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與現代文明的起源_風聞

來源：《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韓毓海著

這世上的書已經太多了,我們為什麼還要讀馬克思的書?

　　如果不是為了完成“規定動作”,那麼,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科學”。

　“科學”是一個產生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詞，但丁對此的著名定義是：博學深思是重要的，不過，單純依靠思考卻是遠遠不夠的，只有通過語言、文筆、畫筆、鑿子等把它們表現出來,才能成為科學。

         中國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華民族的現代命運，更需要懂得馬克思。

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恩格斯

馬克思是大知識分子，是無比傑出、深邃的學者，但是，人們卻把他稱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

以批判“舊世界”和現存資本主義秩序為工作目標的馬克思，終其一生很難説崇拜過什麼，如果有的話，那麼，他畢生崇拜的就是無產階級。

一個大知識分子、一個如此偉大的學者畢生竟然以無產階級為服務對象，這在今天的“精英”們看來，如果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經錯亂”。

我們首先要知道：馬克思畢生謳歌併為之戰鬥的無產階級，乃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無產階級是與現代歐洲文明一起產生的，它是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者和掌握者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既是勞動者，但更是知識者——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相統一的代表者；從這個意義上説，即使在今天的歐洲，我們恐怕也很難看到、找到馬克思所知道的那種“無產階級”了，曾幾何時，在勞動成果被剝奪的同時，無產階級創造的先進文化——包括科學技術也被資產階級盜取了，無產階級已經被從社會再生產領域中驅逐出來，兩手空空地走向了黯啞的物質領域。

馬克思所説的那個無產階級的前身，是以“行會”為依託的工匠階級，而正是工匠們推動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正是他們所開創和引導的“自然的知識”大潮成為歐洲啓蒙運動的內核與動力，也正是他們在生產勞動中，為了縮短勞動時間、減輕勞動負擔、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會財富而萌生的那些日積月累的發明，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大革命，並最終推動了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變革——現代工業革命。

歐洲科學技術史表明：自16世紀以來，歐洲無產階級及其前身工匠勞動者就是歐洲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是他們引導了文藝復興、開闢了啓蒙的自然知識領域，最終正是他們的後繼者——產業無產階級創造出現代科學技術。16世紀以來直到工業革命的發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工匠和產業無產階級一直就是歐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階級，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勞動與知識非但沒有分離，而且，人們還日益認識到：只有思辨體現為行動，只有頭腦被手的試驗、勞作所證實，如此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而這就是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動力，是歐洲“新文明”的實質，這個“新文明”的基本特徵就是唯物主義，它最終的代表者當然就是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並非橫空出世，它首先是歐洲現代新文明的產物，因此，只有將馬克思放置到歐洲新思想家的羣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這一方面，我們過去做得不夠。

為了補上這一課，我們現在就必須從啓發了馬克思的歐洲思想“先驅們”説起，而他們當中最為重要的，首推盧梭。

實際上，在馬克思之前，是盧梭最早認識到：現代社會的興起，乃是與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相聯繫的。盧梭目睹了城鄉分化背後農民與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裏巧奪天工的工匠與能説會道的“人文學者”之間的分化。作為工匠的兒子，盧梭認為那些能説會道的“人文學者”本質上與神學家們一樣，都不過是些靠煽動迷信，靠調動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以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種可疑的社會價值標準的“騙子”，他們與辛勤勞作的農人和巧奪天工的工匠們不同，正是這些“形而上學家”敗壞了歐洲文明，也敗壞了人類的“理解力”；一旦將他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人類理解力”的太陽）將照遍全球。

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於日內瓦，他的父親伊薩克·盧梭與古典物理學的祖宗牛頓同名，是日內瓦的一位鐘錶匠師傅。通過盧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們能夠穿越歷史，去認識什麼是歐洲的工匠階級，去了解工匠階級在歷史上能夠做什麼以及他們實際上做到了什麼。

