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_風聞

【本文譯者CHS為理科博士，科技從業者，專長為計算機技術，有多年海外生活經歷，對國外社會有獨特的觀察。】

美國高度重視“信息的武器化” [1]，並將“認知戰爭”作為21世紀戰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2]。理解美國在心理戰、輿論戰、（虛假）信息戰方面的經驗和手段，是正確理解客觀世界運作規律的必要步驟。本文羅列了中央情報局滲透和控制媒體的50個基本事實，以供讀者觀摩借鑑。

本文也是“盜夢空間”系列的開篇，系列名稱取自於好萊塢同名電影“Inception”。筆者有感於過去幾十年間，中國人的思想乃至語言在不知不覺中被人顛覆改造（參見邊芹女士的一系列著作《被顛覆的文明》、《誰在導演世界》、《被策劃的中國文藝》等），遂取電影開篇點題之語警醒同胞：“想法就像病毒。堅韌而有感染力。一個想法的最微小種子也能成長。它會成長起來，或者定義你，或者摧毀你”。

【譯文】

原文鏈接：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cia-and-the-media-50-facts-the-world-needs-to-know/5471956

作者：詹姆斯·特雷西（James F. Tracy），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2018年1月30日

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背景】

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教授的這篇文章首次發表於2015年8月，它與針對另類媒體和獨立媒體的“反假新聞”活動特別息息相關。

諷刺的是，媒體對中央情報局秘密支持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IS）一事的掩蓋，正是由中央情報局負責，而負責監督主流媒體的也是它。

【正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央情報局一直是美國國內外新聞媒體的主要力量，對公眾日常所看、所聽、所讀的內容施加了相當大的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公關人員和記者們都會斷言，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但這段他們很少承認的親密合作的歷史，卻展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事實上，媒體歷史學家們並不願意去深究這個故事。

認真實踐的新聞行業涉及收集有關個人、地點、事件和問題的信息。從理論上來講，這些信息可以告訴人們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從而加強“民主”。這正是新聞機構和獨立記者被情報機構視為資產的原因，正如德國記者烏多·烏夫卡特（Udo Ulfkotte）的經歷（下文第47條）所示，這種做法在今天至少和在冷戰巔峯時期一樣普遍。

想想看吧，**2000年和2004年的選舉舞弊，2001年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敍利亞的局勢不穩，還有“伊斯蘭國”的創建，這些都遭到了掩飾。這些都是近期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恰好也是美國公眾完全不瞭解的事件。**在這個時代裏，信息和通訊技術無處不在，許多人都產生了自己充分知情的幻想，所以我們必須問為什麼這種情況會持續存在。

此外，為什麼著名的美國記者們通常不會去質疑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塑造了美國的悲慘歷史的其他深刻事件呢——比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暗殺，或是中央情報局在國際販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民間和學術界的評論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主流新聞界在這些領域中幾乎普遍的失聲，諸如新聞演播間裏的社會學、廣告壓力、壟斷所有權、新聞機構嚴重依賴“官方”信息來源、以及記者對職業發展的簡單追求等等。無疑還有專業公關操作的影響。但這種廣泛的沉默密約表明，另一種範圍內的欺騙被審視得太少了——特別是中央情報局和類似的情報機構持續參與新聞媒體，以普通公眾幾乎無法想象的方式塑造其思想和觀點這一點。

儘管遠非詳盡無遺，但以下歷史事實和當代事實，給我們提供了一份概覽：這些部門擁有的權力是如何影響——如果不是決定的話——大眾記憶的，以及受人尊敬的眾多機構認為什麼才是所謂的歷史記錄。

1. **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均公認中央情報局的知更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譯註：知更鳥行動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項大規模計劃，企圖通過操縱新聞媒體達到宣傳目的）是一塊基石，**説明了中央情報局對美國主流媒體的明確興趣以及它與主流媒體之間的關係。知更鳥行動源自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for Strategic Services，OSS，1942-47），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了一個由新聞記者和心理戰專家組成的網絡，主要在歐洲戰區運作。

圖1：知更鳥行動（圖片來源：中央情報局“家傳珍寶” [3]）

2. 在戰略情報局主持下建立的許多關係通過一個國務院運作的組織——由戰略情報局工作人員弗蘭克·威斯納爾（Frank Wisner）負責的政策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dination，OPC）——延伸到了戰後時代。

3. 政策協調辦公室“成為了新生的中央情報局中增長最快的單位”，歷史學家麗薩·皮斯（Lisa Pease）指出，“其人員從1949年的302人增長到了1952年的2812人，此外還有3142名海外合同人員。同樣在這一時期，其預算從470萬美元增加到820萬美元”。引自麗薩·皮斯，“媒體與暗殺”，收入詹姆斯·迪尤金尼奧（James DiEugenio）和麗薩·皮斯所著《暗殺：一份探索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和馬爾科姆·X被刺殺真相的雜誌》（The Assassinations: Probe Magazine on JFK, MLK, RFK and Malcolm X），Port Townsend，WA，2003，300頁。

圖2：《暗殺：一份探索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和馬爾科姆·X被刺殺真相的雜誌》

4. 和許多中央情報局官員一樣，最終入圍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也是被他本人在合眾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柏林局的主管從記者中招募的，他被招募參加戰略情報局剛起步的“黑色宣傳”計劃。“你天生擅長這個。”赫爾姆斯的老闆評論道。引自理查德·赫爾姆斯，《回顧：在中央情報局的一生》（A Look Over My Shoulder: 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30—31頁。

