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方曼｜你為什麼如此焦慮？_風聞

迴歸生活的政治·圓桌論壇

第二十九期

你為什麼如此焦慮？

問題發佈

**你快樂嗎？**你多久沒有發自內心地大笑了？還記得那個放鬆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嗎？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被現實推着前進。工作、學業、生活，四面而來的壓力使人喘不過氣。更糟糕的是，與家人和朋友的交談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巨大壓力。原本期待着一場歡暢的閒聊，卻意外收穫了對比、炫耀、暗中較勁，羨慕和嫉妒幾乎讓聊天每每鎩羽而歸。我們漸漸成為了“話題終結者”，拒絕打開心扉，複雜的內心卻難以平靜。這背後透露的焦慮，正成為描述公眾心理狀態的標籤詞彙。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國家治理創新報告》指出，如何降低民眾心理上的焦慮感，是治理現代化面臨的三大難題之一。我國第一部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聚焦我國公務員羣體的心理狀況，指出我國35.2%的公務員處於中高等焦慮狀態，可以窺見焦慮正在社會中蔓延。

對此，我們不禁要追問：這種跨越年齡，存在於不同職業與社會階層，並體現在職場、婚姻、戀愛、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慮，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中國人為何感到焦慮？中國人的焦慮具有獨特性嗎？**或者説，**這種焦慮是“現代性的焦慮”還是“中國式焦慮”？普遍性的焦慮和個體性的焦慮又有什麼不同？**本期邀請德國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所AMA項目組成員方曼談談時下焦慮。

一、匱乏性需要掠奪幸福

焦慮並非某種單一的情緒反應。隱藏在焦慮背後的情緒（悲傷、憤怒、無助等等）與未被滿足的需求映射出的其實是不同的心理內涵。所以，在強調精細化管理的今天，我們對於“焦慮”也應當有更精緻的理解。

回到情緒的本質上，焦慮是是身體的預警機制，正因為有這樣的機制，人類才得以存活。焦慮，讓我們在面對需求時，產生諸如害怕、恐懼、悲傷等負面情緒，促使我們作出反應，在緩解和釋放負面情緒的同時，滿足生存的需要。比如，作為父母，看到孩子生病很焦慮，便會帶孩子去看醫生；作為學者看到環境污染感覺焦慮，便建言獻策、發展科技以保護生態。這都是焦慮的帶來的意義和內涵。

焦慮本身並沒有問題，它在提示我們尚有未被滿足的需求。如今的問題在於，在物質與科技空前繁榮的今天，焦慮反升不降。也就是説**，問題根源不在“焦慮”，而是不斷降低的情緒警報閾值，更在於不斷提升的心理需求。**

基於弗洛姆的思想，人有兩種心理需要，一種是匱乏性需要，一種是充裕性需要。匱乏性需要是一種驅力，其令人感到有一種緊張或壓力，需要把這個情緒釋放、進而使需求得到滿足。比如人們有周期性的生理需要，定時吃飯，定時睡覺等。在心理上，匱乏性需要的表現可能是，人可能肚子不餓卻還想吃，有房有家卻想要更大更氣派。所以，弗洛姆認為，當人的需要完全被匱乏性需要所佔據，我們將離幸福十分遙遠；同時，匱乏性需要是貪婪的根源，也是大量心理病理的根源。（韓巖，2018）但是充裕性需要則不然，當這種需要被滿足時，人們感受到的並非只是滿足和放鬆，它會進一步帶來充盈豐沛的感覺，令人充滿活力與創造力。（韓巖，2018）

很長時間裏，我們被遞進式的需求理論影響，認為只有在滿足了身體的、安全的需求之後才能滿足歸屬感、愛與尊重、自我實現的需要。事實上，我們忽視了充裕性需要對匱乏性需要的平衡與補充作用。在不斷強調基本生理與安全需要的時候，我們對歸屬感、尊重與愛、自我實現需要的關注、憧憬和滿足被限制和禁錮住了。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歷史上有諸多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都是在窮困與窘迫的生存境地中實現自我的。

綜上，面對“焦慮”，從個人層面而言，是重新反思自身需要及其滿足方式的契機；於社會層面而言，既能促使社會提供滿足充裕性需求的空間與媒介，也為反思公共價值取向與社會資源調適提供了新視角。

