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21世紀之民粹_風聞
王孟源-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事实与逻辑-2019-06-04 13:34
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民粹主義之興起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新趨勢。而這個現象背後的主要動力,正是我一再提起過的21世紀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三大問題:貧富不均、氣候變化、和霸權交替。
其中,貿易全球化以及中國的崛起和產業升級,使得歐美等先進國不再能獨佔工業革命的紅利。以往把第三世界當作廉價原料來源和高價產品市場,從而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建的財富集中趨勢,外泄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現在不再有效。於是這些先進國家,紛紛經歷了百年首見的中產階級退化現象,引發民眾的普遍焦慮和不滿,形成了右翼民粹的温牀。
但是因為過去半個世紀,這些國家的財閥對政治、輿論和社會組織,進行了深刻的洗腦與改造,20世紀中期的福利政府和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被徹底滲透、分裂而且閹割。左派被財閥主控的大眾媒體誤導,逐漸流於各式各樣不食人間煙火的形式主義,從而喪失了自己在羣眾眼中的公信力。當氣候變化這樣重大的經濟議題(氣候變化不是道德問題,而應該是人類經濟整體優化過程的一部分,我在前文《有關環保和全球暖化的幾點想法》已經詳細解釋過了)被財閥有意忽略的時候,左派也只能繼續玩弄罷課、遊行之類的自嗨花樣,形成了另一類的民粹。
歐美財閥主宰內政外交,得以追求最大利潤的結果,是使其國內經濟去工業化。再加上美國在冷戰勝利後得意忘形,自以為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於是在21世紀的開端做出很不智的極度戰略擴張,隨即被打回原形,並且因為過度金融化而發生了百年一見的經濟危機。其後不可避免地進行了戰略收縮。在這段虛耗、收縮、然後Trump上台又開始虛耗的過程中,美國基本忽略了自己做為世界霸主的責任,在有繼任者上位之前,就已經放棄甚至主動拆除了原有的國際規則。其結果是第三世界的區域強權有了對內對外的自由行動空間,既有的民粹趨勢得以凝聚發酵。
在進一步研究這些細節之前,我想先明確定義民粹是什麼。民粹一般被翻成“Populism”,也就是迎合一般民眾(Populace)的喜好。這裏的“一般民眾”是與“菁英”(Elite)相對而言,所以其實是Plebs(賤民)的婉辭(Euphemism)。不過這個原本的定義太過廣汎中性,在21世紀(尤其是菁英媒體)的實際使用上,民粹這個詞彙帶有強烈而明顯的負面意義,所以我認為應該更精確地説,民粹是迎合羣眾的非理性喜好,也就是我在前文《談損人不利己》中詳細解釋過的各種損人不利己的意願。
當我們加上“損人不利己”這個額外的衡量標準之後,就會發現像是北歐的環保,或是東歐的反穆斯林移民運動,都不是真正的民粹,至少不算是真正糟糕的民粹。貨真價實的21世紀民粹,主要有兩個類別,第一類浮現在去工業化嚴重的先進國家,以英美為代表;第二類則發生在新興的半工業化區域強權,築基於它們內部傳統文化的偏執,例如土耳其和印度。
在本文開端,我介紹了近年來民粹在全球興起的背景,但是那只是產生民粹的基本動力。民粹要走上極端非理性的損人不利己路綫,即使在原本就欠缺理性思考能力的社會里,仍然不是件易事。畢竟這種政策路綫內部的輸家也比贏家多,受損失的人自然會發聲反對。所以必須有能夠控制輿論的力量在幕後推波助瀾,特意將羣眾的怨氣或愚昧引導到預先設定的方向上。換句話説,這些民粹從國家民族的整體觀點來看,固然是損人不利己,但是細看之下,真正主導的內部勢力,依據的仍舊是損人利己的利害關係。
以美國為例,目前的對外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傻事。做為民粹選民的典型,鄉下農民反而是最吃虧的。但是幕後操控輿論、製造“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的,卻是像Fox News和Sinclair Broadcast Group這樣的玩家,他們都從貿易戰受益。前者是全國聯播網,由Rupert Murdoch掌控,後者則是美國最大的地方電視台控股公司,由Smith家族操縱。兩者都沒有國際貿易之類的生意(雖然Murdoch是澳洲人),他們代言的也是同樣不依靠跨國貿易的國內財閥(亦即“土豪”)。
