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峯：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_風聞

慕峯：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

來源： 太陽照常升起•作者：慕峯     我們還要更加強調的是，一個國家社科基礎研究的至關重要性，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日本，這些先發國家社科研究實力之強，對全球資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與跨國企業一線的交流之緊密，絕非今天中國社科學研界可比。可以説中國社科學研的滯後，已經造成了中國政策應對選項的極端缺失。美國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發生根本轉向，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國內長期存在不同觀點的研究力量，在實際施政時即可予以直接採納。我們每年的科研投入經費甚巨，但在應對今天美國的衝擊時，彷彿相當遲緩而後知後覺。

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體”（Chinamerica）的概念。一時間，“中美全球共治”、“G2”成為熱點。彼時，大多數人不能想象，中美兩國將在貿易、科技等領域爆發今天這般規模的衝突。

今日中美之爭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歐美民粹主義抬頭的根源是什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否必然會導致與先發國家的進一步對立？全球化是將繼續，還是會倒退？這些都是本文將要論及的內容。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已經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本文將從“全球化”這個視角，來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國今天仍是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在一個經濟強盛的國度，出現民粹主義浪潮是難以想象的。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源於其國內體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現為美國國內不平等程度的惡化，中下層民眾經濟水平持續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當選後，對中下層不太關心的美國商業精英階層，也開始關注過去十幾年來關於“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對美國國內體制和全球貿易體系展開反思。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奧（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發佈了一篇研究報告《我們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理解美國今天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因素。我們在此結合以下歐美學者的觀點加以論述，這些優秀的學者包括：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蘭第斯大學教授、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德國馬普研究會研究員埃裏克·萊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國貧富差距的現狀達里奧在2017年的研究報告中，將美國民眾從經濟上劃分為前40%（Top 40%）和後60%（Bottom 60%）兩個人羣。自1980年以來，美國實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雖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羣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後60%人羣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後60%人羣中，只有1/3能夠將其收入儲蓄起來（以現金或金融資產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國人都處於“月光族”的狀態，無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項報告，1983-2013年這30年間，位於後33%美國人的實際財富均值事實上在下降，從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於中部46%人羣的實際財富均值，在這30年間一直停滯不前（僅從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於前部21%的人羣，他們實際擁有的平均財富在這30年間翻了一番，從318,100美元上漲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凱蒂做了更為細緻的研究，今天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羣擁有全部資本的70%，其中有一半為最富有的1%人羣所擁有；在10%人羣之下的中部40%人羣，擁有全部資本的大約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產），剩下50%的底部人羣，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皮凱蒂，2014）。如果再具體的話，今天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羣，他們的收入70%來自資本；如果擴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羣來看，他們的收入有60%來自勞動收入，這主要是跨國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級明星的勞動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級經理人，也即美國大公司的CEO薪酬與普通工人工資的比率，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從1978-2013年，美國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賴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國貧富懸殊的現狀。

2019年5月23日美聯儲發佈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緊急意外情況需要支出400美元時，有39%的被調查者無法以現金、儲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進行支出，其中27%的被調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應付這400美元的緊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調查者則完全無法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意外支出。這僅僅比2013年美聯儲同樣調查所顯示的情況略好，該年有50%的被調查者無法自行應對這些看似金額不大的緊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還在養老、教育、壽命和醫療方面。

達里奧的報告指出，美國後60%人羣中，只有1/3的家庭擁有退休金賬户，這意味着後60%人羣中有2/3的家庭沒有退休金賬户。而那些擁有退休金賬户的後60%人羣，養老金賬户（如401(k)賬户）平均不到2萬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羣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後60%人羣的4倍，但前40%人羣的學生債務（student debt）只佔其總負債的5%，而後60%人羣的學生債務卻要佔到其總負債的17%。美國的本科畢業生有將近70%在離校時身負債務，平均負債超過3.5萬美元，1/8的畢業生在畢業後需要償還的“優秀學生貸款”超過5萬美元。截至2016年，美國仍未清償的4,330萬學生（包括在校生、畢業生、肄業生）的助學貸款總計超過1.3萬億美元，超過40%的學生貸款人已經拖欠或者違約（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讓美國中下層負擔沉重，隨着美國製造業的不斷萎縮和外遷，中下層就業渠道的不斷收窄、實際收入的持續下降，使美國中下層的年輕人逐漸對生活喪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喪失，使美國成為唯一一個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業國家。對於後60%人羣而言，過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來上升了大約20%，主要原因是毒品/（藥物）中毒（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2倍）和自殺（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們都知道，美國本土正在打一場21世紀的“鴉片戰爭”，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談判時要將控制芬太尼列為重要議題的原因。美國藥物毒品問題的根源，在於曾經制造業地區的大量人口無法實現有效就業，而知識經濟對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這些地區的民眾所能承受的，他們的下一代已被隔絕在未來之外。

特朗普勝選後，《鄉下人的悲歌》一書迅速在美暢銷，這是出生於美國鐵鏽地帶的80後J.D. Vance的自傳，以其個人經歷詳述美國下層民眾今天的生存現狀，失業、酗酒、吸毒、普遍的離異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問題已經舊工業區普遍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區並非曾經落後，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國工業的中心。儘管Vance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魯法學院的學業，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但通過他的敍述，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那種對自己家鄉的絕望。

除此之外，美國仍是醫療成本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也是唯一沒有實現人人醫保的大國。在2016年時美國仍有2,800萬人不能享受醫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奧巴馬力主的《平價醫療法案》，正是由於未能考慮到美國後60%人羣根本無力承擔多餘的數百美元保險支出，進而被特朗普在參選時猛烈抨擊，為其俘獲了相當數量的選票。

這真是我們曾經瞭解的那個美國嗎？但只有當我們瞭解上述事實，才能明白為什麼美國的中下層會贊同特朗普廢除《平價醫療法案》；才能明白為什麼特朗普以各種手段威脅美國企業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資收入、威脅美國跨國企業的製造業崗位迴流時，會獲得美國中下層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為什麼當美國輿論一邊倒的認為是中國人利用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時，特朗普還將獲得美國中下層更多的認同。我們真正要關心的是，上述觀點真是正確的嗎？上述做法真的能解決美國本土今天的問題嗎？

