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製造的精神病人——資本主義與心理健康_風聞

被製造的精神病人——資本主義與心理健康

資本主義永遠無法提供最有利於實現心理健康的條件。壓迫、剝削和不平等極大地阻礙了人類意義的真正實現。反對資本主義對精神福祉的殘酷破壞，必須圍繞階級鬥爭的核心，因為為社會主義而戰，不僅是為了增進物質平等，也是為了全人類，為了一個滿足包括心理需求在內的所有人類需求的社會。　　作者︱大衞•馬修斯

　　翻譯︱蜉蝣

　　校對︱杜平、蜉蝣

　　大衞•馬修斯(David Matthews)是威爾士蘭德里洛學院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課程的講師，並且是健康和社會關懷課程的負責人。

　　精神健康危機席捲全球。近期世界衞生組織估計，全世界有超過3億人患有抑鬱症，2300萬人有精神分裂症，每年約有80萬人自殺。1在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中，精神健康疾病是除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以外導致預期壽命下降的主要原因。2在歐盟，18-65歲的人口中27.0%有過精神健康疾病。3近二十年，僅在英國，精神健康問題就不斷增多。最新的英國國家衞生局成人精神病發病率調查顯示，2014年16歲以上人口中17.5%患有不同形式的抑鬱或焦慮，而1993年此數據僅為14.1%。此外，症狀嚴重到需要干預的比例從6.9%上升到了9.3%。4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物學解釋主導了專業治療與公眾意識對精神健康的理解，代表性理論是大腦化學物質失衡，強調如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經遞質的作用。儘管這個理論未經完全證實，但它主導了公眾和學術界的認識。5此外，作為生物學中遺傳還原論的反映，人們一直在努力將基因異常確定為精神健康障礙的另一個原因。6儘管如此，基於基因學的解釋也沒有確鑿的證據。7雖然在特定情況下生物學解釋可能提供了對精神健康狀況不佳的啓發性見解，但這遠遠不夠。顯然，存在着重要的社會狀況，可以闡明不可能根據生物決定論來減少不良精神狀況。8

　　由於社會原因在生物學框架內被解構，並被科學術語遮蔽，心理健康與社會狀況之間的密切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了。診斷經常從個體開始和結束，檢查忽略了社會因素，求助於從生物學來解釋精神疾病。然而，必須認識到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因素對人們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確實存在某些更有利於心理健康的社會結構。作為社會上層建築形成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良精神健康狀況的決定因素。研究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的馬克思主義學家，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認為，“正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資本主義，造成了今天全世界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只有“在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中”，精神痛苦才能被減輕。9

　　接下來，我以英國為例簡概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心理健康狀況，利用馬克思主義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精神分析法，他強調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必須滿足才能確保最佳心理健康狀況的需要。我支持弗格森的觀點，我認為資本主義對於決定心理健康的狀況和普遍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的運作與真正的人類需求是不相容的。這篇概述包含了對近年來英國出現的精神衞生服務使用者的政治運動的描述，這些運動旨在挑戰對不良精神健康狀況的生物學解釋，並呼籲將不平等和資本主義置於問題的核心。

心理健康與壟斷資本主義

　　在《壟斷資本》的最後幾章中，保羅·巴蘭(Paul Baran)和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明確了壟斷資本主義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認為該制度未能“為一個能夠促進其成員健康和幸福發展的社會提供基礎”。10他們以壟斷資本主義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為例，説明了其墮落的本質。只有少數的幸運兒才認為工作是愉快的，對大多數人來説，工作是非常令人不滿的。人們試圖不惜一切代價逃避工作，但休閒往往不能提供任何安慰，因為它也是毫無意義的。巴蘭和斯威齊認為休閒已成為懶惰的代名詞，而不是滿足愛好的機會。人們對無所事事的渴望反映在流行文化中，書籍、電視和電影都是一種被動的娛樂狀態，而不是對智力的需求。11工作和休閒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結合起來。消費品不再用於消費，已經成為社會聲望的標誌，消費成了一種表達個體社會地位的手段。然而，消費主義最終滋生了不滿，因為人們總是希望用舊產品代替新產品，這將把維持社會地位變成對無法達到的標準的無止境的追求。“在滿足生存基本需求的同時，”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工作和消費“越來越失去內在內容和意義。”12結果是一個以空虛和墮落為特徵的社會。在假設工人階級發動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的情況下，可能的現實是“當前衰敗過程的延續，制度的壓迫和人性的基本需求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不可容忍”，從而導致“日益嚴重的精神障礙的傳播”。13在當今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矛盾依然突出。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對利潤無情追求與人類基本需求之間的不相容。結果，改善心理健康所需的條件遭到了猛烈的破壞，壟斷資本主義社會飽受神經症和更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

