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術與恐慌——晚清教案背後的中國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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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複雜的因素使教案並不單單的只是反帝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時代留下的一次無奈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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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信奉神靈，敬畏鬼神，無論是商周時溝通神靈的祭祀活動，還是東漢的讖緯之學。古人們總會對無法探知其本源的未知充滿敬畏，古往今來，假鬼神之命曉諭萬方往往最為行之有效。無論是農民起義軍還是帝王將相，均能將其活用以利於己。直至近代，對未知力量的恐懼仍深深印刻在每一個國人的腦海中，這種恐懼隨着西方主導的基督教勢力的不斷深入，終於愈演愈烈。

 

一、異邦人的妖術

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一文中提到，在s城，“常常旁聽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當時此謠言傳播甚廣，百姓異常恐慌。文中還提到一則“親見”的證據：“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説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罈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着，快要和壇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洋鬼子挖眼睛”，這聽起來像是某個荒誕不經的恐怖故事，但在晚清卻是下至普通民眾，上至上紳、官員都普遍認同的看法。

洋人為什麼要挖中國人的眼睛?當時的説法不一，一個廣為流傳的説法是“用於照相”。中國人不僅對西方的宗教思想感到恐懼，對同時傳入的西方科技也感到難以理解並加以排斥，最有代表性的理由就是風水迷信。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架設電線、開採礦藏、以及鋪設鐵路等行為都會驚擾神靈、破壞風水，甚至會引發不祥的災禍。至於挖眼為何會用於照相?魯迅分析説：“因為我們只要和別人對立，他的瞳子裏一定有我的一個小照相的。”大概是因為眼睛有成像的神奇功能，所以用人的眼珠製作成照相藥水，就能把拍攝的底片洗印成照片。照相術剛出現之時，因其成像的神秘性，人們確實常常以妖術視之。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説，要理解照相術的原理十分困難，所以魯迅説，時人均認為“照相術似乎是妖術”。

中國古代有挖眼剖心之類的採生折割巫術。“挖眼用於照相”的説法，奇怪地融合了傳統的採生折割巫術、反洋教運動、對異文化的“污名化”，以及因新技術的神秘性而產生的恐懼和排斥心理等要素。所謂“採生折割”，字面意思即摘取生人耳、目、髒、腑之類而折割其肢體，其方式則是多種多樣。“或取人耳目，或斷人手足，或用木刻、泥塑為人形，將各件安上，乃行邪法，使之工作；探取生人年月生辰，將人迷在山林之中，取其生氣，攝其魂魄，為鬼役使；剜人臟腑及孕婦胞胎、室女元紅之類，以供邪術之用。”除此之外，取幼童五官、百骸或孕婦腹內胎配藥，以及摘取活人的器官、肢體作為祭品供奉神靈，也往往被歸於採生折割之列。就這樣，在中國本土的迷信思想影響下，西方先進的科技或器物，往往會被冠以施行妖術的罪名，對妖術的恐懼也如陰霾般在民眾間擴散開來。

例如各地發生的教案中，人們衝入教堂、攝影館中，蒐集所謂“罪證”。有的將荔枝、圓葱頭等當作是教堂挖取的幼孩的眼睛，有的地方把某種藥膏認成人肉做成的軟膏，把雙筒望遠鏡或顯微鏡認作提取骨髓、眼球的銅管。因對西方先進科技的不理解而鬧出了一幕幕慘劇。

二、“西人食小兒”的夢魘

**中國人提出的另一個重大罪名是吃人。特別是“食小兒”。**育嬰堂是傳教士為收養棄嬰而設的慈善機構，本是一大善舉。然而由於中西風俗迥異，教堂壁壘森嚴，教士為嬰兒洗禮、甚至對瀕死之棄嬰洗禮，修女大量收養棄嬰、甚至出錢收買女嬰這一類舉動，國人一時無法理解，很容易造成嚴重誤會，進而加以醜化歪曲，以發泄對洋人、洋教的敵視情緒。一時間，傳教士“取小兒腦髓心肝”“育嬰以採生折割”“育嬰堂為食小兒肉而設”“傳教士拐騙兒童，剖心挖眼以配藥方”等謠傳層出不窮，五花八門，愈傳愈奇，愈傳愈盛。與以往相比，這一時期的傳言內容更為複雜多端，結合了道家採補術、道家鍊金術和民間宗教的“採生折割”邪術等多種迷信思想。

夏燮在其《中西紀事》中提到：“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於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煉，其下者流入採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吃人的傳説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面相迥異於中國人的西洋人，往往被與神話傳説中的食人惡鬼形象相結合，其種種不可理解的行為，就這麼順理成章的與吃人二字相聯繫起來。

1870年，天津時疫流行，在法國修女所辦育嬰堂中，死亡兒童三四十人，童屍埋於義冢之間，被野狗挖出，引起士民流言。加之當時發生了數起迷拐幼童案件，於是“天主教迷拐幼童，挖眼剖心”之類的傳言風起。天津道府縣前往教堂勘察，毫無所得。之後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處事急躁，當眾槍傷一名中國僕役。引起圍觀民眾憤怒，導致法國領事館和多處教堂被焚燬，包括法國領事和十位修女在內的二十餘名西方人以及中國教民死亡，造成了影響頗為深遠的外交糾紛。可以看出，“西人食小兒”傳説在這次教案中充當了重要誘因。