圖3：《回顧：在中央情報局的一生》 

5. 威斯納爾利用馬歇爾計劃的資金來支付他所在部門的早期費用，他們將這筆錢稱為“糖果”。“我們根本花不完。”中央情報局特工吉爾伯特·格林威（Gilbert Greenway）回憶道，“我記得曾經跟威斯納爾和審計員會過一次面。‘我的天哪，’我説，‘我們怎麼能花得完呢？’花錢根本沒有限制，也沒有人需要對它負責，棒極了。”引自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藝術和文學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York: The New Press，2000，105頁。

圖4：《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6. 當政策協調辦公室於1948年與特別行動辦公室（Officeof Special Operations）合併以建立中央情報局時，政策協調辦公室的媒體資產同樣被吸收了進來。

7. 威斯納爾保留了最高機密的“宣傳資產庫”——它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威斯納爾的沃利策樂器（Wisner’s Wurlitzer，譯註：沃利策是美國一家著名的樂器製造商，人們通常用它來指中情局的媒體宣傳。）”——一個由800多個新聞和情報實體組成的虛擬名片簿，隨時準備按威斯納爾選定的任何調子開始演奏。“該網絡包括新聞記者、專欄作家、圖書出版商、編輯、如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這樣的整個組織，以及跨越多個新聞機構的特約通訊員。”引自皮斯，《媒體與暗殺》，第300頁。

圖5：沃利策樂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8. 據一位美國中情局分析員所説，在威斯納爾運作起來幾年後，他已經“擁有了”《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其他傳媒中許多頗受尊敬的成員，再加上特約通訊員，總數達到了四百到六百人。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單獨的“行動”，調查記者德博拉·戴維斯（Deborah Davis）指出，“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代號、一個現場監督員和一個現場辦公室，每年花費數萬或數十萬美元——對此從來沒有準確的會計數據。”引自德博拉·戴維斯，《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Katharine the Great: KatharineGraham and Her Washington Post Empire），第二版，Bethesda MD：National Press Inc，1987，139頁。

圖6:《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

9. 以新聞形式進行的心理行動被認為是必要的，可以影響和引導羣眾觀點及精英觀點。“即使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議員甚至中情局局長本人懶得去讀中央情報局關於某個主題的報告，他們也會讀賽·蘇茲貝格、阿諾德·德波希格雷夫或斯圖爾特·阿爾索普（Cy Sulzberger, Arnaud de Borchgrave, Stewart Alsop）就同一主題的報道，對這些報道深信不疑，並留下深刻印象。”中央情報局特工邁爾斯·科普蘭（Miles Copeland）如是説。引自皮斯，《媒體與暗殺》，第301頁。

10. 達雷爾·加伍德（Darrell Garwood）指出，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中央情報局企圖通過“滲透到學術界、傳教組織、有影響力的期刊和圖書出版商的編委會，以及可以有效影響公眾態度的任何其他機構”來限制針對秘密活動的批評，並繞過國會監督或潛在的司法干預。引自達雷爾·加伍德，《潛伏：中情局欺騙世人的三十五年》（Under Cover: Thirty-Five Yearsof CIA Deception），NewYork: Grove Press，1985，250頁。

圖7：《潛伏：中情局欺騙世人的三十五年》

圖8：《中央情報局欺詐戰術手冊》

11. 中央情報局經常在編輯決策中起作用。比如，當中央情報局於1954年着手推翻危地馬拉的阿爾貝茲（Arbenz）政權時，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埃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便要求《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亞瑟·海斯·蘇茲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將記者西德尼·格魯森（Sydney Gruson）從危地馬拉調到墨西哥城。蘇茲貝格將格魯森調到了墨西哥城，理由是墨西哥可能會受到這一革命的某些影響。引自皮斯，《媒體與暗殺》，302頁。

12.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中央情報局“已經秘密資助了許多外國新聞服務、期刊和報紙——既有英語的也有其他外語的——它們為中央情報局特工提供了很好的掩護。”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於1977年報道，“其中一份出版物是《羅馬美國日報》（Rome Daily American），直到七十年代，這份報紙的百分之四十還是由中央情報局擁有的。”引自卡爾·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發表於《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1977年10月20日 [4]。

圖10：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13. 中央情報局與新聞媒體界的高管進行非正式聯繫，這與它和拿薪水的記者及特約通訊員的關係不同，“後者要更多地接受中央情報局的指示”。伯恩斯坦如是説。“其中一些高管——包括《紐約時報》的亞瑟·海斯·蘇茲貝格——簽署了保密協議，但這種正式的諒解很少見：中央情報局官員和媒體高管之間通常是社交關係——‘就像喬治城的P街和Q街’，一位消息人士説道，‘你是不會讓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專門籤一張紙説他不會打小報告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席威廉·佩利“與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的私人交情現在眾所周知，這是媒體行業中最有影響力、最為重要的友誼之一。”作者德博拉·戴維斯解釋道，“他為中央情報局特工提供掩護，為新聞影片提供片段，允許記者進行彙報，並在許多方面為中情局和主要廣播公司之間的合作設定了標準，這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引自德博拉·戴維斯，《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第175頁。

