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已經成為當今中國一害（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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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中國兩岸三地（大陸、台灣、香港）的青年，都越來越易受民粹主義的鼓動與影響，或在網絡上表達意見，或走上街頭，發泄民粹情緒。這股民粹潮流，對各地內部的政治發展以及兩岸三地的融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與挑戰，本文將分三部分分析之。

第一，大陸青年民粹運動的兩大主要特點，一是訴求單一，即民族主義；二是在方式上主要是在網上表達訴求，走上街頭受到極大限制。從小泉執政時期的反日遊行，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反法國並抵制家樂福運動，到2012年因日本購島事件打砸日系車，再到2016年的帝吧出征事件、趙薇事件、圍攻肯德基事件，其訴求無一不是要維護民族自尊與國家統一。與台、港地區的青年相比，大陸的激進青年在價值觀上更愛憎分明，但同時也由於最缺乏獨立思考與判斷，更容易受煽動而跟風。

例如砸中國人的日系車，這是典型的義和團式殘殺本國教民般的對同胞的迫害；把揮舞青天白日旗的藝人當成台獨去抵制，這是典型地不懂台灣政治所致；他們認為趙薇可以隻手遮天、資本控制輿論，不知中國能控制輿論的只能是各級宣傳部門，這又反映了他們對國內政治的無知。他們的邏輯往往經不起基本的追問，例如，要對有台獨色彩的藝人進行抵制，其他領域的親台獨人士要不要也進行抵制？典型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長年支持民進黨，但他也長年參與兩岸科學界的交流與合作，為大陸相關科研領域的發展也做出了一些貢獻，還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對李遠哲以及李遠哲這一類人又該採取什麼態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高層領導層已經基本上摒棄了過去要求人人在政治上公開表態過關這一套，對藝人、商人、學者不管其政治立場都能比較包容，只要他們不要到大陸來從事顛覆政府等活動就行。對台灣人的政治立場及其在大陸的活動，大陸相關部門其實都瞭如指掌，並認為讓其生活、工作“兩岸化”，是化解其台獨立場的方式之一。可是網上這些激進青年，以為只有他們才會翻牆上面簿，要靠他們來提醒誰是台獨分子，大大低估了大陸執政黨的反台獨意志與能力。

這股民粹主義還有一大趨勢，就是響應者、參與者雖越來越多，但也越來越低層次化。如果説小泉執政時代的反日遊行，和2008年反家樂福遊行還是以大學生為主的話，2012年打砸日系車的參與者，則是典型的以民工羣體等社會青年為主。2016年的帝吧出征等事件雖也有高校學生參與，但給人的直觀感受是，這些活動在排名靠前的高校裏完全不主流。

總體而言，由於是動員型而非參與型政治體制，大陸激進青年的影響力主要侷限在網絡上，他們在未來或許能繼續影響一些娛樂圈內電影換角之類的個案，也會一定程度上加劇兩岸及大陸與香港的矛盾、對立，但這種影響是極其有限的；他們更不可能影響到中國對外是戰是和的戰略決策，對改革開放的大局也難以構成干擾，因此可以認為他們的危害性是比較低的。

第二，台灣青年的民粹運動主要特點，就在於其具有濃厚的“台獨”色彩，不管是太陽花學運還是反課綱微調運動，都反映了這一特點。這緣於新世代的台灣青年，成長於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受到台獨史觀的教育，媒體不斷宣揚大陸打壓、“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等悲情，其政治社會化過程某種程度上説是非常畸形的，以致於一個普通的台灣青年，會帶着哭腔對着鏡頭説出“你們説日本人是殖民者、侵略者，有沒有考慮過日本人的感受”這樣讓人哭笑不得的話。這種民粹主義發展到關鍵階段，就表現出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近年來台灣青年的普遍共識。

由於台灣青年羣體手中握有越來越多的選票，其對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不能扭轉枱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兩岸關係的惡化將是不可逆的。但筆者也相信，民意是會變的，大陸與台灣的學者共修史書，建構兩岸共同體史觀，是扭轉這一趨勢的根本方法。

第三，香港青年的激進程度是兩岸三地中最高的。香港青年的民粹運動是以陸港矛盾為表、階級矛盾為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香港經濟發達，但存在很大的貧富差距，在亞洲四小龍中，香港是最具有自由資本主義色彩的地方，也是最後實現義務教育的地方。富人當然不願納税，沒有税收就難以推動義務教育。而精英團體自港英時代就受到殖民當局的籠絡，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香港也一直延續了低税率的發展模式。顯而易見，這種發展模式並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

在政治上香港採取了舉世罕有的功能界別代表選舉，和地方選區選舉相結合的立法會選舉制度，由於功能界別方面是在各行業的精英中進行挑選，投票人也存在限制，因此，這一制度也會固化精英階層與普通人的身份壁壘。從香港內部治理的角度而言，這種選舉制度的代表性是不足的，香港政制當然需要改革與發展。但是如果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由於多種原因，泛民派長期存在仇共、反共情結，如果完全放開選舉門檻，廢除功能界別制和提名人篩選辦法，香港則很有可能變成顛覆大陸政權的堡壘。

因此，讓愛國愛港的人來治理香港就成了必然的邏輯，正如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問及香港特首人選時所言，“當然我們的決定權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

香港的本土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已經成為香港政治中的第三勢力，其存在邏輯就在於，既然泛民派在體制內受到制度性壓制，青年就要在體制外尋找方法。相比大陸和台灣青年，香港的激進青年在知識水平和理論素養上是最高的，其提出的“獨立建國”理論在普通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國際上也能引起英美的同情，這需要高度警惕。又由於香港激進青年在體制外進行“無底線”的抗爭，很多人認為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其煽動暴亂的可能性長期存在，這更需要引起警惕和防範。

作者方力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