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紀中西文化差異對文獻記載的影響_風聞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作者：李鳴飛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lswxx/201906/t20190605_4913226.shtml

　**內容提要：**13—14世紀，蒙古人對歐亞大陸的征服使得中西方交流空前繁榮。《馬可·波羅遊記》即當時最重要的東西交流文獻之一。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忽必烈登基時間和年齡的記載與漢文史料不同，之前學者認為這只是簡單的筆誤。通過分析《史集》對蒙古諸汗王生平紀年的記載與漢文史料記載的不同，推測馬可·波羅的記載受到了伊斯蘭曆影響。

　　**關 鍵 詞：**元朝 蒙古 馬可·波羅 忽必烈 《史集》 伊斯蘭曆

　　**作者簡介：**李鳴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基金項目：**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蒙元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14CZS018)

　　13-14世紀，蒙古對歐亞大陸的征服使東西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交流給當時的人們打開新的大門，讓他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使東西方文明更多地融合，進一步發展。交流日趨繁盛的同時，中西文明的差異亦被凸顯，文明碰撞的火花在文獻中留下各種有趣的細節。例如陶宗儀記載過西域醫官為病人進行開顱手術，“取一小蟹”的奇談，①劉迎勝研究發現“蟹”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與“癌、腫瘤、惡性潰瘍或膿腫”是一個詞，講述者原本説的是腫瘤或者惡性膿腫，在譯為中文時變成了“蟹”，平添許多神秘色彩。②這類記錄在當時文獻中還有不少，有些看似全不可信的天方夜譚，有些又像傳抄過程中的簡單筆誤，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中西方語言、宗教、曆法等諸方面差異通過記錄者之筆留下的痕跡。如果能夠在東西方文化中分別追根溯源，很可能就有合理解釋。《馬可·波羅遊記》所載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生平紀年即為一例。

　　馬可·波羅在中國旅居17年，曾長時間在元朝宮廷生活，對大汗忽必烈有大量描述，其中有些細節相當精確，然而他對忽必烈即位時間和年齡的記載卻與《元史》不同。由於《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版本非常複雜，下文中會提到一些與此問題相關的重要版本，先做一簡略介紹。

　　《馬可·波羅遊記》各種版本約有140多種，③可以大致分為兩個系統，即F本系統和Z本系統，此外還有重要性不亞於任何抄本的刊本R本。

　　F本是學界公認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採用了最初寫作時使用的法蘭西—意大利混合語。這個抄本有一系列內容相近、已經亡佚的兄弟抄本，分別從中延伸出用宮廷法語書寫的FG系列、托斯卡納語的T系列、威尼斯語的V系列、拉丁語的P系列和其他一些抄本及譯本，從內容來看均可歸入F系統，不過這個系統諸版本均不完整，④下文將會提到的FB、LT和P本均屬於這一系統。FB用宮廷法語書寫，是馬可·波羅贈送給法國貴族的經過修訂的版本之一。LT本是根據托斯卡納語本翻譯修訂的拉丁語本。P本是著名的修士庇庇諾(Friar Pipino)根據威尼斯語本翻譯修訂的拉丁語本。

　　R本由賴麥錫(G.B.Ramusio)於15世紀參考多種抄本校訂刊刻，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內容不見於F系統中的任何一個抄本。以至於Z本被發現之前，R本的可靠性一直受到學者的質疑。

　　Z本直到19世紀初才被發現，其內容並不完整，約有三分之一被節略，然而保留下來的部分與F本非常一致。此外Z本有200段F系列抄本中沒有的內容，其中五分之三見於R本。也就是説，Z本不但證明了R本的可靠性，同時還提供了大約80段全新的內容。⑤

　　下文還會提到的VB和L本也被認為來自F本系統之外的某個早期抄本。VB是一個早期版本的威尼斯語抄本，修辭非常華麗繁複，但沒有提供太多新的內容。⑥L則是15世紀的拉丁語簡寫本。

　　由於《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如此複雜，因此出現過好幾種合校本，即把各重要抄本的內容合在一起校訂出版。目前最好的《遊記》合校本是慕阿德(A.C.Moule)、伯希和(Paul Pelliot)校譯的《世界寰宇記》(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該本以F本為底本，參考各種版本，加入有價值的內容並標出了各段內容的版本來源。為方便讀者閲讀，本文引用時用楷體表示插入內容，括號裏標註版本來源。根據這個合校本，馬可·波羅對忽必烈年齡的記載如下：

