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 | 重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_風聞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趙剛《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本文系趙老師閲讀魯迅1925年所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的筆記。魯迅將社會里的人分為三種類別：腳底抹油的聰明人、路見不平的傻子和混混沌沌的奴才；在晦暗不明的黑夜裏，聰明人呼風喚雨，傻子頭破血流，奴才蠅營狗苟。他呼喚出現更多識破“無物之陣”的戰士，帶領中國到光明的地方去。趙老師認為這是魯迅認識世界的獨特之處：不同於依賴客觀社會範疇與結構方式的分析法，主要強調人羣的主體狀態差異，重視人對於自身所處位置的覺悟，從而由清醒的認識導向改變的行動。

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

《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筆記

文 | 趙剛

1 聰明人

面對訴苦的奴才，聰明人開過四次口。第一次“這實在令人同情”，表達了一個隱匿了主詞的概括化“同情”。因為不是“我同情你”，沒有“相人偶”，在語意效果上，等於切斷了從你到我、從感情到行動的可能引伸，因此不至於讓聽者產生多餘之期望。第二次，則是不成句的“唉唉……”。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 唉呀，真是的”、“ 你要多照顧自己喔”……之類，連作者都感到錄之不美的打哈哈。這種話，安全舒適，誰聽了都不會生氣，甚至誰都聽不太明白。第三次，聰明人倒是説了一個有主詞且有較明確意涵的句子：“我想，你總會好起來……”。如果説“同情”暗示具體行動的可能，而“祝福”則純屬口惠贈與；“我”，於是當仁不讓榮登主格。第四次，奴才不訴苦了，並向聰明人之前贈予的“祝福”致謝，且狀似“大有希望”，於是聰明人卸下常規警惕，倍感輕鬆，也狀似高興地説“可不是麼……”。在打哈哈聲中，一切平安，團圓。

在這篇文字所指向的那個社會里，聰明人扮演的角色是“聽者”。既有人非得訴苦，那就必得有人聽，而且他總是聽聽就好，就算偶而發聲，也是咿咿唔唔、不誠不仁的惡聲。但這些“咿唔”也不是完全拒絕分析。聰明人只要開口，必然不動感情、言之無物、無關是非、知行分離，且絕對“平安”。於是，我聯想到《彷徨．祝福》裏的四叔──那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老人家聽到不平之事的經典反應是“可惡，然而……”。他這麼説，似乎是比聰明人要笨上那麼一點兒了，因為畢竟他還會鳴出個不平的“可惡”呢──雖然後頭一定會緊跟一個“然而”，把“可惡”可能引出的任何可能性隨即取消。但我隨即便想清楚了，不對，這不過是聰明人的“內外有別”罷了，四叔和他“家裏的”説個“可惡”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還順便操演一番家父長吹鬍子嗎？不妨假設，四叔在S城的大街上撞見這個訴苦奴才，他肯定也是一個標準聰明人兒，是不會有“可惡”的，當然也就無需“然而”了。我又不幸聯想到《野草．希望》。那裏的“青年們”是否也是這裏的聰明人呢？我記得那裏一再出現“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祝福》木刻

我也聯想到，在先秦儒家傳統裏，這種分離行知只會講“好的話”、説“好的故事”（見魯迅《野草．好的故事》）的人，不就是佞人，小人嗎？

2 傻子

傻子的特徵是知行合一、見義勇為。他認為錯的、惡的就要干涉、就要拔刀相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但問題是，他的“實踐”總是以義憤始以自傷終。傻子有一種蠻高貴的品格，但似乎缺少了什麼。是什麼？很關鍵。

傻子尚氣好勇，他會是魯迅《野草．這樣的戰士》裏的戰士嗎？傻子也隨時“舉起了投槍”吧，但傻子沒有對“敵人”、“敵人的武器”、“敵人的弱點”有認識企圖，這才導致他錯把牆壁當成敵人。他是看不到那個“無物之陣”的；奴才、聰明人與主人，都將影影綽綽地團結起來，對他進行包括硬刀與軟刀的高效彈壓。

傻子最多是一個易衝動的俠客。仁嗎？勇嗎？應是的。但無冷靜、無智慧。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個體制的機關重重鬼影幢幢。那麼，你傻子的血性“行動”，不恰恰好是涂爾幹意義下的“危機”之為用嗎？體制正需要以你傻子的“罪行”或“偏離”來週期性刺激集體意識，重新召喚社會團結，並以傻子的傻冒，現身説法聰明人的聰明。

法國社會學家 埃米爾·涂爾幹

傻子是俠客，或罪犯？看誰來看。但不管是哪一種，都是社會的少數者，不會是社會的主流人口。很久很久以前，也許傻子還不少，但因為他犯了兩三回傻之後，學乖了，也就是學聰明瞭，“進化為”聰明人了。傻子是聰明人的前世。