圖11：威廉·佩利（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4. “據中央情報局官員所説，到目前為止，中情局與《紐約時報》之間的關係是所有報紙中最有價值的。”伯恩斯坦在他1977年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從1950年到1966年，由該報已故出版人亞瑟·海斯·蘇茲貝格批准安排，大約有10名中央情報局員工得到了《紐約時報》的掩護。這種掩護是蘇茲貝格制定的報紙政策的一部分——要儘可能為中央情報局提供協助。”此外，蘇茲貝格還是中情局局長埃倫·杜勒斯的密友。“這種接觸層面上就是巨頭與巨頭的會談了。”一位參加過幾次討論的高級中情局官員説道，“他們在原則上達成協議，對，沒錯，我們會互相幫助。提供掩護的問題出現過幾次，同意實際上將具體安排交由下屬處理……巨頭並不想知道細節；他們想要合理的推諉。”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15.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佩利與中央情報局互作，使得中情局能夠利用其網絡資源和人員。“現在這種形式的協助已經眾所周知，一部分有錢人藉助他們的私人利益為中央情報局做出了貢獻。”資深廣播記者丹尼爾·肖爾（Daniel Schorr）於1977年寫道，“但我認為這意味着他和中情局之間已經存在了某種信任關係。”肖爾指出了“説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被滲透的線索”。例如，“一位新聞編輯記得，曾有中央情報局官員常在清晨來到紐約廣播控制室，在未知人員的許可下，聽了世界各地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為‘世界新聞報道’錄製的‘新聞點’，並與值班編輯討論事件。薩姆·賈非（Sam Jaffe）稱，他在1955年申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工作時，一位中情局官員告訴他，他會被僱用——隨後他被僱用了。然後有人告訴他，他會被送去莫斯科——隨後他被送去了莫斯科；他於1960年被指派報道U-2飛行員弗朗西斯·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的審判。理查德·薩蘭特（Richard Salant）是這麼告訴我的。”肖爾繼續寫道，“當他於1961年首次成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主管時，一位中央情報局的項目官員（case officer）打電話説，他想繼續‘佩利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弗蘭克·斯坦頓（Frank Stanton）所知曉的長期關係，但斯坦頓告訴薩蘭特他並不知道任何義務’。”引自丹尼爾·肖爾， 《淨化空氣》，（Clearing the Ai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第276-277頁。

圖12：《淨化空氣》

16. 《國家調查者》（National Enquirer）的出版人小基恩·波普（Gene Pope Jr.）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曾在中情局意大利辦事處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始終與中情局保持着密切聯繫。波普的兒子寫道：波普攔下了數十篇關於“中情局綁架和謀殺的詳細信息，足以佔據一整年的頭條新聞”的報道不予發表，以“賣人面子”。“他認為自己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他們，等他的雜誌達到2000萬的發行量時，那些賣出的面子就會變得非常有用。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他幾乎相當於擁有了自己的政府部門，會需要掩護的。”引自保羅·大衞·波普（Pau David Pope），《我父輩的事蹟：我的祖父和父親如何修建紐約並開創瞭如今的小報世界》（The Deeds of My Fathers: How My Grandfather and Father Built New York and Created the Tabloid World of Today），New York: PhillipTurner/Rowman & Littlefield，2010，309頁，310頁。

圖13：《我父輩的事蹟》

17.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波普的《國家調查者》扣壓的一條爆炸性報道，是關於人們長期尋找的瑪麗·平丘特·邁耶（Mary Pinchot Meyer）的日記的摘錄。她是肯尼迪總統的情婦，1964年10月12日被謀殺。“寫這篇報道的記者們甚至能夠把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行動的負責人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還原到現場中去。”另一篇有發表潛力的報道則使用了“有關文件，證明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中情局勾結多年，中央情報局向休斯提供了秘密資金支持，並向27名身在對中情局至關重要的小組委員會的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提供了競選獻金。此外，還有53家國際公司被點名，並指出它們是中央情報局的幌子……甚至其中還列出了與中央情報局合作的主流媒體組織的記者名單。”引自波普，《我父輩的事蹟》，第309頁。

圖14：霍華德·休斯，休斯飛機公司創建人，《鋼鐵俠》和《飛行家》原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8. 安格爾頓在中央情報局反間諜部門擔任負責人25年間，“運行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小組，完全由獨立的記者特工幹部組成，他們經常執行敏感的、危險的任務；人們對這個小組知之甚少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安格爾頓故意只保留最模糊的文件。”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圖15：詹姆斯·安格爾頓（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 中央情報局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進行了一項“正式培訓計劃”，唯一的目的就是指導其特工如何從事新聞工作。“情報人員‘被教導要像記者一樣發聲’，一位中情局高級官員解釋道，隨後他們會在管理層的幫助下被安排到主要新聞機構中去。這些人是經過篩選並得知‘你將成為一名記者’。”這位中情局官員表示。但中情局還是更偏向於聘用已經在行業中建立了聲望的記者。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20. 眾所周知，許多家喻户曉的報紙專欄作家和廣播記者都與中央情報局保持着密切聯繫。“可能有十幾位著名專欄作家和廣播評論員與中情局之間的關係遠遠超出了記者與其新聞來源間通常維持的關係。”伯恩斯坦堅稱，“他們被中情局稱作‘已知資產’，可以倚靠他們來執行各種秘密任務；普遍認為他們在各種主題上都接受了中情局的觀點。”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21. 弗蘭克·威斯納爾和埃倫·杜勒斯與《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菲利普·格拉漢姆（Phillip Graham）是親密無間的合作者，《郵報》正是由於同中情局的關係才發展成了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機構之一。《郵報》負責人“與中情局的私人關係實際上正是《郵報》公司在戰後發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

戴維斯評論道，“他們的秘密始於知更鳥行動，一直都是公司機密。菲利普·格拉漢姆對中情局的承諾讓他的朋友弗蘭克·威斯納爾有興趣幫助《華盛頓郵報》成為華盛頓佔統治地位的新聞媒體，他們通過協助其兩項最重要的收購——即收購《時代先驅報》（Times-Herald）及WTOP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做到了這一點。”引自戴維斯，《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第172頁。

