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精神永存——深切懷念李毓昌先生 | 熊衞民訪談_風聞

**撰文 |**熊衞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2019年5月31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前計劃處負責人、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主任李毓昌先生與世長辭，享年90歲。李先生出身書香世家，但因家道中落，早年只是初中文化，可他卻主要靠自學考上大學；大學沒念完他就參加革命，進而被派到中學去當政治教員，但自學完大學物理，主動要求教高中物理和數學，居然令教過的幾屆學生中出了五六位院士；他還擠時間做科學研究，居然因數學能力突出而得到錢偉長副所長的青睞，得以調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後來，他受命從事行政工作。在任力學所計劃處負責人、國家科委力學組秘書年間，他按規則公平辦事，為力學所、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他只問是非、不計利害，哪怕多次遭到打擊，仍勇於堅持真理。

2015年5月，在閲讀了熊衞民的訪談提綱、經過仔細準備之後，李毓昌先生分兩次花了共五小時深入、細緻地介紹他的個人生平、他所瞭解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關於力學所的部已於2016年在《史林》刊出，而關於他的生平的部分長期以來並未公諸於眾。《返樸》今獲熊衞民教授授權刊發這部分內容，以紀念這位令人欽佩的傳奇人物。

李毓昌先生是一位智力高超、品德高尚、十分努力，也因此讓人器重、欽佩、願意幫助的人。

他於1929年2月生於江西一個書香世家，抗戰時因家道中落、交不起學費，不得不於小學畢業後進免學費的鄉村師範就讀。1945年下半年，實際只有初中學歷的他，通過自學，考上了當時江西唯一的大學——中正大學——的農學院。鑑於他更喜歡學物理，而學校不允許轉系，次年他又考了一次，得以如願進入物理系。1948年10月，他冒着生命危險加入了中共地下黨。1949年5月解放軍佔領南昌後，尚未大學畢業的他被黨組織派到新成立的南昌第一聯合中學做團總支書記。

在做政治工作的同時，他還擠時間通過自學修完了大學所缺的課程，並主動提出要在學校教數學、物理等業務課。他還堅持閲讀《物理學報》，並努力做學術研究。1954年，他的論文被《物理學報》採納，並因此而得到審稿人錢偉長先生的賞識。他不時寫信向錢先生請教學術問題。1956年4月，錢先生把他調到了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使他成為了該所第23位員工。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能靠自學考上大學，然後又靠以文會友得以提拔到中國科學院工作，這在他家鄉被傳為佳話。

1958年，鑑於協助錢學森創建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的朱兆祥因同情“右派分子”錢偉長而被打成“反黨分子”，力學所計劃處沒了負責人，經所長錢學森、黨委書記楊剛毅提名和動員，李毓昌改到力學所計劃處任負責人。1962年後，他還兼任國家科委力學組的秘書。在隨後幾年中，他為力學所、為中國科學院、為國家科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他只問是非，不計利害，勇於堅持真理，敢於向領導人提意見。為此，他在“大躍進”運動中差點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1967年更因批評領袖而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加以批鬥。雖僥倖撿得一命，但也因此被髮配到江西農村，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以平反回京。

1979年1月，他改到成立還不到一年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作，被任命為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兼總支書記。隨後十年，他在這個崗位上認認真真教學、兢兢業業服務。物理教研室成了研究生院出成果最多的單位，而他本人也被評為研究生院的名師。

離休之後，李毓昌先生經常參加李佩、鄭哲敏先生組織的學術活動，在會上貢獻自己的真知灼見。他關於錢偉長、李佩的回憶文章，尤其是關於錢學森的訪談，披露很多重要的歷史真相，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圖1 李毓昌教授（2015年5月19日，熊衞民攝）

受訪人：李毓昌先生

訪談人：熊衞民

時間：2015年5月19日

地點：北京中關村李先生家

1 家  世

李毓昌先生（以下簡稱“李”）：我讀了你的訪談提綱，那就一個一個來回答你的問題吧。首先，我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我於1929年2月生於江西南昌。我家可以説是一個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清朝的舉人，家裏很有錢，聽説他去北京考進士時是攜家帶口，也就是説連夫人、兒女都一起帶到北京。他考了一次沒考上，第二次就沒機會了，因為科舉被廢掉了。後來他到四川的鹽務部門工作。

