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的邏輯——二戰時希特勒的決策歷程11_風聞

法國的和平（1）

　　6月4日，在敦刻爾克海灘上俘虜最後一批斷後的法軍之後，德軍在6月5日向南發起新的進攻，目的徹底擊敗法國。法國徵集了所有45歲以下的男子參軍，但是各種裝備物資奇缺，很多士兵連軍服都沒有，步槍是上世紀80年代的，火炮是上世紀70年代的。對於這樣一幫烏合之眾，德國指揮官們信心滿滿，但是戰局的頭兩天還是讓他們出乎意料，法國人抵抗的相當兇猛，甚至他們把負責中路的克萊斯特裝甲兵團一度頂了回去。但是到了6月7日，法國的垂死掙扎到頭了，法國防線的西部被率先突破，然後東線也被突破，德國裝甲兵穿越防線在後方迅猛發展。

　　到這時候法國總參謀長魏剛已經沒法組織起任何有組織的反擊，他只好下令所有部隊就地抵抗。9日法國政府撤出巴黎，10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認為有機可乘，趁機對英法宣戰，按照他的想法：“意大利只要付出死個幾千人的代價，就可讓自己坐在勝利者的談判桌上”，來參與戰後的分贓。11日，丘吉爾第二次訪問法國，他沒有帶來任何援助，只是提供了一個可以大幅度消耗德國的兵力建議，犧牲巴黎，在巴黎打巷戰，在城市裏打仗法國就不用在意德國的裝備優勢了。但是經過討論，被魏剛拒絕了，他們不能讓世界文化藝術的中心變成一片廢墟，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後來美軍逼近巴黎時，西線總司令莫德爾也頂住了希特勒在巴黎打巷戰的命令，主動放棄了巴黎，也算是一段佳話吧。）

　　魏剛痛斥英國人的自私自利和背信棄義，説兩次失敗都應由英國主要負責任，丘吉爾只好灰溜溜的飛回了海島。魏剛一面請求法國政府做停戰談判，一面試圖在做最後一次努力，企圖在瓦盧瓦河和諾曼底半島蜂腰處組織起一條新的防線，但是他還沒完成計劃，隆美爾的第七裝甲師就已經越過瓦盧瓦河了。

　　14日，德軍佔領了巴黎，法國內閣開始正式考慮投降的問題。這時丘吉爾又提出很多卑鄙無恥的要求，説如果法國人把他們的艦隊開到英國來，那麼英國將不追究法國違反盟約單獨議和的責任。甚至還提出了一個“英法聯邦”的建議，企圖吞併法國的海外領地。在被拒絕後，英國人下令對法國海軍展開攻擊，並且掠奪一切可以控制的法國商船隊為己用。後來法國人回憶這段歷史，説英國人在12小時內殺死的法國水兵比整個戰爭期間被德國人殺死的都多。

　　到這時候法國人已經真的絕望了，他們被德軍壓境，被盟友拋棄，在對美國人做出了一次沒有結果的呼籲後，在16日法國政府決定議和。雷諾、達拉第等當初的主戰派政客擔心受到納粹報復，宣佈辭職後，然後迅速逃往瑞士，在哪裏他們已經把老婆孩子和大部分財產都已經提前送到了這個永久中立國。法國總統阿爾貝·勒布倫邀請老元帥貝當出面組織新政府和對德議和事宜。

　　17日，貝當下令進行停戰談判。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想要像他設想的那樣以勝利者的姿態參加談判——意大利人用了一週時間在阿爾卑斯山隘口只推進二百米的距離，然後居然獅子大開口要求得到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但是被德國回絕了。希特勒認為需要給法國一個寬容的停戰協議，也許不久之後，還要給比利時、荷蘭和挪威一個，英國看到這樣的結果，就自然不會繼續和德國作戰。

　　儘管希特勒認為德國的停戰條件是寬容的，但是這個過程卻並不寬容。20雙方開始談判，地點是德國選定的，在巴黎北郊的貢比涅森林裏，這個位置是12年前德國向英法美協約國投降的地方。當年簽訂停戰協定的“福熙車廂”被從博物館裏拖了出來，安放在同一段鐵路上。希特勒坐在車廂內長桌一端，當年法軍統帥福熙元帥坐的椅子上等待法國代表的到來。

　　當法國代表進入車廂落座後，德國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開始宣讀德國擬好停戰協議，在協議的前言裏按照歐洲幾百年來通用停戰協議的格式説，“德國並無意以此停戰條件和停戰談判羞辱一位如此英勇頑強的對手”，但是剛讀完開頭的一小段，希特勒、戈林、赫斯、裏賓特洛甫、勃勞希契等德國軍政高官就紛紛起身離去，把法國人曬在車廂裏——最後只剩下凱特爾和約德爾留下對法國代表團宣讀剩下協議——整個過程和停戰協議的開頭完全相反，都是故意設計好的對法國人的羞辱。當讀完之後，法國代表以為該他們討價還價了，但是凱特爾對他們説，元首已經發話，協議一個字都不可以更改，你們只要決定籤還是不籤就行了。