圖16：菲利普·格拉漢姆

22.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政府讓記者兼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負責為諮詢會（Inquiry）招募特工，這是一個首創的超級秘密民間情報組織，其作用涉及為準備威爾遜的和平談判而確認信息以及為華爾街的投機者和石油公司確認外國的自然資源等。該組織的活動構成了中情局最終執行功能的原型，即“計劃、收集、消化和編輯原始數據”，歷史學家塞爾萬多·岡薩雷斯（Servando Gonzalez）指出，“這大致相當於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週期：計劃和指導、收集、執行、產出和分析，以及傳播。”諮詢會的大部分成員後來都成了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員。李普曼則繼續成為了《華盛頓郵報》最著名的專欄記者。引自塞爾萬多·岡薩雷斯，《心理戰與新世界秩序：對美國人民的秘密戰爭》（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Oakland, CA: Spooks Books，2010，第50頁。

圖17：《心理戰與新世界秩序：對美國人民的秘密戰爭》

23. 美國最著名的兩份新聞週刊——《時代》和《新聞週刊》都與中央情報局保持着密切聯繫。“中情局文件中包括了之前的外國記者和通訊員與這兩家新聞雜誌簽訂的書面協議。”卡爾·伯恩斯坦這樣寫道，“埃倫·杜勒斯經常向他的好友、《時代》和《生活》雜誌的已故創始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説情，而後者已經允許員工中的某些成員為中情局工作，並同意為缺乏新聞經驗的其他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和證書。”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圖18：亨利·盧斯

24. 前中情局官員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在自傳中詳細引用了伯恩斯坦的《中央情報局與媒體》一文。“我不知道任何東西能反駁這份報告。”亨特宣稱，並暗示這位水門事件的調查記者進行得還不夠深入。“伯恩斯坦進一步認定國內某些頂級媒體高管正是中情局的寶貴資產。……而與中情局合作的組織名單是媒體行業不折不扣的名人錄，包括美國廣播公司（ABC）、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美聯社、合眾國際社（UPI）、路透社、赫斯特報系、斯克裏普斯·霍華德新聞社、《新聞週刊》雜誌等等。”引自霍華德·亨特，《美國間諜：我在中情局、水門事件及此外的秘密歷史》（American Spy: My Secret History in the CIA, Watergate, and Beyond），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2007，第150頁。

圖19：，《美國間諜：我在中情局、水門事件及此外的秘密歷史》

25. 記者大衞·威斯（David Wise）和托馬斯·羅斯（Thomas B. Ross）於1964年出版了《隱形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書，該書成為了針對中情局的第一次重要曝光。中央情報局當時為了不讓公眾接觸到此書，考慮買下所有印數，但最終還是決定不這麼做。“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只是由此開始認識到，這個影子政府正在影響着1億9千萬美國人的生活。”作者威斯和羅斯在書的序言中寫道，“涉及和平與戰爭的重大決策往往是在公眾視野之外做出的。一位知情的公民可能會懷疑美國的外交政策經常公開朝向一個方向，而暗中則由這個影子政府向相反的方向進行。”引自麗薩·皮斯，《中央情報局的帝國反擊戰》，Consortiumnews.com，2014年2月6日。 [5]

圖20：《隱形的政府》

26. 中情局對新聞媒體的滲透影響了公眾對深層事件的看法，並強化了這些事件的官方解釋。例如，沃倫委員會（Warren Commission）關於約翰·肯尼迪總統暗殺事件的報告幾乎得到了美國媒體的一致贊同。“我從未見過一份官方報告受到像沃倫委員會1964年9月24日公佈的報告這樣眾口一詞的讚美。”調查記者弗雷德·庫克（Fred Cook）回憶道，“所有的主要電視網都專門為報告製作了特別節目和分析；第二天，報紙都刊登了長篇專欄，詳細介紹了調查結果，並附有特別的新聞分析和社論。判決毫無異議。報告回答了所有問題，沒有留下任何懷疑的空間。李·哈維·奧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獨自一人暗殺了美國總統，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弗雷德·庫克，《特立獨行：五十年調查記者生涯》（Maverick: Fifty Years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G.P. Putnam’s Sons，1984，276頁。

27. 1966年底，《紐約時報》開始圍繞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事件中沃倫委員會未能提供滿意解釋的諸多問題進行調查。“它從未完成，”作家傑裏·波利科夫（Jerry Policoff）評論道，“《紐約時報》也從未再質疑過沃倫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隨着故事進展，這位《紐約時報》休斯頓辦公室的首席記者“説他和其他人提出了‘很多未回答的問題’，而《紐約時報》並沒有費心去尋找答案。‘我會找到一條好的線索，然後就會有人讓我停下來，把我送去加州寫另一個報道什麼的。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派人深入過這個問題。我們並不是真的嚴肅。’”引自傑裏·波利科夫，“媒體與約翰·肯尼迪謀殺案”（The Media and the Murder of John Kennedy），收入彼得·戴爾·斯科特、保羅·霍克和拉塞爾·斯泰勒（PeterDale Scott, Paul L. Hoch and Russell Stetler）編輯的《暗殺：達拉斯及更多》 （The Assassinations: Dallas and Beyond），New York: Vintage，1976，265頁。

圖21：《暗殺：達拉斯及更多》

28. 1966年，當新奧爾良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開始以1963年11月22日前幾個月裏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在新奧爾良的所在地點為核心問題調查肯尼迪遇刺事件時，“他遭遇了兩股颶風的交叉打擊，一股來自華盛頓，另一股來自紐約。”歷史學家詹姆斯·迪尤金尼奧解釋道。“當然，第一股來自政府，特別是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以及干預程度較輕的白宮。紐約的颶風則來自主要的主流媒體，如《時代》、《生活》和NBC等。這兩家傳播巨頭髮揮了重要作用，把加里森推到了嘲諷和批評的最前沿。這場精心策劃的活動……成功地通過製造關於這位地區檢察官本身的爭議，將公眾注意力從加里森的發現上轉移了開來。”迪尤金尼奧，前言，收入威廉·戴維（William Davy），《讓正義實現：吉姆·加里森調查的新亮點》（Let Justice Be Done: New Light on the Jim Garrison Investigation），Reston VA: Jordan Publishing，1999。