美國衰落了嗎？並沒有。美國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國有126家企業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當部分處於高端產業；美國仍然是高科技強國，除了芯片、軟件之外，在國防、航天、化工、材料、製藥等領域，仍有巨大優勢。美國的基礎創新能力仍然最強，大量的基礎創新仍然出自美國的一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美元仍是世界貨幣，我們今天仍然處在一個美元體系的世界中。美國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難以想象，跨國企業高管動轍數千萬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經營不善或醜聞而離職，補償金也可能高達上億美元。而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制造者的華爾街精英們，在因too big to fall獲得美國政府的救助後，仍未受到足夠的約束，甚至大量的違法交易僅以美國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結案過關。所以今天美國的問題究竟是一個美國國內的財富分配問題？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財富分配問題？究竟是隻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靠改革全球化的過往體系才能解決的問題？

二、美國曆史的成就與當下的問題民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往往不是基於橫向的比較，而是基於現實與歷史的比較。美國20世紀的成就，不在於出現了一批超大型企業，或是獲得了某些科技的領先，也不在於建立了人類最完美的政治體制或者實現了所謂的美元霸權。美國20世紀的成就，在於美國國民作為一個整體，共享了經濟發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這是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文明能夠對全人類產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國白人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只有48歲，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歲，而到了1940年，這兩個數值已經分別提升到63歲和和52歲，這要歸功於美國衞生、醫療體系的進步和普及。1900年，美國每100户家庭只有0.1輛汽車，而在1940年，這個數值達到了93輛，美國家庭當時擁有的汽車數量竟然佔全球汽車總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電，包括洗衣機、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國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國的高中畢業率從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頒佈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惠及全美1,610萬二戰參戰者，由聯邦政府為這些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全額大學費用（戈登，2018）。在20世紀中葉，美國的高等教育曾經接近免費。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是243美元。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收學費。美國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無需承擔今天平均高達3.5萬美元的學生貸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過的《拜杜法案》，對美國政府資助的知識產權歸屬進行了重新分配，將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取得的發明專利權，轉移給實際從事該研究的大學，再由大學將這些知識溢出並實現了商業化，最終推動了經濟的創新發展。

這些曾經的制度，為美國之後的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爆發帶來了充足了智力資源，推動美國從二戰前的工人階層社會轉變為之後的中產階層社會。美國曾有一個人人皆可攀登的階梯，這是“美國夢”曾經能夠實現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國《財富》雜誌首次開始統計美國500強企業名單，這一統計已持續60多年，我們從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國產業的變遷情況（點擊查看大圖）：

如果我們將上述產業劃分為“傳統生產性行業”、“新興技術產業”、“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的話，可以得出下表：

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來，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傳統生產性行業的大企業比重仍佔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傳統生產性行業的上升和頂峯時代，也是美國國內的平等時代，也正是“美國夢”影響全球的時代。1990年代是個分界線，此後“傳統生產性行業”在大型企業中的比重開始持續下降，而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國大型企業中屬於“傳統生產性行業”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並在此後20年維持在45%左右；而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則在此後分別維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數據同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的變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比例在1953年達到30%的頂峯，到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從製造業流出的勞動力去了哪裏呢？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根本無法吸納如此眾多的就業人羣，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務行業，是製造業人羣就業的歸宿。從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業開始佔據美國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問題在於，對普通員工而言，這些服務業企業的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前期的製造業企業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務業職位只是零工模式。沃爾瑪的收銀員無論怎樣也難以享受到曾經大型工業企業帶來的社會福利。美國勞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如果無法扭轉局面，那麼未來10年美國增速最快的10大職業中，將有7個是不需要大學文憑的低收入職業（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無論是美國的學界、政界還是輿論界，無論黨派和政治觀點如何，都已經認識到製造業工作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國中下層經濟處於困境的關鍵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國的精英人士，開始從大量現成的研究文獻中尋找問題的答案。

關於美國過去60餘年的產業變遷，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邏輯清晰進而遍及輿論的解釋是，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後發國家逐漸進入一般化工業大生產階段，包括美國在內的先發國家一方面繼續發展ICT等新興技術產業，繼續佔領高端產業；另方面，由於傳統生產性行業（主要是製造業）受到後發國家廉價替代品的衝擊，先發國家的這些企業開始實施重組，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員，或是大幅降低員工福利，或是不斷將生產部分予以外包，而這些做法，直接導致了美國中下層工作機會的喪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們能夠在中美貿易爭端的喧囂中冷靜的閲讀美國現任總統和幾位主要總統候選人的政治觀點，可以發現他們都認為中下層就業機會的喪失與中國製造業的崛起緊密相關，但同時並不僅僅針對中國，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國、日本，但凡對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產生影響的國家，都在他們已經或將要針對的範圍之內。無論具體政策是否能夠解決問題，這樣的政治口號的確正面回應了美國中下層的訴求，換言之，短期而言，這對爭取選票是有利的。但問題在於，今天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真是目前的全球貿易體系必然導致的結果嗎？通過切割其他國家的利益就能讓美國國內的這些問題得以解決嗎？

三、德國的例外今天特朗普和諸多美國政客針對中國的核心觀點在於，他們認為中國加入WTO之後，全球化進程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認為中國企業通過技術秘密竊取、知識產權侵權來實現了製造業的發展，使美國企業遭受巨大損失，從而“不得不被迫”讓渡了自己的技術；他們還認為中國通過特有的補貼來壓低了資源價格，使美國企業“不得不”將大量產業外包給中國，從而“幫助”中國實現了經濟的崛起。他們認為在美國本土的許多中國移民和留學生都在協助完成上述的“任務”。他們認為上述情況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今天美國以製造業為核心的生產性行業競爭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經穩定而薪酬優渥的生產性工作崗位流失，從而導致美國遍地是“鄉下人的悲歌”。這個邏輯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導致了美國中下層的苦難，所以當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時，完全無須有任何驚訝。但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受到衝擊的僅僅是美國的中下層，美國的中上層為何能夠免疫，為什麼美國精英階層的財富依然在加速膨脹呢？