　　法國人爭辯説，這樣做太冷酷無情，但是凱特爾回敬他在1918年的這個地方，法國人對德國做的更過分。最後法國代表只要用拖延戰術，説他們沒有簽字的權力，需要把停戰協議發給在正躲在波爾多的法國政府。凱特爾隨他們得便，但是隻要他們一天不在協議上簽字，那麼德軍就一天不會停止進攻。到了22日時，法國連他們的臨時首都波爾多也丟失了，在逃難中的法國政府趕忙向代表團發報，命令他們立即在協議上簽字。　　1940年6月22日晚上6點35分，法國代表團在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議》上簽字，德軍當晚下令停止前進，法蘭西戰役宣告結束。儘管希特勒要求協議不做任何更改，但是法國人還是贏得了一個口頭承諾，協議中雖然很多地方提到德意兩國，但是協議實施過程中意大利人沒有德國相應的權力。

法國的和平（2）

　　關於1940年德法停戰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法國政府命令法軍全面停火，若已經被德軍包圍的法軍，應不等停戰生效立即停火；

　　為了德國國家安全，德國對法國北部和西部相關領土實施軍事佔領；（這個界限是以停止協定簽字時德軍推進的軍事分界線為準，所以法國越是拒籤，那麼德國佔領區就會越大）

　　德國在佔領區內行駛全部佔領權限，法國民政部門必須予以配合。德國的軍事佔領將持續到對英戰爭結束，然後將逐步歸還佔領權。法國政府將在非佔領區內選擇任意城市駐紮，如果願意遷回巴黎，德國會提供便利，但是在巴黎他們只能行駛受到德國佔領權影響的行政權力，直到戰爭結束。對非佔領區，法國政府始終擁有全部權利。

　　德軍駐紮在法國佔領區期間，法國民政當局承擔他們的居住和日常用品供應費用。（這個費用的協議完全符合歐洲幾百年來的規範，佔領軍或者幫助抗擊侵略的盟軍可以免費徵用民房，佔領國或受援國的民政部門負責日常給養）

　　法國陸海空三軍都必須解除武裝，法國將盡保留用以維持本土秩序的部隊，具體數量、裝備水平，將由德意兩國進行協商後決定。

　　為了保證協議的安全，法國需要把未被德國繳獲的地面武器，包括大炮、反坦克炮、坦克、防空炮、步兵武器極其彈藥全部交給德國，法國用於保留給維持秩序部隊的武器儲藏和使用情況也必須受到德意兩國觀察員的監督。空軍飛機解除武裝後又法國自行保管。海軍所有艦船必須歸港，集中於法國南部的土倫港內，在整個戰爭期間，法國海軍不得出航。

　　法國戰爭期間所有武器生產研發都必須停止，無論佔領區還是非佔領區新增可用於製造武器的工廠都必須得到德國的許可。

　　法國的戰俘將拘押到戰爭結束為止。

　　法國必須遣返所有德國流亡者（這些人後來都被投入集中營）。

　　又稱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議》的很多內容，都被後來的歷史宣傳學家們進行荒謬的描述，包括什麼德國要求割讓半個法國，法國割讓了阿爾薩斯洛林，德國抓走150萬名法國青年做苦力，德國每天向法國徵收4億法郎的佔領費。但是實際上在1940年的時候，以上所説的內容都沒發生，很多後來發生的事情都是因為1943年德國後來每天榨取大量佔領費是斯大林格勒戰敗後的行動，這個時候德國已經明顯山窮水盡，只好拼命壓榨歐洲大陸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進行來支撐戰爭。

　　德國要求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更是無稽之談，這兩個地方都是暫時作為佔領區，法國民事部門仍然在這裏工作並行駛一定權力，甚至德國連《凡爾賽條約》中被割讓德屬西非兩塊殖民地（現在的多哥和喀麥隆）也沒有索要，這個停戰協議可以説是相當慷慨的。關於駐軍費用的問題上，最開始法國只是提供營房和食品和行政費用，軍需津貼彈藥費用都由德國自己負擔，這個協議遠遠比二戰後美國人的駐日美軍分擔協議要慷慨的多。

　　大體上認真研究過協議內容的歷史著作，認為除了要求遣返流亡者違反了國際公約，在停戰之後羈押法國戰俘兩個要求之外，其餘都是合理甚至是慷慨的。考慮到戰爭仍然沒有結束，德國羈押150萬法國戰俘，也是出於防止法國重新武裝的目的，後來因為戰爭導致德國士兵無法復原，這些法國戰俘被當做勞動力在德國工廠使用，其中一些參加武器生產，這一點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按照公約，戰俘可以從事勞動，但不能參加武器生產，因為這樣會讓戰俘揹負為殺害自己同胞效力的心理負擔）

　　為了達成這樣一個慷慨的協議，希特勒是面對了德國內部很多壓力的，德國海軍非常堅決的反對，他們要求法國人交出他們的一半海軍驅逐艦，用來補充在挪威被打沉的德國驅逐艦，甚至要求交出一部分主力艦來提高德國海軍戰鬥力。四年計劃主管戈林認為，對於戰敗者，德國應該拿走一切他們需要的東西——從法國工廠拆走德國可以用得上各種設備，強迫法國人到德國服勞役，榨取他們的農副產品——總之，法國就是德國的經濟殖民地，需要儘可能利用一起可能的東西，用來支撐自己的戰爭。德國民眾和很多納粹領導人要求戰爭賠款，至少要拿回這些年付給法國的82億金馬克。但是都被希特勒駁回了，他認為必須給法國一個慷慨的停戰協議，以便結束西線的戰爭。

