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時民間掀起過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獻寶熱潮_風聞

文/何季民

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來到眼前，盪滌着舊社會的一切價值觀。讀書人的神經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飯穿幹部服為榮，不自覺或自覺地追求進步、自我改造，過去私藏的寶貝頓成燙手山芋，似乎只要趕快扔出去才能與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新中國第一撥獻寶熱潮遂告形成。開國獻寶第一人賀孔才北平解放不到3個月，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發佈了一則不同尋常的嘉獎令:“北平軍管會頃通令嘉獎賀孔才先生捐獻圖書、文物的義舉……本市賀孔才先生於解放後兩次捐出其所有圖書、文物，獻給人民的北平圖書館及歷史博物館，計圖書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冊，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

賀先生忠於人民事業，化私藏為公有，首倡義舉，足資楷模，本會特予嘉獎。”一下子震動了中國文藏界。賀孔才出身書香世家，自幼飽讀古文國學，是傳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青年時跟隨齊白石研學治印，屢被齊老誇獎，曾獲讚語:“消愁詩酒興偏賒，濁世風流出舊家，更怪雕鐫成絕技，少年名姓動京華。”他曾任過北平市政府秘書、北平市古物評鑑委員會委員、中國大學國學系副教授、河北省通志館編纂、國史館編纂。賀孔才抗戰前曾參加過營救同學齊燕銘，解放後傾向進步決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獻寶國家表示拋下封建包袱告別過去，又改名謝泳穿上軍裝，47歲成為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研究室的研究員，進入武漢參加接管了武漢大學。後來回北京，由齊燕銘介紹到文化部文物局擔任了辦公室主任。

遺憾的是沒有等到展示滿腹的學問，就在1951年12月不堪冤屈而自溺身亡，40年後才得平反。周叔弢與霍明治獻寶表示進步1949年8月底，報上又傳來了“周叔弢霍明治先生捐獻珍藏圖書文物，華北人民政府准予表揚”的消息:“繼北平賀孔才先生獻出圖書文物之後，近又有天津啓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周叔弢先生與霍明治先生獻出珍藏之圖書文物……周叔弢先生將他用二兩黃金買來收藏的海內孤本宋版‘經典譯文’交由北大唐蘭教授轉送高教會，與故宮博物院收藏之二十三冊合併即成為完整之一部。

霍明治老先生將他畢生收藏的圖書共一萬零七百九十冊及珍貴的金石漆器等文物三千九百九十二件捐獻給政府……華北人民政府對兩位先生此種化私藏為公有，裨益人民的精神，認為應該表揚，已準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分別發給‘褒獎狀’，以資鼓勵。”周叔弢，當時是天津啓新洋灰公司的總經理，周氏企業集團的代表者，被稱為“北周實業傳人”（南為張謇，北為周學熙）。抗戰時期，周叔弢雖身在淪陷的天津，但不與敵偽合作，潔身自愛深居簡出。

抗戰勝利後，他復出原想趁國家復興再展鴻圖，沒想到才兩年又面臨了是走還是留的抉擇。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已經迫令永利、久大、東亞和啓新等大型企業南遷，鬧得天津工商界惶惶不可終日，頭頭腦腦聚在“三五俱樂部”裏食不甘味。是跟國民黨走，還是留等共產黨？在這個歷史的關頭，周叔弢與李燭塵率先站出來説話:“叔弢以數十年經營、生活之實踐，不能不寄民族復興國家興旺的希望於一個新的政權……”他選擇了做共產黨的朋友。

1949年天津解放後的春天，劉少奇雪夜造訪周叔弢，坐在周府書房裏品茗交談，像學生般地討教民族資本企業的管理與經濟問題。周叔弢也感動地發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就提出的“勞動神聖”、“雙手萬能”的高見，請共產黨一定要記住中國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表示了對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的擁護。不光説，還要做，這回獻寶，無疑是他重要的實際行動。

