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遠：沙子做的水手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6-03 16:29
題圖攝影：小甜腥
採訪：老月亮、熊韌凱
作者：熊韌凱
what a waster
what a fucking waster
talking like a moron
walking like a spiv
..
it was me, seeing me this time, hoping for something more
在夜晚分享閲讀、音樂和各種“胡説八道”是邊遠朋友圈的主要內容。他的微信暱稱叫“黑傻子”，頭像是一個藍色的太陽，戴着墨鏡叼着煙。他告訴我，這是他自己畫的，最初是綠色，後來又變過好幾次。至於為什麼要畫、有什麼含義，他只笑笑，“好玩唄。”
這種自在樂天的性格，是邊遠從小就養成的。
1977 年邊遠生於新疆伊寧市，他的母親來自陝西，父親來自山東。兩個人年輕時都是在家待不住的人，都是十七八歲隻身來到新疆投奔自己的親戚：母親找到的是舅舅，父親找到的是哥哥。後來兩個人在伊寧找到了工作，認識後結婚成了家。
邊遠是家中的獨子。父親姓邊，孩子又是在遠離祖籍的邊陲出生，母親就給孩子起了“邊遠”這個名。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曾嫌自己的名字“太喪了”，改成了“尚歡歡”；後來才覺得“邊遠”這個名字好聽，又改了回去。
父親是放電影的，小時候邊遠常坐在父親的偏三輪摩托車上，跟着父親一起去拿裝電影膠片的大黑鐵盒。等到放電影時，邊遠就窩到放映室，在父親身邊一會兒看看膠片“啪啪啪啪”地飛速旋轉，一會兒看看投在銀幕上的電影，其中既有《自古英雄出少年》這樣的武打片，也有克里斯托弗·裏夫演的 1978 版《超人》。
從少年時，邊遠就繼承了父母“待不住”的性格特質。母親買回來電子琴讓邊遠學，邊遠堅持不下來，就算了；父親以前唱過京劇，懂點民樂，要親自教邊遠笛子，也沒教成。新疆野生動植物多，比起在家學樂器，小邊遠更喜歡在家附近的公園裏抓蜥蜴和一搾長的螞蚱。
直到今天，他仍會這麼做自我介紹：出生在新疆，遊離於北京，熱愛大自然，喜歡白日夢。
邊遠的音樂啓蒙來自磁帶。一開始他聽的是中國搖滾樂，後來高中一哥們塞給他兩盤磁帶，一盤披頭士一盤 Nirvana。邊遠覺得這太酷了，尤其喜歡其中電吉他失真的聲音。他問給他磁帶那哥們這是什麼樂器發出的，對方告訴他，這是貝斯。
那時邊遠成績不錯，有些淘氣，會因一言不合和同學打架，但談不上叛逆。他一開始喜歡踢足球，但新疆的同學都野得很，邊遠踢不過他們，又改打籃球。中學物理老師是那種每個孩子上學時都會且只會遇到一次的神人，一邊抽煙一邊上課，也從不帶教材。一次他在黑板上隨時寫了一道題，説誰先寫完他就放誰出去玩。
邊遠是第二個做出來的，花了十多分鐘。出了班級他找到第一個做完的哥們，兩人一道，徑直衝向了遊戲廳。
“範博，範博，範博……”
School 酒吧並不大，5 月 11 那天也沒有很滿。雖然是邊遠的專場，但演出時不少姑娘在台下瘋狂喊着範博的名字，邊遠沒當回事，繼續彈着電吉他唱着歌。
範博是這場演出的貝斯手。當晚他的黑襯衫袖子被裸到肘部，露出右側小臂上的紋身；頭髮一絲不苟地向側後方梳着，微微上挑的眉毛下是一幅細長方形墨鏡。總的來説，他像是個日本黑幫片裏的人物。
2002 年，範博從家鄉廊坊來到北京，在清河找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搖滾樂同僚，其中就包括邊遠。後來範博加入了邊遠擔任主唱的 Joyside，在樂隊裏打鼓，兩人在音樂上的夥伴關係延續至今。