　　你或許已得知他在耶穌(P)基督誕生後的1256年繼承大統，並於當年開始施政，時年二十七歲(VB)⑦……自他開始統治直至如今，即上帝(LT)基督(FB)誕生後的1298年的今天(LT)，已有四十二年。他應足約(L)⑧有八十五歲，因此當他即位時大約已經四十三歲(FB)。⑨

　　這段記載中兩次提到忽必烈的年齡，第一次説忽必烈於“1256年繼承大統，並於當年開始施政，時年二十七歲”。其中“時年二十七歲”的説法見於VB本和R本，不見於F系統諸版本和Z本。第二次則説忽必烈在1298年時，“統治已有四十二年”，年齡“應足約有八十五歲”，然後他根據這兩個數據推算出忽必烈在1256年“即位時大約已經四十三歲”。“四十三歲”這一內容來自FB本，即馬可·波羅後來進行修訂、用於贈送法國貴族的宮廷法語本。馬可對忽必烈的即位時間和兩處對年齡的記載均與我們熟知的不同，以下分別討論。

　　馬可·波羅首先寫道：“他在耶穌(P)基督誕生後的1256年繼承大統，並於當年開始施政，時年二十七歲(VB)。”這裏記錄了1256年和27歲兩個信息。首先，“1256年繼承大統”一説有誤。亨利·裕爾、馮承鈞、慕阿德和伯希和都在註釋中指出忽必烈即位於1260年。⑩《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時間是“中統元年(1260)春三月戊辰朔”。(11)亨利·裕爾説“然而忽必烈在幾年前便作為其兄的將領進入漢地”，(12)暗示馬可·波羅可能記錄的是忽必烈開始掌管漢地事務的時間。但馮承鈞指出在1252年(實為1251年)時，蒙哥汗已經讓忽必烈統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至於馬可·波羅記錄的1256年，則是上都開始建築的時間。(13)伯希和也提出1256年是開始建築開平城的時間，即後來的上都。(14)

　　這一推測有一定道理。修建開平城是忽必烈成為大汗道路上的標誌性事件。可能在忽必烈朝一部分人心中，1256年開府已經奠定了忽必烈成為元朝天子的基礎。忽必烈在選定開平作為駐地之前，曾有過猶豫，他詢問木華黎的後裔霸都魯：“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霸都魯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15)在他的潛邸之臣看來，選定燕地駐紮，是為“經營天下”，成為天子做準備。因此忽必烈特意在1256年命劉秉忠占卜，選擇金朝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崗，修築開平城，耗時三年建成，後升為上都。(16)

　　此外，1256年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年春天，蒙哥汗在欲兒陌哥都之地召開忽裏勒台大聚會，在這次會上，蒙哥汗決定親征南宋。(17)由於蒙古大汗登基也須召開忽裏勒台大會，馬可·波羅，或是給他講述這一事件的人，可能把蒙哥出征和忽必烈登基的兩次聚會弄混了，同時他又得知忽必烈於1256年開始修建上都城，因此説他“1256年繼承大統，並於當年開始施政”。也有可能他只記得1256年是一個重要年份，並將其與登基聯繫在一起。有趣的是，《史集·忽必烈合罕紀》中，1256年也是一個重要年份。《史集》記載忽必烈在1256年攻略大理，並擒獲其君主。(18)實際上忽必烈1252年徵大理，1253年擒獲大理國王。(19)波斯史家也認為1256年在忽必烈的生平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他們也弄錯了這一年發生的事件。

　　1256年時27歲的記載明顯有誤。《元史·世祖紀》載忽必烈以乙亥歲八月乙卯生，(20)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馮承鈞“考忽必烈生於1216年”，(21)考證過程不明。但《通制條格》《元典章》《高麗史》《至正條格》中均載有在乙亥日，即“帝本命日”放假的規定。這裏的本命日即生年干支對應的日子，因此可以確定忽必烈生於乙亥年。(22)按照這一記載，1256年忽必烈應為實歲41，虛歲42歲。

　　為什麼會出現“繼承大統……時年27歲”這樣的記載，推測如下：蒙哥辛亥歲(1251年)召開忽裏勒台，登基成為大汗，同時委任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户”，(23)“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24)根據《元史》記載，忽必烈生於乙亥歲，(25)即公元1215年，1251年虛歲37歲。馬可·波羅可能將37歲誤為27歲。(26)