盧梭的家世很不幸，鐘錶匠伊薩克·盧梭的太太蘇珊娜因孕育偉大的雅克·盧梭難產而死，這場災難還造成了新生兒先天尿道畸形，這個痼疾折磨了天才盧梭一生；鐘錶匠父親伊薩克一輩子自然是對這個新生兒又愛又恨，因為這個孩子是“魔鬼的禮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親。但是，從今天的角度看，盧梭的這位鐘錶匠父親完全就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因為他的腦袋裏不僅裝着鐘錶行走的規律，還裝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漸進的想法，在他看來，宇宙就是個鐘錶，上帝便是鐘錶匠行會的總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鐘表匠：

伊薩克是有學問的人，他給孩子講天體的運行和哥白尼的學説，還講了宇宙學的基本知識。1719年冬天讓雅克七歲時，把母親留下的小説都看完了，接着就讀他外祖父薩穆爾·貝爾納教士留下的書。這一次，他開始讀另外一類書籍：他讀莫里哀的作品和奧維德的《變形記》，還有呢！父子兩人開始讀納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講義》、豐特耐爾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和《死人的對話》；還瀏覽了塔西陀和格勞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爾的六大卷《教會和帝國史》他們也不厭其煩地讀。盧梭説他“幾乎能把這部書背下來了”。在搖曳的燭光下，伊薩克修鐘錶，而讓雅克則朗朗讀書。

“伊薩克修鐘錶，而讓雅克則朗朗讀書”——這情景令人無限感慨。我們不要忘記，他們讀的乃是天體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勞秀斯，是羅馬史，並不是“故事會”。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這幸福的場景絕不是學院裏研究生的求學時光，而是一個普通鐘錶匠和他的兒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們已經完全不能想象這一場景的重現：一個修表師傅或者鞋匠，能夠一邊在街頭勞動，一邊與他的兒子討論康德、黑格爾、德里達、玻爾和愛因斯坦。

盧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個時代歐洲工匠階級日常生活的寫照，而我們將會看到，7歲時的燭光最終變成了《社會契約論》照徹全人類數個世紀的燈火。

實際上，歐洲文藝復興的主體並不是所謂“人文主義者”，因為它的主體，就是盧梭老爹那樣的工匠階級。不必説在文藝復興初期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們與勞動實踐完全脱離，即使當時的“人文學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學者們重視的是古代經典、語言文字和文學形式，而並不是盧梭的老爹在修表過程中研究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這類著作，人文學者們既不會修鐘錶，當然也從不關心一切能夠減輕勞動負擔的技術性問題，恰恰相反，在人文學者們看來，鐘錶匠們關心的只是些“愚蠢的問題”，這是因為人文學者不必修理機械和地球，他們依賴王公、貴族和銀行家的資助為生，並持有其資助者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偏見，他們蔑視體力勞動者。

科學史家齊塞爾正確地描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知識與勞動的關係，他指出，那個時候，外科醫生與理髮匠沒有區別，藝術家與刷牆工和裱糊匠沒有區別，科學家與石匠和鐘錶匠沒有區別。後來名震歐美世界的“共濟會”，起初也不過是下層石匠的行會組織（後來美國多名總統都是“共濟會”成員），在文藝復興時代，他們統統為大學裏的“人文學者”所鄙視：

“技”藝和“文”藝的社會對立，腦體的對立，影響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智慧活動和職業活動。大學訓練出來的醫生鐘意於對古代醫書評頭品足；而需要動手術和做解剖的外科醫生則與理髮師為伍，社會地位與助產士相差無幾。文人學者與藝術家（指藝術性的技師——引者注）相比，人們更仰慕前者。14世紀，藝術家還沒同刷牆工和石匠區分開來。