艾瑞克·弗洛姆：心理健康與人性

　　巴蘭和斯威齊對壟斷資本主義與個人關係的理解受到精神分析法的顯著影響。首先，他們提到了諸如性慾驅動和自我滿足等潛在活力的中心性。此外，他們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觀念，即社會秩序需要壓抑性慾的能量，使他們昇華為社會可接受的目標。14巴蘭自己進行過精神分析的寫作。20世紀30年代初，他與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合作，直接受到艾瑞克·弗洛姆和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影響。15正是在這個廣泛的框架內，巴蘭和斯威齊分析確定了心理健康理論。資本主義和人類需求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對人類活力的壓抑。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提出了一種獨特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立場，這種立場有助於理解當今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心理健康。巴蘭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的。16

　　弗洛姆在説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要性的同時，認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對他影響更深，他認為馬克思是卓越的智者。17弗洛姆接受了弗洛伊德理論的前提，即關於無意識、壓抑以及無意識驅動修正的理論，但他認識到正統弗洛伊德主義未能將更深層次的對個體的社會學理解融入其分析中。談到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構建了一個人的意識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塑造的，無意識的驅動被壓抑或指向可接受的社會行為的理論。儘管馬克思從未產生過正式的心理學理論，弗洛姆認為這個理論的基礎存在於異化的概念。18馬克思是用異化來説明資本主義對人類的身體和精神的影響的。19其核心在於異化展示了人們對自己和周圍世界，包括對同類的疏離感。異化對於理解心理健康的具體價值在於闡釋了資本主義使人類存在與本質之間產生疏離。對於馬克思來説，資本主義將個體與其存在的本質區分開來。這一原則滲透了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學，該學説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脱離了自己的本質。

　　馬克思認為，人性是有雙重性的，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一般的人性，然後再理解每個歷史時期被修正的人性。”20有些需求是不變的，如食慾和性慾，然後是相應的源於社會歷史和文化結構的慾望。21受馬克思啓發，弗洛姆認為人性是所有個體固有的，但其可見的表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背景。不能假定“人的精神構成是一張白紙，本身沒有內在的品質，社會和文化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文本…真正的難題是從無數的人性表現中推斷出全人類共有的核心本質。”22弗洛姆認識到基本生理需求的重要性，如食慾、睡眠和性慾，是構成人性的一個部分，必須首先得到滿足。23儘管如此，隨着人類的進化——從動物到獨特的人類，食慾、睡眠和性慾最終達到了一個超然的存在狀態。24由於對自然的掌握，人類發現滿足基本生理需求越來越容易，滿足的緊迫性逐漸變得不那麼重要，而隨着進化過程人類發展出更復雜的智力和情感能力。25從而，個人最重要的驅動力不再植根於生物學，而是植根於人類的條件。

　　考慮到有必要建立一種對人性的理解來評估心理健康，弗洛姆確定了人類狀況的五個主要特徵。第一個是聯繫。人意識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獨的，因此努力建立團結的紐帶。沒有團結，作為個體存在是無法容忍的。27第二，人類對自然的支配使生理需求的滿足更容易，也使人類能力出現，有助於創造力的發展。人類發展了表達創造性智慧的能力，並將其轉化為需要實現的核心人類特徵。28第三，人類在心理上需要根深蒂固和歸屬感。隨着出生切斷了自然歸屬的聯繫，個體不斷追求根深蒂固的感覺，從而與世界融為一體。弗洛姆認為，真正的歸屬感只能在建立在團結基礎上的社會中實現。29 第四，人類極其渴望並培養出一種自我認同。所有人都必須建立自我意識和成為特定個體的意識。30第五，人類在心理上必須建立一個體系，用以理解世界和他們自己的經歷。