　　“時年二十七歲”來自VB本，(27)F系統其他各本中並沒有這一句。R本中有這句話，但貝內帶託對R本進行全面分析之後，認為該本以P本底本，參考了V本，L本和VB本，(28)因此R本中的這句話很可能也來自VB本。Z本中沒有這個段落。VB本成書於1446年，是一個加入了很多繁複修辭的抄本，但沒有增加多少新的內容，慕阿德説他“不得不懷疑”VB本中一些“精美修飾的辭藻僅僅是杜撰出來的”。(29)然而這個抄本卻是保留了27歲這一信息的唯一抄本。不過這個年齡與實際情況相差太遠，馬可·波羅本人可能也對其產生了懷疑。因此他在後面又記載1298年時忽必烈85歲，並根據忽必烈在位42年等信息，計算其1256年即位時應“大約四十三歲”。因此馬可在一些經他校訂的晚期版本中刪去了有關“二十七歲”的內容。

　　目前的中文譯本中全都沒有“時年二十七歲”這一內容。雖然R本中有這一句，但部分譯本中也刪去了。參考了R本的貝內帶託合校本中也沒有。但慕阿德合校本《世界寰宇記》編訂的原則是“儘可能地把一切內容都包括進去”，一些貝內帶託校本中刪去的段落，《世界寰宇記》也都收入，(30)因此才保留了“時年二十七歲”這句話。

　　之後馬可·波羅提到忽必烈在1298年時“足約有八十五歲”，這一説法似乎也有問題。前面已經提到忽必烈生於1215年，如果他活到1298年，按照中國的虛歲計算應是84歲，按照西方的週歲計算則是83歲。當然，忽必烈並沒有活到那麼久。根據《元史》記載，忽必烈卒於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癸酉，即公元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31)不過馬可·波羅於1291年離開中國，經海路於1293年到達伊朗，忽必烈去世時他正在從伊朗返回威尼斯的路上，並不知道大汗的死訊。慕阿德在此處註明：“關於日期與年齡的差異似乎只是簡單筆誤”。(32)伯希和則寬容地説這一記載“雖不中亦不遠矣(was not very far off the mark)。”(33)

　　然而“記錯了”忽必烈年齡的並非只有馬可·波羅一人。《史集》對此的記載也與漢文史料不符。《史集·忽必烈合罕紀》：“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並在他的年齡達到八十三之後，才於莫鄰亦勒，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93年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馬年(1294年)去世。”(34)雖然所載卒年與《元史》相同，但説他去世時“年齡達到八十三”，與《元史》的“壽八十”全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時，雖然《史集》對忽必烈卒年的表述是“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93年諸月的馬年”，因為伊斯蘭曆693年跨越公曆1293年和1294年兩年，所以又用馬年一詞將時間確定為公曆1294年。《史集》紀年使用伊斯蘭曆，這給其年齡記載與《元史》不同的原因提供了線索，即《史集》涉及年齡時很可能按照伊斯蘭曆計算。而馬可·波羅在中國使用波斯語交流，(35)從中國回到威尼斯的途中又經過伊朗並停留近一年，他對年齡的記錄會不會也與中西曆法的差異有關呢？

　　《史集》的作者拉施德丁是生活在伊朗的波斯人，日常使用伊斯蘭曆。而他編寫《史集》時大量參考了蒙古人提供的資料，所以《史集》中常常出現突厥生肖紀年法，與中國使用的生肖紀年相同。突厥生肖紀年法是太陽曆，地球繞太陽一週為一年，一年約365天。而伊斯蘭曆是太陰曆，一年約354天，與作為太陽曆的西曆、中歷和突厥生肖歷大約每31年相差一年。那麼使用伊斯蘭曆的《史集》在記載蒙古大汗年齡時是怎樣處理的呢？

　　除忽必烈外，《史集》中還記載過多位蒙古大汗的年齡，其中最為詳細的是成吉思汗，《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成吉思汗紀》將成吉思汗的一生分段記錄，每次都提到了年份和年齡，由於譯自俄譯本的餘大鈞漢譯本《史集》在涉及年齡和日期問題時經常出現錯誤，本節在引用漢譯本的同時，參考譯自波義耳英譯本的周良霄漢譯本《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底本為巴黎本，即B本)，(36)譯自伊朗卡里米(Karimi)集校波斯文本的Thackston英譯本(簡稱Thackston英譯本)，(37)蘇聯集校波斯文本，(38)德黑蘭若山和穆薩維集校波斯文本(簡稱若山集校本)，(39)伊斯坦布爾藏抄本(S本)和塔什干藏抄本(A本)。參見表1所示。