Trump所代表的,正是這羣土豪,以及受他們洗腦的民粹選民。傳統的國際財閥,例如Koch兄弟,雖然也堅持右派(Conservative)政治理念,要求減税和免除監管,但是對關税極為排斥,所以對中國的鬥爭手段,反而和民主黨相似,選擇的是“軟實力”戰略。只有土豪,原本就只在乎國內市場,也沒有外包生產的需要(例如房地產、媒體、礦產等等),美國的自貿協議越少、貿易壁壘越高,他們的獨佔性越強,利潤也越加豐厚。
英國的脱歐,一樣也是民粹被有意導向仇外的結果。枱面上固然也是一批只顧炒作自己知名度和收視率的專業政客和媒體人,幕後出錢出力的同樣是國內財閥。不過英國的去工業化比美國還要徹底,能因貿易上孤立而獲利的人更少,税法也還沒有如同美國一樣,改成優厚富人的累退性(Regressive)税率,所以這裏英國國內財閥的考慮有所不同:不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獨佔性利潤,而是為了從歐盟獨立出來,才能自由削減福利支出,並且可以在税法上留下財閥專享的漏洞。
歐盟在近年開始壓迫瑞士等傳統域外避税天堂,要求它們必須配合查税。這對普遍繼承祖上多代財富(Old Money)的英式階級社會,造成很大的新威脅。讀者如果去研究脱歐主帥Nigel Farage對脱歐成功後的政見計劃,就會注意到他在金融(英國的第一產業)方面,主張模仿新加坡(他不敢用臭名昭彰的老牌避税天堂為例子,其實新加坡和香港的法規,比起Cayman來不遑多讓),全力保護銀行秘密(Banking Secrecy),希望把倫敦變成富人藏錢的好去處。這個辦法,與倫敦現在做為歐洲金融中心的生意需求剛好背道而馳;因為倫敦的金融生意是Investment Banking和Commercial Banking,而不是Private Banking;前者需要政府監管的透明性,後者才是見光死。Farage在這個細節上,泄露了他堅持脱歐的實際動機。
土耳其的民粹運作,和英美有根本性的差異:美國的宗教迷信,基本只是土豪忽悠選民的手段,在土耳其,因為國民的教育水準更低,它的民粹可以完全築基在宗教上。原本土耳其國父Kemal堅持反對宗教迷信,認為它是現代化的最大精神障礙,所以歷代共和國政府都堅守世俗化原則,對宗教人士參政嚴加監管。這給予了野心政客和宗教狂熱分子一個共同的努力目標。
在1970年代,年輕的Erdogan加入了備受軍政府打壓的宗教性政黨。1980年代,一個叫做Gulen的Imam(伊瑪目)開始轉投入社會福利工作,尤其是廣建學校。土耳其的公辦教育水準很低,私立學校卻極為昂貴,原本只有上層社會才能享受。Gulen所建的學校水準高、費用低,為很多聰明的貧困學子,帶來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機會;但是這個機會是伴隨著宗教性洗腦而來的。隨著Gulen網絡的畢業生進入政、教、軍、警、商、法等等職業,原本是絕對世俗化的土耳其菁英階層開始了量變而後質變的過程。
在1990年代,Erdogan贏得了一系列的地方性選舉,Gulen成為他的天然盟友。2000年代,Erdogan當選總理,Gulen黨徒在他清除軍方世俗派勢力的過程中,出力甚偉。雖然後來兩人為了奪權,反目成仇,但是土耳其近百年的世俗傳統已經被消滅殆盡。宗教性民粹成為既有的主流,即使Erdogan下台或Gulen過世,都將繼續主導土耳其在可見未來的所有內政和外交走向。
印度的故事,幾乎是土耳其的完整翻版:Erdogan變成Modi,軍方換成國大黨,伊斯蘭換成印度教,Gulen黨換成Vidya Bharati,只不過去世俗化的發展時間晚了大概十年左右。這裏Vidya Bharati已經成為印度最大的私立學校網絡,它和Modi所屬的政黨BJP同樣是RSS的分支,而RSS則是成立於1925年,致力於Hindutva(印度教至上)的非政府機構,在英屬時期,被視為恐怖組織。印度獨立之後,暗殺Gandhi的就是RSS。
Modi剛剛在今年的大選,出乎意料地大獲全勝。我想很多旁觀者都沒有注意到,Vidya Bharati從根本上改變民意和權力結構的作用有多大。印度與土耳其不同,它與中國接壤,體量又大,它走土耳其式的宗教激化路綫,對中國的未來有更明確而直接的威脅和影響(例如與巴基斯坦開戰的可能性大幅增加)。然而我在中國智庫的產出裏,卻從來沒有看到有注意到這一點的,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提醒相關人士。
至於台灣,更是現代民粹的先行者,既有靠仇外來牟利的無恥政客,也有真心走極端的狂熱分子。最可笑的是,台獨連自辦學校都不須要,陳水扁把公立學校系統變成謀私的台獨養成班,八年的馬英九政權居然什麼都不改。天下之蠢,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