實際上，推動了包括哥倫布航海在內的歐洲地理大發現的人們，就是一羣直接從事生產實踐的普通勞動者，儘管他們在大學裏的人文學者們眼裏是“下等人”：“在大學學者和人文學者之下的是手工藝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鑄造工和礦工。他們在技術進步和近代社會發展的道路上默默無聞地工作着。他們發明了航海指南針和槍支；建造起造紙廠，鋼絲廠和模具廠；他們創造了鼓風爐，16世紀把機器用於採礦業。他們衝破行會傳統的限制，受到經濟競爭下產生的發明的鼓舞。無疑，正是他們成為經驗觀察、試驗操作和因果關係研究方面的先驅。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可能還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級工匠、藝術工匠和一般的手工業者。高級工匠，正如盧梭的老爹一樣，正是一羣熱愛讀書和善於學習的“文化人”——非常幸運的是，歐洲的文字絕沒有漢字那般的繁難，即文字沒有成為阻礙知識向下層傳播的樊籬，何況那些被當時的“人文學者”鄙視的“不着調的知識”也並不是用拉丁文寫的。而通過讀塔西陀和莫里哀，通過讀牛頓和宇宙多元性的學説，這些高級工匠和飽學的天文學家、醫生、人文學者有過接觸。從這些學者朋友那裏他們知道了阿基米德、歐幾里得和維特魯維奧；但他們的創造精神是從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儘管他們不能將這些實踐知識理論化、體系化，但他們貢獻了多數的技術發明創造，從而成為真正的科學先驅。正如齊塞爾所説，雖然“不能把這些高級工匠叫做科學家，他們是最貼近科學的先輩。他們理所當然成不了當時世人眼中可敬的學者。科學方法的兩個組成部分：智力的系統訓練與實驗觀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層有學問的人手裏，這些人包括大學學者和人文學者；而後者則或多或少地留給了下層平民勞動者”.。

“工匠”與“學者”之間彼此隔絕的局面，在16世紀終於得以改變。這首先就是由於歐洲的宗教改革——或者乾脆説是“宗教迫害”運動，工匠們為了躲避宗教迫害，紛紛逃亡，這就使得工匠行會在北歐和英格蘭聚集起來，工匠們的力量在那些地區空前壯大了，工匠組織佔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於是，工匠們不再滿足於“行會”這種組織形式，而是要形成一個“行會”的大聯合，在盧梭的家鄉日內瓦，他們把這種聯合體稱為“共和國”，並開始把自己稱為“公民”或者“人民”。

盧梭生來就是“公民”，這是喜好讀書鑽研的父親的另外一個遺產，於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這是指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的封面上鄭重其事地印上：“日內瓦的一位公民作”。

實際上，我們最常用的一個詞“人民”，以及馬克思所指稱的“無產階級”，都是受到了盧梭“公民”概念的啓發。正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發明了“人民”這個概念，他按照主權、人民、法律和共和國之間的相關性，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是主動時，就稱它為主權者；而以之和它的同類相比較時，則稱它為政權。至於結合者，他們集體地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但是這些名詞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們在以其完整的精確性使用它們時，知道加以區別就夠了。

無論公意、法律、主權還是共和國，它們的基石都是“人民”。我們要記住的是：法語“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語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個人”的同義詞，它指的是被統治的“勞動階級”，是有文化、有手藝的勞動者。而盧梭所謂“人民”的基礎，其實就是工匠階級。

要知道什麼叫做日內瓦公民，首先就要了解日內瓦共和國形成的過程，特別是要了解16世紀以來歐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國要推廣天主教，開始大規模迫害異教徒，這裏的異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猶太教徒，它的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殺。菲利普二世以來，西班牙帝國所發動的一系列對荷蘭、英國的戰爭，都是這種追殺異教徒的宗教戰爭。

16世紀，由路德編譯的《新約》出版，《新約》採用的語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這是宗教改革運動走向高潮的標誌。宗教改革運動將歐洲的基督教一分為二，即劃分為天主教和新教。由於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流放和追殺，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蘭、英國、德意志，還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內瓦。不過，西班牙帝國有意識的迫害運動卻充當了“歷史進步的鞭子”，它產生了一個無意識的結果，即導致了歐洲的工匠師傅由原本經濟發達、貿易集中的南歐向當時相對閉塞的英格蘭、北歐流散，這種“工匠”的大流動造成了手工業行會的大聚集，它最終為經由行會向工廠生產的大轉變，即我們後來所謂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歷史條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為瑞士，是因為有些德意志人不願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國人不願做法國人，特別是有些意大利人不願做意大利人，於是，這些人一起成為了瑞士人。”瑞士以製表業和私人銀行業著稱於世，但是，鐘錶業卻並不是瑞士土生土長的，16世紀末法國的宗教大屠殺導致了大批追隨加爾文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這才帶來了製造鐘錶的技術。至於私人銀行業，其直接起因是歐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攜帶着財產從南歐和法國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帶兵出征的歐洲貴族將其財產和掠奪來的財物交給代理人經營，由此產生私人銀行業務的萌芽。這個萌芽，隨着歐洲內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戰爭的擴大，隨着國王們為了擴大戰爭而日益增加的籌款需要，而日益龐大起來。

