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決心要搞三線建設？_風聞

  三線建設是新中國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三線建設的實施，為增強我國國防實力，改善生產力佈局作出了突出貢獻。三線建設為我國留下的物質遺產，至今仍是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推行“一帶一路”的基礎。

　關於三線建設，《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有這樣的論述：“60年代前期，國際形勢出現新的動盪，美國對越南北方侵略戰爭逐步擴大，我國周邊形勢日趨緊張，備戰問題擺到黨的重要議程上。1964年五六月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專門討論‘三五’計劃時，高度關注國家安全的毛澤東，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佈局考慮，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據此，中央改變‘三五’計劃的最初設想，作出開展三線建設、加強備戰的重大戰略部署。”

　　                     以蘇為鑑立足備戰

　　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誌着古老的中國開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開啓國家現代化進程。建立強大的國防和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是這個進程中的兩個基本點。毛澤東1949年底出訪蘇聯，着手打破嚴重損害中國國家主權的雅爾塔體系，同時爭取到工業建設急需的外部經濟援助。抗美援朝的勝利，一舉扭轉中國近代在世界上的頹勢形象，極大地振奮了國人的精神。但與此同時，也使我黨認識到，世界並不太平，儘快實現工業化，加快國防建設，時不我待。

　　上世紀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我國周邊局勢越發嚴峻。首先是中蘇關係從分裂到惡化，發展到蘇聯策動新疆分裂分子舉行武裝叛亂。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進入我台灣海峽，還脅迫我周邊國家簽訂條約，結成反華聯盟，並在這些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對我國東、南部形成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印度、日本、南朝鮮等國對我國也持敵對態度。1962年後，美國在台灣海峽多次舉行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軍事演習。1964年4月14日，美國偵察到中國可能本年成功爆炸原子彈，起草了對中國核基地突然襲擊予以摧毀的秘密報告。4月25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向中央和毛澤東轉交一份報告説：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比如工業、人口、交通設施過於集中在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及附近，遇到空襲，將遭受嚴重損失。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

　　美國對越南咄咄逼人的態勢更是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後來美國發展到悍然轟炸越南北方，把戰火蔓延到中國邊境。毛澤東對戰爭的預見性成了可能性。原定抓吃穿用的“三五”計劃主要任務，迅速地向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轉移。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注意不夠，一個是對基礎工業注意不夠。毛澤東説：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雲、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説：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後來提醒，注意了。最近這幾年又忽略“屁股”(基礎工業)和後方了。(《毛澤東年譜5》 354-355頁)

　　第二天，劉少奇在他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蔘加的談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會議上説：昨天在主席那裏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着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現在不着手，耽擱了時間，將來不利。要把西南這個戰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鐵路，搞貴州的煤，搞西昌的鐵礦和鋼鐵廠，以這個為重點，其他的都可以慢搞……。鄧小平説：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殲滅戰。多少年沒有解決問題。現在是逼着我們先把西南的搞起來。周恩來説：裏頭有戰略問題。與會的其他同志紛紛發言擁護。

　　6月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説：搞第三線基地大家都贊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麼些錢呀，地方的攤子要少鋪，中央的攤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還有以大區或省為單位搞點軍事工業，準備游擊戰爭有根據地，有了那個東西，我就放心了。(《毛澤東年譜5》359頁)另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記載，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還説：“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

　　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聽取薄一波關於計劃工作彙報時指出：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經驗教訓，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就是教訓。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僅工業交通部門，而且整個的學校、科學院、設計院，都要搬家。遲搬不如早搬。一線要搬家，二線、三線要加強。中央工作會議開過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沒有落實，不着急的樣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條路，搞了幾年了，沒有影子。成昆路要兩頭修，滇黔路也可以兩頭開工，還可以更多的點開工。(《毛澤東年譜5》391-392頁)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毛澤東談到的吸取斯大林的經驗教訓，鄧小平的理解也是相當深刻的。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和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從立足國防戰略佈局抓三線建設。不把國防戰略佈局搞好，心放不下。我們要接受斯大林的教訓。他對衞國戰爭準備不足，仗開始沒有打好，犯了錯誤。現在看，也不完全是那樣。那時蘇聯的鋼年產一千八百萬噸，有六百萬噸在後方烏拉爾地區生產。而我們現在三線的鋼七十萬噸還不到，三線加上二線，也只有二百多萬噸，連蘇聯當時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是毛主席抓，一旦打起仗來，犯的錯誤不會比斯大林小。”他還提到，“從長遠來説，三線建設，對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消滅三個差別都有好處。”

　　1964年8月27日，毛澤東閲陳伯達本日報送的他8月20日同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楊波的談話記錄，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印發此次到會同志及各省、市、區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閲看和研究。並準備在十月工作會議上予以討論。看來伯達同志的建議是可行的。”陳伯達的建議中有這樣的內容：“主席提出的建設第三線問題，非常及時，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偉大遠見的戰略性指示。第三線的建設必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趕快抓。同時，還必須注意一線、二線原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問題。”(《毛澤東年譜 5》397-398頁)