　　作為弗洛姆主張的普遍人性的代表，這些驅動的滿足對於達到最佳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正如他所説，“如果人按照人性的特點和規律發展到完全成熟，就會實現心理健康。精神疾病就是這種發展的失敗。”32他不認同強調性慾和其他生理驅動的精神分析理解，他認為心理健康與人類的獨特需求的滿足有內在聯繫。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心理的完全滿足被挫敗了。弗洛姆主張，不良精神健康的根源在於生產方式及相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其結構阻礙了人類內在需求的完全滿足。33 弗洛姆認為，這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是：“如果其中一種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人就會精神錯亂。如果它得到滿足但以令人不滿意的方式……則會出現……神經症。”33

工作和創造性壓抑

　　與馬克思一樣，弗洛姆認為，創造性的本能願望最可能通過工作獲得滿足。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極力主張，勞動應該是一種充實的體驗，允許個人在身體和智力上自由表達。工人應該能夠把他們的勞動產品作為他們本質和內在創造力的有意義的表達。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是一種異化的體驗，將個人與勞動過程隔離開來。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是指“勞動對工人來説是外部性的，也就是説，它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在勞動中他不能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能感到滿足而是感到痛苦，不能自由發展身體和精神上的能力而是身體受到屈辱，心靈被毀壞。35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確保人類的能量被用於勞動，即使它經常是痛苦和乏味的。36勞動不是滿足表達創造力的需要，而是通過工資勞動的單調和繁重的義務來抑制它。在英國，人們普遍對工作表示不滿。2018年初一項對員工的調查估計，47%的人會考慮在來年尋找新工作。在給出的理由中，首先是缺乏職業晉升機會，緊接着是無法享受工作和感覺工作沒有任何變化。38這些原因開始説明勞動過程中根深蒂固的異化。許多人認為工作沒有什麼意義，也沒有機會實現個人滿足和表達。

　　據此，可以説，在英國(就像許多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大部分勞動力感到與工作脱節，並不認為工作是一種創造性體驗。弗洛姆認為，實現創造性需求對於保持心理健康至關重要。被賦予了理性和想象力的人類不能作為被動的存在而存在，而是必須作為創造者而存在。39然而資本主義下的工作顯然無法實現這一點。大量證據表明，工作遠遠不是對心理健康有益，實際上是有害的。儘管由於這個過程的無形性，確切的數字可能仍然未知，但可以推斷，對於許多勞動力成員來説，工作引起普遍的不愉快，不滿和沮喪是司空見慣的。此外，由對工作的不滿引發的更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如壓力、抑鬱和焦慮，正日益增多。在2017-2018年，這些情況佔英國所有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44%，57%的工作日因不良健康狀況而喪失。40 2017年另一項研究顯示，約60%的英國員工在過去一年中遭受了與工作有關的不良精神健康狀況，最常見的是抑鬱和焦慮。41

　　資本主義下的工作性質和組織顯然不是歡樂的來源，不是以滿足個人創造力令人滿意的方式。正如巴蘭和斯威齊所説，“工人無法對自己努力的結果感到滿意。”42相反，工作使個體從根本上疏離了他們的本性，從而導致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心理健康狀態。英國約一半的勞動力遭遇過與工作有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時許多人感到沮喪，因此存在弗洛姆所説的社會模式缺陷。43毫不誇張地説，心理健康的惡化是對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勞動的標準反應。資本主義社會中消極情緒變得司空見慣，並在不同程度上被視為對工作的正常反應。除了嚴重的精神健康障礙外，許多形式的心理障礙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不被看作是問題。因此，心理健康的惡化正常化。

有意義的連接與孤獨

　　弗洛姆認為，積極的心理健康，與以愛與友誼為形式的有意義的個人關係以及團結的表達之間存在固有的關係。個體敏鋭地意識到他們在世界上的“孤獨”，試圖擺脱孤立的心理牢籠。44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的運作經常阻礙這種需求的圓滿實現。巴蘭和斯威齊發現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關係的不足。他們認為輕浮在社交中蔓延，這種行為的典型特徵是膚淺的聊天和虛偽的愉悦。隨着社交越來越侷限於熟人和閒聊，友誼所需的情感承諾和談話所需的智力努力基本上不存在。45當代壟斷資本主義也不例外。雖然很難衡量其存在和性質，但可以説，困擾當今資本主義最普遍的神經症是孤獨。人們愈發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公共衞生問題，或許最具象徵意義的是英國政府在2018年設立了一位孤獨大臣。

