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錯了，這不是貿易戰_風聞

我們都錯了，這不是貿易戰作者：李少威

本文轉載自：南風窗（ID:SouthReviews）

美國原定於6月1日把來自中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關税率從10%提高至25%，但因為“海關執法因素”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海上過境”而推遲至6月15日。

這額外的半個月，算是一份兒童節禮物嗎？

不必抱有幻想。貿易問題只是表象，在5月份美國決定對華為進行全面的限制和打擊之後，事實已經非常明白，這根本不是一場貿易戰，而是對中國的戰略遏制的進一步深化。其真實的動機是阻止中國取得高科技優勢——這關乎中國能否真正崛起，也關乎美國的霸權是否可以維繫。

特朗普的唯一可以預測之處就是他的不可預測，反覆無常和手段狠辣，但看上去他並不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也許是他根本不屑於隱藏自己。在4月份，他就公開説：“5G是美國必須贏的競賽，不能允許其他國家在這個未來的強大產業上超越美國。”這已經把以貿易衝突外衣覆蓋起來的政治目的暴露無遺。

而在更早之前，希拉里·克林頓就説過：“我們的下一代不能生活在由中國人制定規則的世界裏。”不論是民粹主義還是建制派，在預防中國獲得全球領導權、遏止中國崛起這一目標上，都是高度一致的。

倘若無法實現背後的政治目的，那麼以貿易平衡、國家安全為藉口的行動就不會停止，中國在枝節上如何讓步都沒有太大意義。中國顯然無法以放棄民族前途為代價去滿足這一胃口，所以軍事以外的衝突必然是長期性的。

強者的角色，只能“我來”

雖然早已心知肚明，但中國的官方話語，依然把當前中美之間的較量限制在貿易摩擦範圍內，理性而剋制。

在美國對華為進行全面的限制和打擊之後，中國未對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對等的報復。不是中國無牌可打，而是不輕易打，國際貿易秩序的維繫，需要真誠、負責的態度，而中國相信維繫既有秩序的運轉對整個世界都有利。

這就出現了一種非常詭異的局面：主張自由貿易並在自身利益考量下為世界建立一整套秩序，並且在這一套秩序基礎上實現霸權、向全世界徵税的美國，嚷嚷着“不公平”，準備毀掉這套秩序，而一直在美國主導的秩序框架下活動還經常被質疑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中國，卻努力維繫着那一面由美國樹立的旗幟。

“文明衝突論”又開始活躍起來，但正如我們在另一篇文章裏探討過的那樣，“文明衝突論”只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是認識錯誤導致現實果然按照錯誤的方向去演化。

“文明衝突論”這種認識在上個世紀90年代被薩繆爾·亨廷頓理論化之前，就久已存在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認知和行事規律當中，其目的是鞏固白人的種族和文明優越感，確保他們對世界的支配地位。

直到今天，一以貫之。

2018年8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説，如果中國人過上美國、澳大利亞人的生活，那對世界將是一個災難。

奧巴馬是出於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説這話的，所以如果假設成立，結論其實沒錯。尤其他所指的是美國、澳大利亞那種高能耗、高浪費率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但中國的哲學文化傳統、人們的生活態度決定了中國人未來也不會過那樣的生活，所以這一假設恰恰是因為對中華文明的不瞭解。

事實上縱觀歷史，你會發現西方對他者文明從來沒有真正瞭解過，因為他們在觀察之前已經預設了一種敵對的前提。

他們對所有其它文明的看法，都是從自身邏輯出發的一種想象。比如，有一個問題歷史非常悠久：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看待中國，總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總認為如果中國強大起來，就將乾和他們幹過的一樣的事情。

他們血腥殖民過非洲，所以就認為中國現在和非洲的合作必定意味着殖民；

稜鏡門暴露出美國一直在監控全世界，所以許多美國人也在毫無證據的條件下相信中國將通過華為監控全世界。

“美國例外”。有些事情，它做可以，而其他人做，即便是想象也不行。它需要屏蔽其他人去做的可能性，而屏蔽行動又需要被賦予正當性，所以，這是“文明的衝突”。

像這樣的由理論去為自私賦能的現象，在歷史上見怪不怪。人種理論讓販賣黑奴和蓄奴制度毫無道德壓力，自由競爭理論讓19世紀無產者的悲慘處境顯得非常必要，社會達爾文主義讓排華行動看上去如此合理……

遏制，早就開始？

現實很有意思，歷史更有意思。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蒙羞。這一仗標誌着中國自強運動的終結，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

日本快速完成了制度轉向，實現了國家近代化，而中國的近代化夢想破滅。這個時候，正常邏輯下，其它國家應該擔憂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對不對？

然而西方那曼妙得令人滿臉問號的邏輯卻是這樣的：東方的日本能夠完成近代化，則意味着中國也有這種可能性，如果成為現實，那後果將無比恐怖，將成為全世界的災難。

於是，“黃禍論”沉滓泛起——只有趁着時機未逝瓜分中國，才可以預防這種想象中的後果，“瓜分”中國成為共識。日本割佔台灣、澎湖之後，俄佔旅順、大連，德佔膠州灣，法佔廣州灣，英佔威海衞和新界，以割佔的小塊地盤為中心，它們各自建立起在中國的經濟區域霸權。這時美國沒有參與，因為它正忙於應付殖民地菲律賓的革命運動，但通過“門户開放照會”，先確認自己也有權這麼做。