3奴才、聰明人、傻子，與戰士：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

“奴才”指向了眾多受苦者常有的一個構成面。他知道他苦，但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苦從何來。於是他“總不過是尋人訴苦”。魯迅説他“只要這樣”，這聽來有點不齒，但魯迅接着説他“也只能這樣”，聽來又有點同情。也許很久很久以前吧，沒有人要當奴才，都像傻子般地反抗，但在失敗的血泊中，得到了“智慧的成熟”──放棄了。外在既然改變不了，那就改變自己的心情吧，阿Q吧。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再度想象：奴才是傻子的今生。

阿Q像

之前我們發現，所謂聰明人，其本質就是“聽者”。同理，奴才則是“説者”。我説你聽，説者自説，聽者自聽，把這人世間的一切當成一場話説，切莫庸人自擾，有所行動。因此，所謂的社會秩序，其根本就是社會里的人相互、交替扮演聽者與説者。在傻子週而復始的“挑戰”中，聰明人、奴才，以及傻子，一起鞏固了這個社會的團結與秩序。這個社會該冠以什麼定性詞呢？固然可説是聰明人傻子與奴才“全民的”社會，但當然更是“主人的”社會。

我認為這可以是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當然它與我們熟悉的西方社會理論很不一樣，魯迅的社會理論的構成，不甚依賴客觀的社會範疇與結構方式（例如階級性別族羣城鄉……），而主要是依據人羣的主體狀態的差異而構建的。這種主要是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是有深刻的中國傳統的，例如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或道家的真人聖人君子百官人民之分，但也並非絕對，尼采的妒恨説（ressentiment）其實也是一種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魯迅與孔子，魯迅與尼采，顯然都是有趣的議題，尤其是前者，好像探討得不多。他們三者，不管差異可能有多大，但都專注於一個核心對象：**主體的道德與精神狀態。**完全偏重這個層次，有問題，但完全忽視這個層次──如主流西方社會理論所體現，難道沒有更深刻的危機嗎？歷史與社會的理解與掌握，能脱離“人”嗎？就此而言，魯迅的社會理論與文學，而非政治經濟學，勾聯甚密。

幻燈片事件

於是我想起一個問題：魯迅當初為何搞起文學來？這篇1925年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與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有關嗎？我同意羅崗所下的肯定判斷。“幻燈片事件”讓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因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國於倒懸，關鍵不在肉體的康健甚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氣度的復甦。“幻燈片事件”將近20年後，魯迅還是悲哀而尖鋭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召喚：中國需要一種人來改造所謂的社會──即，奴才與聰明人向主人的集結。改變聰明人，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聰明地聽、打哈哈，説假大空話。改變奴才，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説，愛訴苦愛抱怨愛八卦。此外，也讓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與勇之苗）找到一種存活實踐與發展的方式。魯迅寫這篇小文，我想，絕不是要人們義無反顧地去當傻子，這固然是因為魯迅從不鼓勵別人犧牲，而更是因為傻子的確是傻，他傷害了自身，同時強化了對象。但是，魯迅似乎又矛盾地對傻子情有獨系：在這三種人之中，傻子是距離覺醒最接近的人。不是有學問智識但雞賊的聰明人就罷了，竟然不是奴才──那經常被立即對號入座到歷史主體的被壓迫者、受害者！原因無他，只因為傻子根苗尚在：對他人的痛苦，他感同身受。這是最重要的底氣根本；智勇依於仁，而非反之。所以，話説回來，傻子又並不傻。“客觀地”説，擺在傻子前頭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向上──“往戰士”，一條向下“往聰明人”。

4 一點隨意比附

    魯迅這篇文章寫了三種人。如果我們以一種文化寓言的方式閲讀這三種人呢？我會把聰明人視為道家、傻子墨家，而奴才與他身後的主人則是法家的君臣。那麼，在文章留白處所召喚的“戰士”呢？他是努力拒絕沉淪到聰明人，並戮力自我提升的“前傻子”。而這樣一種戰士，如果從“無物之陣”的眼睛看出去，就挺接近“儒”了。這個“儒”當然不是“講理學的老監生”，而是“儒以文亂法”的“儒”了。

儒以文亂法：“現代戰士/傳統士大夫”的合體，以，“文學”，壞亂，既存霸權。

5 你想當哪種人呢？

孫歌曾説她與學生討論這篇文字時，喜歡問同學：“你想當哪種人呢？”。我於是也在2019年5月9日的以社會學大四學生為主體的“魯迅入門”課堂上作了一個隨機舉手調查。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表態結果如下：聰明人11；傻子7； 奴才9；當然還有不少聰明人選擇不表態。這個民調結果着實令我意外。我真希望我有機會能好好了解他們每個人的理由，但可能沒有機會了，這是畢業班，下星期課程就要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