如果真像美國部分政客和輿論所言，美國生產性行業競爭力的下降是中國策略的成功所致，那麼受到巨大沖擊的顯然不應當只有美國。那些技術先進、更加依賴於中國市場，卻不如美國強大的國家，是否應該受到了更大的衝擊呢？那些國家的製造業工作崗位是否應當像美國一樣大量流失呢？那些國家是否會因為與中國貿易往來，以及因為向中國轉移生產外包就導致其本土中下層的坍塌呢？

當我們站到全球的角度來看待中美之間的問題，美國流傳甚廣的言論彷彿就是一個笑話。

當美國製造業開始受到全球化競爭而衰退時，美國的上層精英們根本沒有關心過他們的中下層同胞。就在幾年前，他們還根本不會像今天一樣批評中國，他們甚至曾經為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雜誌在《為什麼製造業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業時代就要一去不返，我們即將進入創新經濟時代，製造業將成為某種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財產，將勝過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業週刊》在《逝去的工廠職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對工廠的迷戀主要基於有缺陷的經濟學”，而在更早時候，時任喬治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講中告訴聽眾：“最近製造業就業下降是生產率迅速增長的一個‘避無可避’的結果”，曼昆認為，“近日我們從製造業上看到的長期趨勢，正是幾十年前農業領域所歷景觀的鏡像”。甚至到了奧巴馬時代，作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認為：“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和支出比例越來越小，佐證了它非常有效率。農業部門恰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Mandel，2012）

但歐洲人並沒有那麼樂觀。法國前總統薩科奇曾警告：“當我們停止建造火車、飛機、汽車和船舶”，法國將不再是偉大的國度。在其他發達國家主動或者被動的去工業化時，德國依然我行我素。當美國製造業佔GDP份額降至13%、英國降至12%時，德國製造業佔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達到21%（萊曼，2018）。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發佈的《德國工業戰略2030》中，甚至明確提出戰略目標，到2030年時，逐步將工業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GVA）中所佔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也許美國人無法理解或者已經故意忽視，同樣作為發達國家，德國仍然在鋼鐵、銅、鋁、設備和機械製造、汽車這些傳統的、在美國已然衰退的生產性行業中佔據着全球領先地位。不要忘記，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比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強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國部分政客和專家眼中，對中國的生產外包是美國製造業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國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僅在中國江蘇的一座小城太倉，就有280家德國企業和大約200個外包工廠。為什麼德國能夠承受外包和離岸的衝擊，繼續在製造業上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能維持本土的工作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歐洲學界將德國成功的因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萊曼，2018）：

一是長期重視中小製造業企業發展。以二戰前後工業基礎為根基，德國在幾十年內面向全球市場，產生了一大批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全球3700餘家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中，僅德國就擁有1300餘家，美國300餘家、日本200餘家、中國60餘家）。這些製造業隱形冠軍為德國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優厚的就業崗位。

二是德國獨特的金融體制。德國銀行業由儲貸銀行（Sparkassen）、合作銀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銀行三個支柱構成，前兩者給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約佔貸款總額的2/3，這兩個支柱的經營受到嚴格約束，從而毫髮無傷的度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州立銀行（Landesbanken）作為儲貸銀行的批發銀行，德國中央合作銀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銀行作為合作銀行的批發銀行，實施干預以提供套期保值和離岸融資等更復雜的金融服務。儘管這些緊密的銀行關係可能導致信貸利率較高，但長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雙元教育體制。在德國，從事製造業的普通技術人員一般不上大學，而是通過學徒制來實現就業。約有342類受認可的學徒職業，提供技術和社會領域的公司內部培訓和課堂教學，一部分時間留給僱主，一部分留給職業學校。截至2013年，超過140萬名德國學生入讀1,559所職業學校。學徒培訓時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從事全職工作。2013年25-34歲的德國人只有28%接受過大專、大學教育。製造業企業大量倚重熟練技術人員，學徒制為企業提供了合適的勞動力資源，也促進了就業。

四是勞資共決的經濟制度。作為與英美經濟模式的最大差別之一，勞資共決一直是德國勞資雙方能夠共享經濟發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説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什麼方面沒有做好而導致的，我認為正是美國的經濟體制完全以股東、管理層為優先的經濟模式，導致了今天美國中下層的局面。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學和法學研究者對德國勞資共決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甚至在中國《公司法》中機械的移植監事會等制度。事實上，德國的勞資共決制是一個系統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瑪憲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國曆史上形成的社團市場經濟模式。這項根植德國傳統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東為先的理念，將股東、管理層、僱員、上下游產業鏈甚至社區納為一個整體考慮。事實上，這種理念所形成的各項制度與東亞各國的歷史觀念和經濟習慣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對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國經濟仍然強勁的重要原因。

關於德國的探討可以回答美國某些政客和輿論的一個潛在邏輯問題，即一個技術先進、又比美國更加依賴中國市場、將大量製造業外包給中國的發達國家，是否會因為中國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國的就業崗位大量流失，從而導致本國出現民粹主義？我們與其不斷的解釋為什麼中國沒有那些“不端行為”，不如請這些美國政客和輿論來向他們的民眾回答，為什麼別的國家能做到的，你們卻做不到？

四、全球化的悖論今天中美衝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選民踐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而這個“再次”，對美國中下層民眾而言，就是恢復1990年代之前的榮光。面對中下層的壓力，特朗普必須向所有對美國製造業就業恢復造成約束的其他國家發難，同時還要從戰略上遏制中國這樣的長期競爭對手。事實上，這是美國國內問題的國際化。美國中下層民眾今天面臨的經濟問題，正是美國應對全球化長期失當所致，但令人難堪的是，傾向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超級全球化，一直以來卻是由美國來主導推進的。