　　《史集》把成吉思汗的生年記錄為公曆1155年，並説成吉思汗享年72歲，這個記載是錯誤的，(40)不過本文關注的是《史集》中計算年齡的方式。從表1可見，《史集》記載成吉思汗年齡時，前兩個年齡均按伊斯蘭曆計算。如果認為成吉思汗生於公曆1155年，按照太陽曆，他在1167和1194年應分別是12週歲和39週歲，但《史集》依據太陰曆，載其生於伊斯蘭曆549年，在562年和590年分別是13週歲和41週歲。然而表中第三個年齡，按照太陽曆應為48週歲，太陰曆應為50週歲，《史集》卻載為49週歲。需要説明的是，漢譯本《史集》在《成吉思汗紀[三]》中誤譯為“在最後一年成吉思汗為四十一歲”，譯者其後註明“原訛，應作四十八歲”。(41)實際上S本、若山集校本均做“49歲”，(42)Thackston英譯本此處也是49歲。(43)大概是俄譯者出現了錯誤，導致漢譯者訛誤，並誤導了學者的研究。(44)漢譯者認為“應作四十八歲”，是按太陽曆計算的年齡。從這一階段開始，如上表所示，之後兩個年齡記載都比伊斯蘭曆算法少一歲，比太陽曆算法多一歲，介於兩者之間。作者似乎考慮到“蒙古人都明確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個突厥年”，(45)因此中途在年齡記載上作出調整。到最後一個年齡時，拉施德丁寫道：“他就在同一豬年秋8月(相當於伊斯蘭教歷9月)15日去世，死在第73年上，享年72歲，蒙古人的説法與此説一致。”(46)實際上，成吉思汗去世時的年齡，按照太陽曆計算為72週歲，按照太陰曆則為75週歲。為了與蒙古人的説法相合，作者在這裏又調整為太陽曆算法。

　　在《成吉思汗史編年紀要》部分，拉施德丁大概在編年紀事的過程中發現了問題所在，對年齡記載的差異做出了補充説明：“蒙古人都明確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個突厥年。他生於合孩亦勒即豬年，於(另一個)豬年死在唐兀惕地區上……按照天文資料往前推算，知其生年為始自伊斯蘭教歷549年11月的豬年(公元1155年)，由此可見，他死在第七十五太陰年上。(年份上的)差異是由於(蒙古人)採用的是突厥太陽年，與太陰年每三十年相差約一年，(47)雖然按照突厥(歷，其卒年)在第七十三年上，但他生卒的那兩年都在一年的中央，故那兩年都不足一年。這樣我們就查明和確定了，根據蒙古人所知，他享年七十五太陰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陽年，即享壽七十三虛歲。”(48)

　　對窩闊台的年齡，《史集》並未明確記載，只記錄其登基和死亡的時間。由於之間相差不足32年，因此太陰曆和太陽曆算法沒有差異，均為“即位後第十三年……去世”。(49)

　　對於朮赤、察合台、貴由等，《史集》均未記載具體年份和年齡。但在《蒙哥合罕紀》中又看到了作者調和太陽曆與太陰曆的努力。《史集》記載：“合孩亦勒，即落在伊斯蘭教歷648年11月(公元1251年1月25日至2月23日)的豬年……蒙哥合罕被擁戴登極御世”。(50)實際上蒙哥合罕登基在“辛亥夏六月”，(51)即1251年7月，換算成伊斯蘭曆應為649年4月。但拉施德丁未能得知即位的月份，只知道是在豬年，即合孩亦勒，換算得知“落在伊斯蘭教歷648年11月”，故誤以為蒙哥汗在伊斯蘭曆648年登基。因此涉及蒙哥親征南宋的時間，拉施德丁遇到了困難。他獲得的訊息大概是蒙哥在登基後第六年，即龍年，召開忽裏勒台大會，並決議伐南宋。然而按照伊斯蘭曆，“蒙哥登基後的第六年”和“龍年”不是同一年。如果按照拉施德丁的理解，蒙哥汗於伊斯蘭曆648年登基，之後的第六年是653年，對應的公曆1255年是兔年，而伊斯蘭曆654年對應的公曆1256年才是龍年。最終拉施德丁決定分開處理“第六年”和“龍年”這兩個信息。他把召開忽裏勒台放在他所認為的第六年，把出征南宋放在“龍年”。在生動地描寫完忽裏勒台聚會後他説：“在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53年1月(公元1255年2月10日至3月11日)的兔年，他登極以來的第六年，終於決意與中國君主趙擴作戰。”可以看出，《史集》所謂“登極以來的第六年”完全是按照648至653年的太陰曆計算得出，按照太陽曆1251年登基，1255年應為登極以來的第五年。然後他又寫道：“他在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54年1月(公元1256年1月30日)的龍年出征。”(52)拉施德丁大概聽説決議伐宋之後一年出兵，於是記錄為伊斯蘭曆654年，正好符合了龍年的信息。其實在《元史》中“會議伐宋”一事在丙辰六月，即1256年7月，而征伐南宋正式出兵是在1257年。

