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朝戰爆發前美國既定對華戰略_風聞

目前在網上甚至在國內學術界有這麼一種流行的論調，那就是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成功切斷了美中可能建立的關係，使中美建交推遲二十年，避免中國成為鐵托第二,《從雅爾塔到板門店》在其《板門店的回聲》一篇中就認為並認為美國在朝戰的最大失分是有“二十年來沒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關係”。《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也持類似的觀點：就美國而言，出兵朝鮮，保住了南朝鮮半壁江山，穩定了1949年成立的北約組織，為西歐和東亞資本主義陣營的復興奠定了基礎，但卻失去了與新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機會（20年後才實現）。多數人認為，當時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可能，原因在於我們不可能承認美國與國民黨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並非如此。儘管新中國成立後宣佈廢除近現代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基於現實，不可能完全做到。如宣佈對蘇聯“一邊倒”後，就沒有追究沙皇俄國割佔我144萬平方公里領土和外蒙古獨立問題（這兩塊加起來有300萬平方公里，是台灣面積的100倍）。相反，美國與國民黨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大多屬於商業性質，可讓步餘地大得多。就是在中美關係最僵硬的五六十年代，雙方還是在華沙舉行了大使級的定期會晤，可見雙方原則性分歧並不大。事實證明，沒有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就沒有東亞的穩定，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就失去了與中國對話的機會，一拖就是20年。”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不過是中國學者一廂情願的“事後諸葛亮”的“自我貼金”，實際上新中國在冷戰初期選擇“一邊倒”是朝戰之前發生的事情，蘇聯能成功將新中國“綁”在自己戰車上根本原因還是當時美帝政府對中國的敵視還有無視，當時中美雙方並無建交的共同利益基礎（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所謂意識形態因素，僅從經濟角度上看中美建交也無太大實際利益可言，恰恰是《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認為的大多屬於商業性質，可讓步餘地大得多的不平等條約恰恰正是當時中美不可能接近的最大原因）。實際上當時美帝杜魯門政府在對待新中國問題上主流意見恰恰就是“我們不應過急地承認這個政權。過去我們等了12年才承認俄國的共產政權”（《從雅爾塔到板門店》P170頁RC59E394,跟總統的談話，1949年10月3日），　正如艾奇遜在196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對於我們來説，承認似乎是一個徒勞無益的姿態，它對中國共產黨人和我們肯定都沒有多大意義，只能使別的亞洲國家感到不安。結論是等待適當的時機，到中國內部發生動亂或中俄之間發生麻煩時才能採取行動。同時，我希望北約國家採取一致的政策，我們都會對共產黨中國實施貿易控制。”正如《最寒冷的冬天 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文作者在其第六章《扭轉乾坤》的《台灣問題》篇指出的那樣：“引發美國與中國之間衝突的力量要遠比大洋兩岸人民所以為的強大得多。很多美國人都沒意識到，從蔣介石退守台灣的那一刻起，台灣就成為中美關係的癥結所在。當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立即斷絕了一切與其交流的可能性。當包括英國在內的重要盟友開始與中國對話時，美國仍然拒不承認新中國，孤立了中國，也孤立了自己。這無異於主動將中國推入斯大林的懷抱。”（P262頁）“從蔣介石離開大陸的那一刻起，國民黨駐美“大使館”與“院外援華集團”所做的都是在阻止美國承認新中國。他們成功地讓是否承認新中國變成美國國內一個持久的論題，即使在時隔20餘載之後，民主黨仍對這一話題噤若寒蟬。尼克松總統曾是一名勇於批評民主黨人對待共產主義過於軟弱的年輕政治家，人們以為他不會受到共產黨的紅色誘惑。不過，1972年2月，他首次打破堅冰，出訪中國。然而，除了尼克松以外，如果換做民主黨人出訪中國，那就會被指責為親共。”（P263頁）　　那麼“二十年來沒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關係”，“主動將中國推入斯大林的懷抱”算不算當時美國政府一個嚴重戰略失誤呢？很遺憾，如果仔細分析當時時代背景，筆者不能不佩服這實乃艾奇遜，杜勒斯兩位美國傑出外交家深謀遠慮之舉。　　為什麼艾奇遜會認為“對於我們來説，承認似乎是一個徒勞無益的姿態，它對中國共產黨人和我們肯定都沒有多大意義，只能使別的亞洲國家感到不安。