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貿易戰煎熬下的中國來説，等待拜登總統是否值當？_風聞

摘要：近來，包括特朗普自己在內的美方高層，都在造謠中國期望與明年可能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人拜登打交道，以達成相對平等的貿易協議。那麼，從政治的角度看，這個可能性存在嗎？

喬·拜登（JoeBiden），1942年出生於美國一箇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美國著名的雪城大學，美國特拉華州的律師和政治家，第47任美國副總統。2019年4月25日，拜登宣佈參選2020美國總統，他是20多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中的絕對領跑者，並在當前民調中對特朗普形成相當大的優勢。

另外，多年來，拜登的對華外交以友善著稱，早在2001年就強烈反對布什總統的對華強硬政策；2008年擔任副總統後，他則多次訪華，與中國高層保持了相當友好的私人關係（不是特朗普那種所謂的口頭好朋友）；特朗普上台後，他多次反對特朗普的對華強硬政策。多年來，拜登始終認為積極溝通和協調才是解決中美分歧的關鍵，是中國在華盛頓最著名的朋友。

拜登的優勢與友善

特朗普等人鼓吹的這個謠言，之所以能夠蠱惑一部分人，就在於兩點：

1、拜登在此次美國大選中，極有希望贏得總統大位。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兩張圖看出；

拜登VS特朗普的民調優勢，5月10日關税升級後，雙方差距進一步拉大（注意FOX是親特朗普媒體）

2、拜登對中國的態度向來温和，與中國高層友誼深厚，下面話不多説，看雙方互動即知。

補充説一句，在2018年至2019年中美貿易戰期間，拜登是唯一公開抨擊特朗普對華貿易戰政策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5月初，拜登在艾奧瓦州舉行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説：“中國會吃掉我們的午餐？得了吧，夥計們”，“我的意思是，他們不是壞人。你看，他們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他的這一觀點，在當前的美國政壇無疑是非常罕見的。

5月13日，拜登在新罕布什爾州參加競選活動時，再次抨擊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政策，他稱，特朗普“用了所有的錯誤方式”應對中美貿易戰，“總統除了增加關税、債務和貿易赤字以外，什麼都沒做”。

5月13日，拜登在新罕布爾州猛烈抨擊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政策

等待拜登的三個風險

不過，即便拜登當選幾率很大，且與中國關係非常良好，對於中國來説，通過等待明年拜登當選來解決中美貿易戰，恐怕也並非最佳選擇，最多隻能是備用選擇。

這是因為若要如此，中國需面臨三個不可測的風險：

第一個，是持久對抗本身對經濟的風險。

從當前到後年初美國總統換屆，至少有一年半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假如中美對抗不能得到緩解，那麼債務負擔很重的中國經濟本身就要承受相當大的風險，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個，是拜登當選本身就存在風險。

從當前到明年11月美國總統投票結束，目前還有一年半時間，儘管拜登當前的選舉勢頭非常好，但這種優勢能否保持到明年並贏得選舉，依然是個很大的未知數，着其中的風險不下於1948年杜魯門與杜威對決的風險，當前的中國政府不可能像蔣介石寄希望於杜威般寄望於拜登。

第三個最重要的風險，是拜登本身並不完全可靠，他的立場很容易發生變化。

從1988年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開始，拜登很早就是美國政壇的重要人物，他的對華政策成型過程貫穿了八九十年代中美關係最好，同時也是中國外交最温順的時代，然而，隨着美國對華認知的改變，他對華友善的政策已經愈來愈不適應當前的美國政壇氛圍。

事實上，5月初拜登在艾奧瓦州發表對華親善言論之後（拜登説，”中國不是壞人，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即遭到共和黨、民主黨的圍攻。

共和黨重量級參議員羅姆尼形容拜登這番話“將成為歷史污點“。民主黨大佬眾議員蒂姆·瑞安則稱這番話“脱離現實，令人震驚”。

另外一位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也攻擊了拜登，稱：“説中國不是我們最大的經濟競爭者之一，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應該讓我們入主白宮，我們會通過修訂美國的貿易政策，在這個競爭中勝出“。而特朗普則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嘲諷拜登，稱，“他太天真了”。

顯然，拜登鼓吹對華親善，與當前的美國政壇氛圍並不融洽，或者説與時代不符。

如果我們再瀏覽拜登本人的政治生涯，就會發現，他的政策傾向實際上一直在變化，他並不是一個特別堅定的人，或者説他是一個很善於因時而變的傢伙——即拜登屬於隨時根據政治需要而改變自己主張的政客。

譬如：

1、墮胎：拜登在墮胎問題上曾經奉行中間立場，他甚至支持過反對墮胎的海德修正案，但現在拜登為了迎合民主黨內部的政治需要，改變了這一態度；

2、移民：2006年，拜登認為美國不應該對非法外國人“特赦”，而且他當時還投票支持邊境圍牆。現在，為了迎合民主黨內的政治需要，拜登已改變了他的相關立場。

3、族羣平權：在參議院的早期政治生涯期間，拜登曾為前種族隔離主義者斯StromThurmond發表悼詞。2008年競選之初，他甚至對奧巴馬充滿了種族蔑視。現在他以一個種族團結者的姿態出現；

4、禁槍：1986年，拜登投票支持了“槍支所有者保護法案”（FOPA）法案，然而，隨着民主黨政治氛圍的漸變，拜登逐漸開始支持激進的槍支管制法律；

5、禁毒：拜登曾經是激烈的禁毒運動領袖，現在則追隨奧巴馬，鼓吹大麻合法化；

6、同性婚姻：1996年，拜登投票支持“婚姻保護法”，該法禁止聯邦承認同性婚姻，但在2012年晚些時候，他改變立場，開始支持同性婚姻。

以上議題都是美國政壇遠比中美關係更敏感的話題，拜登的立場可謂不斷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拜登將來為了政治需要，而不會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呢？

事實上，當他對華友善的言論使得美國兩黨政客之抨擊不斷湧來的時候，拜登很快改變了此前的説法，他在隨後的南卡羅來納州一次籌款活動中誇口：“我是（中國）最難對付的人，由於工作性質，我花了大量時間在中國。”

這就是拜登並不可靠的徵兆。

特朗普與拜登的對比

當然，無論如何，對於中國來説，與特朗普這種流氓打交道無疑要比拜登困難得多，但是，必須認識到，特朗普對中國也有相比於拜登的好處。

至少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歐、日等三強無法形成真正對華的貿易施壓聯盟。

在貿易問題上，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儘管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極為不滿，但他們也極不信任特朗普，就像他們不信任中國一樣，這就使得他們很難與美國聯合起來，也讓中國面臨的貿易壓力大大減輕。相比之下，拜登上台後，必然會在貿易問題上與歐、日對華協調立場，採取共同施壓的策略，這對中國來説，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與拜登相比，特朗普的可信度依然是一個大問題。後者的誠信，無論是在過去的商界，還是在當前的政界，都以聲名狼藉著稱。因此，中國即便與之締約，將來也能不排除破裂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與拜登交涉，既可以是中國的一個風險較大的備選，也可以是對當前特朗普肆無忌憚可能性的制約——即中國存在放棄與之交涉的可能性。

總之，無論如何，面對外部環境如此巨大的變化，中國未來都很難延續以往的重商貿易政策，若想繼續保持開放，不做出一定的改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