謝瓚泰正是根據這一形勢，畫出了那張讓中國人脊背發涼的《時局圖》。

所謂“黃禍論”，一言以蔽之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這與東漢迫使匈奴西遷、唐朝迫使西突厥西遷以及蒙古西征這三次歷史事件有關，上帝之鞭幾乎抽得西方世界體無完膚。最後一次，成吉思汗的孫子孛兒只斤·拔都率領的長子西征軍幾乎毀滅歐洲，關鍵時刻，中國人在重慶合川釣魚城打死了蒙古帝國大汗蒙哥，“上帝折鞭”，帝國分裂，歐洲才得以倖存。

匈奴、突厥、蒙古當時都是中華帝國的敵人，而且匈奴、突厥和蒙古的遊牧特性，與中華農業文明根本不同。然而“黃禍論”一概扣到了中國人頭上，並且在後來主要是針對中國人。

最早清晰闡述這一理論的是巴枯寧，“靈活運用”到極致的是傑克·倫敦，這樣包藏禍心的理論最適合盛長於有“文明衝突”以及種族主義意識的土壤。

接下來，1904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日本擊敗俄國，又讓西方震撼。這回應該沒中國什麼事了吧？然而那曼妙的邏輯又浮上心頭了，新一波“黃禍論”以更猛烈的勢頭出現。

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於1904年發表《黃禍》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別寫了兩部小説《中國佬》和《空前絕後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國海外移民題材的《白與黃》《黃絲帕》《陳阿春》《阿金的眼淚》等多篇作品。在這一連串精心炮製的“黃色傳説”裏，作者抨擊中國人為“劣等民族”，是對歐美白人世界構成威脅的“黃禍”，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

這些小説，代表着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想象，以及心理層面的行為動機。美國曆史學家羅威廉説：“具有諷刺意味且有違常理的是，在19世紀最後5年和20世紀前10年中，西方掠奪清朝時前所未有的兇猛攻擊，並非來自西方的自信，而是恰恰相反。”

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衰弱老邁之軀，尚且引來如此的預防性攻擊，今天面貌一新的中國遭受的待遇，在歷史視野下自然是水到渠成，毫不意外。對於美國政治而言，特朗普的出現或許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在歷史視野之內則是勢所必然。

中國需要定力

中國能否真正崛起，端看能否撐過眼前這一關。

“崛起”這個詞有一種兇猛的力量感，但我們相信即便中國取得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她發揮作用的方式也將不再是霸權、帝國。“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都有明顯區別於過去的世界秩序的特徵。

中國傳統文化不是贏家通吃的文化，而長期的社會主義意識浸染，也加強了中國人的共享意識。近代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文明，建立在性惡論和利益對抗的基礎上，而中華文明更多地強調性善論，以及利益的協調和共同實現。

人們常説，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乍一看，全世界的民族都可以以此自我標榜，但對中華民族而言，是有歷史文化依據的。

一方面固然因為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人與土地的穩定關係對農業文明的維繫至關重要，而不和平的環境會讓這種關係無以為繼；

另一方面，統治中國2000餘年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它流派的哲學思想，都誕生於春秋戰國這樣一個戰亂時代，思想家們骨子裏對和平具有強烈的嚮往，這種情結滲透於哲學當中，又通過哲學的生活化貫穿於往後的歷史。

因此，中國的崛起，以及假設在未來取得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可以重塑國際秩序，那麼這種新的國際秩序一定不會基於利益對抗，而會呈現一種共和式的共同治理。

所以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中國崛起恰恰與“黃禍論”背道而馳，應當是一種“黃福論”。不過，在事實出現之前，我們也不能指望獲得廣泛的理解，尤其不能指望獲得美國的理解。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比方，説美國是“整老二專業户”，英國、德國、蘇聯、日本、歐盟，先後整趴下5個，中國是第6個。“整老二”是為了維繫霸主地位。美國霸權建立在四根支柱之上：高科技、美軍、美元、好萊塢。如果在高科技上喪失了絕對領先地位，那麼其它三根支柱也會先後倒塌。

今天美國對中國揮動貿易大棒，對華為“下毒手”，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維繫高科技霸權，從而維繫整個美國霸權。通過對高科技企業的制裁，切斷中國科技發展與世界的聯繫；通過貿易大棒，動搖資本對中國的信心，進而撼動中國已經取得的工業優勢地位。

所以，這不是貿易戰，中國不能也不會輕易落入圈套。美國最希望看到的，也許就是中國把自己孤立起來，從而延緩中國科技進步的進程，這是我們需要在政治上高度警惕，行動上積極防止的。

時間在中國這邊，完全不必急躁。任它風雲變幻，我自氣定神閒。

還是那句簡單而經典的話最應該用作行動指南：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