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抗美援朝的兩大戰略意義_風聞

抗美援朝的兩大戰略意義

張文木

關於中國抗美援朝，有人説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歷史表明：中國入朝參戰對於新中國崛起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概括説來，中國抗美援朝既教訓了美國的驕橫，也挫傷了蘇聯的霸權。

1、教訓了美國的驕橫

首先，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美國人放棄了他們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對斯大林的“承諾”。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其“國情諮文”中宣佈，他“將要求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聯合決議，聲明美國政府不承認過去與外國政府所達成的秘密諒解中所承擔的任何容許這種奴役行為的義務”。

這裏所説的“秘密諒解”就是指《雅爾塔協定》。儘管美國國會沒有通過這項提議，但在實踐中，《雅爾塔協定》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款已被毛澤東“體面”地廢除了。實現這一點的原因並不主要是彼時建立在中蘇友誼基礎上的蘇聯承諾，而是中國在朝鮮戰場上表現出的實力。

朝中停戰談判代表團步入板門店談判會場。

朝鮮戰場的勝利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後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雖然在美國的百般阻撓下，中國還是被邀參加了有蘇、美、英、法等大國參加的日內瓦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召開，中國被邀參加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衞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中國被邀參加這兩次會議，在事實上打破了美國對新中國的外交封鎖，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都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不無關係。

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的不僅是道義——分別在1954年、1955年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與蘇美比較，更有豐厚的地緣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對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收穫”如何虛飾，但美國學者對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還是直言不諱。

1953年7月27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於平壤在朝鮮停戰協定和補充協議上正式簽字。

曾參加過朝鮮戰爭並對這場戰爭有深入研究的貝文·亞歷山大説得非常明白：

【“儘管美國公眾很少有人瞭解真實情況，但美國領導人卻心中有數。他們曾計劃征服北朝鮮，使之與李承晚朝鮮合併，而這一計劃卻被紅色中國挫敗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陸後，美軍又入侵北朝鮮，其唯一原因便在於此。美國領導人知道，遭到失敗後進行的戰爭實質上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戰爭，但公眾卻鮮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的軍隊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歷史學博士莫里斯·艾澤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書中説：朝鮮戰爭留給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教訓具有兩面性。

一方面，這場戰爭似乎證明了，通過堅決地使用美國軍隊力量，可以阻止共產黨國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國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國軍隊打擊的痛苦記憶成為一個有力的論據，反對美國介入未來可能在亞洲發生的地面戰爭。

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總統們抱怨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戰爭綜合症”縛住了手腳，害怕美國軍事的介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早在“越南戰爭綜合症”出現之前，美國就曾經有過“朝鮮戰爭綜合症”。

1953年7月27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於汶山在朝鮮停戰協定和補充協議上正式簽字。

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後來在回憶錄中則有坦白交代，他説：

【“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2、挫傷了蘇聯的霸權

關於這場戰爭的深遠意義，目前不為人們注意的還有，它最先撬動了蘇聯帝國的霸權基礎。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蘇聯進入了赫魯曉夫改革時期。改革的內容與1905年的沙俄軍事失利暴露出的農業發展不足以繼續支撐工業高速增長的問題相似，儘管程度上遠輕於1905年的沙皇俄國，但赫魯曉夫的改革也從農業開始。1950年，蘇聯提前9個月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

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產量達到新的高度，蘇聯生產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產量增長約50%左右。另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從戰敗的德國及其盟國那裏獲得了賠償，這有力地支持了蘇聯財政。

例如，在1947年，蘇聯3/4的進口來自東歐國家和德國的蘇聯佔領區，據估計，價值達200億美元以上。從1951年開始，第五個五年計劃付諸實施。與其他五年計劃一樣，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工業領域，尤其是在航空、軍工和原子能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爾加運河也已開通。但與此相反，支持蘇聯工業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卻日益不堪負重，出現相對萎縮。

雅爾塔會議是美國(羅斯福)、英國(温斯頓·丘吉爾)和蘇聯(斯大林)三國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間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島的雅爾塔皇宮內舉行的一次關於制定戰後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問題的一次關鍵性的首腦會議。

