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兩彈一星” 為何能在中國成功_風聞

　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後，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1964年10月28日，美國國務院官員托馬斯在給助理國務卿邦迪的備忘錄中寫到，美國必須記住的兩個重要事實是：一，中國早晚會進入聯合國和參加核裁軍的國際談判;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和交往正在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國必須設法改變僅僅是“遏制”的對華政策，逐步打開同中國交往的大門。

　　由此可見，如果那時中國沒有原子彈，中美關係改善之路還不知道會怎樣走;如果沒有1972年中美關係的解凍，中國的對外開放之路還不知道怎樣走。所以鄧小平後來總結説，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有那麼容易。他還深情地説道：“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毛澤東：“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

　　回顧這段歷史，最深刻的一點是，如果沒有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和堅強領導，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高度重視，中國就不可能在那麼嚴峻的形勢下取得“兩彈一星”的成功。“兩彈一星”不但終結了中國近代史上“有國無防”的捱打歷史，而且成為中美關係解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表明，誰擁有原子彈誰就擁有真正的實力。因此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蔣介石也曾經有過核計劃。但還沒有摸到頭緒就夭折了。

　　1945年，美國研製出原子彈並空襲日本廣島、長崎後不久，白宮發表了關於研製原子彈計劃的《史密斯報告》。蔣介石獲悉後如獲至寶，即命軍政部部長陳誠和次長俞大維秘密籌劃研製原子彈事宜。為此俞大維找到自己的表弟化學家曾昭掄。1946年夏，曾昭掄等人組成的團隊先後到達美國，準備用一至兩年時間進行考察研習。但是，先期到達美國的曾昭掄得知，美國有關研究機構都不許外國人進入，原來的研習計劃已不可能實行，於是建議大家分別到合適的大學進修或從事研究。此後，這個團隊的吳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學，華羅庚去了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李政道考入芝加哥大學，朱光亞考入密歇根大學研究生院。這次考察研習計劃就這樣夭折了。後來，國民黨的“中央研究院”根據蔣介石的批示精神，通過各種渠道，利用各種手段，誠聘在國外成名的彭桓武、張文裕、吳健雄(“曼哈頓計劃”的參與者)、錢三強等為專任研究員，發給高薪。但到頭來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把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11月，美國將原子彈運到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並進行了模擬核襲擊。此後，美國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一次又一次核訛詐。

　　毛澤東對原子彈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早在朝鮮戰爭前夕，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回來之後，曾對身邊的警衞員説：“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1951年，法國科學家居里先生託人捎話給毛澤東：“你回去告訴毛澤東，要保衞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呢，必須自己先要有原子彈。原子彈的原理又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自己有自己的科學家嘛。”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錢三強和劉傑關於我國核工業科學的研究現狀情況的彙報以及有關核武器方面的講解。毛澤東説，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請你們來上課。李四光拿出從野外帶回來的鈾礦標本給毛澤東、周恩來等看。錢三強用射線探測儀對鈾礦石作了演示。毛澤東説，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標誌着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開始。

　　中國核工業開拓者之一的宋任窮於1956年11月擔任第三機械工業部(後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他在紀念毛澤東110週年誕辰的文章中專門有一節：《親自做出發展我國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文中寫道：在建設我國核工業的起步階段，我們就堅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國外援助的方針。為了爭取蘇聯對我國核工業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陳賡隨聶榮臻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談判獲初步成果後，聶帥和駐蘇大使劉曉讓我飛回北京向中央彙報。下飛機後，我直接從機場到釣魚台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彙報談判結果。毛澤東等聽完彙報後，對代表團的工作表示滿意，認為談判是成功的，同意簽署協議。

　　1960年冬，毛澤東在廣州約見宋任窮等人，討論核武器問題。關於什麼時候原子彈才能夠爆炸的問題，宋任窮的意見是：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原來答應給的樣品也不給了，二機部經過再三研究，認為即使盡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到1964年。毛澤東表示同意。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強烈反響。當天美國總統約翰遜授權白宮發言人，發表了一個總統的書面講話，稱這一天為整個自由世界最黑暗和最悲哀的一天。法國總統蓬皮杜坦言，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改變了世界形勢和中國的地位。香港新晚報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

　　郭永懷：“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國能早一天強大起來……”

　　法國科學家居里當年所指的“自己的科學家”，也包括了曾昭掄那批中國留學生。在這批留學生中，華羅庚、曾昭掄、朱光亞、孫本旺、唐敖慶和黃昆等6人先後回到新中國，楊振寧、李政道、徐修賢和王瑞駪等4人選擇留美髮展，只有吳大猷一人去了台灣。這鮮明地反映了當時的人心背向，也説明為什麼新中國能夠在那種艱難的情況下研製出“兩彈一星”。

　　新中國初期回來的留學生，成為了新中國各項科技事業的骨幹力量，特別是在“兩彈一星”領域。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予以表彰，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在這23位中，有21位有過歐美留學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的20位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親眼目睹了新舊兩個中國的天壤之別，認定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復興才有希望。

　　在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中，郭永懷是唯一一位有“烈士”稱號的科學家。他還是唯一一位為中國原子彈、氫彈和衞星實驗工作均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