　　蒙哥卒年在《史集》中記載為“在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55年1月(公元1257年1月19日至2月17日)的蛇年(53)……去世了，享年【52歲】，死於他登上帝位之後的第8年”。(54)這裏提到的第8年，也是根據太陰曆計算，從648年即位到655年為第8年，若按照太陽曆，從1251年至1257年應為第7年。

　　《史集》所載蒙哥的卒年比《元史》所載早了兩年，也是因為曆法不同所致。根據《元史》記載，蒙哥生於戊辰歲十二月三日，即公曆1209年1月10日，伊斯蘭曆605年7月2日，卒於乙未年七月癸亥，即公曆1259年8月11日，伊斯蘭曆657年8月19日，“壽五十有二，在位九年”。(55)這裏的“五十有二”是虛歲，其實1209-1259年只有50年。蒙哥汗的虛歲和實歲相差兩歲，因為他生於龍年年末，按虛歲的計算方法，到西曆1209年2月6日馬年時，尚未滿月的蒙哥已經兩歲了。《史集》所載的年齡與《元史》相同，但卒年不同。蒙古傳統以生肖年記錄時間，蒙哥汗生於龍年的消息傳到伊朗後，很可能寫成“蒙哥汗生於落在伊斯蘭曆604年6月的龍年”，因為龍年的第一天換算為伊斯蘭曆應在604年6月28日。根據604年的生年推算，享年52歲的蒙哥汗正應死於655年，於是比《元史》所記載的時間提前了兩年。

　　關於伊利汗國諸汗的年齡，漢文史料並無記載，因此與波斯文史料不再產生衝突。《史集》的記載也比較清楚，有時候使用太陽曆，如《旭烈兀汗傳》中明確説“他共活了四十八個太陽年”。後期則主要使用伊斯蘭曆，如“阿八哈無比幸福地降生於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馬年阿剌木月28日……相當於680年11月20日(1282年4月1日)的……年星期三他與世長辭。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個月。”這裏的四十九年七個月是根據太陰曆計算的。

　　由此可知，《史集》在不知道確切日期，僅記錄蒙古年份時，大多把生肖年的第一天換算為伊斯蘭曆年份，這樣就可能產生一年誤差。在記錄年齡時，通常根據太陰曆計算，每過31年又產生一年誤差。由於涉及虛歲和實歲的不同，漢地的虛歲往往比實歲多一至二歲，以上因素都會造成伊朗方面記載的年齡和漢文史料不同。

　　回到忽必烈的年齡問題，《史集》並沒有記載忽必烈的生年，只記載了忽必烈即位和去世時間及年齡。關於即位，記載為：“在必陳亦勒，即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年)仲夏，在開平府擁戴忽必烈合罕登上了帝位，他當時46歲。”(56)這個年齡與《元史》所載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即位時的虛歲年齡相符。其死亡時間在《史集》中記載為：“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並在他的年齡達到八十三之後，才於莫鄰亦勒，相當於伊斯蘭教歷693年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馬年(1294年)去世。”(57)這裏的“八十三”很不合理。即使用伊斯蘭曆計算，658年即位的忽必烈汗46歲，在位35年，到693年去世時也應該是81歲，因此這裏的“八十三”應該不是用即位時的年齡46歲和在位時間35年相加得出，而是另有來源。根據前述《史集》記載年份和計算年齡的方法，推測如下：《元史》記載忽必烈生於乙亥歲八月乙卯，(58)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伊斯蘭曆612年5月27日。但是《史集》編纂者很可能只知道豬年這一信息，如果記錄忽必烈的生年，可能是：“在合孩亦勒，也就是落在611年9月的豬年，忽必烈合罕無比幸福的誕生了。”從伊斯蘭曆611年到忽必烈去世的693年為82年，然而693年跨越西曆1293和1294兩個年度，其中馬年在1294年，因此《史集》記錄忽必烈死亡時“年齡達到八十三”。這裏拉施德丁的用辭值得琢磨，例如《史集》記錄成吉思汗和蒙哥去世時的年齡時都用了“享年”(　muddat‘umr)(59)這一説法，而對忽必烈則用了“(年齡)達到八十三”( bah hashtād u sahrisīdah)，似乎想表達“達到第八十三年”這樣的意思，類似於成吉思汗享年72歲，但“死在第73年上”(60)或窩闊台汗在位12年，但“即位後第十三年去世”(61)這樣的表述。實際上波斯人也在努力理解中國的“虛歲”概念，拉施德丁在記錄成吉思汗年齡時，提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五太陰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陽年，即享壽七十三虛歲。”(62)在記錄忽必烈之死時使用“達到八十三”這樣的表述，很可能是想記錄他的虛歲。因此《史集》與所載忽必烈去世時的年齡比《元史》所載的“壽八十”多出三歲。