新中國開國盛典，周叔弢被選為工商界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着又以花甲之身當上了天津市的黨外副市長，直到文革後還以九十高齡擔任了天津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1984年2月24日在醫院仙逝。周叔弢早在1982年就立下了遺囑:“……我死之後千萬不要發訃告，千萬不要開追悼會，千萬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滄海以飽魚蝦，毋為子孫累。存款五年定期壹萬元、國庫券壹萬五千元，全數本息上交國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北周傳人，身外之錢竟然只剩如此小數，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的產業也早就獻給了國家。早在1942年，他就立過遺囑要把嘔心瀝血的珍藏“舉贈國立圖書館”，解放後分4次向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和天津藝術博物館捐獻了全部的珍藏，也把一生獻給國家。

​丁惠康捐贈清華大學為了配合開國盛典，北平一解放就啓動了文物宣傳，從8月起先後舉辦了“帝后生活史料”、“抗日史料”、“美帝侵華”、“趙城藏”、“人民捐贈文物”等11項文物展覽；其中“人民捐贈文物”，是北平解放半年來各界人士捐贈的16962件文玩的一小部分。11月4日，清華大學又舉辦了“台灣、西藏及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展覽”，展出的500多件珍貴文物中有200多件台灣高山族文物，包括木、竹、陶、皮革、金屬、紡織、貝殼等材料的宗教法器、房屋構件、飲食器皿、武器、衣飾、雕像、模型、玩具和書籍資料等等，都是丁惠康所贈送。

丁惠康，著名國學家、醫師丁福保的次子，自幼受家庭薰陶學醫從醫，抗戰前主編過醫學雜誌，創辦過上海肺病療養院、上海虹橋療養院，曾任中國保健協會秘書長等職，在日軍侵佔上海後，收藏保護祖國珍貴文物，據説曾拒汪精衞妻子陳壁君捐贈，有“三拒汪偽”的正義之舉。在寶島光復後，他請專人到台灣採集高山族文物，在滬、杭等地舉辦展覽。清華大學舉辦“台灣、西藏及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展覽”，獨缺台灣高山族文物，於是專程找到丁醫師，請求借作“慶祝解放展覽”。

丁惠康到北平參觀了清華大學的文物後，慨然捐贈了收藏的全部高山族文物。回上海後，又向國家捐贈了1尊西周青銅大鼎，並解囊幫助國家收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著名石刻拓本和孤本書籍1100餘冊，接着又向故宮博物館捐贈了全部家藏。到1949年底，又傳來了“馮大生等捐獻文物，文化部擬頒予褒獎狀”的消息:“大興縣馮公度先生的遺族馮大生等，秉承馮先生遺志，將珍藏的古物圖書，其中包括有“周召康公”玉赤刀一柄，玉髮箍一件，石屏二件，散氏盤毛公鼎銘文刻石二方，暨馮先生生前纂刻金文硯一百四十三方，圖書一七六五○冊，捐獻人民政府……為了表揚馮氏這種化私為公，愛護人民事業的精神，文化部並正擬頒發褒獎狀，以資表揚……堪為收藏家效法。”

如此的獻寶熱潮，一直持續到文革前……陳叔通、馬敍倫、柳亞子、杭州錢塘“六唐人家”後人、寧波萱蔭樓主人李慶城、晉江陳盛明、陳盛智兄弟、陶瓷學專家陳萬里、吳藴初家屬、顧麗江夫婦、藏書家陸心源後代、古玩名人錢鏡塘、孫煜峯……在那個家藏古玩如懷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為“公藏”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附：他們因何而奉獻——也談建國初期的獻寶熱潮

作者：陳福康

1月14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何季民先生的《開國時的獻寶熱潮》一文，提供了一些史料，讀後有收穫。不過，我對文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見。何文一開頭就説:“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來到眼前，盪滌着舊社會的一切價值觀。

讀書人的神經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飯穿幹部服為榮，不自覺或自覺地追求進步、自我改造，過去私藏的寶貝頓成燙手山芋，似乎只要趕快扔出去才能與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新中國第一撥獻寶熱潮遂告形成。”

又説:“賀孔才……解放後傾向進步決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獻寶國家表示拋下封建包袱告別過去……”“如此的獻寶熱潮，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在那個家藏古玩如懷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為‘公藏’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以上第三句也許是講“文革”期間，但何文整個談的則是“開國時的獻寶熱潮”。何文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獻寶熱潮遂告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獻寶人“神經敏感”，覺得寶貝放在家裏“頓成燙手山芋”，甚至就像“懷抱地雷”，因此，只有“趕快扔出去”，就像“拋下封建包袱”一樣，才是最好的選擇。請注意“扔”和“拋”這樣的字眼。