1996 年邊遠來北京上大學，專業是植物學。他和一個同班同學一起去學吉他，兩人都是搖滾樂愛好者。邊遠不是一個主動的人，有組樂隊的想法但沒説，同學就來問他，要不我們組個樂隊？
於是同學去買了電吉他，邊遠買了高中開始就心心念唸的電貝斯，買回來才知道不是那個聲兒。邊遠問同學能不能咱倆換一下，對方二話沒説答應了。樂隊還需要一個鼓手，邊遠和同學又找來一哥們，但一套鼓太貴了買不起，他們就找來籃球，把氣撒了敲。
大學四年，邊遠沒上過幾次課。樂隊之外，他喜歡出去亂轉，去五道口看演出淘打口碟，就是不喜歡研究課本上那些根、莖、葉。
那時樂隊在北四環世紀村有個排練的地方，和其他樂隊共用，邊遠就是在那遇見了劉昊。談起對彼此的第一印象，劉昊接受艾舒採訪時説：“我第一次見他，2000 年，大二上半學期。邊遠那時大綠頭髮，穿一個白 T 恤，一個牛仔褲也是爛的，穿一個什麼康威鞋，不是匡威鞋，黑色的康威鞋，地上一坐。我説這哥們真的太混了。”
邊遠則對我説，他覺得劉昊才是“特躁”的那個，“染一個黃的還不橘紅的頭髮，穿一個龍袍款的大黃 T-shirt。”
畢業時，和邊遠一起學吉他那哥們要出國工作，去了印度尼西亞。樂隊沒了貝斯手，劉昊主動找到邊遠：“要不我先幫你彈唄。”
邊遠説：“等等吧，我想找一個女貝斯手。”他一直覺得女孩彈貝斯特別好看。
左等右等也沒等來，邊遠就讓劉昊暫時彈着，新樂隊取名 Joyside。沒人想到二十年後，站在邊遠旁邊彈貝斯的，還是那個“特躁”的劉昊。
當時排練室特別難找，離開世紀村的地下室後，樂隊一開始在北苑租了套房子，直接在屋子裏排練，把所有鄰居都氣瘋了。不到一個月，房東就把這幫年輕人掃地出門。
“哎呦”樂隊的貝斯手王力住在清河，給 Joyside 的幾個人介紹説那邊有排練室。Joyside 搬過去租了套房子，兩室一廳一月九百，能住大概六個人。紀錄片《北京浪花》錄製時，邊遠就是在這套房子裏對鏡頭説出了自己著名的三大人生目標：“Sing, Drink, Fuck.”
那時樂隊幾個人的狀態，確實像紀錄片裏描述的那樣頹靡散漫，用威士忌煮麪條。邊遠説自己坐公交車很少買票，經常是站得離售票員遠遠的，把上次買的票拿起來晃晃，就當買過了。演出完的深夜沒錢打車回家，就在路邊懇請出租車司機帶一截，往往搭個三五趟才能到家。
他們當時也確實沒錢。那會兒邊遠還出去兼職，他去畫室當模特，穿衣服那種，一個小時六塊錢。他嫌掙得少，想找不穿衣服給更多錢的，沒能遂願。至於演出就更不掙錢了，最慘的一次，Joyside 和另外一個樂隊在酒吧演出，門票十塊錢，酒吧拿二成，樂隊拿八成。當天一共來了兩個觀眾，每個樂隊四個人，每個人拿到手上的只有兩塊錢。
樂隊的轉機出現在 2003 年的迷笛音樂節。邊遠和劉昊都“挺懶的”，並沒想着上音樂節什麼，但當時樂隊的日本吉他手中野陽留意到了迷笛，就給 Joyside 報了名，上去演了一場。
樂評人顏峻後來這麼評價這場演出：“那是音樂節的第一個高潮。當他們奏出頭兩個和絃，人羣就炸開了。主唱邊遠東倒西歪地抽瘋並嚎叫，和所有真正的朋克樂主唱一樣誠實而酷。他們成功地保持了朋克樂的精華、老派的激情、經典的和絃和音色、坦率而直接的颱風。沒什麼比這更讓人開心的了。
“Joyside，記住這個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頭沒有上場的情況下，迷笛音樂節最美妙的高潮屬於 Joy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驕傲。”
樂隊順理成章地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頭兩張唱片。2006 年，更年輕的樂手關錚與劉虹位加入樂隊，Joyside 轉投兵馬司，出了整個兵馬司的第一張唱片《Booze at Neptune’s Dawn》，還在歐洲開展了一輪巡演。一切似乎都在往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直到 2009 年的 8 月 12 日，樂隊突然宣佈解散。