我祖父唸書時已經是民國了。他是學法律的，可是很早就去世了——大概還不到三十歲。所以，連我父親都記不起他到底是什麼樣子。我覺得，他大概是個新派人物。抗日戰爭時，我們搬到老家去，我看見我們家的樓上有風琴和皮球。聽説我祖父辦了一所學校，裏面開設有音樂課、體育課，而且還招女生。他應當是很新派的人，只可惜死得太早。

我父親在中央大學教育系念過書。他是個非常任性的人，考入中央大學（當時是全國最好的高校之一）後，眼界大開，對很多東西，譬如哲學、經濟等都有興趣，老跑到外系去聽課，結果本系的課沒好好上，缺考太多，被學校勒令退學了。

入學南昌鄉村師範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那就沒有畢業，沒能拿到學位？

李：是的。我父親結婚比較早。等到我小學畢業時，我已經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再加上我祖母，總共是七口之家，負擔挺重。我父親大學沒畢業，也就找不到收入較高的好工作，只好靠變賣祖先留下的田產來維持家庭的開銷。等到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家的祖產已經賣光，我們家的生活於是變得非常困苦，以至我小學畢業之後考上了中學，卻拿不出錢來交伙食費。我有個姑父在江西省南昌鄉村師範（以下簡稱“南師”）當校長。當時的師範生不要學費，國家還供給伙食，所以我就進了鄉村師範。

這個學校分做兩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師範，另一部分是簡師。簡師收小學畢業生，其目標很明確，就是培養初小教師——只能教到小學四年級，高年級不能教。我進的是簡師。其學制為四年，數理化的程度相當於初中，而且我們是不學外語的——就一年級學了一學期的外文，目的是認識ABCD，以利於以後學幾何、代數、物理、化學等。

我在小學時一直學得比較好，所以進南師後應付功課沒什麼問題。年輕人的精力很旺盛，在一些同學的影響下，我開始大量閲讀文學作品，讀了很多魯迅、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後，思想當然也就變得比較激進，比較早熟。

熊：您進簡師是哪一年？

李：1941年。剛進簡師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我們學校一批同學被國民黨抓走。南師有些高年級同學思想比較左傾，成立了讀書會，學習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理論。在簡師學習期間，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變得對英文很感興趣，就自學了一些英文，後來能勉勉強強讀一些簡單的英文作品，比如説什麼富蘭克林自傳之類，這對我後來很有幫助。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就在那一年，我從南師的簡師部畢業。

2 就讀中正大學

熊：您是在南昌上學嗎？

李：不。南昌已經被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改到江西南部的遂川縣上學，校園就在井岡山的底下。畢業時我才16歲，沒人請我去當老師。我在南師時數學很好，有位數學老師很喜歡我，就對我説：我看你找不到工作，還不如去試着考考大學。他還分析道，你英文不錯（他曾借過一些英文書給我看）。理、化你有初中的基礎，到時候就去瞎蒙吧。數學嘛，主要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幾何，高中的幾何和初中的幾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在難易程度上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代數，排列、組合、概率論等是必考的；第三部分是解高級方程，也即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我可抽出半個月時間來教你。我估計你有可能考上。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他教了我半個多月，然後我就去考試，果然給考取了。

熊：這位老師叫什麼名字？

李：他姓陳，叫陳仲華，是你們湖南人，邵陽的。

熊：那他是您的伯樂啦？

李：對。他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那時我們江西省只有一所大學——中正大學，我就考到了那裏。因為數理基礎太差，我沒敢考理工，進的是農學院。但我內心還是更喜歡數理，所以在農學院唸書時，有點不大安心，想轉專業，可是農學院的老師、系主任、院長都表示不許轉系。唸到一年級下學期時，我決心再考一次，就自學高中的理、化還有解析幾何、三角等，又考了一次，這次報的就是物理系。我又考上了，後來就進了物理系。