　　孤獨作為一種神經症狀會導致衰弱。個體可以通過酒精和藥物的濫用來減輕痛苦，但持續的孤獨感會增加緊張感和使血壓升高，並對心血管和免疫系統功能造成損害。46孤獨本身就是一種心理健康問題，它會加劇其他的心理健康問題，並且往往是抑鬱的根本原因。47據估計，2017年，13%的英國人沒有親密朋友，17%的人僅有普通朋友或者關係稍差一些的朋友。45%的受訪者聲稱在近兩週內至少有一次感到孤獨，18%的人經常感到孤獨。儘管親密的戀愛的關係是防止孤獨的屏障，但47%的人在與伴侶的生活中表示至少在某些時候感到孤獨，16%的人經常感到孤獨。48最近人們在努力確定孤獨的遺傳學因素，來從科學上解釋人為什麼會產生孤獨感，而環境條件可能會加劇個體對孤獨的易感性。49然而，即使是最生理決定論的分析也承認社會環境對孤獨感的增加有重要影響。儘管如此，很少有研究嘗試嚴肅地説明資本主義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人們的孤獨。

　　個人主義作為構建理想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項原則，一直是至高無上的。個人奮鬥、自力更生和獨立被公認為資本主義的標誌。正如今天所理解的，個人主義產生於封建莊園經濟的解體，以家庭和村莊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屈服於在市場上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個人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每個人的生活更多地是作為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羣體的中一部分進行的，在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發展出了孤立的、私人的個體和日益私有化的核心家庭。50弗洛姆認為，對個體美德的宣揚和讚美意味着社會成員在資本主義下比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下更加孤獨。51資本主義對集體主義的強烈反對，以及對競爭的偏好和激勵，更加明顯地提高了個體的地位。個體必須在總體上相互競爭，以促進個體發展。更具體地説，從經濟上講，競爭是市場運作的基礎之一;從思想上講，它符合一種普遍的信念，即要成功，就必須與他人競爭稀缺的資源。競爭的結果是，它將個體分離開來。社會的其他成員不被視為獲得支持的來源，而是個人進步的障礙。因此，社會團結的紐帶被大大削弱。於是，孤獨被嵌入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作為其價值體系的必然結果。

　　孤獨不僅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的運作而加劇了。作為資本主義不可阻擋地趨向於擴張的必然結果，生產增長是其基本特徵之一。擴大生產的概念已經成為一個公理化的概念，很少受到挑戰。由於工作優先於社會關係，因此人們在社會關係上的投入明顯減少。此外，新自由主義改革使許多工人的工作越來越不穩定，保護越來越少，福利無法得到保障，僱傭時間也越來越少，所有這些都加劇了孤獨感。勞動力無產化趨勢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工人處於不安全狀態並遭受更多的剝削。人們越來越以工作為中心，沒有工作或無法通過工作確保適足生活水平的威脅，已成為許多人在“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中的現實。52個體別無選擇，只能犧牲有意義的社會關係，投入更多的時間去工作。

　　可以通過實際工作時間來説明人們對工作的日益重視。儘管在2007到2009年的金融危機後英國工作周的平均長度有所增加，但過去20年的工作周總體上是下降的。然而，兼職工人工作時間以及兼職的數量增加了。此外，2010年至2015年，每週工作超過48小時的全職勞動力人數增加了15%(法律規定：額外的工作時間必須由僱主和僱員商定)。53此外，2016年一項員工調查顯示，27%的人表示的工作時間比他們預期的要長，從而對他們的身心健康產生了不良影響，31%的人認為工作干擾了他們的私人生活。54值得注意的是，孤獨不僅僅是工作之外的生活的一個特徵，也是工作中的一種常見經歷。2014年，據估計，42%的英國員工不認為同事是親密的朋友，很多人在工作場所感到孤立。

