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941年，那條煉獄般的大隧道_風聞

抗日戰爭期間的大後方，有三大慘案：

一為黃河花園口決堤

二為長沙大火

三為重慶大隧道慘案

【今日由頭】

1941年6月5日

重慶大隧道慘案

1

1941年6月5日的傍晚，重慶。

高鍵文感到了些許涼意。

一場突如其來的小雨，讓這個處於悶熱潮濕季節的山城，有了些許涼意。

高鍵文這年16歲，在磁器口一家雜貨店做幫工，同時還是義務防空襲隊的服務員。

由於温度稍稍有些下降，重慶的街面上又開始出現了些許行人。這天的白天，已經有三批日本飛機來轟炸過，所以市民認為一天的“疲勞轟炸”已經結束了，不少白天疏散到城外的重慶市民，也開始紛紛趕回家中。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來之後，提心吊膽的一天就又很快又要過去了——從1938年2月18日開始，日本對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開始了無差別的狂轟濫炸，目的只有一個：迫使中國投降。

被轟炸後的重慶。

晚上6點左右，正當高鍵文也覺得悶熱的一天即將過去的時候，防空警報響了起來。

從1938年年初以來，重慶市民對這種隔三差五就會拉起的防空警報已經習以為常，開始奔向防空洞。但是，這次的警報似乎不太一樣——在較場口中興路的警報信號台，原來預示空襲警報的紅燈籠被換成了罩着紅布的煤氣燈。

“日本鬼子這次要投毒氣瓦斯！”

不知道誰喊了一句。

這個後來被證實為錯誤放置的信號燈，無疑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大量市民開始匆忙湧入較場口的大隧道防空洞。

2

6月5日晚，6點30分左右。

劉峙感到有點煩躁。

劉峙此時的職務，是重慶衞戍總司令，但他還身兼另一個重要職務：重慶防空司令部司令。

重慶防空司令部成立於1937年9月1日，是重慶全市最高防空指揮機關，直接接受重慶行營領導。原來的司令是重慶市長賀國光，後來由劉峙兼任。

防空司令，自然是要對空襲的防護負責的。

劉峙，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歷任黃埔軍校教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參與北伐、中原大戰等多場戰事，頗得蔣介石賞識。北伐戰爭中被稱為“福將”，中原大戰中被稱為“常勝將軍”，抗日戰爭中被稱為“長腿將軍”，國共內戰中被稱為“豬將軍”。

當天晚上，劉峙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是防護團打來的。這個官民合辦的羣眾性防衞組織，當時給劉峙打電話是來報警的：

“較場口一帶的地下防空洞隧道，已經嚴重超員！再放人進入就會發生危險！”

較場口，位於重慶市中心，影院、劇院、茶樓、酒館和商店餐廳鱗次櫛比，而幾個地下防空洞也都集中在這裏。其中“一號大隧道”防空洞是最大的一個，距地面大概10米，寬和高各2米多，在中間還分三個岔口，對應三個出口：十八梯洞口、石灰市洞口和演武廳洞口。

這個“一號大隧道”防空洞最多可以容納5000餘人，所以當劉峙接到防護團的電話時，是有點不以為然的。

當時防護團提出的請求是：請轉移一部分市民到軍用防空洞去。

但是，軍委會機關使用的防空洞，是供官員和軍官使用的，那裏舒適、安全，有良好的通風設備和照明設施，是不可能讓普通老百姓進入的。

劉峙覺得，讓老百姓忍耐一會，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他不知道的是，只能容納5000多人的“一號大隧道”防空洞，此時已經湧進了超過1萬人。

抗戰時期重慶市地下防空洞內的景象

3

6月5日晚，9點。

何順徵覺得自己的心臟似乎在往下墜。

何順徵是躲入大隧道防空洞的諸多重慶市民之一，此時他和大家一樣，已經在隧道里呆了接近3個小時。

晚上7點和8點50分左右，已經來過了兩批日軍轟炸機。

在陣陣悶雷般的轟炸聲中，隧道的牆壁似乎也有些微微顫抖。儘管隧道內悶熱異常，空氣混濁，且擁擠得連轉身都困難，但老百姓們互相依偎，妻子靠着丈夫，哥哥抱着弟弟，用盡最大的努力忍耐，希望能夠快點熬過這一艱難時刻。

但是，空襲解除警報依舊沒有拉響，説明日機的空襲還沒有結束。

這時，很多人開始覺得呼吸困難，甚至眼冒金星。眼尖的人忽然發現——隧道牆壁上每隔3、40米就安放的油燈，開始一盞一盞地熄滅了。

毫無疑問，這是缺氧的徵兆。

忽然有人用淒厲的嗓子喊了一聲：

“憋死我啦！我要出去！”