熊：還是在中正大學？

李：對。我於1946年下半年考入中正大學物理系，此時學校已經搬回南昌來了。在物理系念一年級時，我還挺用功的，因為我知道自己基礎不行。大概1947年時，有個叫“海燕讀書會”的學生團體來找我，我就參加了這個社團。1946年以來，國共對立變得非常明顯，內戰有非打不可的架勢。學校裏面，好像左、右兩派的學生也很對立，而學校裏的讀書會都是左派學生組織的。我在讀書會里讀了毛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然後，我把大約60%的精力用到了參加學生運動上。當時學生運動很多，1946年底發生了沈崇事件，1947年上半年又發生了“反內戰、反飢餓”運動，1948年又有浙江大學的於子三事件，幾乎就沒有斷過。由於我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參加學生運動上，我的功課也就沒好好學。1948年暑假，國民黨對中正大學的進步學生大開殺戒，一口氣開除了一百多人。我不是參加過海燕讀書會嘛，海燕讀書會的主要成員幾乎都被開除掉了！我在學生運動中不算太拋頭露面的，很僥倖的留了下來。後來，我們海燕讀書會的人，幾乎全都參加了地下黨。

在此我附帶説一下江西地下黨的情況。聽説抗日戰爭時，廖承志在江西有一次大的失誤。他重用了一個人，可這個人實際是個叛徒——他曾被國民黨逮捕，然後就叛變了。廖承志不知道，覺得交給此人的任務（譬如去弄點槍或錢來）都完成的很好（他實際是跑到國民黨那邊去要槍要錢，並且很快得到了），就特別重用他，屢次提拔，最後此人到了江西地下黨幾乎最核心的部分，然後告密，使得江西地下黨大約90%的力量都被國民黨抓走。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江西在地下黨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熊：這人叫什麼名字？

李：他姓馮，名字我現在不記得了。他後來在國民黨那邊當官，做過江西省一個專區的專員，相當於地委書記。因為他的叛變，1945年、1946年的時候，江西省幾乎沒有本地的地下黨，那裏的地下黨多是從外省過來的，有上海的，有廣東省的，有湖南的——我有同學屬於湖南地下黨系統，他們大概是湖南西部靠近江西省的地下黨發展的。我參加的地下黨是從福建來的。當時有閩浙贛邊區，我參加的地下黨屬於閩浙贛邊區黨委南昌市城工部系統。

熊：您是哪一年加入地下黨的？

李：1948年底加入，但正式批准得稍晚。為什麼呢？我一加入共產黨，就被派去執行任務——護送一位同志去萍鄉——回來後再補辦手續，折騰了好幾個月。在我的印象中，正式批准我加入好像已經到了1949年2月份，而我大概是1948年10月份參加的工作。

熊：那時是單線聯繫嗎？

李：單線聯繫。一個姓黃的人聯繫我，後來我發展了幾個黨員，都是由我單線聯繫他們。再後來，南昌解放，我們很快就到南昌軍管會文教部工作，負責接管南昌的學校。大概一個月後，江西省委組織部把我們集中起來進行整黨學習。1949年8月的一天，江西省委書記突然來我們這裏。於是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他在會上宣佈：根據中央調查的結果，福建省委城工部嚴重不純，滲入了敵人的間諜。中央決定，解散城工部底下的所有組織。黨員當中，除個別久經考驗的外，其他人的黨籍都不承認，然後對每個人的黨籍問題實行單獨審查。1956年，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中央組織部認定：所謂福建城工部嚴重不純應予解散的決定是錯誤的。所有受到該案牽連的同志都先後恢復了自己的黨籍。

在地下黨員中，我的經歷算是比較簡單的。你想想，進大學以前，我就是在師範唸書，也沒參加什麼反動黨團組織。所以，後來對我的處理是讓我入團，而且我沒有所謂預備期，一開始就是正式團員。大概到1949年10月份，整黨工作就結束了，我被分配到青年團江西省委去工作。