　　心理學家傑奎琳·奧爾茲(Jacqueline Olds)和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把以犧牲人際關係為代價更多地參與生產活動，稱為“忙碌崇拜”。55雖然他們準確地認識到了這一趨勢，但他們仍然從工人自由選擇了這種生活來評價這一趨勢。這消除了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嚴重批評，也消除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忙碌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固有的自我擴張的結果。此外，奧爾茲和施瓦茨沒有認識到這一趨勢是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反映，這種勞動力市場結構使得更多的工作成為必要而不是選擇。避免孤獨和尋求有意義的關係是人類的基本願望，但資本主義抑制了他們的圓滿實現，同時也抑制了形成愛和友誼的共同紐帶以及團結地工作和生活的機會。作為回答，正如巴蘭和斯威齊所説，對孤獨的恐懼驅使人們尋求一些最不滿足的社會關係，從而最終導致更大的不滿情緒。56

物質主義與對個體身份認同和商品符號價值的追求

　　對於壟斷資本主義而言，消費是一種重要的吸收過剩產品的方式。在競爭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無法預見銷售將如何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57廣告、產品差異化、計劃報廢(譯者注：為增加銷量故意製造不耐用商品)和消費者信貸都是刺激消費者需求的必要手段。同時，也不乏願意消費的人。除了人們對高強度工作的接受，弗洛姆還將消費慾望視為資本主義下生活的另一個整體特徵，並認為這是一種把人作為資源來支持經濟的典型。58

　　隨着消費品對人眼球的吸引得到重視，而非實用性，人們已經從消費使用價值轉向消費符號價值。人們追隨流行文化並做出購買一輛汽車、一件品牌服裝或一台技術設備等商品的決定，通常是基於商品宣傳傳達給消費者的信息。通常，消費主義是個人建構個人身份的主要方法。人們把感情投入到與消費品相關的符號價值上，希望這些物品擁有的任何無形品質都能通過所有權傳給他們。在壟斷資本主義下，消費主義更多的是對觀念的消費，而不是為了滿足固有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弗洛姆認為，“消費應該是一種具體的人類行為，在消費中，我們的感覺、身體需求、審美趣味……都是相關的：消費行為應該是一種有意義的……體驗。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幾乎沒有，消費本質上是滿足人為刺激下的幻想。”59

　　對個人身份認同和商品符號價值的追求鼓勵了永不滿足的消費慾望。然而，每次購買通常都達不到它的許諾。很少有人能真正通過消費來獲得滿足感，因為創造性消費的是一種人為的理念，而不是一種將我們的存在賦予意義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消費主義作為一種異化的形式變得更加明顯。消費品不是為滿足固有需求而設計的產品，而是通過其製造的意義和符號來刺激和滿足預先設計的反應和需求。60任何人想要或認為可以從消費產品獲得身份認同，或者從消費品中滿足創造性的符號價值，都是錯誤的。

　　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並沒有帶來歡樂，而是導致了普遍的不滿，因為高價值被用於資本增值上。雖然消費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存在於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但在那些不平等程度更大的社會中——英國顯示出比大多數國家更廣泛的財富差距——消費和獲取的慾望大大促進了神經症的出現，因為維護社會地位和效仿社會上層的努力成為一種巨大的壓力。近年來，這種影響在英國家庭中得到了證實。2007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確定，在21個最富裕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英國的兒童福利水平最低。作為回應， 2011年對英國家庭進行的一項的分析，將其與西班牙和瑞典的家庭進行了比較，後者是兒童福利排名前五的國家。61

　　這三個國家中，消費主義在英國影響是最大的，因為它在所有家庭中都很普遍，不論其富裕程度如何。英國父母被認為比西班牙和瑞典的父母更加物質主義，並且對待他們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們購買最新的品牌消費品，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將確保他們的孩子在同齡人中的地位。這是孩子們都認同的價值觀，許多孩子認為社會聲望是基於品牌消費品的所有權。有證據表明，這導致了人們的擔憂和焦慮，尤其是那些認識到自己處於不利地位的貧困家庭的孩子。雖然認為他們需要為自己和孩子不斷購買新商品是英國父母的共識，但許多人還是感到了維持這種物質生活方式的心理壓力，並屈服於這種壓力。在這三個國家，孩子們都認識到了自己對幸福的需求，包括與父母和朋友共度的美好時光，以及發揮自己創造力的機會，尤其是通過户外活動。儘管如此，研究表明，在英國，許多人並沒有滿足這樣的需求。由於工作需要，家長們很難與孩子們相處足夠的時間，而且出於安全考慮，他們經常阻止孩子們參加户外活動。隨後，父母用消費品進行補償，這很大程度上不能滿足孩子的需求。因此，英國兒童形成和參與有意義的關係和創造性行為的需求被壓制，而通過消費主義來滿足這些需求的努力未能給他們帶來幸福。