作為對全球市場最敏感的人士之一，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羅斯認為：“全球化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它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的流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徵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羅斯認為：“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二戰後出現的福利國家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需要社會保障的人們不能離開國家，而作為福利國家過去徵税對象的資本卻是能離開的”。此外，雖然“全球競爭解放了創造力，發揮了企業家的才幹，並使技術創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響，“一是許多人，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傷害，同時又得不到社會安全網的保護；另外還有許多人被全球市場邊緣化。二是全球化導致了私人產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市場長於創造財富，但其目標並非滿足社會需要，對利潤的恣意追逐會破壞環境，並與其他社會價值衝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場容易遭受危機”。索羅斯認為：“過度依賴市場機制是危險的。市場是用來為自願參與各方進行貨物和服務的自由交換提供便利的，僅靠市場自身不能應付諸如法律和秩序或維持市場機制本身運轉之類的集體需要。市場也不能確保社會公正。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過政治方式來提供”。（索羅斯，2002）

正是因為全球化的上述特點，但凡認同深度全球化的國家，必然以資本效率的最優為追求，這將導致這些國家的資本流出到能夠獲得更大利潤回報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當這個國家採取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即認為完全依靠市場調節、避免政府幹預才是最優選擇時，金融資本的大量跨境投資、實體企業的大量跨境外包就會成為現實。這正是在美國主導深度全球的歷史過程中，美國金融資本尋求全球機會、美國生產性跨國企業尋求全球外包的現實背景。

從中短期財務回報來看，這些金融和實業類企業確實能夠實現更多的財務價值，但長期來看，是以損害美國本土中下層就業機會和本國製造業長久競爭力為巨大代價的。只有那些能在製造業外包過程中對本土產業結構做出適當調整，對業務流程做出適當改造，盡力確保本土崗位能夠持續有效存在，而不是簡單通過重組裁員外包來換取短期財務收益的先發國家和企業，才會在全球化過程中使本國企業、股東、僱員等利害關係人獲得共同的收益。

這也正是為什麼雖然德國和日本的汽車產業以中國為最大的外包生產基地，大眾和豐田本土的職位卻絲毫不會減少，反而帶動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應商持續發展。與之相較，曾是美國製造業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車，並非由於將其生產外包給中國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為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兩家車企深受美國國內金融自由化環境的影響，錯誤的實施了多元化戰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機時尋求救助、低價出售資產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部分人羣都在流行一種説法，即中國加入全球化是依賴於美國的幫助，美國是希望通過幫助中國全球化來實現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的意願在政治上實現西化，因此，美國今天對中國十分失望，所以兩國的主要矛盾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這種將美國完全置於一個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跨國企業高層和金融企業盆滿缽滿，美國國內反對全球化、訴諸中下層利益的聲音，在十幾年前就開始針對這些上層精英，當金融資本從中國撤出時，也從來不留情面，何以這些美國問題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輿論上會讓位於中國？這不過是無力改變美國國內撕裂現狀、又無法明白説出美國是如何在自己主導的深度全球化進程中自食惡果的政客們所能找到的持續攻擊中國的一個理由，當無力改變美國內部時，只能以外部矛盾作為轉移注意力的方式罷了，而國內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沒有足夠的利益，哪個國家會無視本國民眾的利益去無私的幫助別的國家發展長達幾十年？這難道不是一個尚未成年的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嗎？

中國加入全球化並非沒有代價。這些巨大的代價之所以被人逐漸忘記，是因為中國為了經濟發展，必須維持內部的穩定。在二十年前中國加入全球化時，是以大量產業工人下崗、買斷工齡、在中年之後自謀生路為巨大代價的。我們今天不能也不應該忘記那些為了中國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犧牲的產業工人，不能忘記他們在40甚至50歲之後，在中國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時，還要唱起“心若在，夢就在，只不過是重頭再來”。正是這個沉重的代價，讓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十分關注改革的穩定性和協調性。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無論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企業家，都仍然需要繼續擔負起“以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個改革開放最初的社會共識。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在也許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著作——《全球化的悖論》中提出：“我們不能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我們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羅德里克，2011）。羅德里克的“超級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論，深刻的預見到了美國今天的困境。當美國在主導超級全球化過程中使本國資本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資不足從而使本土就業崗位流失，對中下層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時，中下層通過選票民主開始反彈，最終將激進的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鐵票倉就是這些急需現實改變的民眾，因此他越直白的表達將為他的選民拿回就業機會，這些選民就會繼續對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過各種方式都拿不回這些就業機會時，責任就會歸咎到民主黨或者其他國家的種種問題。

然而，美國今天所面臨問題的真正原因在哪裏呢？難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確的選擇嗎？

五、真正的原因美國今天中下層的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也不在於其他任何國家佔了美國的便宜，而在於美國自己放棄了生產性行業的基礎性職位，美國的產業結構沒有隨着其自己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進行調整，而跨國企業和金融企業在美國獨特的職業經理人制度下，長期追求短期個人利益，長期無視員工和產業鏈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們將傾向自由市場的美國模式與傾向勞資共決的德國模式，甚至與具有東方傳統的日本模式相比較，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當美國採納市場原教旨主義時，因經濟撕裂而帶來社會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在《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中進行了十分透徹的分析。賴克從財產、壟斷、合同、破產和執行機制五個方面，以大量生動的實例論述了美國的大型企業是如何通過花費大量資金遊説立法和政府部門改變細微的關鍵政策，來實現了大企業利益的優先。

例如，美國藥價居高不下的一個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國政府運用自身強大的議價權進行降低藥價的談判，而高昂的藥價意味着美國醫藥行業和保險行業長期享有豐厚的利潤。而專利的有效期也沒有阻止藥價的下降，因為大型藥企只要將快要專利過期的藥品作微小的改變，就可以延展藥品的專利。而按照美國法律，當醫生給病人開藥時，醫藥公司可以向醫生提供報酬，這自然導致藥價更加無法下降。所以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其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客觀上是以每個個人的增加投入來維持部分行業的利益。

