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遠:沙子做的水手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6-03 16:29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題圖攝影:小甜腥
採訪:老月亮、熊韌凱
作者:熊韌凱
5 月 11 日,邊遠像往常一樣很晚才睡。凌晨三點多他發了條朋友圈,是李白的《上李邕》:“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一個小時後,他又在朋友圈分享了 Joy Division 的《New Dawn Fades》,配的文字混雜了這首歌和 The Libertines《What a Waster》的歌詞:
what a waster
what a fucking waster
talking like a moron
walking like a spiv
..
it was me, seeing me this time, hoping for something more
在夜晚分享閲讀、音樂和各種“胡説八道”是邊遠朋友圈的主要內容。他的微信暱稱叫“黑傻子”,頭像是一個藍色的太陽,戴着墨鏡叼着煙。他告訴我,這是他自己畫的,最初是綠色,後來又變過好幾次。至於為什麼要畫、有什麼含義,他只笑笑,“好玩唄。”
邊遠新專輯《光》巡唱會的第一站就在這天晚上,地點是他再熟悉不過的 School 酒吧。或許也正因如此,邊遠對這場演出的態度顯得輕鬆隨意,本應十點開始的演出被拖到了十點二十,不是因為他遲到了,而是因為他在門口和人抽煙聊天。
這種自在樂天的性格,是邊遠從小就養成的。
1977 年邊遠生於新疆伊寧市,他的母親來自陝西,父親來自山東。兩個人年輕時都是在家待不住的人,都是十七八歲隻身來到新疆投奔自己的親戚:母親找到的是舅舅,父親找到的是哥哥。後來兩個人在伊寧找到了工作,認識後結婚成了家。
邊遠是家中的獨子。父親姓邊,孩子又是在遠離祖籍的邊陲出生,母親就給孩子起了“邊遠”這個名。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曾嫌自己的名字“太喪了”,改成了“尚歡歡”;後來才覺得“邊遠”這個名字好聽,又改了回去。
父親是放電影的,小時候邊遠常坐在父親的偏三輪摩托車上,跟着父親一起去拿裝電影膠片的大黑鐵盒。等到放電影時,邊遠就窩到放映室,在父親身邊一會兒看看膠片“啪啪啪啪”地飛速旋轉,一會兒看看投在銀幕上的電影,其中既有《自古英雄出少年》這樣的武打片,也有克里斯托弗·裏夫演的 1978 版《超人》。
從少年時,邊遠就繼承了父母“待不住”的性格特質。母親買回來電子琴讓邊遠學,邊遠堅持不下來,就算了;父親以前唱過京劇,懂點民樂,要親自教邊遠笛子,也沒教成。新疆野生動植物多,比起在家學樂器,小邊遠更喜歡在家附近的公園裏抓蜥蜴和一搾長的螞蚱。
直到今天,他仍會這麼做自我介紹:出生在新疆,遊離於北京,熱愛大自然,喜歡白日夢。
邊遠的音樂啓蒙來自磁帶。一開始他聽的是中國搖滾樂,後來高中一哥們塞給他兩盤磁帶,一盤披頭士一盤 Nirvana。邊遠覺得這太酷了,尤其喜歡其中電吉他失真的聲音。他問給他磁帶那哥們這是什麼樂器發出的,對方告訴他,這是貝斯。
那時邊遠成績不錯,有些淘氣,會因一言不合和同學打架,但談不上叛逆。他一開始喜歡踢足球,但新疆的同學都野得很,邊遠踢不過他們,又改打籃球。中學物理老師是那種每個孩子上學時都會且只會遇到一次的神人,一邊抽煙一邊上課,也從不帶教材。一次他在黑板上隨時寫了一道題,説誰先寫完他就放誰出去玩。
邊遠是第二個做出來的,花了十多分鐘。出了班級他找到第一個做完的哥們,兩人一道,徑直衝向了遊戲廳。
“範博,範博,範博……”
School 酒吧並不大,5 月 11 那天也沒有很滿。雖然是邊遠的專場,但演出時不少姑娘在台下瘋狂喊着範博的名字,邊遠沒當回事,繼續彈着電吉他唱着歌。
範博是這場演出的貝斯手。當晚他的黑襯衫袖子被裸到肘部,露出右側小臂上的紋身;頭髮一絲不苟地向側後方梳着,微微上挑的眉毛下是一幅細長方形墨鏡。總的來説,他像是個日本黑幫片裏的人物。
2002 年,範博從家鄉廊坊來到北京,在清河找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搖滾樂同僚,其中就包括邊遠。後來範博加入了邊遠擔任主唱的 Joyside,在樂隊裏打鼓,兩人在音樂上的夥伴關係延續至今。
1996 年邊遠來北京上大學,專業是植物學。他和一個同班同學一起去學吉他,兩人都是搖滾樂愛好者。邊遠不是一個主動的人,有組樂隊的想法但沒説,同學就來問他,要不我們組個樂隊?