據統計，直至1953年蘇聯農業穀物產量仍未達到1940年的水平。由於戰爭破壞的原因，在1940～1953年間，蘇聯1945年的穀物產量與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則進一步下跌至58%。

此後雖然穀物產量開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內跌幅達11%。1953年10月20日，呈報給赫魯曉夫並標有“絕密”字樣的“蘇聯農業部和蘇共中央農業局關於國內糧食收購計劃完成情況的報告”對此有如下披露：

【“截至1953年10月20日，國內收購糧食16.849億普特(編者注：俄羅斯重量單位，1普特約為16.38千克)。

此外，被列為收購計劃的其他農產品數量摺合糧食產量5940萬普特，完成計劃的92.8%。去年同期收購糧食19.494億普特，完成計劃的99.5%。今年糧食收購減少了2.56億普特。”】

農業是蘇聯國民經濟的基礎。1950年，農業在蘇聯整個國民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為38.4%，而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在總勞動人數中所佔比例卻高達54%。農業的萎縮導致蘇聯居民糧食消費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揚收到標有“絕密”字樣的關於蘇聯消費水平的報告，該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1952年的蘇聯糧食消費數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資料表明，從二戰結束後到朝鮮戰爭結束期間，蘇聯支撐擴張政策的經濟基礎已出現萎縮。與之相隨的是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共謀並經過與丘吉爾在“百分比協定”中認可，最終通過蘇聯紅軍流血爭得的龐大帝國及其勢力範圍——比如東歐和遠東中國關外地區——建立之初就在其邊緣地帶出現鬆動。

蘇聯帝國的第一次鬆動出現在對蘇聯地緣政治利益極為重要，但又為蘇聯戰略能力所不及的極限地帶——巴爾幹半島，即1948年蘇聯與南斯拉夫黨和國家之間發生的爭執與衝突。

1948年3月中旬，蘇聯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兩國關係急劇惡化。6月，南斯拉夫被開除出情報局(編者注：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蘇聯和東歐國家斷絕與南斯拉夫的貿易關係，對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同年11月，情報局再次作出決議，攻擊南共是帝國主義的奴僕，號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領導人的領導。

蘇聯對南共的外交高壓反倒説明，蘇聯對南斯拉夫的離經叛道已經無可奈何;蘇聯及東歐國家完全斷絕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也表明，蘇聯帝國邊緣地帶首次出現坍塌。儘管1955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對蘇南關係遭到破壞表示遺憾，雙方簽署了《貝爾格萊德宣言》，兩國關係正常化，這也不過是蘇聯在事後對這種坍塌事實的變相承認。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的北京各界慶祝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大會。

我們知道，斯大林與丘吉爾在1944年10月達成的關於東歐勢力範圍劃分的“百分比協定”中規定在南斯拉夫各佔50%，這實際上是丘吉爾對蘇聯和英國曆史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極限和底線做出的評估結果。

這個結果大體也符合雙方力量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經驗，而南蘇衝突及其最終表現出的不和不分的結果也正好是丘吉爾、斯大林判斷準確性的客觀印證：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夠成功擺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於南斯拉夫位於俄羅斯國家力量的極限地帶。

斯大林建立的蘇聯帝國發生的第二次鬆動，是在南蘇衝突5年後。其鬆動地點恰好也是對蘇聯地緣政治利益極為重要，但也為蘇聯力所不及的極限地帶——中國東北。

“外蒙古”獨立是斯大林落實《雅爾塔協定》並通過這個協定實現其將中國整個關外納入蘇聯勢力範圍戰略的關鍵步驟。1945年2月11日，蘇美英三國簽訂的《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即《雅爾塔協定》第一條)規定“維持外蒙古現狀”。這一條對蘇聯的戰略意義，不僅如斯大林告訴蔣經國的，是出於西伯利亞鐵路安全的需要，同時還是蘇聯出於控制中國東北和新疆的戰略需要。

“外蒙古”獨立從地緣政治上看，是在從新疆到東北的整個中國北方的中間地帶撕開了一個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進新疆和東進東三省，並對中國北京長期保持高壓態勢：一旦中國東北或新疆出現不利於蘇聯的事態，蘇方就會以最短的距離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紀60～70年代中蘇關係緊張時期，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就曾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脅。