盧梭出生的時代（即1712年）的日內瓦，只有1.8萬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有三個：其一，他們都是新教徒，即不同於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們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宗教迫害，因為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被趕到北歐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們大部分是工匠勞動者，他們的組織形式與教會不同，是行會。

日內瓦作為一個“行會師傅的逃難之鄉”，作為“流亡者的避難所”，相較荷蘭這種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蘭那個孤島而言，自然條件還算是好的。處於羣山環抱之中的日內瓦，作為一個與歐洲各大君主國沒有聯繫的、孤立的“移民共同體”，很自然地採用了一種獨特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是：以工匠為主體的“公民”們每年聚會一次，選舉他們的管理者和官員。因此，日內瓦號稱自己是一個“流亡者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表明，“民主”並非從天而降，它往往是與移民社會、工匠勞動者社會相聯繫的，更為嚴格地説，更是與歐洲歷史的獨特遺產——嚴酷的宗教迫害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歐洲那樣殘酷的宗教、種族迫害經歷，也缺乏“行會”這種工匠勞動者組織的發展，所以，我們也便難以理解與之相伴隨的宗教反抗、階級鬥爭、行會聚集乃至大規模的移民—工匠社會的形成。

實際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政治制度（起初是為日內瓦所設計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會”制度，《社會契約論》日後成為了美國《獨立（大會）宣言》（即我們常説的《獨立宣言》）的藍本。而與後來的美國社會一樣，日內瓦移民社會的前提是：作為有手藝的勞動者，共同體成員沒有什麼先天社會背景，即“起點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礎就是勞動者的平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未完成稿）中曾盛讚北美的移民社會，認為“移民社會”有利於擺脱舊世界的交往方式，而採取全新的交往方式，這顯然是受到了盧梭的啓示。與盧梭一樣，馬克思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為了在倫敦和巴黎的德國流亡工人組織（指正義者同盟）而作。

歐洲的十字軍運動使得傳入伊斯蘭地區的中國的四大發明播散到歐洲，而宗教改革與宗教迫害則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業又帶來了新的財富和新的知識，這一切都促成了知識與勞動的結合，而知識與勞動結合的動力是現實生產的需要，也正是在這種結合中產生了近代科學，正如恩格斯所説：

如果説，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長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蹟歸功於生產。第一，從十字軍遠征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展示出力學上的（紡織、鐘錶製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以及物理學上的（眼鏡）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可以説，真正有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繫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的）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

這種知識與勞動相結合的情況，是在1500年之後方才發生的。而在文藝復興的前期，卻一方面是人文學者為宮廷提供知識，一方面則是工匠們的技術發明遠遠地把人文學者們甩在了後面，現實中仍是手腦分離的狀況，經院哲學和神學傳授的知識與現實世界中物質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幾乎沒有任何聯繫。直到16世紀，這種分離的狀況才終於隨着歐洲封閉狀態的打破而改變。從那時起，首先是統治者們開始更加關心“海外的財富”，關心那些能夠使他們在彼此爭戰中掌握先機的武器製造技術，關心那些能為他們籌措戰爭和航海經費的貨幣操縱者。於是，從戰爭國債籌措者中產生了資產階級，從海外貿易中產生了大貿易商，而從工匠中則產生了無產階級。正是由於這種變化，在1550年前後，歐洲的“人文學者”們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開始關注起手工勞動者和他們的工作方法了——工匠與人文學者的結合開始了，正是由於這種結合，我們後來所謂的“科學家”產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隨着技術的進步，機械技術在經濟上變得相當重要，一些學者開始對它產生興趣。編寫的拉丁文和本國語的書籍，內容涉及地理發現、航海和製圖、採礦和冶金、勘測、機械加工以及炮術。最終存在於不同科學方法之間的社會界限消失了，高級工匠的方法被有學術素養的學者們採納。真正的科學終於誕生。大約1600年左右，這項工作由威廉·吉爾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齊塞爾以伽利略為例，説明了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發現與技術、軍事工程學和藝術家技師之間的關聯性：“伽利略經過40年的潛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試驗方法和測量方法與精深的數學分析結合到一起，才找到問題的答案。他使用的兩種方法後來成為近代科學的方法。”（參見［奧］埃德加·齊塞爾：《科學的社會學起源》，見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880頁，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來完成。