　　10月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李富春的彙報。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毛澤東要李富春和薄一波下到西南三線攀枝花地區調研。11月26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聽取李富春、薄一波去西南三線攀枝花地區調研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要求加快速度。

　　三線建設的正式決策是在當時戰爭烏雲籠罩下形成的。體現的是“以戰止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維。1965年，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攀枝花鋼鐵基地開始大規模建設。這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汪東興談話時説：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麼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毛澤東年譜5》504頁)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有人以後來並未發生戰事為由對三線建設予以否定。但絕大部分當年的親歷者、參與者都對三線建設持肯定態度。2016年去世的曾擔任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的錢敏在《我親身經歷的西南三線建設》中寫道：“他們談問題離開了當時的條件。那時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全面封鎖。南方，美國在發動越南戰爭，矛頭對着我們;北方，蘇聯陳兵百萬，蘇美聯合反華，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加上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不斷被騷擾東南沿海，台灣的飛機半個鐘頭就可以飛到上海。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不進行三線建設，作好應付戰爭的準備行嗎?”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問題應該特別提及。

　　第一，當時我國確實處於物質匱乏時期。毛澤東自己的票證，也和老百姓一樣多。他不是不知道這種國情。但從大國情來看，從抓“吃穿用”轉換到抓“三線建設”，無疑是一種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更有戰略眼光、更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的選擇。當年勒緊褲帶搞兩彈一星的功勳們就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例如王大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後再來打你。”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國際大三角關係形成，國家安全問題有了基本保障，國家才有條件，加大改善“吃穿用”的力度。還需要説明的是，在強調三線建設重要性的同時，毛澤東對吃穿用也作出了指示。他指出：吃穿用不要降低現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在1965年9、10月間，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時，決定在“三五”期間，拿出二百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

　　第二，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5年》，有如下內容：

　　2月2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覆》，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峯為副主任。

　　4月13日　中共中央同意新技術進口小組《關於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1965年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展開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的工作。重點是冶金、礦山、汽車、機牀、儀器儀表和電子工業的設備和技術，以及為建設三線所需的工程機械。在引進新技術的三種方式中(進口成套設備、進口單項設備、購買技術資料)，應以更大的力量進行和探索後兩種方式。

　　由此可見，當時為了發展經濟建設，包括三線建設，黨中央不斷加強引進外國新技術的力度，千方百計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要想打破被封鎖的狀態，搞對外開放，談何容易!因此，三線建設最後還是立足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取得輝煌的成績。這一點至今對我們的建設仍有強烈的啓示意義。

　　                   改善佈局開發西部

　　2019年3月4日，來自英國的全球領先房地產顧問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發佈《2019年科技城市發展》報告，評出包括紐約、舊金山、倫敦在內的30座全球科技城市，中國的上海(15位)、北京(17位)、香港(20位)、深圳(24位)、杭州(25位)和成都(26位)上榜。成都也是這次唯一上榜的中國西部城市。

　　成都有今天這樣的地位，追根溯源，奠基於五十多年前的三線建設。長期關心西部建設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91年評價，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沒有當初三線建設，就沒有現在西南、西北的工業基礎。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後，毛澤東的注意力和工作重點，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轉移。他在1月25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滿懷信心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這一年，毛澤東寫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論十大關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深刻地闡述了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等十大關係。毛澤東在文中指出：“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

　　實際上，早在開始實施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時，毛澤東就考慮到平衡工業發展問題。在毛澤東的運籌下，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與蘇聯方面進行多次協商，最後雙方同意把106項民用工業企業中的21項、44項國防工業企業中的21項放在西部。

　　情繫西部的毛澤東，對那裏的每一點進步都給與了熱情的鼓勵。西部要發展，交通須先行。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通車，毛澤東題詞：“繼續努力修築天成路”;天蘭鐵路隨後通車，他又題詞：“繼續修築蘭新路”。對於康藏公路的兩條線路之爭，毛澤東親自拍板：“採取南線為適宜”;康藏公路開工，他題詞：“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築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車，他又題詞：“鞏固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建設祖國”。毛澤東最為關心的1970年建成通車的成昆鐵路，被譽為世界三大奇蹟之一。

　　在西南、西北三線建設的所有項目中，毛澤東對西南三線的攀枝花特別重視，意在推動三線建設這個全局。而三線建設這個全局，又屬於“三五”計劃這個更大全局中的重點內容。這樣，毛澤東把整個三線建設，實際上一直納入了整個國民經濟建設計劃中考慮。

