助或者建議的邀請，一些影視公司説想拍“兒童片”，但在宋崇看在，如今真正為孩子拍的影片少之又少，大多數的電影，不過是用孩子做主角的“偽兒童片”。

在宋崇看來，早年一些革命題材電影，比如小蘿蔔頭在各個監牢送情報，“其實這個片子不適合孩子看，孩子看過覺得恐怖，這就不算是好的兒童片。有些片子講家庭離異，看得孩子很擔心家長離婚，憂心忡忡，這也不是好的兒童片。”

而近年來，不少文藝片，以孩子為主角，是以兒童的視角舒解成年人的情懷甚至批判，例如《八月》《嘉年華》《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等，這些影片自有其藝術價值，但孩子並不能從中獲得觀影的愉悦。

《西小河的夏天》的導演周全藉由電影表達自己對於童年記憶和故鄉的追思；《八月》的導演張大磊曾表達片中的小男孩是以“闖入者”的角度去致敬父輩；在平遙電影節上獲得多項大獎的華語電影《過昭關》的導演霍猛則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選用孩子作為主角，因為孩子能夠更純粹的傳達導演看待事物的眼光，以及用一種更具對比度的方式承載影片關於生死思考的主題。

而除了上述過於“作者化”的“偽兒童片”，宋崇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因為國家對於拍攝兒童片一直有五十萬到一百萬不等的補貼，不少片方為了補貼而選擇加入兒童視角， 最後也搞成了不倫不類的“偽兒童片”。

“我們以前專門討論過一個標準，兒童片必須滿足三點，為孩子們拍的戲，以孩子為主角，兒童喜聞樂見，符合這些概念，才能算是真正的兒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