　　當然元首的慷慨是建立在戰爭不久就會結束的這個預測上，他甚至在停戰協議不久，就讓35個德國師復原。貝當接受協議也是基於這樣一個預測，他認為三週之後戰爭就會結束，德國軍很快會從法國北部撤走，被羈押的戰俘也會很快歸來。但是實際上，戈林的預測更為靠譜，認為英國可能會繼續戰鬥下去，所以德國必須現在就掠奪一切可以掠奪的東西為自己戰爭出力，而在1943年以後，這正是德國在法國執行的政策，如果一開始就執行這種政策，德國完全可以從法國榨出更多油水來。

　　雖然停止條款是寬容的，但是在簽字儀式上德國明顯是在羞辱法國人，如果按照軍德國官團的傳統，這種對儀式上戰敗者的羞辱本身就損害作為軍人自身的榮譽，這個主意明顯不可能是軍隊提出的，只可能是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的“企劃案”。當你決定給戰敗者一個寬容的協議，就不應該在去刻意羞辱他們，從這個不理性的行為上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明顯的帶有一種“小人得志”，一種發達起來的小人物內心深處特有的狹隘心性。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1）

　　和法國達成停戰協議之後，希特勒下令讓35個德軍師復原，以補充勞動力缺口。希特勒相信很快就可以和英國也達成一份停戰協議，他認為這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希特勒對英國和德國的一個比喻是，鯨魚和大象。當德國大象在陸地上上散步是，並不會妨礙大英帝國這條鯨魚在海里游泳，他們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讓德國在陸地上為自己建立一個第三帝國，而英國人保留自己的海上帝國，這不是很好嘛？為什麼鯨魚和大象要拼個你死我活。

　　他焦急的等待着等待着交涉的結果，法國人拍攝的《二戰啓示錄》中用一種酸溜溜的口吻諷刺這個情節，説德國人正等待他們的日耳曼堂兄弟給他們回話。然而元首等來的卻是英國人的毫不理睬，丘吉爾領導的政府正在全力備戰，軍事採購團前往美國採購各種軍火，用來武裝損失了全部重武器的英國遠征軍。雖然美國國會要求英國全部用黃金付款，但羅斯福領導的美國政府還是給了不小的通融，大量武器裝備都是靠賒購到達英國的，其中一些還是從美國用來武裝自己的預備役人員的戰備軍火庫中直接調撥出來的。

　　對英國的反應，包括希特勒在內的很多人都表示震驚，每一個人都明白，大英帝國已經進入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裏，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四處都是垂涎三尺的窺視者，現在又經歷了一場可怕的軍事失敗，如果繼續戰爭就毫無疑問的會讓大英帝國走入毀滅和瓦解，他不明白為什麼丘吉爾的政府非要犧牲整個大英帝國也要和德國作對？這個問題就實際上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為什麼丘吉爾希望用犧牲大英帝國為代價來打擊德國？以及為什麼英國民眾願意跟隨（至少是沒有積極的反抗丘吉爾的自殺性政策）？

　　我們必須把問題追溯到在1938年張伯倫簽署了《慕尼黑協議》之後，英國國會反對黨對張伯倫綏靖政策的攻擊。在這些攻擊中，丘吉爾曾經這樣講：“依我之見，我們必須表決的問題是：我們要做出進一步的最大努力來保持大國地位呢？還是我們往下滑到一個似乎比較容易、舒適、不太費力、少受干擾的道路上去，同時承受這一決定所包含的各種巨大犧牲……”

　　毫無疑問的是，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好處就是讓大英帝國走在“一個比較容易、舒適、不太費力、少受干擾的道路上”，在這條道路上英國人可以讓自己的國民經濟免受戰爭損失，並保全自己的大部分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但是這樣的一個帝國還是過去的大英帝國嗎？顯然包括元首在內都沒有認真的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大英帝國和其他的什麼德意志帝國、沙俄帝國、法蘭西帝國、奧匈帝國有什麼區別？

　　前者是帝國中的帝國，在全球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的“日不落帝國”，而且其他的只不過是處於世界列強秩序中的第二等級。一個看似沒有什麼出入的觀點是，在過去的好幾個世紀裏，大英帝國從來不是一個陸地上的強國，而僅僅是一個海上強國，即便是在它最強盛的哪些年月中也是如此。但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鐵路時代到來之前，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在18世紀以前，從漢堡旅行到慕尼黑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同樣從漢堡出發到達北美的紐約，如果是順風的季節，只要一個星期就可以了。那個時代的格言是“你到碼頭有多遠，距離世界就有多遠。”

　　即便是在18世紀中期以後，國家興辦的郵政道路的興起，大幅度降低了陸地交通的時間，但是就貨運的成本來説，海運是陸運的花費的零頭而已。而英國依賴其龐大的海軍，和有利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歐洲列強進入海洋世界的入口，從而建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權。而在沒有鐵路的時代裏，這種海洋霸權就意味着貿易的霸權。而貿易的霸權由會積累出世界的霸權。所以元首關於鯨魚和大象的比喻並不恰當的，英國願意充當鯨魚的角色，是因為陸地上沒有大象的緣故。

　　而到了19世紀後期，從地緣和技術上都對英國的“以海制路”的霸權體系產生了嚴重的挑戰。從地緣上説，美國在南北戰爭後的崛起，日本在甲午戰爭後的崛起，以及意大利的統一都從，都對英國的海權造成了不利影響。在過去的幾百年時間裏，英國只需要屯兵在自己周邊的北海和大西洋東北部，就可以完美的壓制歐洲列強，但是現在三個新興的海軍強國都在外圍形成了挑戰，使英國不得不分散使用自己的艦隊。

