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敲的竹槓——“慶曆增幣”（一）_風聞

“慶曆增幣”發生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慶曆二年），是宋朝方面在“澶淵之盟”基礎上增加對遼歲幣的事件，主角是宋遼雙方，矛盾起點卻是西夏，這次增幣直接導致了當時東亞地區格局的重大改變。

在介紹“慶曆增幣”事件之前，有必要回頭瞭解之前的東亞地區局勢。

一、中世紀的“三國演義”

自宋太宗時期党項人李繼遷反宋開始，党項人和他們建立的夏政權一天天坐大，東亞大陸上逐漸形成了宋、遼、夏政權並立的局面，三方政權關係極為微妙，是一千年前實實在在的“三國”。

東亞“三國演義”

党項人從起事之初就註定了以“騎牆派”立足，一方面以當時東亞大陸的強者遼國為後盾，不斷蠶食北宋西北邊境——河套地區，切斷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要道，另一方面又趁着宋遼酣戰之時，把手伸向了遼國的勢力範圍——河西走廊。

這時候的“三國”格局裏，党項人成了最大的攪局者，同時也是最大的獲益者。

反過來，對於宋遼雙方，党項這個迅速成長起來的巨嬰已經是如鯁在喉，這一局面間接的促成了一個合約的達成，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澶淵之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立國四十餘年），宋遼在澶州之戰後簽訂合約，史稱“澶淵之盟”。

澶州地跨黃河兩岸，是東京開封的最後屏障

之後雙方相安無事四十年，在各自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同時，遼國得以騰出手來在河西走廊與黨項人展開了博弈。

二、絲路之爭

宋遼和平，党項坐大使得舊有的遼夏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雙方亦主亦臣，亦敵亦友，在對宋問題上是盟友，在河西問題上卻是實實在在的競爭對手。

党項實力的增加，就意味着遼的影響力相應降低。在宋之外還有再興起一個強大的鄰居顯然不符合遼的利益，因此，十分有必要摁一下這個葫蘆。

李繼遷祖孫三人用了幾十年在河西折騰出一片天地，從遼國手裏搶走了河西走廊的貿易控制權，眼見財路被党項人斷了，在急匆匆與宋廷簽訂了澶淵之盟後，遼迅速把重心再次移至西北。

終於可以全力經營鞏固其在漠北西域的傳統勢力範圍了，這也是為何遼與宋一拍即合的一大原因所在。對於和平，遼深刻的認識到與宋打消耗戰，自然是奉陪不起的，無論宋在戰場上的表現有多不給力，宋是東亞大陸綜合國力的最強者，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那全力對付党項人就有十足把握嗎？不一定。

党項人無孔不入，一方面跟勞師遠征的遼軍“打游擊”，另一方面鼓動河西走廊的土著反抗遼。

最終結果是，遼的勢力範圍河西地區被党項的第三代領袖李元昊悉數蕩平，党項人實際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切斷了絲綢之路，遼、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終以西夏的完勝而告終。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中道

而第三方的宋在忙些什麼呢？澶淵之盟的簽訂，宋朝獲得了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機會，真宗之後，仁宗朝四十多年，正是東方的“文藝復興”時期，諸多文人名臣此起彼伏，宋朝經歷、文化、科技得到了長足發展，同時，立國近百年的北宋也進入了守成階段，利弊頻出，所謂的“三冗”問題已經初露端倪。直到東亞三國格局的突然打破，這個破壞格局的正是之前那個攪局者——党項。

三、慶曆宋夏戰爭

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宋遼和平後三十餘年），李德明的繼任者李元昊膨脹了，他脱宋自立，正式建立“夏”政權，改元“天授禮法延祚”，開始和宋平起平坐，並且希望宋朝承認這一事實。

宋朝朝野震驚，宋仁宗當即下詔革去曾經賜予李氏的各種職位頭銜。準備集結大軍討伐西夏，持續三年時間的宋夏戰爭爆發。

雙方互有勝負，宋軍經歷了三串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敗之後採取守勢。

西夏經歷麟州、府州兩敗無力再戰，李元昊退兵。

宋夏雙方歷經三年激戰，對各自國力是一個巨大的消耗。

西夏方面，戰場上的戰績並沒有給他帶來預期的實惠，由於基本沒有能夠深入宋境，幾乎沒有多少物質上的收貨，數年的征戰令西夏國內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綜合實力已經無力支撐連續大規模的對宋作戰。加上宋朝西北防線已經形成，西夏已經失去了主動進攻的動力，持久戰爭，遼和西夏的韌性顯然都是不如宋的。

宋朝方面，作為典型的農耕文明政權，維持政權的成本要遠遠高於遊牧和漁獵政權，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導致宋朝賦税劇增。戰爭的成本最終還是會攤到普通老百姓的頭上，即便是民力相對寬裕的兩宋，承受持久戰爭也是巨大的壓力，宋夏戰爭的消耗導致民怨四起。

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嗟。

於是公元1044年（宋仁宗慶曆四年），雙方簽訂合約，罷兵休戰。

情形與四十年前的“澶淵之盟”何其相似，宋遼停戰有党項這一第三方因素。

那就是宋夏“慶曆和議”的簽訂有沒有第三方因素呢，當然也有，那就是——遼。

遼國人果然也是操盤能手，瞅準宋夏戰爭如火如荼、消耗巨大的機會，向宋朝發難了。

這就是國際間關係的至理，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遼國人是怎麼向宋朝發難的，宋朝方面的對策是什麼，什麼人在雙方的博弈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敬請期待慶曆增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