然而，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讓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獨立“中間突破”中國這步“活棋”變成了“死棋”。在朝鮮戰爭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蘇聯手中的中長鐵路直達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鮮戰爭後，蘇聯將中長鐵路交還中國使蒙古被困在中蘇的“如來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與太平洋連接，就需要暖港，這樣蒙古的發展便在朝鮮戰爭後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係，這正如在朝鮮戰爭之前，蒙古的發展必然與掌控中長鐵路的蘇聯產生天然聯繫的道理一樣。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並贏得勝利的結果，不僅徹底打碎了《雅爾塔協定》對中國的束縛，而且還在地緣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間突破”態勢陷入困境。

蘇聯通過“外蒙古”對中國北方施加的安全壓力從中國東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約，如果再考慮到蘭新鐵路建成後中國東部各省與西部新疆的聯繫更為緊密的因素，蘇聯通過“外蒙古”對中國造成的安全壓力更是大為緩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線由蘇聯轉到中國這一變化又使蒙古的發展與中國產生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蒙關係的未來走向。

1955年，就在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蘇聯宣佈將旅順海軍基地交還中國，這表明蘇聯將斯大林在雅爾塔秘密協議中獲得的對中國東北控制權的正式放棄。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發生于波蘭、匈牙利和1968年發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脱離蘇聯的運動。

但是，帝國的動盪並未在波蘭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經過短暫停頓後進一步從帝國的邊緣向中心推進。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脱離蘇聯的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於60年代下半期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脱離蘇聯的獨立傾向，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

儘管杜布切克的“改革”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樣激烈，但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同年8月20日深夜，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武裝進入捷克，為時半年的動盪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蘇聯帝國，就這樣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就出現了由表及裏的鬆動。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帝國的東歐部分鬆動與遠東部分還是有區別的。與朝鮮戰爭造成的後果不同，帝國的東歐部分的鬆動並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預下出現的。從南斯拉夫脱離蘇聯到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段時間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除了輿論譴責外，對東歐的上述事件基本採取1948年斯大林對希臘共產黨武裝鬥爭一樣的態度。

鑑於西方國家沒有動搖羅斯福、丘吉爾與斯大林曾達成的戰後勢力範圍劃分的默契，並沒有出兵對蘇聯軍隊進行直接阻攔，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它們看作是基於蘇聯帝國的內部矛盾而產生的鬆動。在這些變化中，處於蘇聯帝國國力極限最邊緣地帶的南斯拉夫最早脱離蘇聯的控制，而處於蘇聯國力極限之內的國家在20世紀50～60年代的脱離蘇聯的運動則遭到失敗。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撬動蘇聯帝國東歐部分鬆動的真正槓桿並不在巴爾幹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鮮戰場;而造成蘇聯帝國在遠東鬆動的地方並不在朝鮮戰場，而是在中國東北。中國不僅將美國抵擋到“三八線”以南，同時也使蘇聯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戰勝，從而放棄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獲得的併為蔣介石承認了的在中國東北的鐵路和港口利益。

這場戰爭的結局並沒有改變美國與蘇聯在遠東的勢力劃分，而是與東歐一樣改變了蘇聯帝國內部的控制結構：在斯大林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原本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的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權，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轉入中國手中。

換言之，1953年朝鮮戰爭使中國東北從蘇聯控制中脱離並轉入中國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鮮戰爭即將簽訂停戰協定的前夕，蘇聯同意將從滿洲里經哈爾濱最終至大連港的這條貫穿俄國遠東關鍵利益線的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移交給中國。此舉不僅將中國北方的有效邊界——在蔣介石時期的中國北方有效邊界一直遊移于山海關一線——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的陸上出海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中國手中。

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見志願軍歸國代表團。

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傑拉斯説：

【“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

也正是朝鮮戰爭的結果使斯大林認定作為蘇聯勢力範圍的東北將回轉中國之手，只不過與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這樣的結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請”下出現的，而且這時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盡頭而無力迴天。可以想象，從巴爾幹南斯拉夫到中國東北脱離蘇聯控制的地緣政治變動，對以彼得大帝自喻、並剛將彼得大帝像請入自己辦公室的斯大林來説，是非常難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