　　從技術上説，鐵路的興起，讓貿易不依賴於被英國控制的海洋，軍隊也可以沿着鐵路以更快的速度進行部署。美國的太平洋鐵路貫穿了北美大陸，俄國的大西伯利亞鐵路貫穿了歐亞大陸，德國的中東鐵路穿越歐洲和中東，都破壞了英國的海權。當這種威脅達到一定程度，英國則頭巨鯨就不惜爬上陸地想辦法去摧毀上面的大象。元首如果對歷史在仔細反省一下的話，就會明白，英國近代歷史上兩次以陸軍強國的面貌出現，一次是在路易十四時代，另一次是在一次大戰時代。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2）

　　在英國近代的歷史上，曾經兩次短暫的成為陸軍強國，一次是在路易十四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時期，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兩次英國成為陸軍大國都是因為對手已經強大到在歐洲大陸上已經找不到可以壓制它的對手的時候。英國在近代史上的策略是，確保自己的海上霸權的同時，確保歐洲大陸上不存在單一的霸權國家，因為一旦出現這樣的國家，那麼這些在陸地上找不到對手的大陸強國，就可以把用來武裝龐大陸軍的經費剩下來，用來興建海軍。所以英國傳統的上的策略是，讓大陸強國互相牽制。一旦這樣的大陸均勢策略失敗，英國第一選擇是用金錢支持弱勢的一方，如果這種方式也行不通，英國就必須選擇親自上陣。

　　從英國曆史傳統的大陸政策的角度説，丘吉爾的政策是符合正統的，而張伯倫的政策是反正統，英國的傳統政策是做全球秩序的支配者，並且不允許歐洲大陸存在絕對優勢的霸權力量。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這種正統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現實的要求，從一戰的後果已經可以看出，英國目前的狀況已經不允許沿着舊有的習慣性政策繼續下去，大英帝國必須尋求一種收縮，選擇一種更低調的和避免對抗的策略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從現實的角度來説，丘吉爾支持的傳統路線並不符合現實的需要，但既然他是傳統的，那麼就必然有其固有的支持者，就有其可以把自己的政策裝扮出一種合理性，並且和大英帝國過去輝光燦爛的傳統聯繫在一起。

　　那麼我們換一種説法，張伯倫的政策是讓大英帝國從一個全球支配性力量，平滑而安全的過度到一個普通帝國。而丘吉爾的政策是高喊“讓大英帝國繼續過去的輝煌”，但是實際上是要耗盡帝國的全部潛在力量以消滅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如果就理性而言，張伯倫的政策是對的，但是當一個國家做出決定的時候，往往並不是理性。這種不理性源於民眾的盲目衝動與少數利益集團的過度的強大。如果我們把張伯倫的政策好處翻譯給英國民眾來説，“那就是，我們要收縮，要後退，以便保全大英帝國的大部分海外殖民地，這樣我們的產品就有廣闊的市場，工業就有充足的原料，這樣我們的經濟就保持一定的繁榮，而繁榮會讓我們每個人都好過一些。”這個過程是複雜，而且也很難立竿見影的看到成果，即便有成果也有可能被其他政客當做自己的功勞，同時也不能肯定一點是，如果資本家們賺到錢，就一定會給工人們漲工資，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張伯倫的政策想要挑動起普通民眾的激情是並不容易的。

　　而丘吉爾的政策則簡單明瞭，“大英帝國過去是第一的，大英帝國現在也是第一的，我們今後也要讓他第一。”

　　當然有人可能問，第一有什麼用，能當飯吃？能當錢花？我説能提供快感和滿足感。

　　19世紀的帝國主義作家吉卜林經常在他的作品裏販賣這樣的橋段：一個水手在倫敦時只能和又肥又醜的廚娘調情，但是在緬甸的鄉村小路上卻有黑髮黑眼的處女對他委以貞操。同樣我們今天也可經常看到和聽到的，一個在美國混的很一般的人，到了中國後就有大把女人投懷送抱，然後他們回國之後在網上會炫耀中國女人到底多容易上手。　　那麼首先，第一的一個好處就是，當你所來自的國家第一，那麼你自然享受了一種“性溢價”，國家的第一的光輝，就自然而然的在它的國民頭上也光彩熠熠。在他們出現在其他國家時，就享受了包括“性溢價”在內的多種超國民待遇。

　　而且這種待遇在國民中會以意淫的形式帶來集體快感，比如我認識的一個人喜歡談論中國近年來的國際地位的提高，當説到又有多少個國家對中國人實行落地免籤時，一副眉飛色舞的樣子，可以想象這種快感是真實的——但是它也是完全基於一種意淫的——六十多個國家落地免籤你能周遊世界嗎？但是對於一個去趟韓國還要花“六個錢包”的錢的人，這種意淫產生的快感也是真實。當去過中國的美國人在網上談論中國女人對於美帝子民多麼容易上手的橋段時，其他美國人的快感也是真實的，同樣當吉卜林的小説和詩歌裏談論英國水手如何“搞”緬甸處女時，其他的英國讀者看到是也是充滿快感的。這樣你就明白丘吉爾的政策對於英國民眾來説，有多麼具有煽動力。

　　“大英帝國過去是逼格閃閃的，大英帝國現在也是逼格閃閃的，我們今後也要讓他逼格閃閃。當大英帝國逼格閃閃時，大英帝國的子民們也會快感不斷，所以讓我們勇敢的讓它逼格閃閃吧！”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3）