又如，在過去20年中，美國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經歷過一次破產。而它們破產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會達成的合約。在受美國銀行業和信用卡公司遊説而修訂的《破產法》中，勞動合同通常不是最優先考慮的對象，因此航空公司破產為要挾，來迫使工會達成減薪協議，而為公司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高管，卻能同時獲得一份鉅額高管養老金計劃。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破產法》還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貸款申請破產。這意味着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可以通過重組和政府救助躲過所有的懲罰，而受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傷害的700萬美國民眾，卻因此面臨止贖。同樣不能列入破產保護的，還有學生貸款。

而當無法阻止通過某項法律時，特定行業還會通過遊説國會避免撥出足夠經費來影響執法。美國食品行業曾經遊説國會，使《食品安全現代化法》的執法經費少得可憐，導致無法實際執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們已經提到自1995年以來，美國大企業中金融企業的數量急劇上升。事實上，美國製造業的下滑與金融業的過度發展是緊密相關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深刻體現出美國的實體經濟已經完全金融化，無論是房地產還是美國曾經最強大的汽車製造業廠商通用和福特汽車，乃至曾經代表先進電子電氣技術的GE等，無一不開始追求多元化投資和短期回報。

金融業的高收入，扭曲了整個人力資源價格，大量各學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虛擬經濟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哈佛大學近一半的畢業生投身華爾街；如果再算上企業管理諮詢類工作，2010年投資金融界的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超過了60%。

我們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國的跨國公司職業經理人在面對全球化競爭時，如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當企業經營不善時，最佳的方案是通過裁減人工成本，實施重組來達到使企業短期業績提升的目的。由於職業經理人豐厚的報酬與期權掛鈎，因此維持公司股價就成為第一要務。所以即便是經營狀況良好的公司，在擁有大量現金的前提下，為了維持股價從而確保自己的期權收益，毫無疑問將在回購股票和投入研發中傾向選擇前者。華爾街與跨國公司高管們在美國的資本市場存在大量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歐美的學者，在研究貧富差距問題時，會提出“超級經理人”（supermanager）這樣的概念。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經濟模式展現給我們的場景。所以美國今天中下層問題的根源到底是什麼呢？依靠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美國部分政客似乎忘記了，美國曾經的強大依靠的是對短期利益的約束（金融領域的沃爾克原則），依靠的是美國企業和員工的同心協力（羅斯福主義）。那麼請問，在今天美國的現實狀況下，長期而言，全面減税的最終受益者究竟是美國大企業還是美國全體人民呢？不斷以關税相威脅，就能迫使別的國家不顧它們自己中下層的利益，去替美國的精英層去彌補前期因為推行超級全球化而對美國中下層造成的傷害嗎？不從修正美國內部制度出發，去實現美國國內財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於通過收割其他國家來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這樣的美國，今後對其他國家的年輕人，還會有像它曾經那樣的吸引力嗎？

美國尚未衰落，美國依然強大，但美國已經不是曾經的美國。美國內部的問題目前仍然無解，美國內部的問題越激烈，將內部問題轉嫁於他國的願望就越迫切，因此不會因為美國壞下去，中國就自然好起來。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將更多的智慧投入到對這個時代的理解中。我們需要有更多真正像華為那樣的全球化企業，而不是那些僅能在中國關起門來掙錢，卻要在美國上市的所謂“高科技”企業，這些企業難道沒有造成中國某些領域的資本過剩，從而同樣的扭曲了人力資源的價格嗎？有多少製造業的學子主動投身金融和互聯網行業，而這些行業的普遍高薪酬一定是可持續的嗎？還是僅僅因為前期地產金融的捆綁和美國金融資本的跨境流入所致？我們需要牢記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教訓。我們要向德國學習，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製造業的機會留在國內，即便部分產業轉移，也要通過流程再造將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更多保留在國內。我們的金融體制要做出巨大的改變，不能再主要依靠私募股權投資這種短週期的模式去支持需要長期穩定金融支持的行業發展，短期資本的侵入只會不斷的毀壞我們的實體，無法讓企業家和科技人員安心謀長遠，還會更加扭曲已經扭曲的勞動力價格。我們要在融資制度上儘量考慮今後可能會有相當多的隱形冠軍企業長期不願通過上市的方式進行融資，我們的銀行業不能再坐吃利息，而要作為這些企業的長期債權人共同生長，幫助他們度過一個又一個全球化的週期。

全球化是一首悲歌，也是一首讚歌。全球化給全人類共同發展帶來了希望，也給部分人羣帶來了衝擊。今天深度全球化所遇到的問題，正是美國曾經在市場原教旨主義下主導全球化所帶來的，這些問題需要各國沉下心來共同應對，利益的再分配既包括國與國之間，對美國而言，更在於其內部。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曾經走過的道路有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對本國施行的合理保護是錯誤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今天美國部分政客針對中國的負面言論是合理的。我們應當慶幸，中國正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沒有采納美國式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格局。

謹以此文，希望國人更加冷靜、獨立和自強。

以上

參考資料：

1、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美國增長的起落》，中信出版，2018

2、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2014

3、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關於<21世紀資本論>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中信出版

4、布蘭第斯大學教授、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拯救資本主義》，中信出版，2016

5、德國馬普研究會研究員埃裏克·萊曼（Erik E. Lehmann），《德國的七個秘密》，中信出版，2018

6、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7、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我們的革命》，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8、Michael Mandel, The Myth of American Productivity，Washington Monthly Feb 2012

相關閲讀：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二）——美國的問題與中國的挑戰慕峯

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進入全球市場並在其後深度參與全球化以來，中美之間形成了特定的經貿關係，這種高度勾連的經貿關係不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特有的，也表現在美日、美韓甚至美歐之間。事實上，這是一個戰後形成的、由美國和其他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外貿國家所共同形成的國際經貿體系。

本文作為《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的第二部分，獨立成文，旨在提供一個思維框架，嘗試從一些被普遍忽視的視角，探討戰後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貿體系形成和長期維持的原因，以及目前面臨的巨大挑戰。