總之，16世紀末手工勞動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學術素養的人接受的程度，對科學形成是決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動的不同層面中，上層貢獻了邏輯訓練方法，對知識和理論的興趣；下層貢獻的是探究因果關係的精神、試驗方法、測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則、對學術權威的漠視，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儘管在那個時期，工匠們的發明還停留在行會內部，還是一種“特權”，即還沒有被大規模地運用於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中，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戰爭、財富競爭還是海外貿易，都已經離不開技術發明，而技術發明則來自下層工匠、技師們的生產勞動實踐。

盧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斷上升的時期，作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與自尊，他的特立獨行和憤世嫉俗，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是上升時期的工匠階級精神的表現——它傳達的正是有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驕傲。

真正大規模的變革是在1850年前後發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謂的“世界市場”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場和經濟競爭要求適應新的經濟情勢的、更快運用的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要求技術與更大規模的生產活動相結合。同時，歐洲國家之間的頻繁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活動，亦要求軍事技術的現代革新。於是，在大學與行會、人文學者與工匠師傅的結合中產生的科學，就是這樣開始被運用於大規模的工業化大生產中的。於是，行會擴大為現代大工廠，工匠師傅轉化為掌握着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的無產階級。

發表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歷史性地概括了從行會勞動到工業化生產的轉變：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着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加州史學派的戈德斯通認為，歐洲的18世紀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完成了一個大轉變，即“從發動機驅動實驗科學到發動機驅動工業”［美］傑克·戈德斯通：《為什麼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而這裏的關鍵是，當年的工匠階級把生產技術帶進了大學，並在那裏與學院的知識相結合而誕生了科學，而新興的無產階級則把科學運用於大規模的生產，從而推動了工業革命：

（在18世紀——引者注）手藝工人、商人、儀表技師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職人員）都開展了自己的實驗工作並且小心、有條理地進行觀測，以期能夠獲得自己的新發現和有用的先進知識，這種協作與關於工業生產各個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關鍵。因此，儘管羅伯特·波義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學會儀器館長的丹尼斯·帕潘最早進行了活塞式蒸汽機的設計，但他未能成功製造出一個可操作的樣本（不過他發明了另一種實用的產品——高壓鍋）。倒是一個手藝工人湯瑪斯·紐科門製造出了實用的部件，併發明瞭一套複雜的蒸汽進出的閥門系統，這才使得可以實際操作的蒸汽機成為可能。

毫無疑問，紐科門從皇家學會的出版物和全國各地的公開講演中，獲悉了大氣壓力發動機的改進問題並瞭解了大氣壓力和壓縮蒸汽產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採礦業經歷和作為手藝工人的技術才使得他有可能製造出可以實際操作的蒸汽機來。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數十年以後，儀器製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鑑了約瑟夫·布萊克和其他人關於潛熱的科學思想和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能量效率思想，並以這些科學思想為指導製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機。瓦特可以自由地從手工藝匠人、儀器製造者和煤礦工程師（他們需要並按照他的設計製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機）的世界，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和皇家學會的科學家們的世界，以及像約翰·羅巴克和馬修·博爾頓（他生產和銷售蒸汽機的合夥人）這樣的企業家們的世界之中。這裏所提到的瓦特可以進出的“三個世界”，其實就是技術發明家、科學家和資本家的“三個世界”，它們是1850年以後產學研一體化體制的初步模型。正是各階層人士的混合和流動，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機械技巧和了解市場的人們聚攏到了一起——他們都熱切地追隨實驗探索的過程以尋求創造出新產品和新工藝——從而使得蒸汽機的發明和後來的工業革命得以實現。

工業革命，完全是科學技術被大規模地運用到生產中去的結果，而促使科學技術得以發展的，一開始卻無非就是無產階級力圖克服和解決生產活動中遭遇的難題與困境的智慧性努力，這些難題與困境包括：如何節約勞動時間；如何減輕勞動強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