　　從政治勢力上來説，張伯倫內閣一戰後歷屆英國內閣中工商業背景最深刻的一屆政府。張伯倫家族本身就是伯明翰的工業世家，內閣裏還有西蒙、伍德、霍爾等好幾個英國工商業世家子弟參與。帝國的興亡，直接和他們家族的經濟利益掛鈎，張伯倫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都是圍繞着英國的工商業勢力服務的，包括維護帝國特惠制度、復興英國工業、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還試圖讓英鎊貶值以刺激出口。

　　但是在英國，金融業和資本輸出佔有更強大的地位。絕大多數英國富人並不是以英國為基地，經營工商業企業，而是把錢投入到世界各地可能獲利的產業中。今天他們可能投資阿根廷的礦山，明天就投資埃及的鐵路。同時在倫敦城內，還有一個龐大金融從業者集團，在經濟繁榮的時候他們可以驕傲的自稱是經濟的加速器，資本市場運行更有效率的調度核心，但是經濟衰退的的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的金融海盜。這兩部分人——投資人集團和金融家集團，利益是相似的——那就是大英帝國必須維持在國際秩序中的絕對支配地位，這樣英國資本和金融勢力才能在世界各地暢通無阻。

　　從這一點上來説，德國勢力每一次崛起，都是對大英帝國自由資本世界的一次冒犯和撕裂。可以看到的是，德國正把整個東歐和巴爾幹變成自己的經濟殖民地，而且降下資本壁壘，並且通過“易貨貿易”的形式把手伸向拉美地區。在慕尼黑協議之後，東歐國家的外交人員來英國詢問，是否慕尼黑協議意味着英國將要放棄在在東歐地區的經濟利益，對這種説法，英國國會上下的反應異常憤怒的。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慕尼黑協議的後果就是如此，就像丘吉爾對這份協議的後果預言的那樣從“多瑙河畔到黑海之濱”全都變成了德國的經濟殖民地範疇。對此，英法兩國政府的執政者也是有心理準備的，當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對法國政府説，東歐地區應該作為德國的勢力範圍被承認時，法國雖然沒有肯定，也用了一種非常有暗示性的説法“在慕尼黑協定後，法國對東歐的外交政策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這樣的政策，並不能得到英法內部的共識，尤其是在英國更是如此。

　　從政治版圖上看，英國自由黨已經衰落到可以忽略的地步，在當時的英國政壇，存在三股力量。以張伯倫為代表的保守黨綏靖派，以本土工商業勢力為基礎；以艾登為首的保守黨強硬派，以英國的投資人集團和倫敦金融城為基礎。還有控制着大部分工會組織的英國工黨，他們是以精英階層中財富較少的一部分人和上層中產階級中的律師、記者等為基礎，他們既不擁有企業，擁有的海外資產也不多，但是他們為了贏得選舉所進行的工會運動卻和張伯倫為代表的工商業勢力構成直接對抗，所以工黨和張伯倫政府難以和睦相處，但是和投資人集團和倫敦金融城則沒有衝突，可以在形成政治聯盟。　　張伯倫為代表的這一派別，在維多利亞晚期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他們始終是少數派力量相對有限，他們在20世紀20到30年代的崛起，並不是因為他們實力增強了，而是因為對手的拙劣政治表演。

　　在經歷一戰之後“戰後相對繁榮”之後，在1924年開始進入一個經濟相對困難時期，這時候英國政府沒有接受讓英鎊貶值，以刺激經濟，提高英國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的措施，反而讓已經在“一戰”中已經大幅度的貶值英鎊，重新回到戰前的“金本位”，用來提升國際對英鎊的信心，這樣倫敦金融城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會更加穩固，投資人對海外投資的產生的溢價也更高。

　　這次大升值就像當年日本的“廣場協議”一樣，除了繁榮了倫敦城的金融生意之外，還造成了英國資本的不斷外流，讓英國的製造業迅速衰退，造成大批工人失業。而當時擔任財政大臣的丘吉爾是“金本位”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從這一點上來説，希特勒罵丘吉爾是猶太金融家的政治代表，雖然並不完全準確，但是也並非無的放矢。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4）

　　温斯頓·丘吉爾出身於英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他的祖先是被譽為英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的馬爾博羅公爵——約翰·丘吉爾的後代，他的父親倫道夫·丘吉爾是第七代馬爾博羅公爵的三子，同時也是19世紀後期英國政壇上的風雨人物，成擔任印度殖民部大臣、財政大臣、下院保守黨領袖，同時也是保守黨內重要的政治派系“自由-保守黨”和政治精英俱樂部“櫻草會”的創始人。

　　但是這些輝煌的業績，並不能挽救這個貴族家系在經濟上的危機。在19世紀中期以後，隨着穀物保護法的逐漸廢除，英國糧食價格下跌，貴族的地產再也不能夠提供足夠財富，而馬爾博羅公爵家族在商業上的投資，也因為當時層出不窮的金融泡沫和龐氏騙局損失不斷，而貴族階級舊有的排場還需要繼續維持，導致當時大部分英國顯貴家族普遍性的陷入經濟危機。作為挽救危機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是，放低身份，利用自己的顯赫的頭銜，去和美國暴發户聯姻。