圖22：《讓正義實現：吉姆·加里森調查的新亮點》

29. 中央情報局和其他美國情報機構利用新聞媒體破壞了加里森於1966—1969年間對肯尼迪遇刺事件進行的獨立調查。加里森主持了唯一一個有傳喚權的執法機構，以認真調查圍繞着肯尼迪謀殺案的複雜細節。他的一個主要證人——戈登·諾威爾（Gordon Novel）——逃離了新奧爾良，以避免在加里森組織的大陪審團面前作證。據迪尤金尼奧的説法，中情局局長埃倫·“杜勒斯和中情局開始將新奧爾良的逃犯與十幾名中情局的友好記者聯繫起來——這些記者公然企圖摧毀加里森的名譽，並繼續撰寫關於這位地方檢察官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引自詹姆斯·迪尤金尼奧，《被背叛的命運：約翰·肯尼迪、古巴和加里森案件》（Destiny Betrayed: JFK, Cuba, and The Garrison Case），第二版，New York: SkyHorsePublishing，2012，235頁。

圖23：《被背叛的命運：約翰·肯尼迪、古巴和加里森案件》

30. 中情局官員維克多·馬切蒂（Victor Marchetti）曾對作家威廉·戴維説過，他在1967年作為時任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的助理，參加工作人員會議時，“赫爾姆斯對前戰略情報局官員、中情局特工、吉姆·加里森調查中的主要嫌疑人克萊·肖（Clay Shaw）的困境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他問工作人員：‘我們是否為他們提供了所能提供的所有幫助？’”引自威廉·戴維，《讓正義實現：吉姆·加里森調查的新亮點》。

31. 中央情報局的“媒體資產”將“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一詞的貶義維度引入了西方語彙，證據可見“1035-960號文件：關於對沃倫報告的批評”（Document 1035-960 Concerning Criticism of the Warren Report）（http://www.jfklancer.com/CIA.html）中所提出的設計，這份中情局公報是在1967年初發給世界各地的中情局辦公室的，當時律師馬克·萊恩（Mark Lane）的《匆忙審判》（Rush to Judgment）還排在暢銷書榜單前列，而新奧爾良地方檢察官加里森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調查剛開始受到掣肘。

32. 《時代》與中央情報局的密切關係源於該雜誌出版商亨利·魯斯與艾森豪威爾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埃倫·杜勒斯之間的友誼。當前新聞記者理查德·赫爾姆斯於1966年被任命為中情局局長時，他便“開始培養媒體”，促使記者對中情局進行正面報道。根據《時代》華盛頓記者休·西德尼（Hugh Sidney）的回憶，“‘有了約翰·麥克納（John McCone）和理查德·赫爾姆斯，每次雜誌要對中情局進行報道時，我們就會做個大綱，找到他們，把大綱給他們看……我們從未被誤導過。’同樣，當《新聞週刊》1971年秋天決定做一篇關於理查德·赫爾姆斯和‘新間諜’的封面故事時，根據《新聞週刊》的一名工作人員所説，該雜誌直接找中情局要到了大部分信息。而那篇文章……整體上反映了赫爾姆斯努力推銷的路線：即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央情報局內部關注和聲望的焦點已經從秘密行動轉向了情報分析，而且‘絕大多數被招募的人員都是要去’情報部的（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引自維克多·馬切蒂和約翰·馬克斯（John D. Marks），《中央情報局與對情報的膜拜》（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4，第362—363頁。

圖24：《中央情報局與對情報的膜拜》

33. 1970年，吉姆·加里森撰寫並出版了半自傳《基石遺產》（A Heritage of Stone），這部作品展示了這位新奧爾良地區檢察官是如何“發現中央情報局在美國境內活動，以及中情局是如何花了六個月時間才回答沃倫委員會關於奧斯瓦爾德和傑克·魯比（Jack Ruby）是否曾與中情局合作的問題的”。加里森的傳記作者、坦普爾大學人文學科教授瓊·梅倫（Joan Mellen）評論道。“作為對《基石遺產》的回應，中央情報局調動起了其媒體資產”，這本書遭到了《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太陽報》和《生活》雜誌的書評撰稿人的猛烈批評。“約翰·倫納德（John Leonard）的《紐約時報》書評經歷了一場變形記。”梅倫解釋道，“原先的最後一段是挑戰沃倫報告的：‘整個事件裏有些東西非常糟糕。’倫納德這樣寫道，‘為什麼沒有在貝塞斯達檢查肯尼迪的頸部器官是否有正面射擊的證據呢？在德克薩斯州合法要求調查之前，為什麼他的屍體就被迅速送到了華盛頓？為什麼？’這段話在後來《紐約時報》的版本中消失無蹤了。整個專欄的三分之一都消失了，書評最後的結尾是：‘坦率地説，我更願意相信沃倫委員會的工作非常糟糕，而並非不誠實。我情願認為加里森發明了一些怪物來為無能做出解釋。’”引自瓊·梅倫，《告別正義：吉姆·加里森、肯尼迪的暗殺，以及原本應當改變歷史的那一案件》（A Farewell to Justice: Jim Garrison, JFK’s Assassination, and the Case That Should Have Changed History），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2005，323頁，324頁。

