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覆盤英特爾：瞭解對手，才能更好的戰勝對手_風聞

**礪石導言：**芯片與操作系統是目前牽動國人神經的最重要的兩個高科技產品，其中，營收三倍於高通公司的英特爾無疑是全球最具實力的芯片巨頭。瞭解對手，才能更好的戰勝對手，本文系統覆盤了英特爾公司51年發展歷程，以期為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帶來有價值的啓示。

劉國華 | 作者

劃重點：   

英特爾成立於1968年，至今已有51年的歷史。在2018年《財富》雜誌世界500強的排行榜中，英特爾排名第146位，營收及利潤均為半導體、電子元件行業的最高排名。

英特爾的三位核心人物羅伯特·諾伊斯、戈登·摩爾、安迪·格魯夫三個人的角色，一個屬於對外的人，一個屬於思考的人，還有一個屬於行動的人。他們三位一體的合作方式，給硅谷的所有企業設立了一個經典管理模板。

面對日本企業對存儲器發起的攻勢，發生在1984年從存儲器到微處理器的戰略轉型，成為英特爾史上最危險，也是最重要的轉型，堪稱世界企業轉型史上的經典。

摩爾定律不僅僅是一個定律，更是英特爾公司逼迫自己快速迭代，管理公司效率的一個強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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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的戰火最終還是轉到了芯片領域。這讓很多國人第一次隱約感受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和技術含量。

儘管芯片天天都在支撐着我們使用的各種電子設備，但由於芯片不外顯的特點，以至於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對於許多人而言，芯片的重要性還不如一瓶解渴的加多寶來得實在，更不如一口茅台帶來的舌尖美味令人陶醉。

這讓我想起美國天才作家大衞·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2005年在肯揚學院畢業典禮演講《這就是水》中提到的一個對話：

兩條小魚在水裏遊時，迎面游過來一條大魚。大魚見了小魚，親切地跟他們打招呼，問：“好啊，孩子們，水裏怎麼樣啊？”小魚們很有禮貌地跟大魚點點頭，接着往前遊。一會兒後，其中的一條小魚實在忍不住了，轉頭問另一條小魚：“水是什麼？”

芯片對於今天的科技生活環境而言，正如這對話中的水。它很重要，但往往被絕大多數人忽略。毫無誇張地説，今天幾乎所有帶“科技味”的產品，內部無不是芯片在充當“指揮中心”。芯片實際上成為了現代科技行業的空氣，無所不在，無法失去。

在全球芯片產業中，英特爾(Intel)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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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創建於1968年，至今已有51年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英特爾既是“硅谷”最有代表性的企業，同時也代表着硅谷的精神，甚至可以説它也是現代科技公司的奠基者。

儘管現在如日中天的微軟、蘋果、亞馬遜、特斯拉、谷歌、Facebook等公司，在風頭上要遠高於英特爾，但這些公司都可以説建立在英特爾的地基之上。沒有英特爾，就不會有這些公司。

英特爾的三位早期創始人，沒有一個不是大名鼎鼎，影響世界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發明了集成電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2000年的諾貝爾獎就非他莫屬。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了影響整個科技產業的“摩爾定律”，成為推動科技行業快速迭代的重要標準。第三位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後來則成為全球最富盛名的管理大師之一(也許沒有之一)。

根據《財富》雜誌2018年“世界500強”的排行榜單，英特爾排名第146位，營收達到627.61億美元(摺合人民幣約4333.4億元)，利潤為96.01億美金(摺合人民幣約662.9億元)。在世界500強的半導體、電子元件行業中，英特爾排名第一，其後是排名368位的台積電，442位的韓國SK海力士公司，以及466位的新加坡偉創力公司。

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分行業榜：半導體、電子元件

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芯片新貴高通，向來是用來唱衰英特爾的最佳案例，但事實並非如此。2018財年，高通營收不足227億美元，僅為英特爾的36%。如果從利潤來看，高通2018財年更是淨虧損達到49億美元，遠遠不能跟英特爾相提並論。

儘管2018年高通的虧損主要是因為美國政策税法案導致計提60億美元鉅額税收，此外還有收購NXP失敗支付了20億美元的分手費。但高通所依賴的全球智能手機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想在營收和利潤上短期趕上英特爾，絕非易事。而且，隨着產業互聯網、物聯網時代的到來，又為英特爾迎來了再登頂高峯的可能性。