作為階級鬥爭的抵抗

　　在不否認生物原因存在的同時，必須承認社會結構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壟斷資本主義的作用妨礙了許多人的心理健康。然而，除此之外，強化個體化的心理健康觀念，掩蓋目前生產方式不利影響的醫學模式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這就迫使精神衞生服務使用者服從醫療專業人員的判斷。這種醫療模式還鼓勵在個體遭受精神痛苦時中止和削減其公民權利，包括將違背其自身意願的行為合法化，並將其排除在決策者之外。對於那些遭受精神痛苦的人來説，資本主義下的生活常常以壓迫和歧視為特徵。

　　意識到他們被壓迫的地位，精神衞生服務的用户和倖存者現在正在挑戰醫學模式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及其對資本主義對心理影響的模糊化。此外，他們越來越多地聯合起來，並提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健康的社會模式作為一種替代方案。殘疾社會模式認為社會障礙的產生是資本主義導致的結果，社會障礙被界定為把人們從勞動力市場排除出去。從廣義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精神健康的社會模式將物質劣勢、壓迫和政治排斥視為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

　　2017年，在英國，心理健康行動組織——國家倖存者用户網絡(National Survivor User Network)明確拒絕了醫療模式，並將社會正義作為運動的核心。作為為心理健康採取社會措施的呼籲的一部分，該組織明確譴責新自由主義，認為財政緊縮措施和社會保障的削減導致精神健康不良人羣的發病率不斷上升，也導致了國民中現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惡化。認識到社會不平等是造成精神健康狀況不佳的一個原因，國家倖存者用户網絡提出，精神衞生服務用户所面臨的挑戰應當成為對社會普遍不平等的更廣泛控訴的一部分，並認為“緊縮措施、破壞經濟政策、社會歧視和結構性的不平等正在對人們造成傷害。我們需要挑戰這一點，將其作為更廣泛的社會正義議程的一部分。”62此外，回收箱(Recovery in the Bin)行動組織把自己和更廣泛的心理健康運動置於階級鬥爭中，推動建立一種社會模式，將資本主義視為不良精神健康的重要決定因素。此外，代表少數民族的金德里德 ·曼茲(Kindred Minds)積極宣傳一種認識，精神痛苦不是生物學特徵的結果，更多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經濟不平等等社會問題的結果，“被病態化為精神疾病”。63壓迫和歧視是全民精神健康惡化的催化劑，少數民族被迫承受了更大程度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不平等和偏見。

　　資本主義永遠無法提供最有利於實現心理健康的條件。壓迫、剝削和不平等極大地阻礙了人類意義的真正實現。反對資本主義對精神福祉的殘酷破壞，必須圍繞階級鬥爭的核心，因為為社會主義而戰，不僅是為了增進物質平等，也是為了全人類，為了一個滿足包括心理需求在內的所有人類需求的社會。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受到資本主義不人道的迫害，但是，緩慢而堅決地鬥爭是由最受壓迫和剝削的人領導的。資本主義在精神健康領域所提出的挑戰必須被視為更廣泛的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作為許多人爭取社會公正、經濟平等、尊嚴和尊重的一個戰線。

　　參考文獻

　　1. 世界衞生組織，關於心理健康的情況説明 (日內瓦: 世界衞生組織, 2017), http://who.int。

　　2. 世界衞生組織, 數據和資源(日內瓦: 世界衞生組織, 2017), http://euro.who.int/en。

　　3. 世界衞生組織, 數據和資源。

　　4. 薩莉·麥克馬努斯, 保羅·貝賓頓, 瑞秋·詹金斯和特勞·拉赫, “英國心理健康與幸福：2014年成人精神病發病率調查”(利茲市，2016年)。

　　5. 佈雷特·J·迪肯和 迪恩·麥克凱, “心理問題的生物醫學模型：呼籲進行批判性對話”，《行為治療師》第38期，2015年第七期：231-35頁。將這種方法確定為市場機遇的製藥公司一直是這種方法的主要獲益者，例如佈雷特·J·迪肯和格雷森·李·貝爾德所闡述的抗抑鬱藥物的發展，“抑鬱症的化學失衡解釋：減少責任在什麼成本?”，《社會和臨牀心理學雜誌》第28期，2009年第四期：415-35頁。