這應當是國內首次做出這樣的探討。儘管要證實本文的所有判斷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能力，但我們認為，提出以下觀點，對理解今天的中美經貿關係，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美國的信貸福利制度對戰後全球經貿體系的影響如果我們回溯兩次大戰前後的具體歷史，會知曉戰爭爆發的原因與全球貿易形勢及背後的生產分工因素密切相關。簡言之，當時既存在先發國家相互爭奪全球原材料和市場的問題，也存在先發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還存在地區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對某些國家內部中下層的衝擊問題。先發國家根據兩次大戰的教訓所能得出的共識之一，是必須構建一系列區域和全球範圍的貿易與社會安全網絡。歐共體、GATT都是這一共識的產物。這些組織成立的目的並非僅僅是為了貿易自由，更是為了避免再次爆發毀及人類的全球戰爭。但隨着歷史的推進，人們越來越將貿易作為考慮的唯一因素，而逐漸淡忘了社會安全網絡的基礎重要性。

正是兩次大戰讓各國上層充分理解了貧富懸殊可能帶來的集體災難，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被兩次大戰所湮滅。二戰後，無論採取何種政治制度，先發國家無一例外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社會保障網。兩次大戰帶來的衝擊讓各國認識到，無論是一國中上層對下層的壓制（對勞工和消費者的剝削），還是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壓制（一戰後戰勝國強迫德國做出根本無法履行的賠償），只要超過一定限度，都會激起民粹，甚至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歐美各國的勞工運動、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促進了共識的達成，先發國家無一例外的進行了內部改革，或引入或完善了國內福利制度，一個普遍的社會安全保障網，由各國在本土內部自行建立起來。

但美國的福利體系，與歐洲、日本有相當大的不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莫妮卡·普拉薩德（Monica Prasad）在其著作《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中，對美國戰後的福利模式做了深入細緻的探討。簡言之，歐洲與美國戰後在税制方面走上了兩條道路。歐洲以消費税為主導，使得政府税入較高，因此歐洲福利制度可以主要依靠政府通過再分配而建立，即便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的領域，勞資關係方面的立法，也滲透了種種對兩次大戰的反思；而美國以所得税為主導，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代扣所得税”政策，美國一開始並沒有建立一個像歐洲國家那樣的龐大税源基礎。戰後美國經濟一枝獨秀，大眾消費慾望高漲。美國民眾對福利和消費的需求，受限於沒有歐洲那樣的税源基礎，恰好契合了美國金融機構擴張的願望。

在醫療和教育這兩項具有公共意義的產品提供上，美國也沒有像歐洲一樣建立一個政府主導下的廣泛社會保障體系，轉而通過金融信貸支持予以實現。無論是醫療保險，還是學生貸款，信貸都是戰後美國人無法繞開的生活必需。今天總結美國戰後成功因素的學術著作，大都會提及《退伍軍人權利法》的重要作用，正是這部法律，使一千多萬美國二戰參戰者，免於學生貸款的壓力，從而為美國後期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一定程度上也使當時的消費能力得以釋放。這是非常諷刺的，因為美國戰後教育成功的這個前提條件，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今天美國不得不依靠海外留學生的高額學費來補貼本國高等教育支出，而當美國政府希望將某些敏感行業屏蔽在特定國家的留學範圍之外時，美國的教育還將進一步面臨經濟上的問題。

1980年代之前，美國工業化大生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戰後羅斯福主義的影響猶在，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歐洲呈現相似性。但此後福特主義的內在缺陷使羅斯福時代開始建立的工業福利體系無法維繼，美國並未進行內部細緻的調整，而是徹底轉向。1980年代裏根主導的自由化改革使中下層的福利需求只能走向進一步信貸化。我們可以將美國戰後的福利制度歸納為“信貸福利主義”，這種社會保障網是美國作為全球主導國家所特有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與其他外貿國家之間的長期經貿關係。這項制度在美國長期存在，可以分兩個階段來觀察。

第一個階段，戰後初期，美國工業領先優勢明顯，經濟持續發展，全體國民享受紅利，收入預期不斷提升，《退伍軍人權利法》等國內立法在一段時期內提供了事實上的社會福利保障。基於消費需求的信貸契合了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需要，信用擴張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

第二個階段，隨着全球一般化大生產的興起，美國製造業優勢逐漸喪失，中下層的收入增幅逐漸放緩。但其他外貿國家的廉價工業品湧入美國市場，繼續壓低美國國內通脹，緩解了美國中下層民眾的經濟壓力。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放棄對製造業流程的再造，直接讓中下層勞動力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而服務業的整體收入要比製造業處於優勢時更低。為了維持國內中下層的消費能力（生活水平），政策上不斷滿足這種基於選票壓力的需求，美國中下層民眾對信貸福利的依賴更加嚴重，這種依賴又迎合了美國金融業的擴張需求。

美國國內信貸寬鬆的基礎，是全球化的階段性結果所致。當戰後諸多國家以外貿來作為本國發展主導產業時（這是不得不為的選擇），它們逐漸積累了大量美元，所有這些以外貿作為發展基礎的國家，都面臨一個美元收入如何再投資的問題。從美國視角看，這些因外貿而屯積的美元給這些國家逐漸帶來的對美貿易順差，是貿易不平衡的體現。美國官方對中國的批評與對日本的批評是一致的，即認為是外貿國家過度儲蓄導致了貿易不平衡，從而最終導致貿易摩擦。

美國官方在闡述上述理由時，潛在的理論觀點是：外貿國的對美順差本應帶來外貿國貨幣的升值，從而提升外貿國出口產品的價格，進而降低外貿國的出口水平，因此最終會實現美國與外貿國的貿易平衡。但外貿國持續購買美元資產，通過壓低了本幣價值來維持出口，使對美順差不斷擴大，從而影響了美國國內。美國將此斥為“匯率操縱”。

事實上，美國官方從來沒有也不敢承認，從根本上講，這種外貿國必然對美產生且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與美國的本土政策乃至需求是緊密勾連的。這個戰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的全球經貿體系，有着深刻的美國信貸福利需求背景，這是美國戰後所建立的特殊的社會保障網存續所必需的。