　　所以倫道夫·丘吉爾不顧父親的反對，娶了美國金融和報業大亨萊昂納德·傑羅姆的女兒，後者給他帶來了價值2000萬英鎊美國銀行和企業的股票。但是這段婚姻並不幸福，男方重點是求財，主要相親過程都是在和岳父討論應該陪嫁多少有價證券；而女方這是家族強制性安排的，傑羅姆希望能夠通過和英國名門聯姻，給自己暴發户的名聲洗底。　　倫道夫·丘吉爾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本來就不受女人喜歡，而且婚後也不改風流本色，經常各種交際花來往，還讓自己染上梅毒。而美貌的美國妻子詹妮·傑羅姆也以出軌作為報復，擁有眾多情人，其中著名的包括英國皇儲後來的皇帝愛德華七世，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之子赫伯特·俾斯麥。倫道夫·丘吉爾死後，這位母親立即改嫁給一個比丘吉爾還年輕的小鮮肉軍官，去過自己的快樂生活，而且帶走了她陪嫁來的全部股票證券，結果丘吉爾變得雖然不能説一貧如洗，也絕對是他們那個社會階層裏的“窮人”。

　　這樣的經歷，決定了丘吉爾政治生涯的投機性，因為他已經沒有錢了，以後也基本不可能繼承到多少錢，所以他必須儘可能的把家族遺留的影響力和政治人脈，轉化為自己的政治地位，並以此攫取各種收益。在最開始時，他企圖向工黨政治家們一樣，扮演窮人在上流社會的代言人的形象，曾經幫助過通過1908年的《工傷保險法》，但是不久又堅定的扮演了工人運動鎮壓者的角色，從而贏得了上流社會的讚賞。接下來他又頻繁的在自由黨和保守黨之間跳來跳去，尋找機遇。到了1924年，擔任財政大臣時，通過回覆金本位，和倫敦金融城結下“善緣”。在張伯倫當政期間，丘吉爾是攻擊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綏靖政策的主要喉舌，但是並不一定就可以斷定他最後就一定會站在金融界和投資人一面。在1940年初時，他也稱經表態，“如果能夠充分保障大英帝國的利益，不應該放棄和德國達成妥協的可能。”

　　但是在1940年5月10日，張伯倫內閣倒台時，丘吉爾被捧上了首相寶座。這時他已經66歲了，而且在政治上缺少自己的鐵桿班底，放棄這次首相位置，就意味着他的政治人生的終結。他明白捧他上台的是倫敦金融城和英國的投資人集團，但是如果不是艾登顯得太嫩，缺少執政經驗，在個人能力上無法讓眾人信服的話，他們本來應該選擇艾登的，而不是他這個老油條的。對這樣的安排，工黨也對他表示接受，並和他組成了聯合內閣，後者可以看做社會民主黨在英國的翻版，這些人都是和國社主義爭奪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實力，如果德國取勝，必然導致西歐其他國家的國社實力崛起，這對工黨來説絕非是一個好消息，所以打擊納粹也是工黨毫不妥協的政策。

　　如果拒絕執行這些人的政策，那麼他就坐不穩首相的寶座，所以他必須堅持抵抗希特勒，哪怕是犧牲整個大英帝國——沒有了大英帝國，張伯倫家族也許不久就沒錢了，但是和我温斯頓·丘吉爾有什麼關係——“英國不只屬於一個洲而是屬於所有的洲，不只屬於一個半球而是屬於兩個半球，既屬於新世界也屬於舊世界。”不久之後，他就成為了美國的榮譽公民。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5）

　　在整個一戰後的英國政治上，金融和投資人集團佔有絕對優勢，不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執政，都在儘可能的滿足這些人的利益訴求，但是他們在20年代中期和29年大蕭條之後，毫不妥協的維持自身利益，而置英國本身經濟利益而不顧的做法，讓他們聲名狼藉。在這種情況下，才導致30年代後期，以張伯倫為首的本土工商業集團的崛起，成本質上來説，張伯倫的首相地位是對手的錯誤送給他的，而不是他本身代表的政治集團實力的支撐。

　　但是張伯倫對自己脆弱的政治後台似乎並沒有太多覺悟，他改變了他的前輩鮑德温為此保守黨內部團結方式，對內對外政策完全為工商業集體服務，對內毫不猶豫的推行了一些列貿易保護主義和促進本土工商業的計劃，對外則執行帝國的收縮政策。當代表金融界和投資集團的保守黨外交大臣艾登反對他和意大利進行談判時，他毫不猶豫的把艾登逐出了內閣，還諷刺説“請他回家吃片阿司匹林。”這些行為都導致了英國保守黨內部的大分裂，為他自己的下台提供驅動力。到1938年以後，張伯倫內閣的權力更加集中在一個被稱為“核心內閣”幾個工商業背景的內閣成員身上。

　　讓張伯倫內閣穩固的的另一個因素是英國上下對戰爭的恐懼心理。一戰時巨大的傷亡讓經歷了一戰的老兵們心懷恐懼，而德國空軍在西班牙內戰中進行轟炸的威力，也讓英國人對現代戰爭技術的發展感到吃驚——從此之後，英吉利海峽再也不是可以讓島國人民躲避戰爭的無懈可擊屏蔽。這種恐懼讓張伯倫的帝國收縮，避免捲入戰爭的外部政策得到了民眾的歡心，因而限制了議會中反對派對張伯倫政府的壓力。但是隨着張伯倫的政策一次次讓大英帝國的榮光受到打擊，對喪失逼格的憤怒又沖淡了民眾對戰爭的恐懼，尤其是在1939年3月德國踐踏了《慕尼黑協議》和《英德聯合宣言》之後，英國的輿論開始逆轉，變得對反對派有利，張伯倫不得不接受議會提出的“對一切可能遭到德國侵略的國家提供保護”的要求。

