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女的，我也不想生孩子_風聞

中國家庭生不動二胎了

在近一年前，我們寫了《第一批90後已經不會生孩子了》，在文中提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放開二孩政策邊際效應在遞減，或許沒過幾年就和以前一樣不痛不癢毫無效果了” 。

2018年的生育數據出來之後，我們發現，放開二孩政策的邊際效應確實在遞減。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1523萬人，出生人口較上年減少約200萬，為連續第二年下降。出生人口數1523萬也創下了196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只要沒鬧饑荒，過去六十年任何一年生的都比今年多。

而且，放開二孩政策之後的一波生育增長，更像是對以前只能生一個孩子的補償性反彈。等補償性反彈過去了之後，這輪反彈中的生育大省的生育數據也在回落。

2018 年末，廣東省出生人數 143.98 萬人，比上一年度少出生7.65萬人。但廣東的生育數據滑坡還不是最厲害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山東省2018全年出生人口132.95萬人，比2017年少了42萬人。

山東在之前幾年放開二孩之後生育反彈較為明顯，其中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當年山東出生人口達到了139.3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8.5萬人。2016年全面二孩實施後，2016年全年山東出生人口更是高達177.06萬人，其中二孩出生佔比超過六成。在2017年繼續保持了一年生育熱度，出生人口僅滑落到174.98萬人之後，這波生育反彈終於在山東結束——出生人口直接少了42萬啊！

所以，放開二孩政策之後的生育反彈，在想生二胎而且能生二胎、卻因為種種原因在往年不能生二胎的人都生完了之後，後勁開始不足。那些不想生二胎或者生不起二胎的人，終究還是拒絕生孩子。

“生不起”是很多因素的結果。就以高昂的房價為例，葛玉好等（2019）在《房價對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中提到，房價上漲對生育影響較為負面。住房價格每上漲1000元/平方米，家庭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概率大約降低1.8%-2.9%，並將使女性初次生育年齡推遲0.14-0.26年。

哪怕不算房價，就計算養育二胎的各項成本，王志章等（2017）在《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測算及社會分攤機制研究》裏分析道，生育二孩的基本成本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括懷孕生育費用、撫養費用、教育費用，間接成本包括生育二胎給父母帶來的職業發展等方面的機會成本、對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

直接成本更明顯，更好算經濟賬，間接成本則難以量化，甚至很容易被人忽視。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些可怕的成本。

你們這一身五花肉可值錢了

《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測算及社會分攤機制研究》一文估算了廣州、重慶、武漢、南昌、濰坊、玉溪六個城市的生養二胎成本，這裏的成本是把二胎從孕育到養到本科畢業的總的直接和間接成本之和，選取的城市也是從一線到強省會到四五線城市都有，相當有代表性。

根據這篇文章的估算，廣州生養二胎成本高達近87萬元，重慶和武漢生養二胎成本近73萬元，南昌和濰坊要花五十多萬元，就連玉溪也要花費將近四十萬元。就這篇文章的抽樣和估算情況看，在中國生養二胎直到本科畢業，大概孩子的每斤肉能值5000塊錢吧。

而且這篇文章還是儘量往節省裏計算的，要是算一胎可能花費還要多。所以在座各位只要被父母餵養到本科畢業，都是不折不扣的“千金之子”。

為什麼説這篇文章的估算還是儘量儉省了呢？

在一些細節上，這篇文章還是沒有完全節省，而是把經濟條件較好的城市和不那麼好的城市區別對待了，比如奶粉錢上估計廣州、重慶和武漢多使用進口奶粉，南昌、濰坊和玉溪多使用國產奶粉。

但在另一些細節上，作者則是絞盡腦汁地節省，比如新生兒階段的二孩在計算衣物支出時儘量使用一孩的衣服鞋子（真“穿舊了給你弟弟/妹妹穿”）。

作者還多次考慮了最理想的狀態，比如從幼兒園到高中一直在公立學校讀書，這樣教育費用可以儘量壓低——然而這就意味着這個家庭怕是有位置不錯的學區房，但買房並不計入養孩成本之中。假如這個孩子出生在廣州，而且果真如此順利，從幼兒園到高中一直在公立學校讀書，那很可能住在越秀區，是個東山少爺或者西關小姐（大霧。這個最理想狀態甚至延伸到了本科教育階段，只考慮了本地上學的各項費用，並沒有考慮到異地上學的交通費等費用。）