外貿國家通過製造業賺取的美元，為外貿國家的貨幣升值帶來了壓力。在沒有更好投資渠道的情況下，外貿國家通過大量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一方面旨在通過投資戰後經貿體系的主導國家，以維持長期的資金安全；另方面緩解了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客觀上有利於本國製造業繼續出口。外貿國家通過製造業辛苦賺取的美元，又經由購買美元資產再次迴流美國，構成了美國信貸寬鬆的基礎。

維持信貸寬鬆的本土消費，對美國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使美國特有的信貸福利制度得以維繫，使中下層在產業結構失衡、收入不斷下降的同時，能繼續以信貸方式來維持生活所需，甚至在相當時期內，產生了大量的過度消費，出現了短期“繁榮”；二是擴大的消費能力促進了美國新興產業的發展，這些消費信貸資金用於投入某些新興消費（例如電子產品）領域，促進了這些行業的發展；三是使美國的金融業在整個消費信貸擴大過程中得利豐厚。

也就是説，外貿國家辛苦生產、美國輕鬆貸款消費的模式，在戰後相當長時期，都是美國與外貿國家形成的默契。當美國內部分配出現階段性問題時，民意就會反應到政治方面，使美國在外貿政策上對外貿國家施壓，為中下層爭取回一些利益，使美國本土的中下層信貸福利能夠持續下去。事實上，這都是一時權宜之計，因為只要美國仍然堅持信貸福利主義，同時又不能恢復生產性行業的基礎工作職位，無法保證中下層的長期收入增幅能夠覆蓋信貸債務，那信貸福利制度遲早面臨崩潰。

日本等國對美國這種表裏不一的做法也十分憤懣。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經評論道：“日本人揮汗如雨地勞動，生產出了美國人需要的商品，也把這些商品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美國。可美國説：‘請借給我購物款’，於是日本就以極低的利息把購物款借給了美國。如果這筆貸款還回來也就罷了，可是人家借款不還了，並且連句‘謝謝’都沒聽到，這就是在國際經濟中，慈善的富翁沒有受到應有的尊敬和感謝，反而遭受了愚弄”（野口悠紀雄，2013）。

美國國內的信貸福利制度，勾連了美國和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外貿國家，使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結構與美國本土消費需求直接掛鈎。德國、法國等歐盟國家堅持在美元體系之外建立歐元體系，很大程度上旨在擺脱美元體系的約束，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但這個過程受制於歐盟政治與經濟的分離，今天也面臨極大挑戰。

以今天美國中下層的生存狀況來看，去工業化疊加過度消費帶來的惡果不斷顯現，美國的信貸福利制度已難以維繫，這是今天美國與中國以及其他外貿國家頻繁發生貿易摩擦的根源。戰後形成的以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為勾連的國際經貿體系，很可能將要走向其生命的終點，如果美國本土無法調整其內部的福利制度，無法解決其內部分配問題，無法重建其本土的社會保障網，就會進一步使全球經貿體系產生更大的震盪。

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的另一個後果，是美國金融業的過度膨脹，和新興產業與金融業的勾連發展。科技類新興產業是否一定需要短期金融資本的支持？這是值得疑問的。我們能夠看到，今天不少科技創新企業，其實在離開短期金融資本時，一樣能夠發展得很好。我們不應將不考慮金融資本的華為視為孤例，而應當深入研究華為成功的真正制度性原因。

對美國而言，金融業在成為了整個信貸福利制度得利最豐厚者的同時，也使美國的科技創新與金融資本構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閉環。“高科技+金融資本=>美國上市”也成為美國資本市場吸引全球資金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國內的資本收益和金融服務收益並不可能向美國中下層擴散，里根主義下的所謂“涓滴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在這個時代根本無法實現，因為今天的美國，已經放棄了製造業基礎，大量國民通過工資收入去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在他們連支出400美元應急款都存在困難時，如何讓他們通過資本來實現金融化下的資本收益？歐美經濟學界和實務界人士不斷警告，美國將資本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最終的後果是整個國家消費能力的持續下降，因為讓有錢人有更多的錢並不會帶來更多的消費，只有中下層擁有更多的收入才會帶來消費的提升。

在美國信貸福利主義可能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做好長期研判。美國中下層和兩黨在很程度上都認定了曾經的多邊貿易體系損及了中下層的利益，而美國中上層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訴求，如果不能與中下層改變生存現狀的訴求相契合，那麼在美式民主制度下，佔大多數的選票仍然會投向否定多邊貿易體系者。

我們今天看到，美國的政治體制正在成為解決美國本土問題的障礙。2010年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2010)）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認定，企業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人”，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進而使限制企業政治宣傳活動支出的2002年《兩黨競選改革法》因違憲而被廢除（賴克，2016）。跨國企業和金融企業對政策制定長期實施遊説，信貸福利主義不斷從制度上被強化。中上層精英雖然能夠看到問題，但要以自身權益相讓來根本性的解決問題，談何容易。

伯尼·桑德斯作為底層出身的民主黨候選人，在美國中下層有大批擁戴者，但在民主黨內部競爭時被建制派排擠，那些本來支持桑德斯的民眾轉而將選票投向激進的特朗普。如果我們認真閲讀桑德斯的政治見解，可以發現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在抄襲了桑德斯的觀點。但從特朗普的實際施政來看，根本沒有想過要對美國的經濟體制進行重大修正。美國的民粹主義最終讓政治投機者走上了前台。

我們今天必須深刻理解美國信貸福利制度對全球經貿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必須深入研究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我們必須切身體會美國中下層對自身權利訴求的合理性，這是所有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外貿國家必須共同面對的。

二、中國面臨的挑戰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在進入全球化後，也一度成為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外貿國家，甚至今天這種依賴仍未減輕。中國與日本一樣，辛勞的國民通過艱難的賺取美元，作為工業化的起步。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已佔據過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高端，而中國今天仍在產業鏈中游徘徊。這意味着中國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業在賺取美元，而這些中低端外貿企業掙來的美元，作為外匯佔款，成為了境內人民幣發行的基礎。