不過，推動工業革命並使其發生轉變的還有另外一支力量，這就是馬克思指出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歐洲的資產階級最初是作為國債的籌措者、作為歐洲國家間戰爭的投資者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但是，當資產階級發現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能夠創造出巨大財富的時候，他們立即就轉而去投資工業；當他們發現科學技術與生產活動相結合就能夠產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時候，他們馬上就以資本投資的方式，想方設法把科學技術壟斷在自己手裏。

恩格斯認為，盧梭是啓蒙時代最為特殊的人物之一。盧梭的社會契約締造了理性的王國，“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不過，恩格斯卻沒有指出，盧梭的故鄉瑞士是與意大利、荷蘭並肩的歐洲私人銀行搖籃，瑞士對於現代世界的貢獻不僅僅是《社會契約論》，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今天支配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爾協議”——這一體現當代資本主義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則，也是在盧梭的故鄉誕生的。

作為工匠的兒子，盧梭一貫看不起人文學者，這甚至也波及啓蒙學者，盧梭甚至説，啓蒙運動不過是以百科全書代替了聖經、不過是以學者來冒充教士罷了，因此，啓蒙運動本身也需要啓蒙。而那個時候，盧梭之所以還沒有抨擊銀行家，乃是因為銀行家的勢力還沒有壓倒作威作福的貴族和誇誇其談的人文學者。

後來的馬克思則這樣説，資本家只不過是以銀行代替了教會，以股票和債券代替了教會發售的贖罪券，以股票這個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猶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據是猶太人的現實的神。猶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據。”這是因為馬克思已經看到了資本家和金錢的力量，認識到“錢能通神”這句話在歷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確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錢，資產階級就可以買到權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資本家就能控制生產；而只要有錢，同樣也可以買到並壟斷科學技術。

金錢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對資本的運作使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中的最大霸權。隨着宗教改革運動的推進，天主教教會的財產流入紳士階層和商人手中，而國王的資金便主要依賴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眾議院。在經濟方面，英國於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1696年大規模重鑄貨幣，這促進了現代財政體系和公債市場的形成。而在科學知識方面，則是於1660年成立了英國皇家學會（全稱是“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該學會盡管是“獨立”社團（實際上是由財團出資），不對政府負責，但與政府的關係相當密切，英國政府也為其提供科研資金，學會初期有會員100多名，牛頓就是其中之一。

皇家學會的前身是格雷欣學院，它是由當時的銀行家和皇家的財政代理托馬斯·格雷欣在1579年資助成立的，即皇家學會的真正股東是大金融資本家，這個組織“以每天講授不同專題的形式向外界公開提供高等教育。該學院特別成功的學科是應用數學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實用研究。在17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時，它已經成為實驗科學新成果的研討中心”。

毫無疑問，皇家學會在成立的初期，確實促進了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因為皇家學會的會員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學家，也可以是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普通人，它沒有規定一個入會的門檻。

而在歐洲大陸，科研機構的成立更是國家和大金融資本家主導的自覺行為。法國政府於1699年成立了科學院，並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成立了專門培養工程師的學校“中央公共工程學院”，這就是後來成為法國工程師的搖籃而被哈耶克認定是“唯科學主義”發源地之一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隨後，德國、美國在18—19世紀也成立了類似的科研機構和大學。

由銀行家和國家資助的專業化的科學研究機構形成了，它迅速取代了在勞動實踐中產生的、從事技術發明與創造的工人自發組織，於是，一個獨立於生產者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階級便由此產生，並迅速地代替了技術工人從事發明工作。前者因為在充沛的資金支持的條件下進行發明，從而有着後者不能比擬的競爭優勢，這樣一來，工人階級進行技術創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更為關鍵的是，對於科學技術的資助和壟斷，以使得科學技術與無產階級的勞動相脱離，這從一開始就是資產階級剝奪工人的有意識的手段，是資產階級的“戰略”，因為一旦掌握了科學技術的所有權，資產階級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為不合理的勞動條件，使得無產階級在勞資談判中處於徹底被動的地位。一項發明可以代替許多工人的勞動，而被資本家壟斷的技術發明不再幫助工人縮短勞動時間、減輕勞動負擔並給技術工人帶來好處和收益，恰恰相反，現在作為一種特殊職業的發明與工人對立起來了，新興的、被資本家僱傭的工程師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起來了，工人被迫與新發明競爭，這樣一來，包括先進機器、儀器在內的新技術的發明，就不再是縮短勞動時間、減輕勞動負擔、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創造更多財富的手段，而是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增加勞動者負擔、製造社會貧困的手段。