圖25：《告別正義：吉姆·加里森、肯尼迪的暗殺，以及原本應當改變歷史的那一案件》

34. 中央情報局計劃部門副主任小科德·梅耶（Cord Meyer Jr.）呼籲哈珀出版社（Harper & Row）的名譽總裁老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 Sr）暫停出版阿爾弗雷德·麥考伊（Alfred McCoy）的《東南亞的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一書，該書基於作者的實地調查和耶魯大學博士論文，檢視了中央情報局在鴉片貿易中的明確作用。“他們稱我的書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麥考伊回憶説，“中情局官員要求哈珀出版社禁止出版它。值得讚揚的是，坎菲爾德先生拒絕了。但他同意在出版前審閲書稿。”引自阿爾弗雷德·麥考伊，《海洛因政治：中情局在全球毒品交易中的共謀》（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Chicago Review Press，2003，xx頁。

圖26：《海洛因政治：中情局在全球毒品交易中的共謀》

35. 美國空軍上校、五角大樓與中央情報局的聯絡員弗萊徹·普魯蒂（L. Fletcher Prouty）的《秘密團隊》（The Secret Team）一書敍述了作者對中情局的黑色行動和間諜活動所知的第一手資料，但它的出版於1972年遭遇了大規模的審查運動。“審查運動要在全國和世界範圍內殺死這本書，”普魯蒂説，“它被從國會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裏拿走了，我收到過太多能證明這一點的信件了……在中情局強有力的控制之下，我的書遭遇了一家主流出版商Prentice Hall和一家主流平裝書出版商Ballantine Books的拒絕。”引自弗萊徹·普魯蒂，《秘密團隊：中情局及其同盟控制了美國和世界》（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New York: Sky Horse Publishing，2008，xii頁，xv頁。

圖27：《秘密團隊：中情局及其同盟控制了美國和世界》

36. 在1975年的派克委員會（Pike Committee）聽證會期間，國會議員奧蒂斯·派克（Otis Pike）問中情局局長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你有沒有中情局的人在為電視網絡工作？”科爾比回答説：“主席先生，我認為這就進入了那些我想進入執行會議再討論的細節。”（譯註：executive session，是美國參議院每日會議的一部分，主要審議提名、條約或美國總統提出的其他項目。該會議可以以開門或閉門方式進行，但“執行會議”一詞仍用於指閉門的委員會會議。無論如何，出席執行會議的人都會宣誓保密。）會議室一被清空，科爾比就承認在1975年“中情局為11名特工使用了‘媒體掩護’，比秘密行動的全盛時期要少得多了，但無論多少提了問題，也無法説服他談及那些與中情局合作的出版商和電視網絡大佬們。”引自肖爾，《淨化空氣》，第275頁。

37. “關係的擴展速度相當令人難以置信。”前中央情報局情報官威廉·巴德（William Bader）對某個調查中情局對國家新聞媒體滲透情況的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比如説，你不需要去操縱《紐約時報》，因為在管理層都有中情局的人。”引自伯恩斯坦，《中央情報局與媒體》。

38. 1985年，電影歷史學家、教授約瑟夫·麥克布萊德（Joseph McBride）見到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於1963年11月29日寫的一份備忘錄，標題為“暗殺約翰·肯尼迪總統”，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其中表示他的機構為兩個人提供了簡報，其中一位是“中央情報局的喬治·布什先生”。當麥克布萊德向中央情報局詢問這份備忘錄時，“一位公關人員簡潔正式而不透明地答道：‘我既不能確認也不能否認。’這是中情局在處理其來源和方法時所給予的標準回覆。”記者拉斯·貝克（Russ Baker）指出。

麥克布萊德在《國家》（TheNation）週刊發表報道《不在那裏的人，中情局特工‘喬治·布什’》後，中央情報局出面發表了一份聲明，稱聯邦調查局記錄中提到的喬治·布什指的“顯然”是某位喬治·威廉·布什（George William Bush），他在中央情報局總部簡單地填補一個夜班職位，“該職位很適合接收這樣一份報告”。麥克布萊德找到了喬治·威廉·布什，確認他只是短暫受僱的“試用公務員”，“從未接收過機構間的簡報”。此後不久，《國家》又刊登了麥克布萊德的第二篇報道，其中“作者提供了證據，證明中央情報局對美國人民撒謊……正如麥克布萊德此前的報道一樣，這一披露受到的待遇還是媒體集體對此打哈欠”。

自從這一事件後，研究人員發現的相關文件可以早至1953年就將喬治·H·W·布什與中情局聯繫起來。引自拉斯·貝克，《充滿秘密的家族：布什王朝、美國的無形政府，以及過去五十年的秘史》（Family of Secrets: The Bush Dynasty, America’s Invisible Government,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Last Fifty Years），NewYork: Bloomsbury Press，2009，7—12頁。

圖28：《充滿秘密的家族：布什王朝、美國的無形政府，以及過去五十年的秘史》

39. **格拉迪奧行動（Operation Gladio）**是西方間諜機構間一次記錄充分的合作，包括中央情報局和北約在內，該行動涉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間整個歐洲範圍內的協調恐怖行動槍擊和轟炸平民目標等事件，但這一行動已經被有效地從主流新聞媒體中消除了。2012年以“格拉迪奧行動”為主題進行的Lexis Nexis學術搜索只檢索到了31篇英語新聞媒體的文章——絕大部分刊登在英國報紙上。

在美國的出版物上總共只刊發過四篇——三篇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還有一篇簡單提到這一行動的文章發表在《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上。除了2009年BBC播出過一部紀錄片外，沒有任何網絡或有線新聞廣播提到過這一由國家支持的恐怖行動。幾乎所有提到格拉迪奧行動的文章都出現在1990年，當時的意大利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公開承認意大利參與了這一行動。

