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第一份德文報刊《德文新報》早期的危機與轉折_風聞

【泰州學院 講師 牛海坤】

1886年10月1日，一份名為Ｄｅｒ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的德文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德國人在中國出版德文報刊的開端。出版人兼主編約克特·Ｆ·馮·貢德拉赫（ＪｏｋｔＦ．ｖｏｎＧｕｎｄｌａｃｈ）以“遠東地區德國人利益之喉舌（Ｏｒｇａｎｆü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ｉｍｆｅｒｎｅｎＯｓｔｅｎ）”作為該報副標題，表明了其辦報宗旨。這就是中國新聞史著述中記載的“德文新報”，該報連續出版三十一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德文刊物。

《德文新報》最初十年的運作與兩位報人有關，一位是創刊人貢德拉赫，另一位是繼任者布魯諾·Ｒ·Ａ·納瓦拉（ＢｒｕｎｏＲ．Ａ．Ｎａｖａｒｒａ）。最後一任主編卡爾·芬克（ＣａｒｌＦｉｎｋ）曾撰文提及早期《德文新報》所有權一再變更之事，他曾嘗試在1910年聯繫前兩任主編，也試圖在德僑圈子裏徵集有關《德文新報》前十年的信息，均未果。

囿於史料匱乏，中外學術界關於該報創刊初期歷史的研究仍有存疑和缺失。本文將依據報刊原件等相關史料及中外文獻，重構這段歷史，重點對《德文新報》在出版初期發生的停刊、復刊、改版及所有權變更的發展軌跡進行梳理，分析發生危機和出現轉折的原因，揭示該報與英國報人、英文報刊的關係及特點，為研究這一時期上海外國報人及其報業活動之間的互動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德文新報》的緣起

近代上海外文報刊的歷史始於1850年英國人創辦《北華捷報》（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相繼來滬的美、法、德、俄等外國僑民，凡有能閲讀英文者，也會藉此獲取信息。然而，英國人辦報的初衷是服務於英商貿易活動和滿足英國僑民的需要，這就促使其他國家的僑民也在上海出版各自語言的報刊。

“上海租界各種外國報刊的存在，均以其本國僑民社會為背景；哪一國的僑民在上海有特殊的勢力擴張，則其報刊亦必隨之發展”，而“在德國人的經驗原則中，教會、學校、社團協會和報刊是海外德僑社區建立的四大支柱，且不分伯仲”。因此，隨着上海德僑社區的建立，出版一份德文刊物已成必然，《德文新報》在此背景下誕生。

隨着德國勢力在遠東地區迅速壯大，德國人早已感到他們缺乏一份為自己發聲的刊物，用以對抗那些對本國僑民不利的聲音。188６年10月1日東亞第一份德文日報創刊，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德文新報》初創時，報館位於四川路15號，這裏是當時上海租界外國商賈雲集的繁華地段。報館附設一間商業印刷所，既能滿足《德文新報》的印務需要，又可兼顧各種印刷業務，通過獲取些許盈利用於編輯部的日常支出。創刊初期，《德文新報》每日清晨發行，逢星期日與節慶日休刊，每期至少四版。頭版刊載航運公司船期預告及德國商貿公司產品廣告，其中，以北德意志勞埃德航運公司（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Ｌｌｏｙｄ，ＮＤＬ）和美最時（Ｍｅｌｃｈｅｒｓ＆Ｃｏ．）、禪臣（Ｓｉｅｍｓｓｅｎ＆Ｃｏ．）

兩家德商洋行最具代表性。第二、三版為正文，首要位置登載德國駐中國各地領事館發佈的“政務公報，“社論”和“地方消息及雜俎”緊隨其後，內容多涉及德國在東亞地區的商業貿易活動，1887年又增添“最新電訊（Ｎｅｕｅｓｔ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ｍｅ）”和“德國特別報道（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專欄。

第四版主要提供最新的船期、郵政、氣象、市場行情等信息。《德文新報》創辦初期刊載的內容反映了那一時期來華德僑以商貿人士為主體。

據統計，1885至1890年上海德國僑民不足250人，加之同時期在滬的奧地利人，總數也未超過300人。而《德文新報》創刊號實際印刷了４000份之多，這是因為報館將創刊號作為樣刊免郵費贈送，各地讀者均可與該報發行代理處聯繫獲取樣刊及辦理訂閲，部分從事特殊職業的讀者，如船長、軍官、沿海口岸機械師以及中國海關職員等，還可享受原訂閲價三分之二的優惠。