　　最後張伯倫政府的垮台，希特勒的錯誤方式也給了他致命的打擊。如果元首想像他在《我的奮鬥》中計劃的那樣，希望英國在未來德國向東爭取生存空間的戰鬥中，保持中立，那麼他就必須讓最願意執行帝國收縮政策的人待在“英王的政府首相”的位置上。然而每一次取得對摧毀凡爾賽體系的勝利之後，德國的新聞部門在戈培爾的指揮下，都把奚落和嘲諷英法作為慶祝方式的一種。

　　這樣，英國的反對勢力擁有的大批報紙和傳媒就有了足夠的炮彈打向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只要這些編輯們願意，隨時可以在軸心國的報紙上找到各種對英國的嘲弄，並摘錄下來，用來折磨英國屌絲們的神經，使他們對喪失“逼格”產生憤怒和無奈——這些屌絲們會想，如果今後一個英國水手再去緬甸的鄉村小路上時，會不會還有黑髮黑眼處女對他獻上貞操，如果這時候突然來個了德國人會怎麼樣，德國人會成功的插上一腿嗎？畢竟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似乎正在走上全球逼格第一的金榜。

　　對於德國想要讓英國保持中立的唯一法門就是讓張伯倫和工商業勢力繼續穩坐在唐寧街，而讓張伯倫內閣維持下去的方式，就是德國要給足張伯倫面子。至於怎麼給足張伯倫面子，第一條是，不能發動戰爭——這樣在英國民眾看來，“英國治下的和平”在持續，沒人在挑戰英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第二條是，在擴張領土時打“民族自決”這張牌，這樣即便有一些過激舉動，張伯倫也有台階下。這樣雖然張伯倫實際上是在倒退，但是在英國輿論看起來，英國的逼格並沒有受到多大損失。佔領捷克殘餘部分，是二戰前夕，英德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德國佔領了一塊斯拉夫人的土地；發動對波蘭的戰爭，是導致英國宣戰的原因，這兩件事情都讓張伯倫在輿論上無路可退，再退讓，他的政府就會垮台。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6）

　　元首的一個致命的錯誤觀念是把張伯倫的帝國收縮政策，看作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衰落標誌，把他看作一種國家經濟上的衰退和民族整體的軟弱無能，他曾經暴一些諷刺英國段子，比如説“英國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國家有幾百萬過剩的婦女，這樣在她們沒法擁抱一個男人的時候，就只好擁抱整個世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這樣的態度，在1938年英意在關於西班牙和埃塞爾比亞問題的談判中，墨索里尼這樣諷刺張伯倫和他主要內閣成員，“在這些人身上看不到當初開創大英帝國的德雷克、霍金斯那些英國人的一點點影子，他們一直在後退，他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後退的慢一點。”

　　哈利法克斯子爵在1937年作為張伯倫的代表訪問德國時，曾經非正式的邀請希特勒能夠訪問英國，但是希特勒拒絕了。希特勒的內心深處可能一直存在這樣的觀點，因為英國是衰退的，並且是軟弱的，所以只要展示自己的強大有力，就能讓英國加速度的後退。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大部分英國民眾都是愚昧無知的，會被各種煽動性小報牽着走，盲目的相信大英帝國依然是世界第一，政府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揭破這層皇帝的新裝。

　　同時，他不瞭解的是，英國有龐大的金融集團和投資人集團，這些人的利益不可能滿足於英國作為一個全球的“割據勢力”。大英帝國必須作為全球秩序的支配者才能實現，英國的金融霸權和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這一點既意味着希特勒想在大陸上建立一個“第三帝國”去分割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變得不可接受的，因為國家社會主義直接否定了資本的自由流動。任何被國家社會主義化地區，就意味着從舊有的國際體系中被分割出去，德國發明的易貨貿易制度，更相似觸角一樣，從國家社會主義的地盤裏伸展出來，進一步阻礙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

　　這一點上説，這種不能讓國際資本獲利的制度，甚至比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國更壞，因為蘇聯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它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一種依賴性，雖然在國內他們國有化了資本企業，但是在國際上卻依然需要和國際金融家和商人來往，很多英美大資本家都從這種紅色生意中獲得暴利，這些人成為布爾什維克在西方的形象代言人，有的人甚至加入了貢鏟黨，並以自己認識很多蘇聯的達官貴人為榮。

　　於此同時，在西方社會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力量已經停止了擴張，他們的政治版圖已經穩固下來，並且逐步放棄了暴力鬥爭的手段，在選舉中又不足以取得多數，尤其是他們對工人階級中的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人吸引力非常有限。但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擴張勢頭在30年代中後期卻依然看不到盡頭，在荷蘭、比利時、法國都有龐大的受眾，在英國三十年代中期是也曾經極盛一時。儘管希特勒的納粹黨自稱是民族主義，但是向任何自下而上的革命一樣，國家社會主義依然有一種天然的向外輸出革命的傾向。儘管在柏林沒有“國家社會主義國際”這種組織，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除了世仇法國之外，大量其他國家國家的納粹組織都向朝聖一樣定期訪問德國，並且從德國外交部或者黨衞軍的特殊經費中獲得支援。