　　6. 約旦·W·斯穆勒等人舉例，“鑑定共同影響五種主要精神疾病風險位點：全基因組分析”，《柳葉刀》第381期：1371-79頁。在這項研究中，五種最常見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和抑鬱症，與遺傳變異有關。

　　7. 迪肯和麥凱，“心理問題的生物醫學模型”，233頁。

　　8. 社會階層是心理健康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科學研究。第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研究是羅伯特E.L.法里斯和亨利·W·鄧納姆，《城市地區精神障礙》(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9年)，該研究發現芝加哥最貧困地區的精神障礙發病率更高。接下來是霍林斯黑德和弗雷德裏克·C·雷德里克在英國和美國的研究，《社會階層和精神疾病》(紐約：約翰威利出版社，1958年);利奧·斯羅爾，托馬斯·S·蘭格，斯坦利·T·邁克爾，馬爾文·K·歐普樂和托馬斯A.C.倫尼，《大都市心理健康：曼哈頓中城研究》(紐約：麥格勞山出版社，1962年);及約翰·施瓦布，羅傑·貝爾， 喬治·J·沃希特和魯比·施瓦布，《社會秩序和心理健康：佛羅里達健康研究》(紐約：布魯納·馬澤爾出版社，1979年)。

　　9. 伊恩·弗格森，《思想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困境》(倫敦：書籤出版社，2017年)，15-16頁。

　　10. 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紐約：月刊評論出版社，1966年)，285頁。

　　11.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 346-47頁。

　　12.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 346頁。

　　13.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 364頁。

　　14.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354-55頁。

　　15. 保羅·巴蘭，《遠景》(紐約：月刊評論出版社，1969年)，92-111頁;保羅·斯威齊，“保羅·巴蘭：個人回憶錄”，保羅·巴蘭：《集體肖像》(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32-33頁)。巴蘭起草的未出版的巴蘭和斯威齊的《壟斷資本》，題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質量II”，包含了一個關於心理健康的章節。然而，這一章沒有包括在書中，因為它在巴蘭去世的時候還沒有完成。然而，本書的其他部分也有一些關於心理健康的觀點。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質量II”在它被巴蘭起草近60年之後，最終在2013年的《每月評論》上發表時，由於精神健康部分章節不完整，被排除在外。見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質量：文化與傳播”，《每月評論 》總第65期，第3期(2013年7月至8月)，43-64頁。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書評的一篇評論中，羅伯特·海爾布隆納注意到壟斷資本精神健康的治療並提出批評。對此，斯威齊在一封信中作出了回應，為他們在這方面的分析進行了辯護。見羅伯特·海爾布隆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紐約：Vintage，1970年)，237-46頁;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書信)，《紐約書評》，1966年7月7日，26頁。

　　16. 弗洛姆的影響在巴蘭的作品和通信中很明顯。他研究弗洛姆的《理智的社會》，以及馬庫塞的《愛慾與文明》和《單向度的人》(手稿)。毫無疑問，他對兩位思想家的廣泛工作都很熟悉。雖然巴蘭不完全同意馬庫塞的具體分析，但他公開承認他工作的重要性和意義，認為《愛慾與文明》與美國社會有着密切的關係，並承認精神分析對理解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至關重要。參見尼古拉斯·巴任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壟斷資本時代：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精選通信》，1949-1964(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17年)，127頁，131頁。又見“巴蘭-馬庫塞通信錄”每月評論基金會，https://monthlyreview.org。

　　17. 埃裏希·弗洛姆,《超越幻覺的鎖鏈：我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遭遇》(倫敦：連續體，2009年)。

　　18. 弗洛姆,《超越幻覺的鎖鏈》，35頁。

　　19. 伯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131頁。

　　20.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 第一卷(1867年寫作;倫敦: 勞倫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 1977年), 571頁.