那是一個渾身被汗水濕透的男人，他忽然歇斯底里般地扭動起來，然後開始用手指拼命抓撓自己的脖子。

這時候，之前都已經呼吸困難的人們才開始意識到：隧道內的氧氣很可能快耗盡了。

騷亂開始了。

哭聲、喊聲、尖叫聲開始此起彼伏，在悶熱且封閉的隧道環境內，猶如鬼哭狼嚎一般，讓人聽了心驚膽顫。喪失理智的人們開始擠做一團，很多人似乎中了邪一般，開始將自己的衣褲撕光，赤身裸體，拼命抓撓自己的皮肉減輕痛苦。一個老婦人痛苦地不斷用頭撞牆，把臉都撞爛了，披頭散髮，渾身上下血水淋淋。

整個大隧道防空洞內，很快成了一個人間煉獄。

這時候，此起彼伏的聲音開始喊了出來：

“快衝出去！不出去就沒命啦！”

龐大而雜亂的人流，開始向大隧道的三個出口方向湧去。

但是，等待人羣的，卻是三道關得嚴嚴實實的大柵門。

前面的人羣被擋在了門口，但後面的人羣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情況，依舊拼命在往前擠——很多人踩着自己前面同胞的屍體往門口衝，攔住，倒下，被後面擠上來的人再次踩在腳下。

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慘案的紀念羣雕

在十八梯的出口處，鎖在防空洞內的重慶市民頂着後面湧來的巨大壓力，對守門的人員苦苦哀求：

“你們外面做點好事，把門打開，裏面都閉死很多人啦！”

而外面的人卻表示沒得到命令不能開門：

“空襲還在繼續，一律不準出來！”

而另一個讓人絕望的回答是：

“你們要死也在裏面，忍到吧！”

4

6月5日晚，10點左右。

胡伯翰有點生氣了。

他辦公室裏的電話響個不停，全是各個隧道出口的防護團團員打來的：在隧道里發生了窒息事件，請求打開大門，不然會釀成嚴重後果。

胡伯翰是重慶防空司令部的副司令，他在電話裏再三強調：空襲不結束，不準放人！

胡伯翰這麼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當時的重慶軍委會規定，如果重慶市民在地面上被空襲炸死200人，是要拿防空司令部長官問罪的。

但是，胡伯翰並不瞭解當時大隧道防空洞的真實情況，以及，他並不知道，在最後的危急關頭，防護團有的團員最終違反命令，打開了大門——在演武廳洞的出口，由於木柵門是向內開的，早已被人羣堵死，最終防護團是用斧子把門劈開的。

郭偉波就是被人羣裹挾着衝出來的。

郭偉波是重慶軍委會外事訓練班三期的學員，按理是可以進軍事防空洞的。但是由於當時軍統的內部摩擦，他們這批60多名學員最終都進了民用的大隧道防空洞。

他的回憶是：

“後來，木柵不知怎樣打開的，守在外面階梯上的防護團也跑掉了。人流穿過閘門，猶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衝。我和兩位同學因年輕力壯，用盡力氣隨着人流擠出木柵，昏頭昏腦地上了階梯，終於來到地面上。”

郭偉波一出來就昏了過去。半小時後他甦醒過來，和兩個幸運逃出來的學生一起返回洞口，試圖去營救還被擠壓在屍體堆中的同學。他們用皮帶、繩索等栓在被壓的同學的腰間用力向外拉，卻看到他們面色痛苦的用力擺手。郭偉波才明白，拉不出來——他看到旁邊有人用同樣的方法拉人，最終把人活生生拉成了兩截。

就這樣，他和幾個同學就坐在被壓同學的身邊，眼睜睜地看着他們面色漸漸由紅變紫，口內吐出帶血的唾沫，最終死去。

5

6月5日晚，11點。

吳國楨坐在汽車裏，心情忐忑。

在第三批日機空襲之後，情報所發來報告：沒有後續飛機了。

吳國楨作為重慶市市長，坐上汽車，立刻前往較場口大隧道防空洞——在此之前，他已經得到報告：發生了窒息以及踩踏的重大事故。

儘管有了心理準備，但吳國楨在趕到死亡人數最多的十八梯洞口的時候，還是震驚了：

“至則見洞門之內，一望若有兩三百人，手持足壓，團集一堆，前排腳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動。其後層層排壓，有已暈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號不能動者，傷心慘目，令人不能卒視。”