3 在南昌聯一中工作

**熊：**1948年10月，您參加地下黨後還有沒有繼續上學？

李：還繼續上學，直到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只唸到大學三年級。到共青團省委後，團省委書記楊澤江（他後來當了河北省委書記）經常和我聊天。有一天，他對我説：江西省屬於新解放的地區，急需建團，特別是在學校裏面。從你以前的談話可以看出，你的家庭非常困難。我想派你去南昌第一聯合中學建團，因為據我所知，那裏下個月會改成薪金制（當時對大部分幹部都實行供給制，發衣服、口糧等，零用錢很少），你去那裏可減輕你家庭的負擔。然後，我就到南昌聯一中去了。它由從前的南昌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女中三個學校合併而成，是當時江西最好的中學。它的規模也大，我去的時候有三千多學生，三百多教職員工。學校配備的幹部層次也高，拿校長兼黨支部書記來説，他是從解放區來的老幹部，但也確實是個大學生——以前在北師大學英文的，對教育有一套想法。他很重視學校裏面的建團工作。1950年5月，學校開始成立團組織。儘管團組織的委員中有黨員，他不叫這個黨員當書記，而讓我這個團員當書記。他説，那位從解放區來的人事幹部是個初中生，怎麼能夠領導青年團呢。所以，我成了學校的團總支書記，並一直幹到1953年。

青年團的工作任務不重，還可在學校兼課。我最初兼教政治，後來我跟校長等人講，我不能搞一輩子青年團的工作，我原來是學物理的，我得撿起自己的專業。我念大學時學校實行學分制，我還差兩門功課沒有修完，即原子物理和無線電實驗。在徵得領導同意後，我一面工作，一面修完了這兩門功課。1953年正式畢業。在中學，除了教政治外，我又教了一年的高中代數。再後來，我用較多的時間來教物理。剛開始的時候，我的物理教得很糟糕。我就自己總結。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沒教學經驗，另外一個是我沒有把物理學好。中正大學物理系主任和我父親是同學，既是中央大學的同學，又是中學同學。他在光學工廠工作過很長時間，對光學非常熟。關於物理的教學，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特別重視聯繫實際，所以挑選課本時，他挑的都是些聯繫實際的。這類課本的缺點是，系統性、理論性不強，記得我們當年學過的電學、熱力學教材都有這個毛病。我就找了一本系統性、理論性都很強的教材——美國人佩吉阿旦斯寫的《電學原理》來讀。結果卻發現，從第一頁開始我就看不懂。為什麼呢？因為我數學不行。我於是決定系統地補習一下大學的功課。我就找了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的一套課本，重新學了高等數學等課程。然後我的物理也提高得比較快。隨即，我的物理課變得很受學生的歡迎。

4 與錢偉長先生的學術交往

李：年輕人總有些上進心，為進一步提升自己，在教中學之餘，我開始關注當前中國物理界在研究些什麼問題，就把《物理學報》找來讀。結果發現，幾乎每一期《物理學報》上都有錢偉長先生及其團隊的研究工作。最初我讀不懂，後來我自學了提莫辛克（S. Timoshenko，一個俄羅斯人後來到美國的斯坦福大學教書）的《彈性理論》,漸漸對錢先生等人的工作也就瞭解了。我自己也琢磨。

錢先生有時會在論文的結尾部分寫下面還有哪些問題尚待解決，其中一個是復連通問題。什麼叫做復連通問題呢？比如説分析一箇中間打了孔的柱體的應力分佈。這在數學上有什麼困難呢？因為解微分方程是要考慮邊界條件的，原來是一個邊界，現在變成兩個邊界了，所以其難度大了很多。後來我就寫了兩篇東西，一篇是關於具微孔柱體扭轉的，另一篇是關於有孔平板受拉伸時的應力分佈的。其中關於扭轉問題已有些實驗數據，而我從理論上算出的結果和實驗數據非常接近。大約是1954年初，我把這兩篇文章投給了《物理學報》。到了1954年12月份左右，我收到《物理學報》給我的回信，説我關於扭轉的稿件通過了審查，刊物同意發表我這篇文章。我非常高興。在回信中，《物理學報》的編輯還説，你的稿件是錢偉長先生審查的，他對稿件還提了一些修改建議。我根據錢先生的建議修改了文章，並在文章中對他表示了感謝。1955年9月，《物理學報》刊出了我的第一篇論文**[1]**。我在自學中還碰見一些問題，就直接給錢偉長先生寫信，向他請教。他給我回信，除解答我的問題外，還建議我讀哪些書，在哪些書的什麼章節對某個問題有比較詳細的介紹，等等。我就這樣跟錢偉長先生建立了一些聯繫。