三、謠言的蔓延

**晚清大部分教案的發生都涉及到謠言。**除天津教案外，還有1891年長江沿岸發生的系列長江教案等。總的來説，晚清時期有關傳教士的謠言有：迷拐兒童、挖眼剖心、刻腹取胎、煉丹採生等，這些所謂的謠言大都為誤傳，是由中西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進度不一樣所造成的誤會。例如：揚州教會醫院把解剖後的死胎兒侵於酒精瓶中，被紳士謠傳為剖孕婦之腹取胎兒製成長生不老之藥。又如男女教徒處教堂內做禮拜，與中國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的倫理原則相矛盾，也引起地方紳士惡意的猜測。此外，如教會為臨死小孩洗禮，被人們迷信的推測為剖小兒心目肝製藥餌。地方士紳又往往深信這一傳説，以種種無根據的推測寫成文字，刊印為檄文、揭貼，在社會上傳播。

這類謠言早在明代利瑪竇入華傳教以後，就在中國開始流傳，而且此類謠傳隨着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而日益廣泛，到了義和團時期已經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晚清政府也沒有置之不理，地方政府組織進行了多次調查，結果顯示謠言的內容並不屬實。但為什麼謠言已經被澄清，尤其是各地教案結案以後，此類謠傳的虛實總是“剖不明白”?**事實上，謠言之所以為謠言，正在與其無可比擬的傳播性。**它甚至不需要被人精心編織出來，無數衣食無着、飢寒交迫的人民就是最好的載體，人人都相信他們聽到的事實，並添油加醋將它補充完整。而不通暢的溝通渠道、不斷蔓延的恐懼心理和清政府極為底下的公信力則是最好的助燃劑，在閉塞的環境中使其不斷髮酵成長。就這樣，謠言如同燎原之火，在華夏大地間熊熊燃燒起來。

國勢愈蹙，排外愈烈，傳説愈盛，帝國主義的入侵充當了謠言傳播的導火索的作用。鴉片戰爭前，清廷奉行禁教政策，來華教士和中國教民常常遭到官府的驅逐、逮捕、監禁和殺害，根本無法立足，只得忍氣吞聲，偷偷摸摸地活動，民教雙方的矛盾尚沒有如此激化。1840年後,英法美俄等列強紛紛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強迫清廷解除教禁，允許外國教士在華傳教和中國百姓信教，並給予教士治外法權。1860年後，教民在事實上也享有這種權利，還可免納各種所需費用。這樣教士教民就從受壓制者變為特權階層，他們以強權為後盾，肆意干涉破壞平民的習俗活動，甚至強佔地產、建立教堂；不遵法度，欺壓民眾。平民樸素的愛國主義被迫激發出來，進而異化為針對所有西方人及西方文化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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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中國民眾角度來看，西方傳教士乃異域另類，其越洋萬里來到東土，定有所企圖。平日不敬神明，又從事些神秘勾當，實在居心叵測。**這是民眾樸素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徵，也是他們看待西方勢力入侵的出發點，進而影響了中國民眾對西方的看法。**清末著名外交官郭嵩燾就曾指出：“常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耳，引此為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矣。”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西人是否真正“掠食小兒”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傳説最能激起反洋教情緒，達到強烈的宣傳效果。

四、結語

傳統社會是宗教的、巫術的、道德的，現代社會是科學的、技術的、理性的。在傳統社會中，技術往往具有一種神秘的色彩，甚至常與巫術、妖術做對比。所以，當一種新技術出現時，它的原理並不能迅速被民眾所理解，科學的原理與民眾認知之間的距離，又給這些新的技術蒙上了神秘性，衝突也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直至技術的原理被民眾所廣泛理解和接受，其神秘性才能隨之消散，不再作為宗教和巫術的工具。

從1844年的浙江定海教案，到1911年的陝西長武教案。在這短短的68年時間內，竟發生1700起大小小的教案。究其發生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人民羣眾自發的反抗，但背後往往包含着一神信仰與多神崇拜的衝突、平等思想與等級觀念的衝突、追求來世與關懷現實的衝突、宗教儀式與倫理風俗的衝突、宗教慈善與傳統秩序的衝突、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的衝突等多種因素。種種複雜的因素使教案並不單單的只是反帝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時代留下的一次無奈嘆息。

 

參考文獻：

《論照相之類》，《魯迅全集》(第一卷)，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

《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田海，中西書局 ，2017年

《謠言與近代教案》，蘇萍，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1年

《中國教案史》，張力、劉鑑唐，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

《巫術、技術與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於照相”謠言的形成與傳播》，王宏超，《學術月刊》2017年第12期

《“西人掠食小兒”傳説在中國的起源及流播》,李華川，《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近三十年清代“採生折割人”律研究綜述》，常冰霞，《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從社會心理角度探究晚清教案發生的原因》，張立勝、張小柳，《德州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論晚清習俗教案》，趙樹好，《人文雜誌》1998年第5期

《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趙潤生、趙樹好，《人文雜誌》1996年第2期

《反洋教鬥爭中的農民愛國主義探微——兼論教案中農民的非愛國主義行為》，徐梁伯，《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