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敲的竹槓——“慶曆增幣”(一)_風聞
淮南东路安抚使-淮南东路安抚使官方账号-用理解的心态读历史2019-06-04 19:10
“慶曆增幣”發生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慶曆二年),是宋朝方面在“澶淵之盟”基礎上增加對遼歲幣的事件,主角是宋遼雙方,矛盾起點卻是西夏,這次增幣直接導致了當時東亞地區格局的重大改變。
在介紹“慶曆增幣”事件之前,有必要回頭瞭解之前的東亞地區局勢。
一、中世紀的“三國演義”
自宋太宗時期党項人李繼遷反宋開始,党項人和他們建立的夏政權一天天坐大,東亞大陸上逐漸形成了宋、遼、夏政權並立的局面,三方政權關係極為微妙,是一千年前實實在在的“三國”。

東亞“三國演義”
党項人從起事之初就註定了以“騎牆派”立足,一方面以當時東亞大陸的強者遼國為後盾,不斷蠶食北宋西北邊境——河套地區,切斷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要道,另一方面又趁着宋遼酣戰之時,把手伸向了遼國的勢力範圍——河西走廊。
這時候的“三國”格局裏,党項人成了最大的攪局者,同時也是最大的獲益者。
反過來,對於宋遼雙方,党項這個迅速成長起來的巨嬰已經是如鯁在喉,這一局面間接的促成了一個合約的達成,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澶淵之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立國四十餘年),宋遼在澶州之戰後簽訂合約,史稱“澶淵之盟”。

澶州地跨黃河兩岸,是東京開封的最後屏障
之後雙方相安無事四十年,在各自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同時,遼國得以騰出手來在河西走廊與黨項人展開了博弈。
二、絲路之爭
宋遼和平,党項坐大使得舊有的遼夏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雙方亦主亦臣,亦敵亦友,在對宋問題上是盟友,在河西問題上卻是實實在在的競爭對手。
党項實力的增加,就意味着遼的影響力相應降低。在宋之外還有再興起一個強大的鄰居顯然不符合遼的利益,因此,十分有必要摁一下這個葫蘆。
李繼遷祖孫三人用了幾十年在河西折騰出一片天地,從遼國手裏搶走了河西走廊的貿易控制權,眼見財路被党項人斷了,在急匆匆與宋廷簽訂了澶淵之盟後,遼迅速把重心再次移至西北。
終於可以全力經營鞏固其在漠北西域的傳統勢力範圍了,這也是為何遼與宋一拍即合的一大原因所在。對於和平,遼深刻的認識到與宋打消耗戰,自然是奉陪不起的,無論宋在戰場上的表現有多不給力,宋是東亞大陸綜合國力的最強者,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那全力對付党項人就有十足把握嗎?不一定。
党項人無孔不入,一方面跟勞師遠征的遼軍“打游擊”,另一方面鼓動河西走廊的土著反抗遼。
最終結果是,遼的勢力範圍河西地區被党項的第三代領袖李元昊悉數蕩平,党項人實際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切斷了絲綢之路,遼、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終以西夏的完勝而告終。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中道
而第三方的宋在忙些什麼呢?澶淵之盟的簽訂,宋朝獲得了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機會,真宗之後,仁宗朝四十多年,正是東方的“文藝復興”時期,諸多文人名臣此起彼伏,宋朝經歷、文化、科技得到了長足發展,同時,立國近百年的北宋也進入了守成階段,利弊頻出,所謂的“三冗”問題已經初露端倪。直到東亞三國格局的突然打破,這個破壞格局的正是之前那個攪局者——党項。
三、慶曆宋夏戰爭
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宋遼和平後三十餘年),李德明的繼任者李元昊膨脹了,他脱宋自立,正式建立“夏”政權,改元“天授禮法延祚”,開始和宋平起平坐,並且希望宋朝承認這一事實。
宋朝朝野震驚,宋仁宗當即下詔革去曾經賜予李氏的各種職位頭銜。準備集結大軍討伐西夏,持續三年時間的宋夏戰爭爆發。
雙方互有勝負,宋軍經歷了三串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敗之後採取守勢。
西夏經歷麟州、府州兩敗無力再戰,李元昊退兵。
宋夏雙方歷經三年激戰,對各自國力是一個巨大的消耗。
西夏方面,戰場上的戰績並沒有給他帶來預期的實惠,由於基本沒有能夠深入宋境,幾乎沒有多少物質上的收貨,數年的征戰令西夏國內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綜合實力已經無力支撐連續大規模的對宋作戰。加上宋朝西北防線已經形成,西夏已經失去了主動進攻的動力,持久戰爭,遼和西夏的韌性顯然都是不如宋的。
宋朝方面,作為典型的農耕文明政權,維持政權的成本要遠遠高於遊牧和漁獵政權,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導致宋朝賦税劇增。戰爭的成本最終還是會攤到普通老百姓的頭上,即便是民力相對寬裕的兩宋,承受持久戰爭也是巨大的壓力,宋夏戰爭的消耗導致民怨四起。
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嗟。
於是公元1044年(宋仁宗慶曆四年),雙方簽訂合約,罷兵休戰。
情形與四十年前的“澶淵之盟”何其相似,宋遼停戰有党項這一第三方因素。
那就是宋夏“慶曆和議”的簽訂有沒有第三方因素呢,當然也有,那就是——遼。
遼國人果然也是操盤能手,瞅準宋夏戰爭如火如荼、消耗巨大的機會,向宋朝發難了。
這就是國際間關係的至理,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遼國人是怎麼向宋朝發難的,宋朝方面的對策是什麼,什麼人在雙方的博弈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敬請期待慶曆增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