　　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餘秋裏彙報計劃工作和長期計劃的一些設想。當餘秋裏彙報到三線建設時，毛澤東説：三線只修鐵路，只規劃煤和鋼嗎?應當是機械、化工、軍工什麼都有才好，還有煤氣。四川那個地方就沒有石油?計劃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當餘秋裏彙報到三線建設與沿海關係時，毛澤東説：兩個陣地，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三線建設要抓緊，就是同帝國主義爭時間，同修正主義爭時間。當餘秋裏彙報到我們的技術要趕上和超過國際水平時，毛澤東説：是的。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都要超過。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鐵路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來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來怎麼辦?我們就用常規武器跟他們打。打起來還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西南一定要搞個汽車廠。(《毛澤東年譜5》473頁)

　　1965年11月12日，毛澤東同幾位地方負責人談工業、農業及備戰情況。毛澤東問：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是浪費?會不會化為水?大家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來説，也是有用的。談話結束時毛澤東説：聽你們今天談的，像是很有希望的樣子。(《毛澤東年譜5》537頁)

　　“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的重大戰略意義在今天更加得到凸顯。2016年，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的一個專家團隊實地調研了當年的三線建設。他們在調研報告中寫道：“毛澤東自三線建設戰略啓動起，便把川西作為重點。我們調研所到之處，親歷者們提及較多的一句話，就是1964年毛澤東説要騎着毛驢下西昌，去抓三線建設。1965年，鄧小平視察川西地區，確定了‘兩點一線’的西南三線建設佈局”。“調研組看到，現今的‘兩點一線’區域，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企業和科研機構星羅棋佈，崛起了重慶、成都、西昌、綿陽、雅安、樂山等工業城市。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延伸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綿陽市及重慶市、廣西北海市等地建廠。當年的點線分佈，已經擴展為生機勃勃的新經濟區。三線建設時開始興建的內(江)昆(明)鐵路，以及2010年開通的‘渝—新—歐’國際鐵路，成為連接東南亞經濟圈的重要國際通道，這凸顯了當年實施‘兩點一線’戰略構想的重大意義。”

　　毛澤東還從戰略高度考慮到三線企業的資源開發利用問題。當時圍繞攀枝花鋼鐵項目選址問題發生了較大分歧，主要有樂山太平場、攀枝花弄弄坪兩個方案之爭。毛澤東在仔細分析後，明確指出：“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麼不在那裏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正因為考慮到了資源利用問題，攀枝花才避免後來不少資源型企業面臨的“資源枯竭”的困境，攀枝花才有條件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紀念三線建設五十週年的時候，攀枝花市領導介紹：得益於三線建設奠定的基礎和對三線建設精神的弘揚傳承，今天的攀枝花已經發展成為中國西部重要的鋼鐵、釩鈦、能源基地和新興工業城市，全域被納入攀西國家級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工業化率70.3%，人均GDP列四川省第一。

　　從1964年至1980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16年中，國家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投入了佔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多的2052.68億元巨資;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這些項目“日後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回顧共和國前三十年取得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三線建設建成的項目特別令人矚目，例如以成昆鐵路為代表的10條鐵路幹線、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重慶兵器工業基地、成都航空工業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業基地和電子、光學儀器工業基地、核工業新基地、酒泉鋼鐵集團、金川有色冶金基地、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壩、劉家峽水電站、第二汽車製造廠等。江澤民1991年4月調研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等三線重點工程後，得出的結論是：“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第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曾任西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2012年5月25日，宋平接受關於當年三線建設的採訪。他説：我看三線建設實際上是解決了工業的佈局問題，大搬遷是發展內地最快的辦法。後來全國都要搞建設，要發展，情況有變化，大家開始搞規劃，全國一盤棋。中國地方大，各個大區要發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設，但經濟基礎差別很大，華東可能比華北好一點，像西部地區更困難了。

　　後來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線建設，要準備打仗，要修成昆鐵路。這樣就把一線，東北、沿海最好的工廠，特別是“獨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內地去。那時，中央一個號召，要什麼給什麼，要哪個廠就給哪個廠，要什麼人給什麼人，大家都覺得參加三線建設很光榮，沒什麼計較。所以三線的搬遷加快了西部的發展。

　　因為搞三線不單是軍工，原來想的是搞軍工，但軍工也要配套的，像鋼廠、機械廠，配套的企業也要搬去，最好的設備移到那裏。所以好多重點企業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貴州這一帶，形成了新的工業佈局。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從總體上看，三線建設的實施，是推進我國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對於提高國家的國防能力，對於改善我國國民經濟佈局、推進中西部落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935年2月，毛澤東在西部重鎮遵義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詞中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成了千古名句。可以説，西部給毛澤東留下了一個特殊的印象。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和其他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時，在講話中引用了“雄關漫道真如鐵”。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西部鄰邦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今日成都，是當年三線建設在今天的一個縮影。當年的三線企業和科研院所中的絕大多數,以及貫穿西部的鐵路公路幹線，必將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原載《黨史博採》2019年第5期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