於是同學去買了電吉他,邊遠買了高中開始就心心念唸的電貝斯,買回來才知道不是那個聲兒。邊遠問同學能不能咱倆換一下,對方二話沒説答應了。樂隊還需要一個鼓手,邊遠和同學又找來一哥們,但一套鼓太貴了買不起,他們就找來籃球,把氣撒了敲。
大學四年,邊遠沒上過幾次課。樂隊之外,他喜歡出去亂轉,去五道口看演出淘打口碟,就是不喜歡研究課本上那些根、莖、葉。
那時樂隊在北四環世紀村有個排練的地方,和其他樂隊共用,邊遠就是在那遇見了劉昊。談起對彼此的第一印象,劉昊接受艾舒採訪時説:“我第一次見他,2000 年,大二上半學期。邊遠那時大綠頭髮,穿一個白 T 恤,一個牛仔褲也是爛的,穿一個什麼康威鞋,不是匡威鞋,黑色的康威鞋,地上一坐。我説這哥們真的太混了。”
邊遠則對我説,他覺得劉昊才是“特躁”的那個,“染一個黃的還不橘紅的頭髮,穿一個龍袍款的大黃 T-shirt。”
畢業時,和邊遠一起學吉他那哥們要出國工作,去了印度尼西亞。樂隊沒了貝斯手,劉昊主動找到邊遠:“要不我先幫你彈唄。”
邊遠説:“等等吧,我想找一個女貝斯手。”他一直覺得女孩彈貝斯特別好看。
左等右等也沒等來,邊遠就讓劉昊暫時彈着,新樂隊取名 Joyside。沒人想到二十年後,站在邊遠旁邊彈貝斯的,還是那個“特躁”的劉昊。
當時排練室特別難找,離開世紀村的地下室後,樂隊一開始在北苑租了套房子,直接在屋子裏排練,把所有鄰居都氣瘋了。不到一個月,房東就把這幫年輕人掃地出門。
“哎呦”樂隊的貝斯手王力住在清河,給 Joyside 的幾個人介紹説那邊有排練室。Joyside 搬過去租了套房子,兩室一廳一月九百,能住大概六個人。紀錄片《北京浪花》錄製時,邊遠就是在這套房子裏對鏡頭説出了自己著名的三大人生目標:“Sing, Drink, Fuck.”
《北京浪花》中的邊遠
那時樂隊幾個人的狀態,確實像紀錄片裏描述的那樣頹靡散漫,用威士忌煮麪條。邊遠説自己坐公交車很少買票,經常是站得離售票員遠遠的,把上次買的票拿起來晃晃,就當買過了。演出完的深夜沒錢打車回家,就在路邊懇請出租車司機帶一截,往往搭個三五趟才能到家。
他們當時也確實沒錢。那會兒邊遠還出去兼職,他去畫室當模特,穿衣服那種,一個小時六塊錢。他嫌掙得少,想找不穿衣服給更多錢的,沒能遂願。至於演出就更不掙錢了,最慘的一次,Joyside 和另外一個樂隊在酒吧演出,門票十塊錢,酒吧拿二成,樂隊拿八成。當天一共來了兩個觀眾,每個樂隊四個人,每個人拿到手上的只有兩塊錢。
樂隊的轉機出現在 2003 年的迷笛音樂節。邊遠和劉昊都“挺懶的”,並沒想着上音樂節什麼,但當時樂隊的日本吉他手中野陽留意到了迷笛,就給 Joyside 報了名,上去演了一場。
樂評人顏峻後來這麼評價這場演出:“那是音樂節的第一個高潮。當他們奏出頭兩個和絃,人羣就炸開了。主唱邊遠東倒西歪地抽瘋並嚎叫,和所有真正的朋克樂主唱一樣誠實而酷。他們成功地保持了朋克樂的精華、老派的激情、經典的和絃和音色、坦率而直接的颱風。沒什麼比這更讓人開心的了。
“Joyside,記住這個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頭沒有上場的情況下,迷笛音樂節最美妙的高潮屬於 Joy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驕傲。”
樂隊順理成章地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頭兩張唱片。2006 年,更年輕的樂手關錚與劉虹位加入樂隊,Joyside 轉投兵馬司,出了整個兵馬司的第一張唱片《Booze at Neptune’s Dawn》,還在歐洲開展了一輪巡演。一切似乎都在往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直到 2009 年的 8 月 12 日,樂隊突然宣佈解散。