結論是等待適當的時機，到中國內部發生動亂或中俄之間發生麻煩時才能採取行動。同時，我希望北約國家採取一致的政策，我們都會對共產黨中國實施貿易控制”？因為在艾奇遜等人看來，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認新中國並不能加速中蘇分裂的進程，因為南斯拉夫與蘇聯的分裂並不是西方示好的結果。甚至艾奇遜的一些幕僚們還相信，對中共施壓反而有利於中蘇分裂，因為在西方施壓的情況下，中共對蘇聯依賴加深，蘇聯會對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這樣會導致中共對蘇聯的不滿。國務院的主要幕僚查爾斯·約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中共對西方的態度不會因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與共產黨政權打交道的經驗表明，“他們常常把對他們的妥協政策視為是受用心險惡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驅使或因為西方自身的弱點”。西方的靈活政策不會促使中蘇分裂，因為這樣會使中共在美蘇之間兩頭獲利，而強硬政策反而會奏效。他寫道：“鐵托主義不是源於西方的鼓勵而是源於地方共產黨政權無法忍受俄國人的壓力。儘管一個持異議的共產黨政權絕對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衞星國對莫斯科的依賴程度很大，以致於鼓勵後者剝削前者超過其忍耐的限度，則該衞星國更有可能與蘇聯分道揚鑣。一個能夠從西方獲得援助的衞星國因為缺少在經濟上對蘇聯的依賴反而更可能保持對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忠誠。……有各種理由相信，我們這方面的強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隨着形勢的變化對政策不斷進行調整，更可能促進中共與俄國的最終分離。”（] Yost to Jessup, U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ug. 1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890.00/11-1949. 轉引自：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2-53.）美國曆史上那位拒絕與周總理握手的著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曾經有同樣精闢的分析：“加劇共產黨中國與俄國之間緊張和困難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國人處於最大限度的壓力之下，而不是通過緩解這種壓力……壓力和緊張將迫使他們向蘇聯提出更多的、蘇聯無法滿足的要求，結果使緊張進一步加劇……這才是應該遵循的路線，而不應該尋求通過與俄國展開某種看誰對中國最好的競爭來分裂中國人和蘇聯人（ FRUS, 1952-1954, vol.5, p.1809）“.。朝戰爆發及其之後的歷史確實證明了美國這兩位傑出戰略外交家極具真知灼見的先見之明。正是通過麥克阿瑟將軍為代表的美國鷹派勢力通過在朝鮮半島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對蘇聯一方敲山震虎式的打擊，成功令根基淺薄的社會主義陣營地動山搖。由於當時蘇聯國力虛弱，既沒有威力足夠大的大棒能夠有效震懾美國不敢輕舉妄動，同時有效鞏固其在陣營內部的絕對權威地位；也沒有足夠多的“胡蘿蔔”緩和內部的矛盾衝突。反而因為斯大林在朝鮮戰爭期間的拙劣表現加劇陣營內部離心離德程度。因此美國對新中國的極力打壓“主動將中國推入斯大林的懷抱”不但沒有增強蘇聯一方的實力，反而因為朝戰的爆發提前激化矛盾並進一步加劇蘇聯陣營一方的內耗。　　因此結合當時時代背景分析，，大家就會發現當時美帝輕視中國將其推向蘇聯懷抱實際上是談不上什麼嚴重錯誤的選擇，正如今天不會有誰認為TG沒有和索馬里一類的不入流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是什麼戰略錯誤一樣，對當時的美國來説，我們自然沒有理由簡單因為後來越戰時期尼克松秘密訪華事實得出“美國在朝戰的最大失分是有二十年來沒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關係”的結論，更沒有理由因此認為在當時時代背景下美國政府選擇不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一種錯誤決策。　　由此可見所謂“蘇聯最大的得分在於朝鮮戰爭切斷了美，中可能建立的關係，大大鞏固了蘇聯的東方”（《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的説法站在毛子立場上純粹是貪美國佬“天功”為己有。與朝戰期間在李奇微成功對中朝軍隊實施反攻後將此前因對志願軍出兵判斷錯誤導致GLA出現“美國曆史上路程最大的退卻”（艾奇遜語）嚴重局面粉飾成“一種巧妙的戰略行動”，“拉長了中國人的後勤線”的做法可謂異曲同工。因此目前不少學者一廂情願認為的那種1950年代的中國可以在美蘇冷戰背景下可以左右逢源的YY論調可以休矣。　　