如此説來，當時那些獻寶的人其實是出於無奈的，甚至是心懷恐懼的，即使有人“自覺地”獻寶，也只是為了表現自己的“進步決心”，其實不過是趕緊“扔拋”而已。那麼，“開國時的獻寶熱潮”也就不值得肯定了，那些捐獻者也不值得後人尊重了，只是需要同情、可憐而已。

我認為，這是與歷史事實不合的。何文提到的周叔弢、丁惠康兩位，我知道他們的捐獻大多是通過他們的朋友、當時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進行的。我看過他們當時的通信，和他們後人的回憶文章，都説明他們捐獻文物和古籍完全是自願的，是心情舒暢的，是為了表示衷心“擁護新中國”，“擁護共產黨”。

我想舉一位當年屬於年歲最大的獻寶人之一的張元濟為例。他是不必“以吃公家飯穿幹部服為榮”的吧。張元濟當時除了將以前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珍藏的一些善本書通過鄭振鐸捐獻給國家以外，還多次捐獻家藏文物。例如，1953年4月6日張元濟致鄭振鐸信中提到:“家藏元儒謝先生應芳手書佛經六種，書法極精，歷六百年金紙如新。藏之私邸，決非長策，合亦獻歸國有。”“先九世祖諱惟赤於清初中試，順治甲午科順天鄉試舉人，當時領有鹿鳴宴銀質杯盤各一事，製作甚精。藏之寒家，適滿三百年……詢之友人，傳世科第者亦云從未目睹……此為國家典章數百年之遺物，竊願歸諸國有。”

像鹿鳴宴銀質杯盤這樣的家藏寶貝，如果在極左的年代，是會被看做“封建”的東西的；但張元濟當時卻絕不是當它為“燙手山芋”，而是作為“國家典章數百年之遺物”而真誠地敬獻給國家的。我還想舉戲劇家吳祖光父子為例。2003年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他寫的《我的冬天太長了》一書。在這本書裏，有一篇《241件文物捐獻記》，寫的是新中國成立初，吳祖光從香港回到北京，就與癱瘓在牀的父親吳瀛商量，怎麼安置老父親幾十年顛沛流離中保全的一大批珍貴字畫文物。“

我對父親説:‘新中國成立了，這是中國人民世代期望終於出現的一個完全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潔的理想的政府。這批寶物由我們自己保管、照顧都十分困難。我的意思，全部捐獻給國家好不好？’父親完全明白了，他滿面笑容，連連點頭表示同意。”吳祖光就到文物局向鄭振鐸報告，請鄭到家裏來鑑定。第二天，鄭振鐸就偕同唐蘭到了吳家。“

鄭先生對我説:‘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經過兵荒馬亂，居然保存至今，實在難得。’他問我是否與父親商量過，需要國家付出多少代價來收買？我沒有和父親商量過，也根本沒有想到要國家付出代價的問題。我立即回答説:‘是無償捐獻。不要任何代價。’雖然那時我出於買房子還有一筆幾千元的負債有待償還。但是我認為人民政府是曠古未有過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不能向政府要錢。”吳先生當時對父親、對鄭振鐸説的話，吳先生現在寫的文章，無比雄辯地説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獻寶熱潮”形成的原因。本來，我還想引用鄭振鐸本人在建國初向國家捐獻一大批自己珍藏的陶俑時，寫給周總理的一封信等。

但想想，吳祖光先生的話已經足以代表所有的獻寶人了，也就不再去查找鄭先生的信了。總之，新中國成立後的“獻寶熱潮”，主要是出於人民衷心的愛國熱情，是完全自願的。這是美好的佳話，對捐獻者的化私為公的崇高精神更是應該充分肯定。(而“愛國”這樣一個神聖的話語，在何文中一點也未看到，令人感到奇怪。)另外，“獻寶熱潮”似乎也不止“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其後也是有的，不過從規模上來説沒有建國初那樣密集和巨大。例如在現在的上海博物館展覽廳裏，就有不少近三十年來的新的捐獻。我們對那些捐獻者充滿崇敬。我們不能褻瀆建國初期那些捐獻者崇高的真誠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