5 調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李：由於學校看我過去一直是比較進步的，就於1951年批准了我入黨。然後，就不斷有風聲説，組織上要把我提拔成校長。我聽後非常害怕，因為第一我不願意做行政工作，第二這跟我本人的志願也是大相徑庭的。後來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事，我跟一個人吵架，上級就派一個人來調解，那人對我説：你呀，應該寬宏大量一點，好像組織馬上就要任命你當南昌第一中學的校長了。本來我就想調動工作，但我以前想的是等我多寫出一些東西，有了積累之後再申請調動，聽到他的這句話，我趕緊寫信，生怕被任命之後就脱不了身了。給誰寫信呢？剛解放的時候人民來信、來訪制度還是很管用的，我就寫了封信給《人民日報》。我那時候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就説自己學有專長，曾在學報上發表文章，想調到北大去，因為當時只有北大有數學力學系。《人民日報》把我的這封信轉給了國務院人事局。人事局的人見我在信中提到錢偉長先生曾審查我的稿件，就把我的信轉給錢偉長先生，來核實相關情況。錢偉長先生看了後，説這個事情是真的，同時批了意見説，科學院馬上要成立力學研究所了，我建議把這個人調到科學院來。1956年3月底，南昌一中校方正式通知我説，現在北京要調你過去，你交代一下工作吧。大概4月初，我就到了北京。當時我還不知道調到什麼單位。到國務院人事局去報到時，人事局的人説，我們把你分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去了。到科學院報到時，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力學所。當時力學所在化學所的五樓辦公。我到那裏時，全所還只有23個人，我的工作證是023號，從錢學森到我，總共只有23個人。

熊：哦，您屬力學所的元老啊！

李：當時鄭哲敏先生也已經過來了。

熊：那時候寫信還挺管用的。我想起了許良英先生調動工作的事。他原來在杭州工作，大概不太順心，就寫信到北京，要求調動工作。不知是直接寫給中宣部科學處，還是寫給別的機構，然後由該機構轉給科學處，反正科學處收到了他的信，然後又把信轉給了科學院，再後來科學院就把他調過來主管《科學通報》。

李：是的，當時寫信還是很管用的。我剛到力學所時，朱兆祥已經來了，他是浙江大學的地下黨，和許良英先生是一個支部的。他在力學所管事，就和我談話，讓我到新成立的流體組工作。我就這樣到力學所上班了。

熊：那個時候您知不知道是錢偉長先生建議調您過來的？

李：這是我到力學所以後才知道的。錢偉長先生不是在清華大學嘛，我還專門到清華去看過他。

熊：您其實主要是自學成才的？

李：我可能主要是自學。我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應該這麼説。

熊：錢偉長先生曾經指導過您——告訴你讀什麼書之類？

李：以後再談錢偉長先生、錢學森先生還有郭永懷先生。錢偉長先生有一點好，他對青年人是很關心、很愛護的。

6 成為業務管理幹部

熊：好。剛才談到您到力學所來工作了。

李：到流體組之後，剛開始的那一年我沒有好好工作。什麼原因呢？我在感情生活上受了一些挫折，情緒受到較大影響。到1957年的時候，又發生了“反右”運動，我又沒能好好工作。然後就下放勞動。到1958年上半年，經過政治審查，力學所選拔我去蘇聯留學，可在檢查身體時卻發現我肺部有陰影，有輕度的肺結核，身體不合格，這就被打了下來。此前我不是在河北農村勞動鍛鍊嘛，我就收拾收拾行李準備重新回石家莊那邊去勞動。結果人事部門找我談話説：你不必回去了，現在正是“大躍進”的時候，需要人，你就留在所裏面吧。我就留在了所裏。然後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什麼事情呢？朱兆祥先生離開了力學所。“反右”時，朱兆祥比較同情錢偉長，在錢偉長受批判的時候曾經去看望和安慰過他，這個事情被揭發出來了，雖然沒把他定為右派分子，但也把他的黨籍給取消了。1958年年中，開始籌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他就離開力學所到科大去了。那麼，力學所業務管理這一攤就沒人了。在研究人員中，如果説還有些行政管理經驗，同時入黨又比較早的，那就是我了。所以當時力學所的黨委書記楊剛毅就和錢學森所長合計，要調我去管業務。當時我心裏特別不願意。錢學森先生做我的工作，找我談過好多次。他大意是説，現在的科學工作與18、19世紀的不同，已遠不是一支筆、一張紙就能解決的，需要組織很多單位協調公關，同時實驗手段也非常複雜，所以管理工作對於科學研究的成敗關係非常重大，是十分有意義的，而且，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比較熟悉業務的人才能做好。我推辭不掉，只好承擔了管理工作。