德意志帝國郵政部當時已經在上海設立代理處，這就為《德文新報》的發行提供了保障。19世紀後期德國在海外的擴張，一方面引發了德國本土讀者對遙遠國度的興趣和關注；另一方面，德國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使德國僑民散居到世界多地，也為像《德文新報》這樣的德文報刊積累了潛在的讀者羣。

關於貢德拉赫的生平、從業經歷及個人偏好等史料已無從考證，但從他編輯《德文新報》期間所撰寫的文章中可以確定，聯絡並服務於遠東地區的德國僑民是他辦報的宗旨，這恰好契合了那一時期德僑社區的內在要求。

德國報刊史研究者威廉·約斯特在1888年出版的著述中，曾論及《德文新報》創刊並對貢德拉赫作出評價：“上海的Ｆ·馮·貢德拉赫先生最近又做出了新的嘗試，通過創辦一份德文報紙來激勵離散至東亞的德國僑民們，看來他成功了。

貢德拉赫此舉可謂貢獻卓越，他不但用精湛的編輯手法為讀者們奉獻豐富的內容，還通過辦報在異國他鄉結識了眾多朋友：這就是在上海每日出版的《德文新報》。該報並不是一份地方性刊物，而是兼顧了整個東亞地區，所涉及之德國僑民聚居地……生活着大約2000至2500位德國僑民，這份德文刊物儼然成了東亞各地德僑社羣的中心，成了居於此地的德僑們與祖國聯繫的精神紐帶。”

但是，約斯特並不清楚，就在他的著作出版之前，《德文新報》經歷了停刊危機。

二、1887年《德文新報》的停刊、復刊與產權變更中國學者胡道靜撰文稱：“德文新報原來是一張每晨出版的單行報刊，但沒有幾久，就變做了晉源西報（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ｕｒｉｅｒ）裏的一欄，而不單獨刊行了。……一八八九年……乃重起爐灶，又復單獨出版，不過是每週出版一次。”

這是現有中文文獻資料中關於《德文新報》早期出版發行的代表性記述。據《上海新聞志》記載，《德文新報》在創刊“一年後改為週刊，附在英文《晉源西報》中一起發行”。

新聞史學者馬光仁確定，《德文新報》的創刊是上海德文報刊史的開端，“但不久，就變成了英文《晉源西報》的附頁，只佔一個專欄地位”。這兩種觀點都與胡道靜的説法大致相同。

作為近代在華德文報刊出版發行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弗裏茨·塞柯（ＦｒｉｔｚＳｅｃｋｅｒ）認為，最早的在華德文報刊是1889年創辦的《德文新報》週刊，從這一錯誤信息可見，作為後來參與編輯《德文新報》的成員，塞柯與芬克一樣也並不清楚該報早期的歷史。此外，在不同時期的英文文獻中，關於此細節的記載亦有差異。

據《晚清西文報紙導要》記載，《德文新報》“最初以週刊發行，隨後作為《晉源西報》的單張每日發行，繼而獨立”。

另有幾位國外學者在論及《德文新報》時，都提到該報由日報改為週刊一事，但對於改為週刊的具體時間，説法並不一致，且缺少論據。此外，他們均未提及該報與英文報刊的聯繫。

由此引出三個問題：其一，《德文新報》是由於什麼原因不能獨立出刊；其二，該報在什麼時間由日報改為週刊發行；其三，該報附在英文報刊中發行是否確有其事。

（一）《德文新報》的停刊與復刊

根據《德文新報》原件所載，1887年11月2４日，貢德拉赫在編輯部《通告》中向讀者致歉並宣佈：“《德文新報》自即日起暫停出刊。……此次因內部問題暫時停刊，由於版面限制，在此不便進一步討論。在幾個月內，也許只需要幾個星期，這份刊物將會以全新的面貌再次與您見面。……以退為進！”

12月22日，《德文新報》在停刊28天后復刊，期號重新編為第1卷第1期，單期共計二十版。在首頁的徵訂公告中，以大字號註明“《德文新報》，週刊，每週出版一期”。②至此，這份當時遠東地區唯一的德文刊物在近1４個月裏出版351期後，改為週刊發行。貢德拉赫對此解釋道，《德文新報》“發行量的