當時被運出來的屍體

而還有更多慘象，吳國楨還沒有看到。

在隧道洞內，到處是一堆堆的屍體，裸露在外面的皮肉大多成了紫黑色，而四肢都扭曲糾結在一起。很多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經被撕成了碎片，赤身露體躺在地上，身上被抓出一條條的血痕，有的眼睛凸出，有的舌頭外伸；有血肉模糊的嬰兒，有渾身是血的孕婦；有的人嘴裏還咬着別人的半個耳朵，有的人手裏抓着一把從自己頭上抓下的頭髮……

在慘案發生之後，重慶衞戍司令部的卡車把大量窒息昏厥的人運到了朝天門河壩，因為據説一些缺氧暫時休克的人在河邊空氣新鮮的地方可能會復活。

但是，又一幕慘劇發生：

不少參加搶救的士兵、特務人員和服務隊人員在拖行和搬運屍體的時候，重手重腳，有些市民在拖出過程中直接被拉成兩截，有些奄奄一息的市民，直接被屍體壓在下面而活活壓死。更令很多旁觀市民心寒的是，一些參與救護的人員趁火打劫，將那些屍體上的首飾、錢財都放入自己的腰包中，有的甚至還對屍體搜身，剝取衣褲。

在朝天門的死屍堆中，確實有一些因為吸到新鮮空氣而復活的市民。但不少人因為醒來後發現自己的親人已經慘死，或者自己攜帶的財物已經被洗劫一空，今後不知如何生活，在原地絕望地放聲大哭。

一時之間，河壩一帶，死屍累累，哭聲震天。

6

1941年6月6日，重慶。

劉峙和賀國光上交了第一份事故報告。

對於這起重大事故，重慶乃至全國各界震動，輿論譁然，要求徹查原因：

除了“天災”之外，有沒有“人禍”？

作為重慶防空司令部司令的劉峙以及副司令賀國光，無論如何要在第一時間上交第一份報告。

在這份報告裏，劉峙提到這次事故的首要原因是日軍空襲時間太長，“共計五小時餘”，而防空洞發生窒息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該三處隧道內通風設備尚未裝竣，避難民眾過多，故洞內空氣極壞。”

（《劉峙、賀國光致於右任報告》，1941年6月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但劉峙不會在報告裏報告的是：較場口大隧道防空洞內的通風機，其實早在1941年4月就已經裝好了，在6月3日就經過了測試，而約定的驗收時間，恰恰就是6月5日的下午2點到5點。

為什麼沒驗收呢？

通風機制造的廠方表示，一直等到空襲警報發出前半小時，負責驗收的防空司令部工程處副處長謝元模也沒有出現。而謝元模給出的解釋是：

“因本人非電器專家，原約定電燈廠工程師同往驗收，因該人未到，故未往驗收。”

那又是為何呢？

根據防空司令部第三處處長丁榮燦和副處長潘聯的説法，真正的原因是防空司令部沒有給軍政部賄賂，所以軍政部拒絕驗收。

當時收斂屍體的場景

但問題是：日軍的空襲從1938年就開始了，為什麼到1941年，一個市中心容納上萬人的防空洞的通風設備還沒裝好？

根據謝元模的報告，是因為“經費不足”。

據謝元模報告， 通風照明設備工程，1940年7月到11月為第一期，軍政部每月撥款12萬元，應合計70萬元。1941年2月到5月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處1941年度防空設施經費一共140 萬元，其中較場口大隧道工程佔40 萬元。這些經費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請大隧道內安裝通風機30具需款39萬元，因為付不起錢，只買了20具，其餘的退還給廠方了。

但“大隧道口慘案”發生之後，人們最關心的首要問題，還不是通風機的問題，而是——

這場慘案到底死了多少人？

7

1941年6月7日，重慶。

于右任陷入了迷惑。

于右任時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院長，對這起震驚全國的“較場口大隧道慘案”，當然負有監察之責。

在6月6日劉峙和賀國光交上來的第一份報告中，對於死亡人數是這樣報告的：

“三處共計救出男女776人，運出男女屍944具。至於洞內餘存死亡數目，因隧道太深，一時無從清查。”

然而，在6月7日，于右任又收到了監察委員萬燦的調查報告：

“此次洞內容納人數約萬餘人，死者逾半，傷者不計。據保甲長所稱，登記屍體總數達8400餘具，市民謠傳則在萬人以上，官方之人稱五、六百至二、三千人不等，大抵登記之數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萬燦委員還在文末着重寫了一句：