英特爾作為全球企業標杆，之所以值得大寫特寫，除了其對科技產業的巨大影響力之外，更因為它在硅谷建立起了崇尚科技、尊重人才、相信小公司也能改變世界的科技公司文化。後來，蘋果、谷歌等硅谷明星對於公司的管理文化，都直接受到了英特爾的影響。隨着這些文化在全球的傳播，英特爾建立的價值體系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科技企業。甚至如果你仔細研究華為公司的企業文化，你會發現它跟英特爾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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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學生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創立於1939年的惠普公司，無疑是美國硅谷最早的電子公司。但真正使這塊土地燃起壯觀的硅谷之火的，卻是另外一位人物的到來。

1947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肖克利(William Shockely)與另外兩位科學家巴丁、布萊坦發明了晶體管。9年後，他們毫無爭議地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1955年，已被譽為“晶體管之父”的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返回故鄉聖克拉拉(即後來硅谷所在地)，創建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羅伯特·諾伊斯(N.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

肖克利的到來，好似在硅谷這塊地方插上了一面大旗。1956年，仰慕“晶體管之父”大名的能人志士熱血沸騰，求職信像雪片般飛向硅谷肖克利的辦公室。在這羣求職者中，肖克利選中他認為最有潛力的八位年輕科學家。隨後，他們從美國東部陸續到達硅谷，加盟肖克利實驗室。這8個人中，就有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羅伯特·諾伊斯(N. Noyce)和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化學博士戈登·摩爾(Gordon Moore)，也就是後來英特爾的兩位創始人。

實驗室的主人肖克利儘管是個天才的科學家，但在經營企業和管理人才方面卻是一竅不通。他的情商和為人處世的能力太差，一個老闆具有的最糟糕的品質他幾乎都有：狂妄自大、獨斷專橫、蔑視下屬。一年之中，實驗室沒有研製出任何像樣的產品。

八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非常失望，決心集體離開。1957年，這八個人自立門户，隨後成立了著名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怒不可遏的肖克利把這八個稱為“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

仙童半導體公司在八個人的努力下，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富創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奮的半導體企業，也成為電子、電腦業界人才的“西點軍校”。後來從仙童公司出來的員工參與創辦的公司，總市值加起來超過了一萬億美金。

在仙童半導體公司，後來英特爾的創始人諾伊斯在1959年發明了今天我們都在用的集成電路的製造方法——掩膜版曝光刻蝕技術，即將電路所有元件嵌入單片半導體中的方法。四年後，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的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也進入了仙童半導體公司工作。又在兩年後，擔任仙童半導體工程師的摩爾在《電子學》雜誌發表了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

實際上，在仙童半導體成立初期，諾伊斯就已經顯示出了一名偉大企業家的特質。他在仙童公司成立伊始，就確定了一要儘快推出產品，二要快速具有規模效應和成本優勢，三要搞定最大客户的打法。這後來也成為英特爾快速成長的戰略基石。

在諾伊斯的帶領下，仙童三個月就推出了第一批產品，並且決定直接去找當時最大的客户藍色巨人IBM去推銷。搞定IBM帶來的標杆效應，使得仙童半導體一下子就成為各種大客户的重要供應商。

到1967年仙童半導體成立10週年時，營業額已接近2億美元。但諾伊斯和摩爾還是決定選擇離開，要創立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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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諾伊斯和摩爾離開仙童，在硅谷創辦了英特爾(Intel)公司。諾伊斯和摩爾之所以有勇氣離開仙童創業，得益於風險資本家阿瑟·羅克(Arthur Rock)的支持。後來，羅克也成為公司最初的董事會主席，更是被稱為 “風險投資之父” 。

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

在新公司成立的當天，原來同在仙童公司工作的同事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也選擇加入，成為公司的第三名員工。

英特爾的快速成立和快速獲得資金支持，大大鼓舞了當時的創業者，成為硅谷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於是，大家紛紛離職創建自己的公司，造就了一波創業的大潮。到20世紀60年代末，聖克拉拉這個地方就充斥了一大批半導體公司。

1971年的時候，一個叫《電子新聞》的小報派了一名記者來報道這種新潮流。該記者在報道中常使用的新聞電頭是：“今日報道來自：美國，硅谷(Sillicon Valley)”。從此，“硅谷”這個名字就正式誕生了。