《紐約時報》對美國的任何參與都輕描淡寫，在藏在A16版的一篇報道中誤導人們認為格拉迪奧行動是“意大利的創造”。

事實上，前中情局局長威廉·科爾比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秘密的準軍事組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一個重要機構，包括“在華盛頓和北約中最可靠的人組成的最可靠的小圈子”。引自詹姆斯·特雷西，“虛假恐襲與沉默的陰謀”（False Flag Terror and Conspiracies of Silence），《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2012年8月10日。https://www.globalresearch.ca/false-flag-terror-and-conspiracies-of-silence/32299

40.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馬市的阿爾弗雷德·穆拉聯邦大樓（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爆炸發生幾天前，中情局局長威廉·科爾比對他的朋友、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約翰·德坎普（John DeCamp）透露了他個人對美國境內民兵和愛國者運動（Militiaand Patriot movement）的關注，當時這一運動隨着那個時代的另類媒體應用——書籍、期刊、盒式磁帶和電台廣播——而名聲大噪。“我注意了反戰運動（Anti-War movement）是如何讓這個國家既無法繼續將越戰進行下去也無法打贏它的。”

科爾比評論道，“親愛的朋友，我告訴你，作為一名律師，你已經成了民兵和愛國者運動的一塊核心拼圖，對於美國人來説，這一運動如果處理不當，會遠比有史以來的反戰運動更嚴重、更危險。我是認真的。”引自大衞·霍夫曼（David Hoffman），《俄克拉荷馬城爆炸事件和恐怖主義政治》（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 andthe Politics of Terror），Venice CA: Feral House，1998，367頁。

41. 在新聞記者加里·韋伯（Gary Webb）記述中情局參與毒品販運的“黑暗聯盟”系列報道在《聖何塞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 News）上見報後不久，中情局的公共事務部門便開展了一場還擊所謂“中情局真正的公關危機”的運動。而韋伯只是向大量讀者報道了早已被阿爾弗雷德·麥考伊和彼得·戴爾·斯科特等學者及1989年伊朗門事件（譯註：指八十年代中期美國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後而造成嚴重政治危機的事件。）

的克里委員會報告（Kerry Committee Report）記錄在案的內容——即中央情報局長期以來一直參與非法的跨國毒品貿易。1999年，中央情報局監察長的一項研究證實了這些發現。儘管如此，在韋伯系列發表後不久，“中情局的媒體發言人會提醒尋求評論的記者，這一系列報道並不代表真實的新聞。”某個中央情報局內部喉舌指出，“因為類似的指控已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過，經由國會調查，發現並沒有實質內容。

記者們被鼓勵仔細閲讀‘黑暗聯盟’系列，並批判性地注意哪些指控實際上可以得到證據支持。”（中央情報局的官方“闢謠”文件：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_0001372115.pdf）

42. 2004年12月10日，調查記者加里·韋伯死於頭部中了兩顆0.38口徑的子彈。驗屍官認定這起死亡為自殺。“加里·韋伯是被謀殺的。”2005年，聯邦調查局高級特工特德·岡德森（Ted Gunderson）總結道，“他（韋伯）抵抗了第一槍（穿過頭部射穿下顎），於是他被再次射擊，第二槍射進了頭（腦部）。”岡德森認為韋伯能設法射中自己兩次的理論是“不可能的！”。引自夏琳·法薩（Charlene Fassa），《加里·韋伯：自殺之謎的更多信息》（Gary Webb: More Pieces in the Suicided Puzzle），Rense.com，2005年12月11日。https://rense.com/general69/webb1.htm

圖29：加里·韋伯訃告：“加里揭露了中情局在美國販毒以籌集資金，資助恐怖分子推翻尼加拉瓜政府。這些海量的可卡因最終造成美國90年代的毒品氾濫並摧毀了美國的內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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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些得到“獨家”信息、能夠進入權力走廊的最受尊敬的記者通常是對官僚們最卑躬屈膝的，並且往往有着情報部門的聯繫。被授予此類權限的人明白，他們必須同樣支持經政府批准的敍述。例如，1963年11月22日，《紐約時報》的湯姆·維克（Tom Wicker）報道，約翰·肯尼迪總統“被一顆子彈擊中咽喉，子彈正中喉結下面”。但他的文章在官方報道出爐前就發表了，而後者建立的場景是這次暗殺只有一次從背後射出的射擊。維克遭到了嚴厲的懲罰，包括“失去獲取信息的渠道，（針對他）向編輯和出版商投訴，社會懲罰，泄密給競爭對手，以及一系列沒有人想要的回應”。引自巴里·澤維克（Barrie Zwicker），《欺騙之塔：911事件的媒體掩飾》（Towers of Deception: The Media Coverup of 9/11），Gabriolo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6，169—170頁。

圖30：《欺騙之塔》

44. 中央情報局通過對好萊塢製造的傳媒產品給出建議——如《逃離德黑蘭》（Argo）和《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等——主動提升了其歷史和作用的理想公眾形象。中情局的人員名單裏依舊保留了“娛樂業宣傳官員”，他們“通過我們最受歡迎的娛樂形式，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換句話説就是政治宣傳）。”湯姆·海頓（Tom Hayden）在《洛杉磯書評》中如是寫道。“中情局與娛樂圈的聯繫已經變得如此自然，以至於幾乎沒有人質疑其法律或道德後果。它是個與眾不同的政府機構；其運作的真實情況不受公眾監督。當中央情報局的幕後説客影響某部好萊塢電影時，它是在利用一種流行媒介來儘可能地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或者至少是防止自己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引自湯姆·海頓，“書評：特里西婭·詹金斯的《中央情報局在好萊塢：中情局如何影響了電影電視》”（Review of The CIA in Hollywood: How the Agency Shapes Film and Television by Tricia Jenkins），《洛杉磯書評（LA Review of Books）》2013年2月24日。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cia-goes-to-hollywood-how-americas-spy-agency-infiltrated-the-big-screen-and-our-minds