樂隊解散的直接原因是吉他手劉虹位要退出 Joyside，但邊遠當時同樣覺得樂隊出了問題。在接受 Vice 採訪時，他説當時樂隊開始有了爭執，“排練的時候也擰不到一塊去了”，自己便有“不想弄了”的念頭。
那時的邊遠開始想做“不用真鼓”的音樂。他一直是個細膩的人，朋克只是一種選擇，用來抵抗庸俗而不是發泄憤怒。在清河的時候，他就是最“整齊”的一個。範博記得，邊遠在牀邊有個櫃子，上邊蓋着一個藍色的布條，裏面有他珍藏的各種小玩意：CD、一個穿皮衣服戴墨鏡的狼，一個小雪人，還有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同伴也都覺得他很浪漫。楊毅東給他拍過一張照片，那是 2012 年的冬天，邊遠和幾個朋友在暖氣屋子裏光着膀子喝酒，突然外面下起了雪，邊遠衝出門外，右手拎着酒瓶左手接着雪花，滿懷興奮地看着天空。
時間從這張照片往回撥十一年，仍是北京飄雪的冬天，朋克邊遠還蝸居在清河的出租屋裏。他從外面淘回來的打口碟中，有一張 Leonard Cohen 的雙 CD 精選集，第一張是老歌第二張是新歌。邊遠把碟子放入唱片機，飄出的音符是《Suzanne》。
當時他周圍沒一個人聽 Cohen。邊遠説，那一刻，他覺得自己瞬間老了十歲。
邊遠一直有個水手夢，還和後海大鯊魚的前鼓手小武一起學過帆船。樂隊解散後，邊遠經朋友介紹去一家遊輪公司，應聘船上的歌手。到了面試的辦公室對方才告訴他，歌手不招亞洲人，但他要是感興趣的話可以當攝影師。邊遠不會拍照，這事就算了。
大海沒有去成，邊遠離開 Joyside 的第一個冬天是和書稿度過的。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活，讓他翻譯一本名為《十三位著名的女性》的書。邊遠的英語基礎來自於中學，後來聽西方搖滾樂時，他喜歡挨個查歌詞裏的生詞。翻譯工作對他來説難度不小，他也很投入，那段時間做夢都是英語單詞。
後來這本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邊遠署名“遠邊”，拿了五六千塊錢的酬勞。
在音樂上，邊遠開始嘗試 Joyside 和搖滾樂之外的表達方式。他和範博在 D22 酒吧做過不插電的箱琴演出，這個項目後來被髮展成了“浪樂隊”，有手風琴和提琴，是些水手會唱的歌。他還聽了許多希臘作曲家範吉利斯的作品，受其啓發，做了個人專輯《寂滅》和《光》。
邊遠覺得自己“怎麼樣都能活着”。他是 Joyside 中最早搬離清河的人，之後又搬過好幾次家，因為“在一個地方待久就會厭倦”，他也需要獨處的空間。在北京的最後一個落腳點是朋友介紹的，在一個東五環外的簡易音樂基地，條件不算簡陋也算不上好，邊遠住了兩三年。
一年半以前，北京整頓市容要拆一些房子，其中就包括這個三層小樓。要是繼續在北京邊遠不可能再找到這麼便宜的房子，而且只會越租越遠，他想了想，走了。
他決定去最近的海邊。那會兒是秋天，邊遠坐火車去了秦皇島，快到的時候，鐵路兩側出現一排排紅色黃色的樹，陽光照進車窗。他特別開心，覺得終於能去一個新的地方了。
下了車，邊遠找到一個住房中介，説要租一套能看見海的房子。中介領他到了一個公寓，房租一萬五一年，從窗台眺望出去，由近到遠是公路、鐵路、樹林、沙灘和大海。邊遠當場就要了這套房子。
租房的中介還問邊遠是幹什麼的，邊遠告訴他：“搞音樂的。”
對方説：“那你為我們秦皇島寫首歌唄。”
邊遠笑着告訴這個沒聽過萬青的中介，已經有那麼一首了。
除了小賣部的和賣菜的，邊遠在秦皇島一個人都不認識。他在那裏自己買菜、做飯，嘗試自制拉條子，下午做音樂，晚上聽歌看書。有時他也會在夜裏把燈關了，拿上幾瓶啤酒，就那麼坐着，聽汽車、火車和風吹樹林的聲音。