二. 如何衡量匱乏性的需求度

To方曼****：****

1. 人們焦慮的現實體現是什麼呢？

2.文中提出:“匱乏性需要是貪婪的根源。”但是如何衡量匱乏性需要的度呢？我認為一定程度的匱乏性需要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並不一定會導致貪婪。

方曼:

謝謝質詢團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焦慮，作為一種主體感受，其本身即為現實。

第二個問題：提問者的表達其實和我想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匱乏性需求就是個體需求的一種，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但我的論述重點在於，為了緩解焦慮，我們應將注意力由對匱乏性需求的滿足，更多地向充裕性需求的滿足轉移。

具體而言，匱乏性需求的滿足在於“佔有”，而充裕性需求的滿足在於“存在”，即To have or To be，是佔有還是存在的區別。我的關鍵論點在於，“存在”才會遠離焦慮，“佔有”會滋生形形色色的問題，包括焦慮在內。

心理學家弗洛姆在《To Have or To Be》（Fromm，1976）中闡述了佔有與存在的不同面向。若以我們關於“焦慮”的探討為例，佔有型的討論目標在於説服別人自己的論點、彰顯豐富的知識儲備，期待他人的改變，而存在型的討論更多是在共同空間裏享受交流的樂趣、思想碰撞中產生的洞見，同時看到彼此人性的彰顯，這既可能是面對共同困境時產生的共鳴，也可能是作為社會公民所表現出來的危機感與責任感。重佔有的人依賴於其擁有的東西（知識、信息、地位、名譽），而重存在的人則相信他的存在這一事實，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只要生動活潑的展開對話，就會有創新、有意義，這個意義產生在每一個我們思想交匯的當下。

佔有的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關係是一種佔有和所有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之中，我要使每個人、每一樣東西，包括自己在內，都成為我的財產；存在的生存狀態裏，依照赫拉克里特和黑格爾的思想，生命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實體，它只能在變化中存在。（弗洛姆，2017: 14）

回到這個探討，我們或許可以問問，我們享受這個對話的過程本身嗎？還是在苦惱和糾結，我的發言是否表現了一個學者的水準，是否能夠收穫更多的讚譽，吸引更多的粉絲，引發公眾的討論、政策的關注？如果探討本身都在創造焦慮的話，我們探討的意義又何在？

 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在此談論“焦慮”，某種程度上，也的確正在製造“焦慮”。**就像全世界都在販賣“焦慮”並以此牟利一般，我們也在用“焦慮”的議題吸引關注，鞏固我們在學術場上的一席之地，僅僅因為“焦慮”是社會熱點詞彙。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有這樣的自我覺知嗎？我們敢於承認這個覺察嗎？“焦慮”議題的主體都是“人“，我們很難完全在客觀層面去應對，並試圖用單純的政策或技術工具來開出藥方。這個藥方，其實都在“人”的手上，是建立法制機制的人，是撰寫政策建議的人，是做研究的人，也是執行的人，還有傳播的人，教育的人等等。如果這些人都沒有自我覺察，很難相信這些重要崗位本身會不會製造和傳播更多的焦慮。

心理諮詢師常常自我告誡的一句話是，覺察即改變。意思是説，一旦每個人對自己的固有思維和行動模式有所覺察，就一定會發生改變。所以，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真正面對了自身的“焦慮”，找尋到自己獨特的存在，就一定能夠發生深遠的改變，這種改變將涉及親密關係、家庭、生活、工作等種種決策與行動。不難想象，這種自我覺察下的改變一旦發生，將在社會中通過人際網絡的傳遞呈現幾何級數式的影響。

我們身在“焦慮”風暴的中心，卻仍未發生改變的唯一原因，**是我們不願意面對“焦慮”提示下的人生議題。**是時候去拋棄“焦慮”的提法了，我們或許該問問，如何去照顧到那些未曾被滿足的需要？“佔有”在於從外在攫取，而“存在”是內在的、過程的滿足。所以，把關注外在轉向關注內在，從轉化社會、他人到轉化自身，每個人將干預或是試圖干預他者的那隻手收回來，對自己開展探索，才可能成為社會整體轉化的引擎。

**三、**如何緩解焦慮？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鄧雪：

我們在不斷實現更高層次需求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貪婪，在滿足現有的需求之後，一定會有新的需求出現。隨着我們對社會認知的增加，需求會越來越多。請問方老師，如何才能平衡充裕性需要和匱乏性需要？兩者的最佳平衡點是怎樣的呢？ 