到現在 School 酒吧都掛着一個燈牌,是一個愛心中間寫着“GANG OF GIN”。這個名字來源於 The Libertines 主唱 Pete Doherty 後來組的樂隊 Babyshambles 的一首歌,中文叫“年輕幫”,是 Joyside 樂迷當年組建的一個小團體。2009 年樂隊解散,“年輕幫”的重要成員之一劉非難過得天天喝到爛醉。第二年,劉非開了 School 酒吧。
樂隊解散的直接原因是吉他手劉虹位要退出 Joyside,但邊遠當時同樣覺得樂隊出了問題。在接受 Vice 採訪時,他説當時樂隊開始有了爭執,“排練的時候也擰不到一塊去了”,自己便有“不想弄了”的念頭。
那時的邊遠開始想做“不用真鼓”的音樂。他一直是個細膩的人,朋克只是一種選擇,用來抵抗庸俗而不是發泄憤怒。在清河的時候,他就是最“整齊”的一個。範博記得,邊遠在牀邊有個櫃子,上邊蓋着一個藍色的布條,裏面有他珍藏的各種小玩意:CD、一個穿皮衣服戴墨鏡的狼,一個小雪人,還有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同伴也都覺得他很浪漫。楊毅東給他拍過一張照片,那是 2012 年的冬天,邊遠和幾個朋友在暖氣屋子裏光着膀子喝酒,突然外面下起了雪,邊遠衝出門外,右手拎着酒瓶左手接着雪花,滿懷興奮地看着天空。
攝影:楊毅東
時間從這張照片往回撥十一年,仍是北京飄雪的冬天,朋克邊遠還蝸居在清河的出租屋裏。他從外面淘回來的打口碟中,有一張 Leonard Cohen 的雙 CD 精選集,第一張是老歌第二張是新歌。邊遠把碟子放入唱片機,飄出的音符是《Suzanne》。
當時他周圍沒一個人聽 Cohen。邊遠説,那一刻,他覺得自己瞬間老了十歲。
邊遠一直有個水手夢,還和後海大鯊魚的前鼓手小武一起學過帆船。樂隊解散後,邊遠經朋友介紹去一家遊輪公司,應聘船上的歌手。到了面試的辦公室對方才告訴他,歌手不招亞洲人,但他要是感興趣的話可以當攝影師。邊遠不會拍照,這事就算了。
大海沒有去成,邊遠離開 Joyside 的第一個冬天是和書稿度過的。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活,讓他翻譯一本名為《十三位著名的女性》的書。邊遠的英語基礎來自於中學,後來聽西方搖滾樂時,他喜歡挨個查歌詞裏的生詞。翻譯工作對他來説難度不小,他也很投入,那段時間做夢都是英語單詞。
後來這本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邊遠署名“遠邊”,拿了五六千塊錢的酬勞。
在音樂上,邊遠開始嘗試 Joyside 和搖滾樂之外的表達方式。他和範博在 D22 酒吧做過不插電的箱琴演出,這個項目後來被髮展成了“浪樂隊”,有手風琴和提琴,是些水手會唱的歌。他還聽了許多希臘作曲家範吉利斯的作品,受其啓發,做了個人專輯《寂滅》和《光》。
邊遠覺得自己“怎麼樣都能活着”。他是 Joyside 中最早搬離清河的人,之後又搬過好幾次家,因為“在一個地方待久就會厭倦”,他也需要獨處的空間。在北京的最後一個落腳點是朋友介紹的,在一個東五環外的簡易音樂基地,條件不算簡陋也算不上好,邊遠住了兩三年。
一年半以前,北京整頓市容要拆一些房子,其中就包括這個三層小樓。要是繼續在北京邊遠不可能再找到這麼便宜的房子,而且只會越租越遠,他想了想,走了。
他決定去最近的海邊。那會兒是秋天,邊遠坐火車去了秦皇島,快到的時候,鐵路兩側出現一排排紅色黃色的樹,陽光照進車窗。他特別開心,覺得終於能去一個新的地方了。
下了車,邊遠找到一個住房中介,説要租一套能看見海的房子。中介領他到了一個公寓,房租一萬五一年,從窗台眺望出去,由近到遠是公路、鐵路、樹林、沙灘和大海。邊遠當場就要了這套房子。
租房的中介還問邊遠是幹什麼的,邊遠告訴他:“搞音樂的。”
對方説:“那你為我們秦皇島寫首歌唄。”
邊遠笑着告訴這個沒聽過萬青的中介,已經有那麼一首了。
除了小賣部的和賣菜的,邊遠在秦皇島一個人都不認識。他在那裏自己買菜、做飯,嘗試自制拉條子,下午做音樂,晚上聽歌看書。有時他也會在夜裏把燈關了,拿上幾瓶啤酒,就那麼坐着,聽汽車、火車和風吹樹林的聲音。