　　而馬可·波羅對忽必烈年齡的記載與《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因為馬可先後接觸了公曆、中國農曆和伊斯蘭曆三種曆法。中國農曆是陰陽結合歷，與西曆雖然月份不同，年份大體吻合。波羅一行離開中國返回威尼斯時，一路與三位波斯使者同行，到達波斯後又居住一段時間，這個過程中想必接觸到伊斯蘭曆，也許還聽穆斯林説起過忽必烈的年齡，伊斯蘭曆與西曆年份不一致，這大概是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年齡時與中文史料不同的主要原因。等到馬可·波羅回到意大利，又繼續使用他熟悉的歷法，以他在伊朗聽到的資料結合公曆進行推算，得出忽必烈的年齡，因此與《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

　　如前所述，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於1298年約85歲，比起公曆計算的年齡多出2歲。我們知道波羅一行與波斯使者於1291年初從泉州出發，與波斯使者同船前往伊朗，1293年到達忽裏模子港，又在伊朗居留半年才踏上歸家旅途。公曆1291年相當於伊斯蘭曆689年12月28日到691年1月8日，1293年相當於伊斯蘭曆692年1月21日到693年2月1日，因此馬可·波羅與波斯使者相處的時間為伊斯蘭曆690-692年。根據《史集》記載來看，伊朗人最清楚的信息是忽必烈在伊斯蘭曆658年即位，時年46歲，因此在遇到馬可·波羅的690年，按伊斯蘭曆計算，忽必烈78歲，在馬可·波羅離開的692年，按伊斯蘭曆忽必烈80歲。1293年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從此完全使用西曆，從1293到1298年，時過5年，因此馬可·波羅説忽必烈“大約足有85歲”。貝內帶託合校本的英譯本對這一句的翻譯是“他最少85歲”(he must not be less than 85 years old)，(63)馬可大概對中國的虛歲略有了解，説不定也知道若按伊斯蘭曆計算，年齡比西曆計算更大，因此用了這樣謹慎的説法。

　　《馬可·波羅遊記》中對忽必烈生平紀年和年齡的“錯誤”記載是13—14世紀歐亞大陸一體化期間，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造成的非常有趣的小細節。馬可·波羅本人是基督徒，最熟悉是儒略曆，與今天通行的公曆差別不大，他在《遊記》中最常用的紀年方式也是“基督降生後的××年”。馬可在17歲時離開威尼斯，前往中國。經過三年半的旅程，他們於1275年到達上都，然後在中國居留17年，於1291年初從泉州離開。此時，馬可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和在西方世界幾乎一樣長，他毫無疑問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譬如他記錄忽必烈的生日在9月的陰曆第二十八日(the 28 day of the moon of the month of September)，(64)《元史》則記載忽必烈生於“八月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公曆9月23日)”。(65)伯希和指出，這並非馬可記錯了時間，而是他認為中國年從公曆2月開始，(66)因此經過粗略計算，把中國的八月換算成公曆9月，日期仍採用陰曆的二十八日。(67)

