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_風聞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編者語：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羣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閲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羣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羣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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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説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着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面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羣，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脱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週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只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制。儘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只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羣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羣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只有幾英里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説，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徵着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歷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侷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佔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着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説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着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着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孃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果仁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説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羣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羣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儘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只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羣“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癥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蹟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脱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蹟，但對於美國來説，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佔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面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面，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着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制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週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説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系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歷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面説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佈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徵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只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癥結，這只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樑，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