　　所以説，在1939年這個時候，其實很多西方資產階級畏懼國家社會主義比布爾什維克主義更甚，元首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自己高舉“反布爾什維克”“反蘇俄”的大旗，就可以贏得西方國家輿論的支持，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自信。相信張伯倫政府的帝國收縮政策，就是英國整體選擇的政策，也是毫無根據的自信。正是因為他對張伯倫政府的一再打擊，最後導致了最願意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英國政治勢力下台。現在當國際資產階級在英國把持政權後，英德之間在也沒有和平可言了。

希特勒的和平與丘吉爾的戰爭（7）

　　1940年5月時，當丘吉爾政府上台時，英國的國際資產階級完全違背了他們過去宣傳的自由和民主，為了戰勝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最新的戰時授權法案，給了丘吉爾自從克倫威爾護國主政治後最大的權力，其中包括全面控制輿論，建立德國式的秘密警察，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序直接逮捕和拷打英國公民。

　　利用這些權力，丘吉爾對英國民眾撒謊。當德國向英國呼籲和平時，丘吉爾對英國民眾説，“德國所有的和平條約都是迦太基式的。”“德國要求我們交出艦隊。”實際上德國並沒有提出讓英國交出海軍艦隻的任何要求，這些都是丘吉爾政府用來欺騙民眾的。他用德國間諜的名義在1940年的6月份，迅速逮捕了幾千名主張和德國達成妥協的英國人，徹底嚇住反對者，因而沒人敢揭破這些謊言。

　　當然這一點完全可以解釋為，為了維護戰時的團結而進行的“有益嘗試”，但是在絕大多數歷史宣傳學中，是無視在當時的英國也有一個德國式秘密警察這樣事情。

　　丘吉爾也完全可以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因為民眾普遍性的愚昧和短視，他必須做出更有前瞻性的決斷，因而有必要做一些善意的謊言。其中一個論點是，“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獨霸歐洲大陸的帝國都不可能不去尋求成為一個海上強國。”所以英國的政策不能允許德國獨霸歐陸。後來宣傳學家們從被俘獲的德國機密文件中找出了兩個用於支持丘吉爾的論據。

　　其一個是在法國戰役結束時，海軍總司令德雷爾曾提出在德國從法國和低地國家撤軍後，要求保留若干個海軍基地以供未來的德國海軍使用，對這一點希特勒並沒有反對。這説明在戰勝法國之後，德國明顯顯露出成為海軍強國的興趣。

　　另一個是德國海軍Z計劃，這個計劃是在1946到1947年時要擁有一個可以和大英帝國海軍分庭抗禮的強大海軍。德國陸軍軍備計劃是到1942年達到頂點，然後在1945年前完成進攻蘇聯，奪取生存空間的計劃，這樣兩個計劃就銜接起來了。1942年前的計劃是陸軍軍備，1942年後轉為海軍軍備；1945年前的敵人是蘇聯，到了1945年之後就會變成英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德國有一個統治世界的計劃。然後歷史宣傳學家，還煞有其事的憑空杜撰了一個德意日三國密謀佔領世界的地圖。

　　實際上海軍Z計劃完全是海軍部門的一廂情願，在很早以前，就被希特勒駁回了，Z計劃很早就被剔除與當時的四年計劃之外。而海軍要求在法國和低地國家的大西洋沿岸得到新的海軍基地事項，希特勒只是沒有直接反對，這可能僅僅是一種“領導藝術”而已，犯不上直接駁海軍的面子，讓德雷爾和海軍高層下不來台。如果德國想要得到這些海軍基地，以當時德國的軍事形勢和地位，它可以輕易的把它寫進與法國和低地國家的和約裏，但顯然希特勒並沒有這麼做。

　　在後來解密的所有資料裏，都沒有看到所謂希特勒要奪取海上霸權地位的意圖，按照希特勒的偉大設想，“在未來的第三帝國裏，勞動將成為一個人提高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我們將擁有烏克蘭肥沃的土地，和烏拉爾山富饒的礦產，只要在這兩者之間勤奮的工作，那麼的德意志的後代將在財富的海洋裏游泳。”可以想象，元首是以得到俄國的土地為充分的滿足的。對這一點，丘吉爾也是清楚的，不然他不會在1940年春天是還曾經不反對尋求和德國達成妥協，但是到了他成為首相，就完全變成另一幅嘴臉，因為他必須為把他捧上寶座的那羣人的利益而伸張正義。

　　最後，元首反的另一個錯誤是，在敦刻爾克成功的成就了英國人的一個抗戰的神話。出於人類的原始部落本能，任何一個國家在剛開始對另一個國家作戰時，都會出現團結一致的情緒。比如在美國人進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時，都出現了大批美國人上街遊行支持政府的。但是隨着戰爭的不利，這些遊行者有變成了反對戰爭。同樣在二戰剛開始的英國也一樣，戰爭必然導致英國民眾支持一個熱衷打仗的政府領導人——比如丘吉爾。這時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給這些頭腦正發熱的民眾以當頭棒喝——如果德國在敦刻爾克全殲英國遠征軍，那麼必然讓普通英國人頭腦清醒起來。　　而元首放走了英國軍隊，這樣英國民眾有了新的談資，他們熱情的談論着皇家空軍在英吉利海峽上的英勇表現，談論參加救援的英國漁船和遊艇上的普通民眾的英雄事蹟，談論丘吉爾關於這是“開始的結束”的慷慨陳詞，最後這些都變成丘吉爾政府的民意支撐，讓他拒接和平的底牌更加強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