熊：您接替了朱兆祥先生。

李：當時力學所有一個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學術秘書是郭永懷先生，副學術秘書有兩個，一個是林鴻蓀，還有一個是朱兆祥。我的工作明顯是頂替朱兆祥，可朱先生的資格比我老得多，他1939年入黨，中間脱離過黨，後來又重新入黨，行政級別也高，所以我雖然實際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我沒有他的名分。他是副學術秘書，好像所裏始終沒有任命我做這個職務，當然對此我也不怎麼計較。在力學所的編制表上，我是業務處的負責人。

熊：也沒有任命您為處長？

李：直到一九六四年初才任命我做副處長。剛開始管理工作時我不安心，但禁不住時間磨，同時我還覺得自己是個黨員，不能夠太強調個人的興趣，所以慢慢工作也就比較投入了。

熊：我要插一個問題。剛才您提到“反右”之後你們到河北去勞動鍛鍊，此事從何時開始？

李：1957年底。是全科學院性質的。

熊：要勞動多長時間呢？

李：沒有説時間。我們那一批下放的，大概勞動了一年才回來，可是我去四五個月就回來了。

熊：因為留蘇的事而回來？

李：對。

熊：發現您肺部有陰影后，有沒有對您施以治療？

李：沒怎麼治療。我的肺部並沒有不舒服感。

熊：然後您就到科研計劃處工作了？

李：到業務處工作。當時就叫業務處，叫計劃處是後來的事。1959年廬山會議後，我受到批判，因為我對“大躍進”的缺點看得比較多，經常要發點牢騷。1958年底力學所來了一個叫做黎映霖的黨委書記，他是一個極左的人，原來就對我看不慣。

熊：他是黨委書記還是副書記？

李：黨委書記。

熊：那麼楊剛毅做什麼去了？

李：楊剛毅中間一度離開了力學所。廬山會議後，黎映霖把我批判了一番，宣稱我不適宜在業務處工作，因為業務處接觸到很多國家機密。可郭永懷先生和錢學森先生對我還有點保護的意思，他們建議把原來的業務處一分為二，一邊叫做業務處，另一邊叫學術辦公室，學術辦公室就管理“三學”——學科規範、學費和學報——後來我就成了學術辦公室的負責人。但實際上我還參加很多業務處的工作。

熊：是不是當時就力學所有學術辦公室這個機構，別的研究所沒有？

李：別的所沒有。是錢學森先生和郭永懷先生建議的，他們讓我管這個機構，因為他們也不好跟黨委唱反調。但實際上，我還是參加了很多業務處的工作。説句老實話，業務處剩下的那些人都不太懂業務，他們寫的東西在錢先生和郭先生那兒老通不過，比如説所裏有一些重大科研項目要向院裏打報告，他們寫的報告老過不了關。錢先生、郭先生還是經常找我去，有時候乾脆直接指示我做一些事。到了1962年、1963年的時候，楊剛毅回來，又讓我回到業務處。1964年，楊剛毅正式任命我做業務處的副處長。

7 被髮配回農村

熊：業務處沒有處長，您以副處長的身份主持工作？

李：對。這個任命還弄得有些人很不平。他們説，科學院的處級幹部通常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李毓昌的資歷也太淺了吧！1964年時好像有這種説法。我在這個崗位一直幹到1967年，然後就被揪出來了——説我寫反動標語，批評領袖。然後，我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批鬥了很久。