“該主管人員重慶衞戍總司令劉峙、重慶市長吳國楨應即按律治罪。”

（《監察委員萬燦致於右任呈》，1941年6月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6月8日，劉峙、賀國光又交來了關於死亡人數的第二份報告，這次彙報了最新統計的死亡人數，並且製成了一張表格：

（《劉峙、賀國光致於右任報告》，1941年6月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那麼，這份關於“1115人”的死亡報告，是否是最終結論呢？

6月13日，于右任又接到了一份監察院調查專員陳之誼提交的報告，認為“死亡人數約計一萬餘人”，並提到：

“十八梯洞口附近曾遇一張姓洗衣婦人，彼當晚於抬出一人時即折一竹籤，天明時統計已達九千之譜。

十八梯方面曾運往木匣三千餘付，但所裝之屍未到一半，其餘即由汽車裝運至朝天門江邊。”

（《調查專員陳之宜致於右任呈》，1941年6月1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數字差距那麼大，可以想象于右任當時面對這一堆報告的心情。

當然，他也應該知道，能對這個數字下定論的，肯定不是他。

8

1941年6月9日，重慶。

蔣介石陷入思考。

在這一天，他下令成立“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會由各方代表吳鐵城（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伯苓（國民參政會主席）、康心如（重慶市臨時參議會會議長）等人組成，務必查出事件真相，追究相關責任人。

為平民憤，吳鐵城隨即宣佈：將公審重慶防空司令部司令劉峙。

吳鐵城。後來做到過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1953年病逝於台灣。

但是，在公審之前，吳鐵城秘密為劉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組織了一場預審會，將專人設計的市民屆時可能提問的問題，一一和劉峙對了台詞。

比如如果提問：

“你知道重慶大隧道到底悶死了多少人？”

為劉峙設計的回答是：

“大約八九百人。”

又比如如果提問：

“你對死傷者家屬如何撫卹？”

為劉峙設計的回答是：

“要從重撫卹。撫卹金死亡者120元，重傷者80元，輕傷者40元，無家可歸者50元。”

還比如如果提問：

“日機轟炸不止一天了，在鬧市中心，人口多，只有這麼一個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沒有通風設備，這是管理不當！你這個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裏，你想到百姓了嗎？你要抵命的！”

為劉峙設計的回答是：

“我責任重大！正準備疏散人口到附近鄉村去，可時間來不及了。”

最終，劉峙在公審大會上順利過關。

而蔣介石最終做出的處罰是：

重慶防空司令劉峙、重慶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重慶市市長吳國楨三人革職留任；隧道工程處處長吳國柄撤職，副處長謝元模記大過兩次；重慶警察局局長兼防護團團長唐毅記大過一次。

7月3日，吳鐵城向蔣介石遞交了關於這次慘案的《審查報告》，上面明確宣稱：

“大隧道慘案死亡人數為992人，重傷者為151人。”

官方蓋棺定論。

審查就此收場。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及家屬向死難同胞獻花。

【饅頭説】

中國人有句話，叫“冤有頭，債有主”。

如果要追“大隧道慘案”這筆債的源頭，肯定是日本侵略者。

據不完全統計，自1938年至1944年，日機空襲重慶共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傷14100人，炸燬房屋3萬多幢，30所大中學校曾被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

這種針對平民的無差別轟炸，無恥至極。

但如果理清源頭後，再往下捋一捋，當時重慶政府的“有關部門”，也絕非撇得清責任。

具體該負什麼責任，大家在正文中其實也應該看得明白。

2015年2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宣判：“重慶大轟炸”中國民間索賠案一審結果，188名中國原告敗訴。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這筆帳，我們必須做好”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要他們吸取歷史教訓，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

而對於“有關部門”的一些經驗教訓，覆車在前，是不需要“慢慢來”的。

”人禍“這種事情，越少越好，沒有最好。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重慶大隧道慘案始末》（張守廣，《直面血與火——國際殖民主義教育文化論集》，2003年12月20日）

2、《抗戰期間重慶大隧道慘案紀實》（孫曉鷗，《春秋》，1998年2月15日）

3、《重慶大隧道慘案史料一組》（王俊明，《民國檔案》，1997年2月15日）

4、《親歷重慶大隧道慘案》（高鍵文，《世紀》，2005年10月15日）

5、《震驚中外的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慘案》（劉佔青，《文史春秋》，2017年5月10日）

6、《重慶大隧道慘案死亡人數辨析》（程雨辰，《民國檔案》，199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