中低端外貿帶來的美元越多，客觀上會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的增加，即便在發行機制方面進行調整，不斷擴大的美元順差也會為境內金融機構的信用擴張帶來依據。如果中國內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擴張就會快速成為現實，國內資金將會向能夠短期獲利的資產聚集，資產泡沫會快速形成，進而對中低端外貿產業構成巨大的擠壓。

這相當於通過中低端外貿辛苦賺來的收益，成為了國內信用寬鬆的基礎，而國內信用寬鬆又引發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又反過來影響了各項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房地產、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從而使利潤率並不高的中低端外貿產業，進一步喪失了產業升級的機會，甚至大量退出市場或開始遷冊東南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必須深刻反思前期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房地產資產價格急速上升，對長珠三角外貿製造業造成的巨大負面衝擊，以及為什麼本可漸次進行的國內製造業產業轉移卻步履維艱。

我們要理解，中國的外匯管理措施對控制全球金融資本流動風險會有較大幫助，但這種幫助不是絕對的。凱恩斯曾言，要實施資本管制，政府必須加強對所有國際交易（無論是貨物還是資本）的監管，因為國際貿易的發展可以讓人通過篡改貨物的流動來隱瞞資本的流動（羅德里克，2011）。通過經常項下的外貿交易來掩蓋金融資本的短期跨境流動，正是前一階段中國外匯儲備發生劇烈波動的現實。

中國的外貿出口，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不少觀點認為，當這駕馬車不靈時，其他兩駕馬車就要再拉快一點。實際上很長時期我們並不理解，中國的外貿出口，是美國信貸福利制度得以維繫的必要環節，也是維持中國外匯管理模式的關鍵。中國選擇目前的外匯管理模式能夠儘可能的防範資本跨境流動的衝擊（但也只是儘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選擇這種模式，就會要求人民幣的發行與外匯收入相掛鈎。如果出口下降，外匯收入下降，以外匯佔款為依據的人民幣發行就將受到影響。此時如果以境內投資拉動經濟，關鍵是看這種投資是否用以激勵外貿產業（尤其是製造業）升級發展，為下一階段的外貿恢復和擴大提供幫助。如果這種境內投資脱離外貿（尤其是製造業）需求，甚至導致內部資產泡沫進而對產業升級產生負面作用，那麼因外貿受限而出現的通縮趨勢就會疊加資產泡沫的上限，進而引發貨幣發行機制的運行障礙。

這就是製造業對中國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

中國是一個外貿大國，但並非一個外貿強國。如果中國境內資產泡沫繼續膨脹，生產要素價格繼續上升，中國中低端外貿產品會逐漸被其他後發國家所替代。美國在政策取向上極力擺脱中國中低端製造業的依賴，扶持其他小國替代生產，以繼續維持美國本土的信貸福利體系。

近年來，國內有觀點認為，製造業衰落是必然的一個過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是每個工業化國家的必經之路。這樣的觀點深受美國前些年一些經濟學觀點的影響。但美國主動去工業化，依靠信貸消費維持經濟發展的惡果今天已經在擺在眼前，況且中國完全沒有複製美國模式的經濟基礎。德國逆勢再工業化的選擇值得我們深深思考。

我們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麼“高科技”的製造業企業，要讓市場來識別它們，而不是讓市長來評判它們。不能單純為追求個別“高科技”產業，不能期望將普通製造業趕走，就能換來“高科技”。每個產業的發展都有極大的路徑依賴，要順勢而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個地區的產業歷史去實現轉型。一些看似落後的產業，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級進步空間，要允許這些行業的企業家去探索升級，而不是將其簡單趕走。美國的康寧公司（Corning），以玻璃為主業，從1955年就位列美國500強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這個榜單中的企業，是名符其實的長青樹。我們很難講玻璃這個行業就是高科技產業，但如果沒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無法生產出來。我們在Fortune 500的榜單中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的傳統行業的長青樹，正是它們的點滴積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種偉大的進步。

在科技進步帶來製造業勞動力需求的變化時，要儘可能讓勞動力去匹配新的崗位，要對製造業流程實施再造，要與人的就業相契合，更要顧及中國廣闊腹地那些尚未發展起來的地區。這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企業家的責任。中國的企業家不應像美國上層精英那樣漠視自己的員工，那些只顧及高層短期收益的行業和企業在中國應當得到制度性的扼制。對中國這個人口第一大國而言，沒有比就業更為重要的問題。

抑制互聯網資產泡沫同抑制房地產泡沫一樣，對中國而言都是一個關鍵挑戰。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至今遠非全球化的企業，只要看看它們的海外收入佔比，就知道它們主要是因為政策原因才在中國封閉的市場迅速實現了行業的寡頭地位。中國大多數的互聯網企業，跟“高科技”都是完全不沾邊的。它們所獲得的資源、它們具備的影響力與它們的行為方式，往往難以匹配，令人失望至極。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迅速發展還是國際資本跨境流動的一個典型反應，而國際資本跨境流動必然伴隨短週期的不斷重複。

國內有觀點認為，對於新興行業，使其自由競爭，哪怕中間有大量的資源浪費，競爭勝出者一定能夠引領未來，總體上會得大於失。這種觀點完全無視個別行業短期過度資本集中導致的對其他行業的長遠衝擊。過去十年，有多少本該在芯片行業奮發圖強的中國學子，因為資本補貼下優厚的薪酬，轉投互聯網企業門下，而這十年導致的芯片行業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彌補？而這些所謂優厚的薪酬，往往不過曇花一現。如果中國仍以美國模式為追求，那就必然將要承受美國模式下富裕的硅谷、華爾街和大量中下層民眾的尖鋭對立，這是中國可以承受的嗎？

這更將影響中國的教育。教育競爭的激烈，説到底是因為只有個別行業才能提供豐厚的薪酬，而這些行業並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爭之。要從根源上解決中國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問題，最終的關注點還是在產業和就業。中國實業類企業大多處於產業鏈中低端，也就是這些產業薪酬上升的空間仍然非常大，在此時放棄大海而追求河流，無異於捨本逐末。

信息科技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但這不代表只要稱為“互聯網”就是高科技。這種五歲兒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邏輯，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