增長點主要在上海以外的地區，上海本地訂户卻一直在減少，因此宜改為週刊發行。……我們希望，曾是《德文新報》日報的海外讀者們還能繼續作為新版《德文新報》週刊的訂户，一如既往地支持這項民族事業”。

貢德拉赫強調了“民族事業”，卻未提到《德文新報》停刊的根本原因以及復刊後所有權歸屬已發生變化。事實上，《德文新報》的危機早在1887年2月時就已有跡象，當時該報刊登了一則房屋出租廣告：“出租：四川路15號位於中心位置的兩間大辦公室，可用作辦公場所。詳情諮詢請至江西路3４號《德文新報》發行部。”

該報末頁底部的出版信息亦表明，該報已由四川路15號遷至江西路3４號，貢德拉赫不再負責印刷工作。

事實上，辦公場所出租、報館轉移、原報館所附設的商業印刷所去向未知等，均與資金問題直接相關，這些變化都意味着《德文新報》業務的收縮。何弗茲提到《德文新報》“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德國政府的補貼”。

此外，貢德拉赫還要解決“因技術問題造成的印刷工作拖延，……缺少可刊登的文章等問題。儘管做了各種努力，《德文新報》在1880年代末時仍然無法擺脱幾乎導致破產的財政困難”。

（二）晉源印書館與《德文新報》的產權變更

在《德文新報》復刊後首期的徵訂啓事裏有一條重要信息：“東亞及澳洲等地區欲訂閲本刊或索取樣刊者，請與上海《華洋通聞》發行部聯繫”，其中“《華洋通聞》發行部”幾個字被用特殊字體標出。而在刊物末頁底部，還用英文註明該報業主將印刷及出版業務均交予華洋通聞館（“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Ｅｍｐ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負責。兩則信息表明，《德文新報》在復刊後其所有權已歸屬於華洋通聞館的業主，這與納瓦拉後來撰文所述《德文新報》復刊後“所有權歸於一家英國公司”恰好吻合。

至此，創刊人貢德拉赫失去了《德文新報》的所有權，儘管他仍任職該報的編輯。與當事人貢德拉赫的迴避不同，其繼任者納瓦拉對復刊後的《德文新報》與英國人的關係作一些解釋。納瓦拉稱，《德文新報》在1887年底短暫停刊，是因為“遭遇了一場危機，不過，在一位英國同事的幫助下，這場危機在數週之後化解”。

納瓦拉並未指明此人的姓名，只是表示，“再次受惠於這位英國同事的幫助，《德文新報》才得以在那次危機後繼續發行”。然而，所謂“繼續發行”已不能如以往那樣獨立出刊，用納瓦拉的話來説，是“與英國‘戰友’《晉源西報》共同發行”。⑤值得注意的是，納瓦拉提及的《晉源西報》從未在與《德文新報》出版發行相關的信息中出現過，倒是另一份英文週刊《華洋通聞》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復刊後的《德文新報》中。

納瓦拉所説的“英國同事”，即“一家英國公司”的產權人，是在滬英國報人約翰·喬治·才克爾（ＪｏｈｎＧｅｏｒｇｅＴｈｉｒｋｅｌｌ）。據《北華捷報》報館188４年出版的《行名錄》記載，才克爾系《華洋通聞》與《晉源西報》的承租人，並與其合夥人Ｗ·麥克法蘭（Ｗ．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共同擔任編輯（ｅｄｉｔｏｒｓ）及經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又據1885年香港出版的《行名錄》記載，位於南京路與江西路拐角處的晉源印書館共出版兩份英文報刊，《華洋通聞》每週發行，《晉源西報》每晚發行，而才克爾此時的身份已經變成業主，同時兼任經理和編輯。在1888年和1889年的《行名錄》中，同樣可以查到“才克爾繫上海晉源印書館的業主及編輯”的條目。

