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冰遜到三個和尚沒水喝_風聞

人類需要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從魯冰遜到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問題

魯冰遜漂流的時候，他一個人通過自己的能力能夠生存，這沒問題。但是一旦人類需要合作才能生存的時候，問題就來了。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典故：一個和尚擔水喝沒問題，兩個和尚抬水喝也沒問題，但是三個和尚就遇到沒水喝的困境了，這看起來很可笑，但是卻很現實。因為合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現在很多論著對合作的研究更多的是對成人、對等的個體之間的合作研究，比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劇等等。但是從人類發展過程來看，人類一生下來是沒有獨立生存能力的，需要撫養，這個撫養化的過程其實是一種不對等的協作關係，孩子要聽從安排。原始社會階段，都是以血緣關係組成的採摘和狩獵微組織，接着進入氏族社會，最後人口的繁衍導致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最終突破了血緣關係的合作。需要文化和制度來支撐龐大的合作羣體。

當人類突破血緣關係，突破氏族社會，進入嶄新的合作關係時，制度安排和文化設定就需要有人來提供。

由於當時土地資源還比較豐富，有人就會主張回到氏族社會，比如老子。氏族社會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組織天生具有合作的基因，因為氏族社會的利他行為有利於基因繁衍。這個想法在氏族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過程其實很正常。

考慮普天之下愛莫非王土，孔子覺得回不到氏族社會，需要文化設定和制度安排。《合作的物種》一書列舉實驗結果説到，有三種情況是比較有利於合作的。第一種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利他合作有利於基因繁衍；第二種是基於恥感文化，在合作中搭便車或背叛的人有羞恥感；第三種就是懲罰背叛者可以降低合作崩塌的風險。

第一種是老子的主張，不用過多解釋。

第二種其實孔子的主張，因為禮制是恥感文化存在的前提，沒有禮就不會產生恥感文化，禮治的作用就是為了合作，為了社會的穩定。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就是説, 若僅以刑罰治理國家, 民眾雖能免於犯罪但卻不知犯罪行為的可恥； 若以德治教化民眾, 民眾便有羞恥之心, 從而自覺地有所不為, 進而避免犯罪。在這裏， 人們出於內心羞恥的壓力, 由內向外求恕, 因而具有更高的自覺性。

這句話與塞繆爾·鮑爾斯/ 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種》書中的試驗結果驚人一致。

《合作的物種》P257： 支撐合作的最重要情感是羞恥！

《合作的物種》P259：只要有了羞恥和內疚再加上內化的倫理規範，高水平的合作既能夠在最小程度的有成本懲罰之下得到維護，從而導致人們以很小的成本既可以進行互利的交互。

《合作的物種》P266： 羣體成員當中羞恥程度越高，羣體成員的總收益越高，這一事實意味着羞恥可以通過羣體選擇的作用而得到演化。如同我們看到的，哪裏羞恥感較為普遍，哪裏反社會行為的懲罰就更加有效，而且很少真正用到。

美國哲學家費格里特説“: 恥是以禮為中心取向的。”

在分封制的周朝必然在實踐中不斷得出結論，只有利用禮治下的恥感文化才能維護良好的合作局面。如果是達爾文的叢林主義，只能是不斷衝突。

所以，孔子借鑑周禮是必然的。就是現在，社會上缺乏素質的現象，其實是舊禮治崩塌，新禮治未就，人的羞恥感淡漠的表現。所以儒家想法為啥有市場，因為第二種的恥感文化和孔子主張是分不開的。很容易混為一談。

第三種其實就是法治，採取懲罰措施促進良好的合作關係。契約精神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古代中國法家主張的是這種想法，法家也有恥感文化的想法，但是法家不懂得禮治是恥感文化產生的前提。沒借鑑周禮的實踐意義。

來看看法家對恥感文化的認識

法家非常重視恥感文化，在法家的道德體系中，“恥”具有比在儒家道德體系中更高的地位，它不只具有個體德性的道德意義，而且被提升到國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倫理地位。管子説: “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管子》將“恥”提高到“國之四維”之一，即四個最重要的道德規範之一的度。“恥”既是底線，也是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危的最後一道道德防線，這個底線如果守不住，國家的命運便不是“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滅”，從此國家民族便萬劫不復。

可見，法家不是不知道光依靠法治是不行的，國家仍然容易覆滅，需要恥感文化來支撐。但是法家卻不懂得禮治的重要性！這就是秦與後世的區別。

後世儒家文化在孔子的基礎上，不僅僅發揚了禮治的精神，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借鑑了氏族社會血緣關係的超穩定結構，即家國同構，君臣父子的擬血緣關係。

到儒家文化形成之後，合作的三種方式在中國的制度和文化中都被充分利用起來了，因此也形成了超穩定的制度結構。

直到近代西學東漸才讓儒家文化設定崩塌。

崩塌最核心的原因是西方提供的合作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只有成人的、對等的關係才能簽訂這種合作契約。這與儒家文化的這種擬血緣的協作結構完全不同。儒家文化裏沒有這種對等的關係。就拿現在的家庭教育來講，西方的家庭觀念更體現出一種對等性，父子之間更像是朋友。而中國的家庭觀念則是協作型，絕不是對等的關係。

説現在還有像孔子和老子那樣極具高智慧的人嗎？

從實踐角度來説，老子和孔子的合作觀都是基於古老的實踐基礎，並不是突發奇想。而從合作的三個維度來説，基本上實踐的結果就這些，沒有多大創新空間了。

至於説，為什麼西方社會，從古希臘開始就注重合作而不是協作，原因是希臘的農業不發達，商業發達，人口流動性強，統治基礎薄弱。只能以公民的對等身份談合作。

一切都是必然的。無需貶低也無需抬高。這是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