　　然而馬可·波羅所在的中國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多文化融合時期。他甚至可以不用精通中文，主要使用波斯語，就能在中國暢通無阻。1291年回程途中他和波斯使者在海上航行了18個月，到達忽裏模子港後，又在波斯停留一年左右。因此也從波斯人處獲得了不少信息。馬可在《遊記》中使用了很多波斯語詞彙，例如把橋稱為pul，(68)把齒稱為dandan，(69)均來自波斯語發音。他還提到忽必烈是“第六位大汗，即迄今(TA)所有韃靼人的第六位偉大君王”。(70)按照《元史》的觀念，忽必烈應當是第五位大汗，但劉迎勝指出，在多種域外史料中，阿里不哥被看做蒙哥和忽必烈之間的皇帝，因此馬可的這一説法可能來自持此種觀點的西域人士。(71)

　　多文化碰撞產生的難解記載也見於當時的其他文獻。《鄂多立克東遊錄》中提到過大都宮中一種“密爾答哈”(merdacas)製成的甕，這個怪詞難倒了不少學者，(72)最近意大利學者安德烈歐賽(AlviseAndreose)指出這其實是三個法語詞“mer de cas”，mer即海，de表示修飾關係，cas是蒙語中“玉”的發音，指的是元代著名的酒器“玉海”。(73)在中西交流的繁榮時期，各種文獻中都會出現“不可理解”的奇談怪論或荒謬的“錯誤”記載，其中一部分可能真的是傳抄錯漏，但還有一部分則是多種文化背景下嫁接而成的奇異之果。在單一文化下生活的我們，有必要以當時世界為背景，對多種文化進行考察，理解“不可理解”的怪論，看懂荒謬的“錯誤”記載，摘取這些珍奇美味的果實。

註釋：

　　①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二“西域奇術”條，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4頁。

　　②劉迎勝：《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44頁。

　　③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p.509-516提供了143種抄本的列表，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1938.

　　④參見N.M.Penzer,ed.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appendixes from the Elizabethan translation of John Frampton,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vels of Marco Polo:Together with the Travels of Nicolò de Conti,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37,pp.xviii-xxxi，以下簡稱N.M.Penzer,1937; Aldo Ricci,tr.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index by Sir E.Denison Ross from the text of L.F.Benedett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London:G.Routledge & Sons,1931,pp.x -xi，以下簡稱Aldo Ricci 1931; 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pp.x-xi。

　　⑤關於《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的版本系統，參見任榮康：《〈馬可·波羅行記〉版本史簡述》，《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19—245頁；李鳴飛：《〈馬可·波羅遊記〉海路部分譯註(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十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86-411頁。

　　⑥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54.

　　⑦原譯者注：忽必烈實際於1260年5月5日即位，時年45歲，其前任死於1259年8月11日。參見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193。

　　⑧英譯文原文用well一詞表示忽必烈已經有85歲，但來自L本的英譯about一詞意為“大約”，與well文意矛盾。譯者為完全反映版本信息，故採取直譯。本段內容由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帶領的《馬可·波羅遊記》讀書班成員於月譯為中文。

　　⑨英譯者注：關於日期與年齡的差異似乎只是簡單筆誤。FB：自他開始統治已有40年，但在後來的計算中則仍按照42年計算。FA，LT，V，VA:1288.更為有趣的是FD(B.p.lx)本：jusques a ore mccc et viii de crist(直到1308年的今天)。不過這並不意味着FG本寫於1308年或更早。參見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193。

　　⑩參見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紀》，馮承鈞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2001年，第184頁；Henry Yule,trans.& ed.with notes,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ird edition,revised throughou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by Henri Cordier,Vol.Ⅰ,London,John Murray,1903,p.334,以下簡稱Henry Yule,1903; A.C.Moule & Paul Pelliot 1938,Vol.Ⅰ,p.193; Paul Peli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1959,p.566。

　　(11)《元史》卷四《世祖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63頁。

　　(12)Henry Yule,1903,Vol.1,p.334.

　　(13)(21)參見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紀》，第184頁。

　　(14)參見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p.566-567。

　　(15)《元史》卷一一九《霸都魯傳》，第2942頁。

　　(16)參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12頁。

　　(17)參見拉施特主編，餘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蒙哥合罕紀》記載這次忽裏勒台在蒙古地區中部的豁兒豁納黑主不兒，並將其置於1255年初(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65—266頁)。但《元史》卷三《憲宗紀》則記載於“六年丙辰春”(第49頁)。此處從《元史》。關於這裏記載的差異將在後面繼續討論。

　　(18)參見《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紀》，第288頁。

　　(19)(20)參見《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8—60、57頁。

　　(22)參見張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論中國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元史論叢》第12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頁。

　　(23)《元史》卷三《憲宗紀》，第44頁。

　　(24)(25)《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7頁。

　　(26)這一解釋受益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艾鶩德(Atwood Christopher)教授的提醒，在此表示感謝。

　　(27)此句亦見於R本，參見馬可·波羅：《世界の記——〈東方兄聞錄〉對校譯》，高田英樹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3年。陳開俊等譯本雖然來自R本系列，但並無此句，因其來自美國科姆羅夫的通俗譯本之故。參見馬可·波羅：《馬可波羅遊記》，曼紐爾·科姆羅夫英譯，陳開俊等譯，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第81頁。

　　(28)N.M.Penzer,1937,p.xxviii.