可見，《德文新報》1887年年底復刊後，和《晉源西報》《華洋通聞》一起都是屬於才克爾的產業，由晉源印書館出版發行。

儘管如此，《德文新報》仍是一份擁有獨立編輯部的德文刊物，因為在產權變更後編輯部曾連續登載簡訊，提醒尚未知情的撰稿人及讀者們：“所有與本刊編輯業務相關的信件請寄往上海《德文新報》編輯部，所有與商務通告、廣告及訂閲業務相關事宜請聯絡上海華洋通聞館。”

鑑於《華洋通聞》和《德文新報》在當時都固定於每週五出版，才克爾將二者的訂閲、廣告等事務並至華洋通聞館，便於在印刷、發行等環節上節約成本。由此看來，《德文新報》與《晉源西報》或《華洋通聞》之間並不存在附屬關係，諸如《德文新報》“變成了英文《晉源西報》的附頁”或者“變做了《晉源西報》裏的一欄，而不單獨刊行了”，這類説法不符合事實。

事實上，在上海外文報刊的發展初期，不同國籍報人合作辦報或通過拍賣等手段獲取報刊產業的現象並不鮮見，但一家英國報館兼顧出版英、德兩個語種的刊物，這在當時並無先例，才克爾作為業主和經營者，他的這種做法至少可以在上海外文報刊界擴大影響。1888年3月期間，華洋通聞館曾以登載廣告的方式為《德文新報》招聘助理編輯，要求應聘者是精通英語的德國人，而納瓦拉在1888年和1889年所登記的身份是上海華洋通聞館副主編，由此不難看出當時上海英、德報館及報人之間的深度交結與互動。

（三）貢德拉赫與《德文新報》的改版及雙語化

《德文新報》復刊改為週刊發行後，每期版面數量增加到1６至20版，與停刊前以日報發行、每期４版相比，單期成本明顯增加。但停刊前每週需出版６期，總版面數至少要達到2４版，其編輯、紙張、印刷及派送成本遠遠高於以週刊發行。

換言之，以週刊發行能降低辦報成本，這也與該報此前在資金方面遇到困難的情況相符。

由於出版週期及單期版面數量發生變化，《德文新報》編輯部在內容編排及版塊設置等方面均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商業廣告、公告類內容獨立編為第一疊，第二疊為正文，除社論及專欄文章，“商業消息也在這一部分刊載，與船舶航運表和證券外匯行情等編排在一起”。

自此，這種編排結構一直沿用在《德文新報》後來三十年的出版中。“東亞地區英文報刊概覽是改版後新增設的專欄，直接轉載近期英文報刊文章，篇幅佔正文版面數量的一半，《德文新報》儼然成了德英雙語週刊。此外，商業消息不但直接使用英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作為專欄標題，其內容也均以英語作為編輯語言。

適量轉引英文報刊文章本無可厚非，然而，《德文新報》有半數以上內容使用英語編輯的做法着實令諸多德語受眾不解。對此，編輯部解釋道：“由於技術的限制，我們目前尚不能保證部內容都使用德語編輯。待本刊將印刷事項安排妥當，即可彌補這一缺憾。”

事實上，《德文新報》在復刊後呈現出德英雙語化特徵不僅有技術方面的原因，由於缺乏資金而不得不接受英國同行的幫助，同時轉讓刊物所有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英國報人藉此將本國的辦報理念植入《德文新報》，其中不乏不同國家報業間的競爭與博弈。

因此，德英雙語化很可能是《德文新報》不得不作出的一種妥協。到1888年過半時，改版後的《德文新報》已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但尚未脱離危機，因為足以使該報完全獨立運作的資金問題並未解決。芬克在論及早期《德文新報》的運作時寫道：“貢德拉赫沒能找到維持報刊運營所必要的資金支持。事實上，《德文新報》在改為週刊發行後仍有許多困難與之相伴。”

芬克後來寫道，回溯《德文新報》創刊之初，當時生活在遠東地區的大多數德國僑民並不認為他們需要這樣一份報刊，儘管如此，貢德拉赫自始至終守護着他的辦報初衷。 

三 1890年《德文新報》的重新獨立出刊

《德文新報》復刊後所有權為英國報人所有，這對踐行其辦報宗旨無疑會造成影響，這一問題隨着德英兩國的貿易競爭升級而日漸凸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造船企業開始涉足中國海軍軍艦的訂購貿易，英國人深感受到威脅，隨即利用《字林西報》等在華英文報刊發表不利於德國的言論。