　　21. 埃裏希·弗洛姆, 《馬克思的“人”的概念》(倫敦：布盧姆斯伯裏出版社，2016年)，23-24頁。

　　22. 埃裏希·弗洛姆，《健全社會》(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

　　23.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65頁。

　　24.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22頁。

　　25. 弗洛姆,《超越幻覺的鎖鏈》, 27頁。

　　26.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27頁。

　　27.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28-35頁。

　　28.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35-36頁。

　　29.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37-59頁。

　　30.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59-61頁。

　　31.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61-64頁。

　　32.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14頁。

　　33.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76頁。

　　34.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66頁。

　　35. 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932年寫作;弗吉尼亞州: 懷爾德出版社, 2011年)。

　　36. 弗洛姆,《超越幻覺的鎖鏈》，63頁。

　　37.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173頁。

　　38. 投資於人,《工作流失趨勢: 2018年員工情緒調查》(倫敦: 投資於人, 2018年), http://investorsinpeople.com.

　　39.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35頁。

　　40. 衞生安全局, “工作壓力, 2018年英國抑鬱或焦慮統計數據”(英國布爾特市: 衞生安全局, 2018年), http://hse.gov.uk。

　　41. 《社區商業》,《2017年工作心理狀況報告》(倫敦：社區商業, 2017年),http://bitc.org.uk。

　　42.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345頁。

　　43.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15頁。

　　44.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29頁。

　　45.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347-48頁。

　　46. 喬·格里芬,《孤獨社會?》(倫敦：心理健康基礎, 2010年)。

　　47. 格里芬，《孤獨社會?》，4頁。

　　48. 戴維·馬喬裏班克斯和安娜·達內爾·布拉德利，“你並不孤獨：英國社會關係的質量”(唐卡斯特市：2017年)，17-18頁。

　　49. 呂克·古森，伊斯克·範·羅克爾，麥凱·維爾哈根，約翰·T·卡西奧普，斯蒂芬妮·卡西波，馬利斯·梅斯和多麗特·布姆馬，“孤獨的遺傳學：將進化理論與全基因組遺傳學，表觀遺傳學，社會科學相連接”，《觀察心理科學》(2015年)：213-26頁。

　　50. 邁克爾·奧利弗,《殘疾政治》(英國, 貝辛斯托克: 麥克米倫報,1990年);伊萊·扎雷茨基,資本主義，家庭和個人生活(倫敦：冥王星報,1976年)。

　　51. 弗洛姆,《對自由的恐懼》, 93頁。

　　52. 參見李嘉圖·安東尼，“新服務無產階級”，《每月評論》，(2018年4月)：23-29頁，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市場不斷演變的不安全感和無產階級分化的加劇。

　　53. 工會大會，“每週工作超過48小時的人增加15%，重新回到‘倦怠英國’，工會大會警告，”2015年9月9日; 喬茜·柯克斯，“英國員工比以往任何時候加班更多——通常沒有額外的錢”，《獨立報》，2017年3月。

　　54. 大衞·馬約裏班克斯，“愛的勞動——還是勞動對抗愛?：我們在工作中的關係;關係和工作”(唐卡斯特，2016年)。

　　55. 傑奎琳·奧茲和理查德·施瓦茨，《孤獨的美國人：二十一世紀的漂泊》(波士頓：燈塔出版社，2009年)。

　　56.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347-48頁。

　　57. 巴蘭和斯威齊，《壟斷資本》， 115頁。

　　58. 弗洛姆，《超越幻覺的鎖鏈》，63頁。

　　59. 弗洛姆, 《健全的社會》，129-130頁。

　　60. 羅伯特·博科克，《消費》(倫敦：勞特利奇， 2001年)，51頁。

　　61. 聯合國兒童基金, 因諾琴蒂工作報告7：兒童貧困透視：富裕國家兒童福利概況(佛羅倫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因諾琴蒂調研中心，2007年)，http://unicef-irc.org。

　　62. 國家倖存用户網絡(NSUN)宣言2017: 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視野，我們的價值, http://nsun.org.uk。

　　63. 拉扎·格利菲斯，《呼籲社會公正：為黑人和少數民族社區的精神衞生服務用户制定更公平的政策和實踐》(倫敦：親情思想，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