英特爾的第一代CEO是諾伊斯，他奠定了公司文化，開創了沒有牆壁的隔間辦公室新格局，取消了管理上的等級觀念。　

英特爾3101存儲器芯片

公司成立的第二年，英特爾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產品——3101存儲器芯片，隨後又推出1101和1103，這種價廉物美的產品深受歡迎，供不應求。三年後，英特爾公司股票上市。

上市當年，英特爾通過購買日本企業的專利，生產出世界上第一個通用可編程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芯片“4004微處理器”。這個小指甲大小的芯片擁有2300個晶體管，計算能力已經達到1946年世界第一台計算機的水平。隨後在第二年，英特爾又推出了相當於4004處理器兩倍處理能力的“8008微處理器”。在此基礎上，英特爾又順勢在1974年推出了功能是8008的10倍的“8080處理器”。

1974年諾伊斯卸任，摩爾正式登上了英特爾第二代首席執行官的寶座，開始了英特爾騰飛的路程。摩爾十分注重技術的轉化，加快了新產品從實驗室向工廠、向市場的轉化。由於經營策略的正確，技術上的創新，這時的英特爾已經逐步確立了自己的巨人地位。

1978年，在公司成立十週年時，英特爾員工達到了一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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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安迪·格魯夫開始擔任英特爾公司總裁。兩年後，他推出了“臭名昭著”的“125%的解決方案”，要求僱員必須發揮更高的效率，要求員工每天得工作10小時，以戰勝咄咄逼人的日本人。科技公司加班的傳統，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安迪·格魯夫之所以要這樣做，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1976年日本最大的5家電子公司的科研力量聯合起來，組建起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所。並且，日本人用了不到4年時間，就在次品率和價格上取得了巨大的優勢。

1981年，日本的64K芯片以低成本和高可靠性迅速佔有美國，英特爾的單個芯片隨之價格在一年內就從28美元慘跌至6美元。在日本企業加入存儲器大戰之前，英特爾就是“存儲芯片”的同義詞。英特爾人幾乎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他們竟然在自己開創的市場上被人甩在了後面。

緊接着，英特爾迎來了史上最危險，也是最重要的轉型，堪稱企業史上的經典。

英特爾當時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 一邊是公司創立一開始就在做的存儲器核心業務，但是在虧損；另一邊是微處理器新業務，但體量還很小，未來不確定。

格魯夫在他出版的管理名作《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説：關於要不要關停存儲器業務，公司高層吵了很多次。直到1985年，格魯夫和摩爾在他的辦公室裏還在討論，心情非常惆悵。有一次格魯夫望着窗外，問出了企業管理學史上非常經典的一個問題。

他説：“如果我們現在被踢出去，董事會招來一個新的CEO，你覺得新的CEO第一件事會做什麼？”摩爾説：“他會退出存儲器業務。”於是格魯夫看着摩爾説：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這樣做呢？”

於是，他們果斷地做出決定，英特爾進行戰略轉移，專攻微處理器。為此，公司裁掉了7200個職位，這幾乎是當時公司總人數的1/3。後來，一個董事會成員在投票的時候説，“這是我擔任董事會成員之後，做過的最令人悲傷的決定。”此後，英特爾順利地穿越了存儲器劫難的“死亡之谷”。

1985年，英特爾推出了386微處理器，386芯片成為計算機技術的一個真正里程碑。微軟利用386芯片徹底改變了計算技術，其1990年推出的轟動全球的視窗3.0操作系統，正是為在386機器上運行而設計的。

到了1987年，摩爾看到安迪·格魯夫的管理能力，決定將CEO的位置正式交出。在格魯夫帶領下，1992年英特爾的銷售額達58億美元，利潤首次突破1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企業。

為了將計算機內置的英特爾外顯出來，更好影響客户選擇，在格魯夫的授意下，英特爾在1991年展開大規模消費市場營銷的活動。這項口號為“Intel Inside”(內裝英特爾)的營銷活動，把一個計算機的內部配件變成了世上無人不知的著名品牌。

1992年，Intel Inside品牌樹立後的第一個完整年，公司的全球銷售額增長了63%。比如在歐洲，計算機買家對英特爾品牌的認識度由24%增長到1995年的94%。《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雜誌稱：“這是變化迅速的計算機行業裏的奇特偶像。”