後來，本來已經落實政策了，又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偶爾從《參考消息》上讀到，美國將發射飛船，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我對宇航一直感興趣。而我家剛好有一個短波收音機。以前它被力學所的人抄家抄走了，落實政策後又發還給我。我就想在收音機中聽聽“美國之音”怎麼報道這個事。當時我就在研究所內住，結果被人家發現並向上舉報，然後就批我“死不悔改”。原來都已經跟我落實政策、補發工資了，結果這下問題更嚴重了，再後來就把我弄回江西去了。

附帶説一下，科學院於1964年底給中央打報告説要發射人造衞星，後來科學院就成立了一個小組來規劃此事。這個小組的工作地點在什麼地方呢？就在地球物理所，由趙九章先生做負責人，然後電子所、自動化所、力學所，還有地球物理所這四個研究所各派了兩個代表去參加早期的規劃工作。力學所派的是我和林鴻蓀，所以我對宇航方面的事情一直比較關心。

熊：發配您去農村是什麼時候的事？

李：1970年。當時力學所實行軍管，參加軍管的是空軍的部隊，我覺得他們執行政策還比較穩妥，最後就説我的問題是敵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補發給我三千多塊錢，打發我回農村。我在江西農村一直待到1977年，然後到北京來落實政策。當時力學所的黨委書記叫做杜若，聽説她是博古的夫人，文化程度還高，參加革命以前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但是她可能被政治運動嚇破了膽，一碰見我的問題就想：哎呀，牽扯到領袖！這個人怎麼能落實政策呢？一直到“四人幫”倒了台她都是這種態度。見力學所態度這麼頑固，我就準備回去。結果陳雲的夫人于若木對我很同情，就通過我的親戚告訴我：國家的局勢將有大的變化，如果你在北京有地方住，你就別回江西去了，還是在這兒等等吧。我就住在一個親戚家裏等。果然沒過多久，鄧小平就復出了，然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已恢復了我的黨籍，當時曾有通知讓我到力學所來參加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

8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

熊：于若木怎麼會知道您的情況呢？

李：她是科學院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而且是負責我這個專案的。她同情我，但當時也不便越過力學所的黨委。杜若堅決不讓我回力學所，頂得非常厲害。其實我也並不是説非回力學所不可。我那時年齡已經比較大了，覺得教書不錯，後來就提出想到學校去工作。剛好科學院成立研究生院，我就申請去那裏。説老實話，我當時是有顧慮的，因為我做了那麼久的行政工作，業務丟得差不多了。我覺得，讓我到大學去教一門理論力學之類課程還可以，讓我給研究生上課，那會是非常困難的。後來我到了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又讓我當物理教研室的主任。我擔心自己若不同意，研究生院就不收我，後來就勉強答應了。

我1979年1月去上班，1989年離休，在研究生院工作了整整十年。而這十年，可以説是我這一輩子工作壓力最大的時候。為什麼呢？職稱什麼的不和教書掛鈎，和科研成果掛鈎，所以我周圍的人都不願意教書。而作為教研室主任，我不能不講課——你叫別人去講課，自己不帶頭怎麼行？可是，給研究生講課，説實在話，我是現販現賣。還有，在物理教研室，我既是主任，又是總支書記，整個教研室的人，吃喝拉撒睡都弄到我手上，要管的事特別雜。

熊：教研室當時有多少人呢？

李：最後大概有40多個人吧。我感到比較安慰的是，在我當教研室主任期間，物理教研室一直是研究生院成果出得最多的單位，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幾乎佔了研究生院的半壁江山，與其他六、七個教研室加起來相當。物理教研室裏有些人的研究水平相當高，當然，這和我沒關係了。

熊：你平時上課比較多？

李：我經常有課，講過量子力學、高等量子力學和固體物理。我覺得我的高等量子力學講得很糟糕，因為我是一邊學一邊教。我過去的經歷就簡單地講到這裏吧。

參考文獻

[1] 李毓昌. 具微孔柱體扭轉問題的一個近似解[J]. 物理學報, 1955(5):37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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