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只要符合程序就不算腐敗，但程序又是誰定的？_風聞

前不久我在開會的時候聽到人民大學一位教授説，漢語裏腐敗對應的是什麼？是清廉。那麼英語裏邊腐敗對應的什麼？是透明。

這個角度非常能説明問題，是否透明是西方觀念裏邊界定腐敗的一個重要標準，德國的腐敗研究的機構就叫透明國際。在美國的語境裏邊，人們往往關注的不是你有沒有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而是你是否合法、是否透明。比如説當年克林頓的性醜聞，最後抓着的不是性醜聞本身，而是你説假話了，你干擾司法了。所以在美國的這種文化裏邊，只要你符合程序，腐敗的實質反而不是重點。這一點是非常符合美式法治的觀念的，我認為這是理解美國腐敗的一個重要的點。

綜合來看，世界各個文明對腐敗的理解應該有一個公約數。把腐敗定義為一個權力和金錢或者其他資源之間的交換，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應該是各種腐敗的定義裏邊一個比較內核的東西。基於這個定義，美國顯然應該是比較腐敗的。

美國最近曝出了一系列腐敗醜聞，首先是波音公司，在出事之後引出了公司和政府，包括國防部的一些利益關係，美國高級軍官的一些腐敗最近也曝了出來。另外就是美國名校招生的腐敗醜聞。聽起來好像挺熱鬧的，但其實瞭解美國政治的人不會感覺到特別意外。因為美國的企業利益集團在立法和決策還有政治過程裏邊的嵌入程度極高。

所以我們中國人到美國觀察政治圈子，如果和我們日常對政治的理解來比的話，最明顯的一個印象可能就是會發現它的官員和大公司商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非常普遍的。我接觸美國官員政客不太多，但是不多的幾次，基本上每次吃飯都會發現像波音、勞斯萊斯這種大企業、軍工企業的代表，包括一些智庫，説白了有點像白手套那種，為某個利益集團來進行遊説的那種智庫，它們充斥着美國的政府機構，包括像國會、政府。

大家都認為三權分立有可能會能約束這種腐敗。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我經常會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三個運動員來比賽，我們把它比喻成立法行政司法，他們靠什麼來防止作弊或者腐敗？

正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由他們三個人之間互相監督，大家都互相看着，你也不許先跑，他也不許先跑。第二種方式，是有一個場場外的裁判，一個第三方來進行監督，哪種情況更靠譜呢？

其實人類的樸素智慧早就做出了回答，大家看一看今天幾乎所有的競賽項目採取的是哪種方式？基本上都是場外裁判。原因在於如果在沒有其他人的情況下，沒有第三方,那麼運動員之間它是一個零和博弈，它有可能做到很好的監督。

但是如果有了一個外部環境，運動員之間完全有可能採取一種共謀的姿態，以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比如我們常見的足球裏邊的黑哨，賽馬或者搏擊運動裏邊常見的這種黑幕。

所以拿一種常識來思考，既然在如此簡單的這種體育比賽中，這樣一個簡單的遊戲規則裏邊人類都不相信互相監督，那麼你憑什麼認為在一個高度複雜的政治遊戲裏邊，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就可以做到呢？

迄今為止我讀了很多東西，但是我沒有看到政治學者給出一個令我信服的論證。其實事實也在不斷的表明這一點。比如像中世紀的歐洲，它長期存在這種教權和王權的相互制衡，但是教會照樣會腐敗不堪。比如像美國的三權分立，其實三權之間的這種共謀是常態，是規定動作，偶爾的協調失敗，它才會變成一個事件，變成一個媒體的熱點。

我曾經見到美國的老參議員，他就説總統要和他們保持很好的協調關係，比如老布什、小布什，這種關係就非常好。那麼奧巴馬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他們就認為奧巴馬很多事情做不成。再比如像當年小布什和戈爾競選的時候，最後計票問題拿到最高法院去裁決，實際上背後是有共和黨和最高法院之間的這種共謀關係的。

和西方的現代政體比起來，我們中國的傳統政治更接近於比賽這種方式，當然也存在制衡。比如存在皇權和相權、內廷和外廷、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之間的這種制衡。但是在正式的制度上，中國自古就特別重視由一個獨立的監察機構來對權力進行監督。那麼這種監察機構它可以比較有效地監督官僚機器。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歷代的地方行政機構，有很多是由原來的監察機構變來的，這也反映出官僚機構腐敗、被糾正、再腐敗的這種不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過程。先是你基層腐敗了，中央需要派監察機構下來，然後時間久了，監察機構也固化，變成了一種地方機構繼續腐敗，再派這種監察機構。這是個很有意思故事。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對皇帝對皇權能不能形成硬約束呢？應該説不是特別理想，能形成一些軟約束。歷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言官諫官為了説真話被砍腦袋了，但是總歸它這個制度也是有缺陷的。

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時候，孫中山是在美國學習生活過的，他對美國的三權分立非常熟悉，可是為什麼他沒有乾脆的把三權分立拿過來就用呢？他為什麼要提出五權憲法？其中包含有監察權和考試權。

再早一點的章太炎，他在研究美國的三權分立之後，為什麼要提出一個考試權？因為監察權其實是對三權分立這種遊戲模式，就相當於運動員相互之間的監督之外，加了一個場外裁判，是對這種制度的一個修正。

再看我們中共，從開始建黨起就特別重視紀律監察。到“十九大”以來，監察工作更是提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所以通過了監察法，成立了監察委。我們今天反腐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當然監察制度不是中國獨有的一個現象，歷史上有一些具有這種比較成熟的官僚制度的地方，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監察制度的需要。比如最典型的是奧斯曼土耳其，它就發展出類似於這種中國古代言官諫官的監察官屬。但是西方比較獨特，因為它長期缺乏這種官僚制度傳統，所以在近代之前幾乎沒有產生過像樣的監察制度。直到今天它也是以分權制衡的原則為主。監察制度現在有，但是比較邊緣。

所以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我們放眼世界會發現，監察制度迄今仍然沒有得到世界範圍內的一種廣泛實施。這其實是世界反腐努力的一個重大的缺失。我們經常講，我們要對人類政治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我們歷史上的監察和今天的紀檢監察制度，應該是對人類政治文明一個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