　　郭永懷1956年從美國歸來，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第二年，他在1957年6月7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我為什麼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的文章，文中説道：“自從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來，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工具被逐出中國大陸，廣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頭，有了辦法，有了保障，這個保障便是中國共產黨。這幾年來，我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獲得了輝煌成績，連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我自以為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都有責任回到祖國，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我們美麗的河山。”他經常掛在嘴邊上的話是：“作為新中國的一個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別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國能早一天強大起來，永遠不再受人欺侮。”

　　2018年4月度過百歲華誕的“中國核司令”程開甲，在留學英國期間，看到了關於英國“紫石英”號軍艦事件的新聞紀錄片。當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毅然向入侵的英國軍艦開炮並將其擊傷時，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氣”的感覺。“看完電影走在大街上，腰桿也挺得直直的。中國過去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但現在開始變了。就是從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程開甲1950年回國，1952年向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申請書寫道：“一輩子跟着黨，個人一切交給黨。”1956年程開甲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那個年代，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申請人往往都有一個比較長的考驗過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陳能寬在新中國成立後就決定回國，但受到美方的阻撓，直到1955年年底，中美日內瓦會談達成交換平民的協議之後，才回到祖國。據《陳能寬年表》記載：“1957年，經歷反右運動後，政治思想昇華，追求真理，想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經歷3月份雙反運動後，思想更受教育，入黨要求迫切。4月11日，提出入黨申請。”“1959年，到人民公社學習和參觀，提高共產主義思想教育。8月，再次向黨提出申請。”“1961年4月22日，再次寫入黨申請報告。”“1964年 6月29日，經李信和顧標二同志介紹，支部大會通過為預備黨員。”“1965年 1月18日……被批准為中共預備黨員。”“1969年 9月12日……轉為正式黨員。”

　　在長達12年的時間裏，陳能寬的職務和工作都在不斷變化，1959年參加全國羣英會，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先是擔任一個設計分院的副院長，轉為正式黨員時是二機部九院副院長;他參加了原子彈和氫彈的整個研製過程。他始終堅持信仰。在最為艱難的時刻，在荒涼的實驗基地，作為科學家的他，放棄小灶的待遇，和大家啃填不飽肚子的窩窩頭。他的同事清楚地記得他的話：“國破方知人種賤，為了國家富強，為了中華民族，我們這個事情一定也要搞成功。”

　　錢三強是最早擔任中央級領導職務的科學家，二機部成立時任副部長。他在法國留學11年。1946年底，榮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7年升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並獲法蘭西榮譽軍團軍官勳章。1948年回國後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他回來後，曾為了中國的核工業事業，先後找了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和胡適，但“幾番奔走呼號，可是每回都是掃興而返。”“幾經碰壁，希望成為泡影。我苦思着，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落後捱打，遭蹂躪，受侵略，能夠簡單歸咎於經濟窮困，沒有能力發展事業嗎?能夠説是中國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國人智力低下嗎?自然不是。造成這種歷史屈辱的根蒂，在於歷代當政者愚昧、腐敗、無能!”

　　這位1954年入黨的“兩彈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上課時，深深感到了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魅力。他回憶，當毛澤東和他談到原子核內部組成情況時，他立刻感到“這是一個預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學預言。”當毛澤東拍板“現在到時候了”時，他立刻聯想到美國的羅斯福經過科學家再三提醒決定搞原子彈的往事，“是不是凡屬政治家都很快地對重大科學問題有遠見，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來呢?”“我們中國的原子核科學家，在這方面應該説一直是幸運的。國家最高層不但有果斷的決策，實行決策的條件、措施也都在周總理的運籌之中。” “就這樣，許多辦不到的事情辦成了，難以出現的奇蹟出現了。”

　　現在，每當我們提到那個艱難困苦的年代還勒緊褲帶搞原子彈時，錢三強的那句話總會使人想起那個年代的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羣眾的豪情壯志：“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最近幾十年來，錢三強所言的“黃金時代”的説法，隨着那段歷史的遠去，由於種種原因，使得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心存疑惑，認為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還搞原子彈，究竟值不值?“兩彈一星”功臣之一、從英國留學歸來的、與錢三強莫逆之交70載的共產黨員王大珩，在他的回憶錄《七彩的分光》中，專門寫道：我們黨為什麼在那個內外交困最艱難的時刻開始原子彈的研製，“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來外虜侵略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心中結下了太深的國防情結，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並且越早越好，因為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後再來打你”。

　　王大珩是2011年去世的，他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他也聽到了那些使他“不太舒服”的關於“兩彈一星”的話。“我沉思了很久才對他説，不錯，你的話也許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當你現在説出這些話時，世界局勢畢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爭之劍不再高懸在我們的頭頂上了，我們被侵略的威脅也已經遠沒有當年那麼緊迫了。可是，我想問問你，若是沒有我們自己造出的原子彈，若沒有原子彈在力量對比中作砝碼，會有後來的一切嗎?恐怕不會。我想，對這一點體會最深刻的莫過於毛澤東了，所以毛澤東才深有感觸地説出這樣的話：實踐證明原子彈還是要有一點的，有一點就比一點沒有好!”