馬克思極其準確地描述了這一過程：

……現在，科學，人類理論的進步，得到了利用。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佔有科學。這樣一來，科學作為應用於生產的科學同時就和直接勞動相分離，而在以前的生產階段上，範圍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是同勞動本身直接聯繫在一起的，並沒有發展成為同勞動相分離的獨立的力量，因而整個説來從未超出製作方法的積累的範圍，這種積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實的，並且是很緩慢地、一點一點地擴大的。（憑經驗掌握每一種手藝的秘密。）手和腦還沒有相互分離。

由於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另一方面，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因此，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並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馬克思同時還指出，資本家壟斷科學技術的目的，完全就是為了抵制工人的罷工及提高工資的要求，因為只要有了新機器和新發明作為工人勞動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罷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機器和技術創新“都是為了鎮壓罷工而發明的”——“自1825年起，一切新發明幾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長的企業主發生衝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後，總要出現一種新機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1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資本家對新技術和新發明的要求，必然使其求助於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並加大對他們的資助力度，使科學成為致富的手段並促使搞科學的人互相競爭，這便使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也成為資本的同夥，而同工人和勞動相對立。

資產階級的勝利，在於它成功地分化了社會各階級、社會的各領域。馬克思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説，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者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

馬克思極為深刻地指出，資本家不僅僅是佔有和吞併了無產階級的勞動果實，而且還佔有和吞併了“無產階級的科學”，資本不創造科學，但卻利用科學、佔有科學。正是通過“佔有科學”，資本家使得工人被異化為機器，使他們的勞動與知識徹底分離，從而變得在真正意義上“一無所有”：

科學不費資本家“分文”，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去利用科學。資本象吞併別人的勞動一樣，吞併“別人的”科學。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正是無產階級所發明的現代科學技術成果被資產階級國家與資本家佔有、吞併和盜取的關鍵時刻，從長時段的歐洲歷史看去，這就是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傳統走向分裂解體的時代，同時，這也是勞動被“異化”和片面化的時代，是馬克思所謂“物質生產的領域”與“社會再生產領域”開始走向對立的時代。

從那個時代開始，資產階級逐步壟斷了社會再生產領域，而無產階級則兩手空空，被驅逐進黯啞的物質生產領域。從那個時代開始，現代科學技術與勞動和勞動者分離了，包括蒸汽機在內的無產階級曾經擁有的一切輝煌的發明都反過來成為剝奪和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了。從那個時代開始，歐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勞動者”在歷史上消失了，無產階級成為純粹的勞動工具，而以唯物主義為標誌的新文明傳統——思辨體現為行動、頭腦被手的試驗所證實這個創造性勞動的偉大傳統——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工業革命的寶貴遺產，已經開始失落了。

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這是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然哲學戰勝神學與經院哲學的時代，但馬克思寫作的時代的基本情況則是：資產階級以其形而上學戰勝了樸素的唯物論。

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歷史挫折，乃是與無產階級在文化和科學技術方面作為創造性的勞動者的失敗，是與他們的科學文化創造成果被盜取密切聯繫着的，是與資產階級全面佔領社會再生產領域，並以那個領域來支配物質生產領域密切聯繫着的，是與物質生產領域與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分裂和對立聯繫着的。它勢必表現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抗、生產者與社會法則制定者的對抗，而這就是現代人類不平等的根源。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學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繫，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恢復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樸素唯物主義傳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壯志是再造一個代表着人類先進文化的無產階級，即有知識的無產階級、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是聽任無產階級淪為物質勞動的工具。

“馬克思的事業”就是從這裏起步的。馬克思這個空前的知識分子，也就是這樣，成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