　　(29)(30)(32)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54,p.54,p.193.

　　(31)《元史》卷17《世祖十四》，第376頁。

　　(33)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34)《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紀》，第357頁。

　　(35)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第178—180頁。

　　(36)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波義耳英譯，周良霄漢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7)-DīnTabīb; tr.by W.M.Thackston:Rashiduddins Fazlullah’s Jami’u’t-(Compendium of chronicles):a History of the Mong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Dept.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99.以下簡稱Thackston英譯本。

　　(38)1965(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matn ‘alī va intiqādī bisa’ī va ihtimām-i‘A ‘A ‘AlīZādah,Jami’al-Tavarīkh,Masku),以下簡稱蘇聯集校波斯文本。

　　(39)994/1373(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bah tashīh va tahshīyah-i Muhammad Rawshan-Mustfā Musavī,Jami’al-Tavarīkh,jalad-iavval,chāpkhānah-i katībah,chāp-i avval,1994/1373)以下簡稱若山集校本。

　　(40)成吉思汗生於1162年，去世時66歲，對此周清澍已有過詳細考證，見氏著：《成吉思汗生年考》，《內蒙古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第23—31頁。

　　(41)(46)(48)《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第143、272、339頁。

　　(42)若山集校本第359頁。S本葉76b。A本沒有此句。

　　(43)參見Thackston英譯本，p.174。

　　(44)參見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第27頁。周清澍的考證毫無問題，但此處因漢譯本《史集》的訛誤而認為“這顯然是和他再前一階段(1167-1194)所稱：‘到最後之一年成吉思汗四十一歲’是自相矛盾的”，其實此處原文為49歲，與前一階段的記載並不矛盾。

　　(45)《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第339頁。實際上成吉思汗享年66歲。

　　(47)實際上是每31年相差一年，故拉施德丁在這裏用了“相差約一年”。

　　(49)(50)《史集》第二卷，第73、243頁。

　　(51)《元史》卷3《憲宗紀》，第44頁。

　　(52)(56)《史集》第二卷，第268、295頁。

　　(53)《史集》第二卷，第270頁。漢譯本做牛年，若山集校本第853頁、Thackston英譯本，S本，A本均做蛇年()(mughā yīl)。漢譯本也註明“波伊勒英譯本第228頁作蛇年，相當於公元1257年”。

　　(54)《史集》第二卷，第270頁。“死於他登上帝位之後的第8年”一句，S本、A本、若山集校本均做“第8年”，第853頁；Thackston英譯本做“第7年”。“52歲”的信息見於B本，不見於S本和A本。

　　(55)《元史》卷3《憲宗紀》，第54頁。

　　(57)(61)《史集》第二卷，第357、73頁。

　　(58)《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頁。

　　(59)若山集校本第853頁。

　　(60)(6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第272、272頁。

　　(63)Aldo Ricci,1931,p.103.

　　(64)(66)(68)(69)(70)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220,p.222,p.255,p.281,p.192.

　　(65)《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頁。

　　(67)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71)參見劉迎勝：《西北民族史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07—112頁。除此之外，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主持的《馬可·波羅遊記》讀書班成員於月提供了其他把阿里不哥看作忽必烈之前一位大汗的波斯文史料，因其觀點尚未發表，此不詳述。

　　(72)亨利·考狄認為是波斯語中的番紅花，何高濟則認為是波斯語的黃丹，見鄂多立克：《鄂多立克東遊錄》，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74頁。

　　(73)安德烈歐塞於2015年9月24日在北京大學中古史報告廳的講座《大汗宮廷中的歐洲旅行家、傳教士、藝術家：普朗嘉賓、魯布魯克、馬可·波羅、鄂多立克(European travellers,missionaries and artists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John of Plan di Carpine,William of Rubruck,Marco Polo,Odoric of Pordenone)》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