作者為了便於計算，也並沒有考慮過在二胎的孩子成長的二十來年裏的通貨膨脹因素，以上估算都是建立在2015年的消費水平基礎上的。其實按今天的物價來看，這個數字也最起碼漲了10~20%了。

即便按照這樣儘可能理想的狀態計算，對於大多數家庭來説，生養二胎仍然是極為沉重的負擔。就以玉溪的40萬為例，這意味着家長每年要對孩子投入2萬元，換言之需要每個月淨盈餘1600元以上，這可真不是每個玉溪家庭都能做到的。何況還有一胎在前。

但我們也發現了估算的漏洞，那就是間接成本方面的估算，這篇文章的估算語焉不詳，“根據隨機抽樣調查數據和權威媒體報道數據合理估算，廣州、重慶、武漢、南昌、濰坊、玉溪生養孩子的間接成本分別約為60000元、50000元、40000元、3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 。

這種定量估算比較粗略，而且也容易忽略間接成本究竟主要由誰來承擔。

前途要緊，哪敢生孩子？

前面已經提到，論文作者認為間接成本包括生育二胎給父母帶來的職業發展等方面的機會成本、對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我們先考察一下生育孩子給父母帶來的職業發展等方面的機會成本。

根據楊菊華（2019）的《“性別-母職雙重賦税”與勞動力市場參與的性別差異》，發現男性是否就業受婚育狀態影響不顯著，各類女性的就業比例都比有一個孩子的父親少得多。這主要是因為她們的職業生涯中斷比例明顯高得多。

這也符合我們的直觀體驗，一般來説生孩子很可能會讓女性失業。

在很多人的觀念裏，家務就是要由女人做，孩子就是要讓女人帶，僱主們會預期生孩子後的女性要會迴歸家庭，養育孩子，不敢用女性，更不敢用備孕或者已經生了孩子的女性。

而真的因為生孩子而回歸家庭的女性其實也面臨着糟糕的處境。在很多丈夫和公婆眼中，不工作的全職主婦就是終日無事可做。她們放棄了職業生涯獨立的機會，去做家務，其貢獻卻往往是被忽略掉的。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到的那樣，“隨着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着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家務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干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

照顧孩子，女性壓力大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還提到，“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 ”。也就是説，在全民都參與勞動力大軍的今天，女性爭取到婚後工作，她們的解放也就能夠實現一部分了。

這是對傳統觀念的巨大挑戰，我們經常能看到妻子一方的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家務勞動工作量。

賀光燁等（2018）在《城市地區家務勞動和家人照料時間性別差異研究》中指出，相比不工作的家庭成員，參與工作的家庭成員其家務勞動時間更短，“妻子掙得比丈夫多會顯著增加丈夫的家務勞動時間，同時也會顯著減少其自身的家務勞動時間”。

誰多掙錢，誰就在家庭內部的支配地位上更有底氣，這符合幾乎所有人類組織的結構原理。

老油條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大學的班導師是位沒什麼科研成果的副教授，而師孃則是眾所周知的某電信大廠在某地的銷售總監。帶孩子做家務就基本由副教授承擔了——如果有學生不幸報考了他的研究生，那孩子會部分轉移到學生身上。

但是，根據論文統計，每增加一個子女，妻子平均家務勞動時間還是會增加9分鐘，這説明照顧下一代這方面的責任很大程度上還是由妻子一方承擔的。

《城市地區家務勞動和家人照料時間性別差異研究》還把家人照料專門和家務勞動分開，結果發現，“有工作的丈夫比沒有工作的丈夫日均照料家人少花30分鐘。相應地，有工作的妻子則比沒有工作的妻子大約花在照料家人上少1個小時”。但是，“相比與15歲以上子女同住的夫妻，與0-6歲的子女同住會顯著增加妻子平均每天的照料時間約2小時，相比之下，丈夫的照料時間僅增加20分鐘” 。

也就是説，儘管工作會讓女性更大程度上擺脱部分家人照料任務，但在照料新生兒這項分工上，女性還是逃不掉。

而且在家人照料任務上，妻子照料家人的時間隨其收入貢獻的增加而減少; 但當其收入貢獻佔家庭收入的55%-60%之後，妻子花在照料家人上的時間隨其收入貢獻的增加反而增加。也就説是説，對於女性來説，並不是掙錢越多，照料家人的任務就越少的。有些收入佔家庭收入一大半的女性，反而在照料家人上花費了更多的時間。