至於朝鮮戰爭使中國失去解放台灣的機會同樣也站不住腳，目前包括《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在內不少人都認為“金門失利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解放軍吸取教訓，一是調動50萬精鋭大軍，由粟裕親自指揮；二是從蘇聯購買400多架先進飛機，壓倒了國民黨空軍；三是在最重要的海軍方面，根據英國竭力保住香港地位的心理，按處理價廉價購買了包括2艘巡洋艦、5艘驅逐艦在內的一批海軍裝備（蘇聯的軍艦要求中國全價購買，價格高昂我們難以承受），與弱小的國民黨海軍相比已處於絕對優勢。解放海南島後，國民黨內已無人懷疑我軍能輕易攻佔台灣，蔣介石也向菲律賓探求建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更重要是，這時美國拋棄了台灣的蔣介石，從而消除了我們解放台灣最大的顧慮。原因在於，由於國民黨高度腐敗，幾大家族將大量美援據為私人財產，美國於1948年開始已基本斷絕了對國民黨的援助；中國共產黨勝利已成定局時，美國開始試探與新中國建交的可能性，在宣佈美國在東亞的防禦圈時，不把台灣包括在內。此時解放台灣，只欠東風。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時間表上，中國解放台灣原本排在北朝鮮統一全國之前，但 急於做開國領袖，秘密向斯大林提出優先解決朝鮮問題，斯大林出於對當時新中國這個巨人的疑慮和牽制考慮，同意了 的建議。對此，毛澤東事先知道（也不知道具體時間），但已無力改變。果然如毛澤東所料，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立即派出第7艦隊“隔離”台灣海峽，結果台灣問題一拖就是半個世紀，現在的解決台灣問題比當年的難度已大得多。可以説，朝鮮戰爭中新中國在國外得了高分，但在國內統一大業上卻失分甚多，對此，斯大林和 的“小算盤”要負重大責任。”　　而實際情況卻是早在1948年12月17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代理國務卿洛威特就已經明確指出：“台灣的價值並不在於蔣介石在10年後重返（大陸），而在於把未來寄託於根日本合併成一個不受中共影響的政府。鑑於當時的困難情況，此事應當秘密進行”（《從雅爾塔到板門店》P154頁，總統秘書檔案，第220盒，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卷。）。“這可能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現策劃搞兩個中國的內容。”（《從雅爾塔到板門店》P154頁）而到1949年2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台灣問題的37/2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美國應設法發展和支持一個當地的非共的中國政權，它至少可以向這些島嶼提供一個多少有點正直的政府”。美國還應“在一切地方運用影響以勸阻大陸人湧入”，並“跟台灣本地領袖人物保持謹慎的聯繫”，以便在將來“利用台灣自治運動”。（《從雅爾塔到板門店》P158頁）。　　需要指出的是杜魯門做出在朝戰爆發後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止中共武力解放台灣除去“不願自己的後院受到共和黨人和中國院外活動集團成員[譯者注：此處指受國民黨收買的一批政客。]的攻擊。這些人極力主張援助蔣介石，並曾批評過杜魯門1月5日發表的不干涉台灣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國軍隊在朝鮮作戰之機，出兵佔領台灣，而美國對此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從政治上講，杜魯門承受不起這樣的攻擊。[譯者注：指共和黨及擁蔣的院外活動集團所發起的進攻。]杜魯門將第7艦隊插入台灣海峽，乃是先發制人之舉，可以消除紅色中國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從而亦可避免在國內發生政治災難”（《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第7章 出兵朝鮮與隔離台灣）這一國內因素外。也歸功於麥克阿瑟的説服工作。“麥克阿瑟已經改變了對這座島嶼的戰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發了一封長信，信中認為GCD佔領台灣將會威脅美國在遠東的地位。他極力主張，絕不容許發生這種情況。他還説，台灣如在GCD控制下，“就等於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船”。1950年6月14日，麥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也包含有同樣的觀點。6月11-24日布萊德雷和國防部長約翰遜訪問遠東期間，他將這份備忘錄交給了他們二人。根據布萊德雷自傳，這份備忘錄惹惱了國防部長約翰遜。他全力以赴發起了一場徹底扭轉美國政策的運動。結果，布萊德雷也為總統起草了一份相同意義的備忘錄”（同上）。那時候哪來的朝鮮戰爭？由此可見阻止新中國解放台灣是當時美國政府的既定戰略，而朝戰的爆發充其量不過是使這種既定戰略提前明朗化罷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