《德文新報》為此專門登載文章，以維護德國工業及軍工界在中國的利益，直到此時，德僑們才感到他們需要一份強而有力的本國刊物為自己發聲，但他們並未意識到《德文新報》的難處在於缺少包括德僑在內的德國各界的支持。

（一）駐華公使巴蘭德的助力籌款

1888年2月至４月期間，《德文新報》就德國與英國的造船業發展情況、德國造船廠與中國簽訂軍艦訂購合同等問題刊載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與《字林西報》等英文報刊的往來辯論，核心問題都是德英兩國間的國家利益與貿易競爭。

​《德文新報》將其為德國人利益服務的辦報宗旨上升到了國家層面，而德國駐華公使馬克斯·馮·巴蘭德是推動此事的關鍵人物，他比德國僑民更早認識到在遠東地區出版德國報刊的必要性。巴蘭德一直致力於讓《德文新報》發揮輿論作用，成為德國重工業產品的捍衞者，他甚至親自為德國伏爾鏗造船廠撰文並發表在《德文新報》上。

事實上，在《德文新報》1887年年底發生所有權變更後，巴蘭德就為該報能重新獨立運作進行努力。尤其是1888年６月至7月間，當《德文新報》再次面臨停辦危機時，為幫助該報繼續出版，“巴蘭德不但提供了一筆預付款，他還請求外交部安排華沙爾銀行（Ｒ．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Ｃｏ．）繼續向該報支付每年４000馬克的津貼，同時保證官方機構繼續訂閲該報。

華沙爾銀行表示願意提供下一年的津貼資助。巴蘭德在後續幾年中一直想方設法支援《德文新報》。而原本並無知名度的《德文新報》也隨之成了這位德國公使的非官方傳聲筒，匿名發表了許多巴蘭德親筆撰寫的文章。

1890年，外交部成功説服德華銀行，後者勉強答應向《德文新報》繼續支付那筆先前由華沙爾銀行出資的津貼”。

1888年9月3日，德國外交部副國務秘書格拉夫·馬克西米利安·馮·貝爾赫姆（Ｇｒａｆ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ｖｏｎＢｅｒｃｈｅｍ）在致德國駐上海總領事約翰·海因裏希·佛克（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ｏｃｋｅ）的訓令中曾提到《德文新報》負責人更迭一事，其背景正是英國人在其所辦報刊上對德國造船業及工業進行攻擊，貝爾赫姆認為《德文新報》應特別注意維護本國工業的聲譽。

實際上，無論是巴蘭德的幫助，還是貝爾赫姆的表態，都對《德文新報》擺脱寄人籬下的狀況產生了直接影響。

（二）編輯部的人事更迭與重新獨立運作

1889年伊始《德文新報》編輯部進行了人事更迭，納瓦拉任責任編輯，由此宣

告“新的編輯團隊將本刊重新帶入正軌，能夠獨立出刊，不再需要外力協助”。納瓦拉為重新獨立運作的《德文新報》帶來了一些變化。第一，在德文刊名“Ｄｅｒ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的下方第一次出現了中文刊名“大德國新聞紙”的字樣；第二，使用德國傳統的報刊期號書寫方式，188６年10月1日創刊為第一齣版年第1期（Ｉ．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Ｎｕｍｍｅｒ1），以此類推，則1889年1月18日計為第三齣版年第1６期（ＩＩＩ．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Ｎｕｍｍｅｒ1６）；第三，報頭部分除德漢雙語報刊名稱、辦報宗旨、出版時間及期號外，還註明了責任人，1890年起又增加了發行及訂閲信息；第四，在正文之前添加“本期內容目錄（Ｉｎｈａｌｔ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ｓ）”作為信息導覽。

這些做法均被後來繼任主編的芬克沿用至1917年8月《德文新報》停刊。無論是編輯部重組，還是報刊編輯業務更新，《德文新報》在1889年發生的變化與巴蘭德此前為其爭取到的經濟資助密不可分，來自華沙爾銀行和德華銀行的津貼，不僅為編輯部解決了一時的資金困難，還為後來《德文新報》的命運轉折做好了準備。