這一微妙的變化，以賀光燁等人的解釋，是一種“性別展示”模式，即“當妻子的收入相比丈夫超過某一臨界值時，妻子會做更多的家務，目的是為了彌補其違反性別角色期待的行為”。

這裏我不得不哀嘆一聲，原來一些女強人也還是要落入性別刻板印象的窠臼。

而這種性別展示對她的丈夫來説也是一種彌補，在收入不及女性狀況下，可以通過讓妻子做家務來挽回一點“面子”。

這種為了符合性別刻板印象而扭曲現實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很多優秀的女性自身條件再好也會選擇比自己條件更好的對象，原因也是要求對方符合性別角色期待——男的就應該比女的賺錢多，只是在這個例子裏受害者變成了男性。

總之，女性在照料新生兒上承擔了更多的義務，甚至連收入增加也難以讓她們擺脱這種任務——生二胎的這項成本，大多是由女性承擔。

別總是號召，您倒是出錢出力啊

照料新生兒的任務大部分應該要計入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中，這還是能夠直觀看到（儘管很容易被忽視）的。有些男性難以感同身受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則更難估計，也容易被忽視。

我們就先不提生育面臨的生命危險，就提一些不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問題，比如產後抑鬱，就很難估算其影響。**又比如很多男性都不知道，生育後女性會面臨漏尿、痔瘡、惡露不盡等問題，甚至會伴隨一生。**如果有女性讀者朋友有更多生產方面的病痛，可以在評論區補充。

在《基因工程給人用，科學底線何處尋》裏，我是很支持人造子宮的研發的，因為它可以讓人類擺脱懷孕與妊娠的痛苦。可是在它被髮明之前，這種痛苦還是得由女性承擔。

而隨着公共服務在養育下一代這一任務中的逐漸退場，生育的基本成本絕大部分由家庭承擔，生育成本嚴重私人化。政府在養育下一代中的責任很多都轉嫁到了私人領域，而且情況也在逐漸惡化。這種例子太多了，比如醫學生都對兒科退避三舍，兒科醫生缺口逐漸增大；又比如户口限制下外地子女在城市上學困難，極端情況下在北京打拼多年、開了公司繳了大量教育附加費的小老闆子女都難以享受公立教育。

還有一部分公共服務被轉嫁到企業身上，而企業也會在與員工博弈中更多地對女性員工不利，這就加劇了女性在職場上的負擔。《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測算及社會分攤機制研究》裏就提到，多數企業普遍對生育保險制度採取消極態度，生育期間暫停發放薪酬，生育期間換崗，生育期間不提拔是常有的。

這還是女性可以去找仲裁甚至打官司的違法違規操作。企業單純因為對女性生育問題的顧慮而在招聘時搞歧視這種事更常見，也基本無法追責，吃虧的是所有女性。

對於職業女性來説，生育前後想要兼顧職業發展，就必須早點回到公司上班，但是家中請月嫂照顧的話就會提高經濟成本。如果辭職回家帶娃，則會犧牲職業發展，而且根據上面的分析，其做家務的時間也會大大增長。少數的收入能佔家庭收入60%以上的女強人，是指要在作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同時，更多地擔負起照料家人的任務，那真的就是練就了一身鋼筋鐵骨了。

當然以上討論中，我們忘了説一箇中國特色變量。

以現在國內較為通行的做法，部分育兒成本還可以轉嫁到上一代身上，趙夢晗等（2019）就在《丈夫的家務勞動參與和女性初育風險》中提到，無論是丈夫還是上一代，只要能夠更多地分擔家務勞動，女性就更有可能選擇生育。只不過，隨着上一代人年歲漸長，他們對小家庭的支持慢慢退場，家庭生育二胎的動力還是會進一步衰退。

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面臨的是公共服務的大範圍缺位，政府和企業的責任轉嫁，以及在家庭中的大部分照料新生兒任務。這還不包括生育對女性身體和心理健康的潛在成本。這筆賬很難量化，但我作為一個男性，還是倒吸一口冷氣——我要是女性，究竟是要多強的生育動力才能讓我想要孩子？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