　　王大珩擔任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30多年所長。在改革開放早期，面臨研究所的發展方向，即轉向以民品為主還是依然以軍品為主，所內議論紛紛。王大珩堅持以軍品為主。他認為，“第一，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八國聯軍打進來的時候，我們上哪去談發展?!日本人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可能去談發展?!第二個理由更簡單，民品是可以買得到的，只要拿錢出來人家就肯賣給你。但軍品可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呀，人家不會心甘情願地用自己的先進東西把你給武裝起來!”這就是王大珩那一代人對於“兩彈一星”的長遠戰略意義的理解。

　　這支以共產黨員為主的科學家的隊伍，最不忘初心，最有使命感，最能夠理解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戰略思想。因而他們是一支特別會打硬仗，特別能打硬仗的隊伍。當王大珩一行受命前往大西北核試驗基地時，國防科委負責人在他們出發前的最後的話是：“你們幾個共產黨員得給我用黨票擔保，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完成任務!”

　　陳能寬：“‘兩彈一星’的功績主要歸功於黨的領導和全國的大力協同。”

　　在1999年9月1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研製“兩彈一星”功臣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兩彈一星”事業的發展，不僅使我國的國防實力發生了質的飛躍，而且廣泛帶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主義建設，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關、能創新、能協作的科技隊伍，極大地增強了全國人民開拓前進、奮發圖強的信心和力量。“兩彈一星”的偉業，是新中國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的榮耀與驕傲，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勇攀高峯的空前壯舉。

　　每當想起那個艱苦創業的年代，“兩彈一星”的功臣們感慨最深的是“大協作精神”。在表彰會舉行前夕，錢學森就表示：“老一代科學家非常感慨，當年那種大協作精神該回來了。”陳能寬在覆信他的美國學友祝賀信中寫道：“‘兩彈一星’的功績主要歸功於黨的領導和全國的大力協同。”

　　毛澤東曾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事。”這最能體現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色。我國的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的建設，可以説是那個時代的大協作的縮影。這個基地選址在青海湖北岸美麗的金銀灘草原。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1075户藏族牧民，舍小家為大家，僅用三天時間就全部舉家西遷，讓出了自己的美好家園。

　　在原子彈爆炸前和爆炸成功後，毛澤東兩次提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在原子彈研製初期，中方還可以參考蘇方的一些資料。但原子彈原理和氫彈的原理根本不同，美、蘇、英對氫彈原理絕對保密。因此，研製氫彈，中國人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研製氫彈期間，“文革”已經開始，但黨的領導，科學家的工作，全國大協作，依然佔據了主流。陳能寬的傳記《許身為國最難忘》寫道：“這時，‘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波已經波及全中國每個角落了。當‘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派系鬥爭時，在北京的理論部，學習會上、食堂裏，核武器人卻依然執著於氫彈的突破。當年在院辦工作的張彩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1967年初，傳來一個重要信息——法國人也要在今年進行氫彈實驗，我們怎麼辦?人們都在思考這個極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難的問題。那時，單位食堂裏經常舉行自由論壇，大鳴大放，理論部的同志介紹法國人要實驗氫彈的事情，論證我國氫彈能否提前趕在法國人前面進行試驗。我站在那裏聽得心潮澎湃。從食堂出來，正巧遇上朱光亞，我就對他説我們要趕在法國人前面爆響氫彈。朱光亞鼓勵我，並且讓我們科辦趕緊聯繫院外各協作單位，希望得到全國兄弟單位的大力支援和協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項生產計劃。經過幾個月的奔波，所有協作單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務，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顆氫彈趕在法國人前面爆響。’事實證明，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中國人民在民族利益和榮譽面前，是會放下爭論和爭議的。”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王淦昌，從1961年起擔任二機部九院(核試驗)副院長。“文革”期間，他這位負責業務的副院長，“要抓生產，抓實驗，做好科學技術的組織管理工作”。儘管遇到很多困難，但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的努力下，圓滿完成氫彈爆破成功後，又反覆做科技人員和工人們的工作，“竭盡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試驗這一關。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影響工作。”

　　王淦昌在他的回憶錄《無盡的追問》中寫道：“我還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作業隊隊長。這些同志真不錯，他們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願意為國家的強盛多做貢獻。他們都陸續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崗位。別看他們各派羣眾組織之間對立情緒很大，雙方辯論起來，唇槍舌戰，互不相讓，但工作起來，誰都不談‘運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們，也喜歡他們，他們愛國，事業心強，都是好樣的。”

　　彭恆武在總結“兩彈一星”成功的經驗時，感慨道：“新中國，工農兵一起協力，集中全國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國民黨派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分別代表數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國考察原子彈，每個人還帶着兩個學生，朱光亞、李政道、唐敖慶、孫本旺等人都被挑選到了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結果吃了閉門羹。最後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亞一個人回來跟原子彈有關係。可見，靠出國不行，靠學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幹出來。舊中國搞不成，只有新中國，依靠全國同心協力，核武器才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