1997年，安迪·格魯夫成為《時代週刊》(Time)年度世界風雲人物，其名聲和威望被推上了巔峯，被公認為美國乃至全球最優秀的企業管理家。

1998年，格魯夫選擇了急流勇退，將CEO傳給公司總裁克雷格·貝瑞特(Craig Barrett)。2016年3月21日，格魯夫在美國加州洛斯阿爾託斯的家中病逝，享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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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的芯片推動了個人電腦、互聯網的繁榮以及信息科技的全球擴張。但是到了2000年以後，一個新的產品到來，改變了英特爾在行業中的格局。這個新產品就是蘋果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iPhone。

蘋果手機的推出，使得智能移動設備領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真正預示着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很可惜，英特爾未能搭上智能手機熱潮的快車。英特爾的核武器“x86”芯片架構，是為個人電腦開發的，不太適合用電池供電的設備。

在手機芯片領域，由蘋果、諾基亞、Acorn、VLSI、Technology等公司合資成立的霸主ARM公司橫空出世。

ARM本身並不生產芯片，而是將設計許可賣給像高通、德州儀器和三星這樣的公司。ARM讓這些公司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改進，全世界超過95%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都採用ARM架構，ARM則從許可業務中獲得了適中但又比較可觀的利潤。

雖然英特爾試圖向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平台推廣x86架構芯片，但其銷量遠遠不及ARM架構的芯片。不過好在世界上80%的計算機芯片仍由英特爾提供，其個人電腦和服務器芯片業務仍然能享受豐厚的利潤。

隨着近幾年智能產品、VR、大數據領域全面爆發，英特爾正在向大數據、雲服務、5G通信、人工智能等面向未來的多領域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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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前文講到的內容外，還有幾點值得學習。

對於英特爾而言，摩爾定律不僅僅是創始人的一個享譽世界的理論成果，更是英特爾公司技術發展意志的體現，是逼迫公司快速迭代的工具。

摩爾提出，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贏得高額利潤並將獲得的資金再投入到下一輪的技術開發中去，才會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生存下來。

為了實現摩爾定律，英特爾敢於直面技術競爭，並對研發始終保持高投入，每年高達上百億美元的投入也在所不惜。 在英特爾50多年的公司歷史裏，它曾無數次站在巨大的失敗邊緣，或者面臨馬上就要破產的危機。但每一次英特爾在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它最終都選擇了捍衞摩爾定律本身 。這讓英特爾無數次在危機中絕處逢生，最終再一次輝煌 。

有人説，不僅是英特爾成就了摩爾定律，摩爾定律也反過來像神靈一樣，庇護了英特爾這家公司，使它屹立不倒，一直站在科技行業的最前列。

與摩爾定律的作用類似，英特爾公司還有一個鐘擺理論。意思是在奇數年，英特爾將會推出新的工藝；而在偶數年，英特爾則會推出新的架構。簡單的説，就是奇數工藝年和偶數架構年的概念。

英特爾的鐘擺策略，等於是向全球的科技企業指明瞭英特爾的技術變化方向，從而帶着整個行業按着這個鐘擺形成一種共同的結構往前走，讓整個產業鏈跟着自己的節奏走，成為行業上下游默認的“帶頭大哥”。

在創始人方面，摩爾、諾伊斯和格魯夫這三個人的合作關係，可以説為硅谷所有企業設立了經典模板。彼得·德魯克在《管理的實踐》一書中曾提出： 一個完美的CEO應該具有三種人的性格於一身： 一個對外的人，一個思考的人和一個行動的人 。而英特爾的核心三人組， 正好符合這三個性格。

諾伊斯是對外的人，他脾氣好、待人友善，是公司最好的形象代言人。硅谷每個人都喜歡諾伊斯，甚至被大家親切地稱為“硅谷市長” 。摩爾是思考的人，行事風格很像一個隱世的高人，很少管公司的具體事情。而格魯夫是那個行動的人 ，他強硬、兇悍、激進、果斷、不近人情、蔑視人性。在一個身處高速發展、極其動盪的行業裏，這樣的CEO難能可貴。

他們三個人的合作方式，成為許多科技公司的核心團隊組建的模版。這可能是他們除了創立英特爾這家偉大的公司之外，留給世人最大的貢獻。

此外，英特爾的六大價值觀：以客户為導向、嚴明的紀律、質量的保證、鼓勵冒險、以結果為導向、讓員工樂在生活，已經成為英特爾長盛不衰的法寶。對比華為的企業文化，你會發現這兩家公司有極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