圖31：《中央情報局在好萊塢》

45. 2014年8月2日,前中情局項目官員羅伯特·大衞·斯蒂爾（Robert David Steele）表示，中央情報局對新聞媒體的操縱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裏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更糟糕”——而伯恩斯坦在七十年代末期寫了《中央情報局與媒體》。“令人遺憾的是，中情局非常有能力操縱（媒體），它與媒體、國會和所有部門都有財務往來。但另一半原因在於媒體都是懶惰的。”詹姆斯·特雷西採訪羅伯特·大衞·斯蒂爾（James Tracy interview with Robert David Steel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_P6guvN4Y

46.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廣播記者安德森·庫珀（Anderson Cooper）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耶魯大學就讀本科期間在中央情報局實習。根據維基百科，庫珀的舅公威廉·亨利·範德比爾特三世（William Henry Vanderbilt III）曾是戰略情報局特別行動部的執行官，在該間諜組織創始人威廉·“瘋狂比爾”·多諾萬（William“Wild Bill” Donovan）手下工作。儘管維基百科作為消息來源往往可疑，但範德比爾特參與過戰略情報局工作一事與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會僱傭極其富裕的人士參與海外冒險的説法十分一致。引自WilliamHenry Vanderbilt III，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enry_Vanderbilt_III

圖32：威廉·亨利·範德比爾特三世，鐵路大王範德比爾特第5代傳人，曾任羅德島州長

47. 2014年出版的《被收買的記者》（Gekaufte Journalisten）一書的作者、資深德國記者烏多·烏夫卡特（Udo Ulfkotte）透露，情報人員經常以讓他丟工作為威脅，迫使他用自己的署名發表他們撰寫的文章。“我最終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由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機構——特別是德國特勤局（Germansecret service）——的特工撰寫的文章。”烏夫卡特最近在接受“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採訪時如是説。“德國記者：歐洲媒體在中情局的壓力下撰寫親美報道”（German Journo: European Media Writing Pro-US Stories Under CIA Pressure”，今日俄羅斯，2014年10月18日。）https://www.rt.com/news/196984-german-journlaist-cia-pressure/

48. 1999年，中央情報局成立了In-Q-Tel公司——一家尋求“確認和投資開發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前沿信息技術公司”的風險投資公司。該公司已經與美國人日常使用的互聯網平台——包括谷歌（Google）和臉書網（Facebook）建立了財務關係。“如果你想跟上硅谷的步伐，就需要成為硅谷的一部分。”熟悉In-Q-Tel活動的美國情報界顧問吉姆·裏卡茲（Jim Rickards）説，“最好的辦法就是有預算，因為只要你拿着支票簿，大家都會來找你的。”IQT一度“主要只是迎合中情局的需求”。但如今，“該公司支持美國情報界17個機構中的絕大部分，包括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國防情報局（DIA）和國土安全科學技術局等。”引自馬特·埃根（Matt Egan），“In-Q-Tel：中情局風險投資部門內幕一瞥”（In-Q-Tel: A Glimpse Inside the CIA’s Venture Capital Arm”，FoxBusiness.com，2013年6月14日。https://www.foxbusiness.com/features/in-q-tel-a-glimpse-inside-the-cias-venture-capital-arm（譯註：風雲之聲的西方的人物和組織：軍民融合IQT| CHS介紹過這一組織。）

49.《連線》（Wired）雜誌報道，2012年，在In-Q-Tel公司舉行的會議上，中央情報局局長大衞·彼得雷烏斯（David Patraeus）宣佈，快速發展的“物聯網”和“智能家居”將為中央情報局提供監視任何美國公民的能力——只要他們成為“間諜部門感興趣的人”。“‘變革性的’是一個被使用過度的詞，但我確實認為它適用於這些技術，”彼得雷烏斯熱情地説，“特別是它們對秘密行業的影響”……“通過諸如射頻識別、傳感器網絡、微型嵌入式服務器和能量採集器等技術，感興趣的物品將被定位、識別、監視並遠程控制——所有這一切都與應用了豐富的、低成本、高功率的計算技術的下一代互聯網息息相關，”彼得雷烏斯説，“後者現在將進入雲計算時代，在許多領域會越來越多地進行超級計算，並最終走向量子計算。”引自斯賓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們會透過你的洗碗機窺探你”（CIA Chief: We’ll Spy on You Through Your Dishwasher）”，《連線》，2012年3月15日。https://www.wired.com/2012/03/petraeus-tv-remote/

圖33：“軍民融合IQT”

50. 2014年夏天，由亞馬遜網絡服務公司為中央情報局開發的價值6億美元的計算雲開始為組成情報機構的所有17個聯邦機構提供服務。“如果該技術能像官員們所設想的那樣發揮作用，”《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報道稱，“它將迎來一個合作與協調的新時代，讓各機構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服務，並避免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前的那種情報缺失。”引自《中情局與亞馬遜的交易細節》（The Details About the CIA’s Deal With Amazon）”，《大西洋雜誌》，2014年7月17日。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4/07/the-details-about-the-cias-deal-with-amazon/374632/

圖34：“軍民融合亞馬遜”

關於作者：

詹姆斯·特雷西（James F. Tracy）在2002到2016年間是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領域的副教授，已經獲得了終身教職。他被該大學解僱了，表面上的原因是違反了學校對教師言論自由的政策規定。特雷西已對該大學提起聯邦民權訴訟，審判定於2017年11月27日開庭。特雷西在愛荷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在媒體史、媒體政治和媒體文化方面的工作發表在各種各樣的學術期刊、編輯書卷及其他新聞和觀點媒介上。其他有關信息請訪問MemoryHoleBlog.com、 TracyLegalDefense.org，及jamesftracy.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