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罵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_風聞

現代文學論爭史上，魯迅和梁實秋的論戰曠日持久，以1930年為中心，長達8年，產生了40多萬言100多篇文字，內容涉及教育、文學、翻譯、批評、政論等諸多方面，包含人性、階級性、普羅文學、翻譯理念、文藝政策等諸多論題。這場大論爭高潮迭起，基調是嚴肅的，但也不乏惡罵甚至人身攻擊。在這場論爭中，留給後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那個著名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稱謂了。

馮乃超貼標籤

從學理上看，魯梁論爭之初，魯迅無論在論述方式還是論述姿態方面都留下了較多的商榷空間，但梁實秋深受其美國老師白璧德的影響，文風明顯流露出精英主義的貴族氣息，比如稱普羅只是生孩子的階級、好作品永遠只是少數人的專利等，使其論戰在姿態上有所失分。不過，此時雙方還能剋制在學術探討的範圍內。魯梁二人從“論戰”急轉直下成為“論罵”的轉折點，是馮乃超的半路殺出。

馮乃超是左翼文學理論家，1930年參加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被推舉為《理論綱領》的起草人。馮乃超和魯迅一樣，極其反感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的一些主張。1930年2月，他在蔣光慈等主編的《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批駁梁實秋的某些觀點，其中説：“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説教……對於這樣的説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馮乃超站在普羅大眾的一邊，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點，奉送給梁實秋的這頂帽子，並沒有經過學理上的推理與論證，所以説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時口舌之快，純粹是道德上的一廂評判，該定義並未在事實和邏輯上坐實過。

梁實秋挑動政治神經

梁實秋看到《拓荒者》上馮乃超關於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後，做了《“資本家的走狗”》一文，發表在《新月》雜誌上以示答覆。文章先據馮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後，又就“走狗”定義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並質疑道：“《拓荒者》説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着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梁實秋不承認自己是資本家的走狗，甚至覺得自己應當屬於無產階級，並從邏輯上反諷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壇“二元對立”的絕對化思維，“有一種簡單的論理學：非赤即白，非友即敵，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贊同左翼，即“走狗”。

馮乃超給梁實秋扣上“資本家的走狗”這頂帽子後，魯梁論戰開始悄悄發生微妙的變化，意氣的成分加重了。

據馮雪峯迴憶，魯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後，愉快地説：“有趣！還沒有怎樣打中了他的命脈就這麼叫了起來，可見是一隻沒有什麼用的走狗。”當然，魯迅對馮的文章也未必滿意，覺得“乃超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決定自己“來寫它一點”。

魯迅加上兩個定語

“這一點”就是現代文學論戰名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論爭又從梁實秋和馮乃超之間轉回到魯梁，魯迅在梁實秋的原題上，新添了兩個定語“喪家的”和“乏”。

魯迅無法根據定義證明梁實秋屬於“資本家階級”，所以對梁實秋的自我辯護置之不理，只是劍走偏鋒，辛辣挖苦梁實秋：“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敍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在魯迅看來，梁實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誰，不是喪家是什麼？話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藝理念衝突已在其次，意氣之爭則佔了上風，魯梁論戰以魯迅高踞普羅大眾的道德制高點發出的嘲罵而達到了高潮。

魯迅起就“政治檄文”

魯迅和梁實秋此番論戰的重頭戲體現在一個“乏”字上，因為論戰的深意已經超出普通的文人論戰，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經。

梁實秋在《答魯迅先生》和《“資本家的走狗”》兩文中寫出了暗指“左聯”和魯迅的三件事：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到××黨去領盧布。梁實秋説：“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在白色恐怖時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的時候，魯迅認為梁實秋這種借刀殺人的影射“比起劊子手來更下賤”。魯迅説：“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

魯迅明罵梁實秋，實際上是在幫左翼解套，特別是最後兩句用意非常明顯：“但倘説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絕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言外之意是説，我們還是在文藝批評的範圍內進行論戰，你梁實秋不要把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國民黨當局引進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於“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

據馮雪峯迴憶，魯迅寫好這篇雜文交給《萌芽月刊》時，“他自己高興得笑了起來説：你看，比起乃超來，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説：“可是，對付梁實秋這類人，就得這樣……我幫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氣之爭傷害了魯梁感情

“走狗”、“喪家的”、“乏”，這三個詞是一個遞進而“罵”的過程。在這場有關普羅文學的戰鬥中，由於魯迅站在普羅一邊而梁實秋相反，交戰伊始，雙方的正義與非正義就由立場劃定了，剩下的就是戰鬥的手段。

在正義的旗幟下，戰鬥的手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勝。魯迅使用的當然是罵的手段，在非友即敵的二元對立的世界中，這種罵充滿了道德正義感。由於這場論爭是在範圍更廣闊、也更復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和國民黨當局反革命文化圍剿的背景下展開的，隨着論爭的深入，不僅範圍在逐步擴大，而且性質也在微妙地發生演變，最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爭論終於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氣息。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滿大量政治語彙，左翼色彩十分強烈，和魯迅之前與新月派的論戰風格大相徑庭。論爭雙方因為竭力想將自身從潛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帶中解脱出來，不惜意氣用事，甚至實施局部的人身攻擊，使論爭的本來面目變得愈加複雜難辨。魯梁論爭以對梁實秋貼上充滿階級鬥爭火藥味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標籤而結束，在論戰的過程中，魯迅與梁實秋相互之間的感情事實上都受到了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