方曼:

謝謝你的問題。你知道嗎？當我們追尋這最佳平衡點的時候，咱們就從存在(to be)的位置上挪開了，也就開始了製造焦慮的旅程。焦慮是這樣一個狀態，要不為過去悔恨，要不為未來擔心。解碼焦慮很簡單，也很難，就是面對生活和世界的變化，和變化一起生活，而非試圖控制和駕馭這些變化。 

匱乏還是充裕，這兩個概念需要每個人自己把握一個度，每個人自身的需要是什麼，還有需要多少，只有自己去探索才可能清楚。比如睡覺，我們有沒有思考過自己到底需要幾個小時的睡眠？自己到底適合早睡還是晚睡？如果不清楚，我們始終會將外界因素作為指責對象，認為工作，家庭事務或他人剝奪了我的睡眠，亦或者在節假日睡上幾天幾夜，其實這種補的不是覺，而是我們心裏的缺失，那種自己生活被他者，被世界佔有的匱乏感，我們要把它奪回來。然而，如果我們懂得自己的需求，在自己身體需要休息的時間去休息，後面就不會出現報復性的補覺了（雖然這樣還是很爽）。當然，還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有嘉賓提到買衣服，我也很理解，其實就是心理的匱乏需要用外在條件來填補。比如收到來自外在的肯定，只要穿得美，會讓人覺得自我價值都提升了，這種填補的方法多麼簡單。但那些真正充實內在的事情，讀書寫字，冥想淨心和反思相比起來又是多麼的麻煩!可是，不得不承認，只有後者才能讓人在紛亂的世界裏尋得一條出路。向外求，不會有所謂的度或平衡點，只有向內求，才會有答案。因為那些“度”和“平衡點”都是個人的、獨特的、精微的感覺體驗，如果我們不去面對它，這些沒有被自己覺察的需要就永遠得不到適宜的滿足，它們會繼續在暗處控制我們的生活，繼而發展成為匱乏型需求。 

**四、**焦慮是個人問題還是公共問題？

      如何處理外部環境的壓力，歸屬公共管理領域，是公共事務；而如何處理個體內在驅動力，歸屬個人發展，是個體事務。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各有各自的邊界，各有各自的發展空間。簡單粗暴地運用公共權力、試圖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無論從個體發展層面、還是公共空間安全政策與措施層面，都是治標不治本的選擇。公共管理（學）者並不具備定義“病態個體”的專業訓練和職業背景，他們的具體工作目標在於評估“公共政策與制度”是否呈現病態，而非確定是否為個體或非個體問題。所以，公共管理和心理工作應當各司其職。公共議題的學者負起善治的責任，心理工作者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大家提供情緒和健康管理的方法，我們都為自己的焦慮負責，這個社會不好都難。

五、社會共同學習

西方的現代化是自主演變的，人們的意識跟隨着現代化逐步變遷，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重要的是擁有一個社會共同學習的過程，物質繁榮與意識提升同步進行、相互匹配，如此，才可能令人從當下“悔過往”與“憂未來”的焦慮之中解脱出來。 

為了取得今天的成就，我們被迫生長在一個被過度擠壓了的時空之中。從外在而言，我們的社會空前富裕、繁榮，絕大部分人不必掙扎於生存之困窘；而從內在而言，以80後為例，成長於這個時代的人，抵得上西方社會好幾代人的社會閲歷：兒時被熟人社會滋養、成年因城市化而隔離於格子間、被鑲嵌於工業化進程中如陀螺般旋轉，想念曾經兒時大家庭的温暖而不得，曾經田園鄉間的悠閒成為夢幻泡影，家鄉再也回不去，沒有任何一份工作能夠像在土地上耕作一樣給我們提供踏實的安全感……從社會到每一個小家的變遷，在心理學裏，我們都可以稱之為“創傷性事件”——指那些曾給我們帶來了心理上的不適應並令我們苦惱事情。然而，我們整個社會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消化、去轉化、去反思，為個人生命成長帶來體悟與給養。 如何去處理這些社會發展帶來的心理創傷，同時避免因時代劇變而引發新的創痛，是如今的建設者們需要密切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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