他用“珍貴”形容在秦皇島獨居的時光,並説現在回到北京,看到地鐵裏烏泱烏泱的人羣就覺得腦袋大。
有時他也會一個人喝多,在冬天的深夜衝進樓下那片樹林,樹林裏沒有燈,一片漆黑。但風一吹到臉上酒就醒了一半,邊遠找找路,又回去了。
5 月 11 的演出結束後觀眾拉着邊遠在 School 門口合了影,他很温順地配合。事後問他,他説自己完全不記得了,“當時已經喝多了,但我看起來還是很清醒,哈哈。”
安靜是邊遠喝醉後的常態。在壞蛋調頻的電台節目裏,Joyside 成員就談到,其他幾個人喝多了往往是鬧得不行,只有邊遠安安靜靜地往地上一躺。至於酒後幹過最瘋狂的事,也不過是一次喝大了之後恰逢外面傾盆大雨,邊遠把衣服一脱裝進一個塑料袋,淋着雨,從熱力貓光溜溜地步行到了 School。
School 那張合照裏邊遠的裝束一如既往:印有玫瑰花的白襯衫、敞開的白西裝外套、有一道黑邊的白巴拿馬禮帽。他自己説,這一套都是在淘寶上買的,全身上下加起來不超過三百塊錢;他的經紀人説,即使在平時邊遠也會這麼穿,以至於有一次在馬賽克樂隊演出時,看演出的邊遠和台上樂隊的演出服一樣,都是一身黃。
5 月 22 日,我在摩登天空公司見到了邊遠。他上身依舊是經典的全白,下身是我只在樓下理髮小哥身上親眼見過的綠色緊身褲配尖頭皮鞋。他有一口亂糟糟的牙和深沉友好的嗓音,黝黑起伏的臉和堅毅的神情。
攝影:楊毅東
邊遠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他兼有粗礪和細膩的質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那是一種“不在乎”。這種“不在乎”並非對現實生活的蔑視或者牴觸,而在於能撇下一切事物庸常的一面去看到其藝術的一面。對這個從小到大無論在學習還是搖滾上都展現出天賦的人來説,音樂並非反抗,而是一種超脱,一種直接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我們談到他胳膊上的紋身,是 Kurt Cobain 遺書中那句“與其苟延殘喘,不如縱情燃燒”,我問他會不會像 Cobain 一樣,對自己的生活、音樂感到厭倦,甚至選擇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邊遠説年輕的時候有過這種幻想,但現在全無可能,因為那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的蠢方式。他給自己的計劃是這輩子寫一百首歌,然後就幹些別的,或者單純“待着”。
至於如何確信音樂本身的意義,他給我説了兩個例子。一是他有一個德國朋友的藝術家朋友,腦子做了手術之後,看書也看不下去聽歌也聽不下去,心中總是焦躁不安,那個德國朋友就給他放邊遠的《寂滅》,這個藝術家竟奇蹟般的平靜了下來。
二是前些年,邊遠喜歡一個人帶把箱琴到三四線的小城市演出。一次他到河南安陽,遇上了一個懷孕的女孩,一見他的面就落下淚來。事後邊遠才知道,這個女孩是他多年的樂迷,為了看這場演出,她的老公和她開了幾個小時車才從另外一個縣城趕到這來。
説完,我們都沉默了一會,現場只剩邊遠均勻平緩的呼吸。我相信他説的“不會自殺”,因為在我看來,他已經學會在更廣闊的世界裏找到欣喜和平靜。
邊遠喜歡説“誰不喜歡海呢?”“誰不喜歡雪呢?”他喜歡海,喜歡雨,喜歡雪,喜歡一切“神奇的自然現象”。新專輯《光》錄製時,錄音師的棚在義烏,邊遠就去了六次義烏,每次都趕上南方連綿的雨水。但邊遠很高興,覺得雨的味道很好聞,除了衣服晾不幹沒有其他不好的地方。
他還談到“遊輪歌手”夢想實現的那一天。一個朋友邀請他去參加一場遊輪上的音樂節,他去了,發現遊輪比想象中的穩太多,完全不是他之前在帆船上乘風破浪的感覺。但他還是很高興,唱了很多 Leonard Cohen 的歌,還唱了 Rod Stewart 的《Sailing》。
説到這裏,邊遠情不自禁地哼唱了起來: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