他用“珍貴”形容在秦皇島獨居的時光，並説現在回到北京，看到地鐵裏烏泱烏泱的人羣就覺得腦袋大。
有時他也會一個人喝多，在冬天的深夜衝進樓下那片樹林，樹林裏沒有燈，一片漆黑。但風一吹到臉上酒就醒了一半，邊遠找找路，又回去了。
安靜是邊遠喝醉後的常態。在壞蛋調頻的電台節目裏，Joyside 成員就談到，其他幾個人喝多了往往是鬧得不行，只有邊遠安安靜靜地往地上一躺。至於酒後幹過最瘋狂的事，也不過是一次喝大了之後恰逢外面傾盆大雨，邊遠把衣服一脱裝進一個塑料袋，淋着雨，從熱力貓光溜溜地步行到了 School。
School 那張合照裏邊遠的裝束一如既往：印有玫瑰花的白襯衫、敞開的白西裝外套、有一道黑邊的白巴拿馬禮帽。他自己説，這一套都是在淘寶上買的，全身上下加起來不超過三百塊錢；他的經紀人説，即使在平時邊遠也會這麼穿，以至於有一次在馬賽克樂隊演出時，看演出的邊遠和台上樂隊的演出服一樣，都是一身黃。
5 月 22 日，我在摩登天空公司見到了邊遠。他上身依舊是經典的全白，下身是我只在樓下理髮小哥身上親眼見過的綠色緊身褲配尖頭皮鞋。他有一口亂糟糟的牙和深沉友好的嗓音，黝黑起伏的臉和堅毅的神情。
邊遠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他兼有粗礪和細膩的質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那是一種“不在乎”。這種“不在乎”並非對現實生活的蔑視或者牴觸，而在於能撇下一切事物庸常的一面去看到其藝術的一面。對這個從小到大無論在學習還是搖滾上都展現出天賦的人來説，音樂並非反抗，而是一種超脱，一種直接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我們談到他胳膊上的紋身，是 Kurt Cobain 遺書中那句“與其苟延殘喘，不如縱情燃燒”，我問他會不會像 Cobain 一樣，對自己的生活、音樂感到厭倦，甚至選擇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邊遠説年輕的時候有過這種幻想，但現在全無可能，因為那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的蠢方式。他給自己的計劃是這輩子寫一百首歌，然後就幹些別的，或者單純“待着”。
至於如何確信音樂本身的意義，他給我説了兩個例子。一是他有一個德國朋友的藝術家朋友，腦子做了手術之後，看書也看不下去聽歌也聽不下去，心中總是焦躁不安，那個德國朋友就給他放邊遠的《寂滅》，這個藝術家竟奇蹟般的平靜了下來。
二是前些年，邊遠喜歡一個人帶把箱琴到三四線的小城市演出。一次他到河南安陽，遇上了一個懷孕的女孩，一見他的面就落下淚來。事後邊遠才知道，這個女孩是他多年的樂迷，為了看這場演出，她的老公和她開了幾個小時車才從另外一個縣城趕到這來。
説完，我們都沉默了一會，現場只剩邊遠均勻平緩的呼吸。我相信他説的“不會自殺”，因為在我看來，他已經學會在更廣闊的世界裏找到欣喜和平靜。
邊遠喜歡説“誰不喜歡海呢？”“誰不喜歡雪呢？”他喜歡海，喜歡雨，喜歡雪，喜歡一切“神奇的自然現象”。新專輯《光》錄製時，錄音師的棚在義烏，邊遠就去了六次義烏，每次都趕上南方連綿的雨水。但邊遠很高興，覺得雨的味道很好聞，除了衣服晾不幹沒有其他不好的地方。
他還談到“遊輪歌手”夢想實現的那一天。一個朋友邀請他去參加一場遊輪上的音樂節，他去了，發現遊輪比想象中的穩太多，完全不是他之前在帆船上乘風破浪的感覺。但他還是很高興，唱了很多 Leonard Cohen 的歌，還唱了 Rod Stewart 的《Sailing》。
説到這裏，邊遠情不自禁地哼唱了起來：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