才克爾於1889年去世，其名下報刊隨即被當時《文匯報》（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ｒ－ｃｕｒｙ）的主人開樂凱（Ｊ．Ｄ．Ｃｌａｒｋ）收購，《華洋通聞》作為《文匯報》的航郵版繼續發行，《晉源西報》自此終刊。藉此時機，納瓦拉重新整合《德文新報》的編輯、出版、廣告等相關業務，並在位於廣東路7號的原刊零售點成立新報館。

他在1889年最後一期《德文新報》中宣告：“歷經兩年寄居於英文報刊屋檐下之後，《德文新報》即將重新獨立出版：本刊下一期的出版時間會稍做延遲，將於（1890年）1月10日與讀者見面。”

1月11日，《德文新報》重新獨立出版，比公告中承諾的時間推遲了一天。在《德文新報》重新獨立後，納瓦拉的身份不僅是主編，同時還成為該報的業主，這就意味着《德文新報》的所有權又重歸德國人所有。

（三）納瓦拉與獨立的《德文新報》

《德文新報》在納瓦拉主編時期漸入佳境。1895年10月４日，“德文新報”四個漢字首次出現，取代了使用近七年的中文刊名“大德國新聞紙”，此時該報已進入第十個出版年。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只有在1895年10月４日之後出版的Ｄｅｒ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才能被稱作“德文新報”。

比起親手創辦《德文新報》卻不得已將所有權轉讓與英國人的貢德拉赫，納瓦拉更為幸運，在巴蘭德和外交部的幫助下，他親歷了《德文新報》所有權的失而復得，併為德國工業品出口貿易進行宣傳。納瓦拉後來在回憶中表示：“當中國最初向德國造船廠訂購軍艦時，我們的友鄰對此頓感不悦，他們顯然不能接受在英國造船廠以外還有其他國家敢於為別國製造軍艦，由此看來，在遠東地區必然需要一份德文報刊來為德國造船技術説話。鑑於德國產品在英國人的報刊中不能獲得公平對待，那麼創辦一份為德國人利益發聲的報刊勢在必行。”

納瓦拉在《德文新報》中踐行了自己的想法，設置“德國出口工業（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廣告專欄既是他對巴蘭德和外交部給予幫助的回應，也是他主編《德文新報》的一大特點。在保留原有一整疊廣告的基礎上，納瓦拉將新增的“德國出口工業”專欄安排在正文之後，這樣排版能更有效地實現廣而告之。

在納瓦拉任主編時期，《德文新報》的廣告版面數佔每期總版面數約四成以上，由於廣告數量不斷增加，該報在1897年時進行了擴版。那一時期《德文新報》登載的廣告可分為商業貿易、工業產品和生活文化三大類，其中工業產品廣告每期約有30至４0則，佔廣告總數的一半以上，甚至一度超過６0％，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工業產品無一例外都是“德國製造”。正如貝爾赫姆所期望的那樣，《德文新報》將更多的版面用於商貿及工業產品信息發佈，並且一直致力於維護本國工業產品的聲譽。

四、餘論

《德文新報》在出版早期所遇到的危機，究其根源是資金問題。一份剛剛起步的德文報刊在資金出現困難的情況下變更所有權繼續發行，一方面與彼時德國在華工商業貿易發展情況、讀者羣的培育及德僑社區的完善度有關；另一方面又與上海外文報刊界各國報人及報刊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密不可分。

事實上，《德文新報》的所有權重歸德國人名下，繼而能夠在上海長久立足，除了獲得德國銀行資金支持，關鍵還在於德國商人在華貿易活動的興盛、在華德僑人數的增長以及德僑社區的完善，這些都成為《德文新報》向好發展的動力。僅就上海一地而言，到1895年時，常住德僑人數已達525人，是188６年時的兩倍多，同期在滬德國商貿公司的數量也翻了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德文新報》不但在德國國內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還有許多獨家採編內容“頻繁地被德國本土報刊引用”，作為“在遠東地區出版發行的唯一一份德國報刊，……引得更多德國人對這片土地產生了興趣，這對一份報刊而言，着實是取得了圓滿成功”。

受限於德僑人口及其他德語讀者的數量，《德文新報》的發行量無法與《字林西報》等英文報刊相提並論。彼時，英國人所到之處即能建立起完善又相對開放的社區，這就使得英國報人可以依託穩定而健全的本國僑民社區來發行報刊，實現消息來源、讀者羣、廣告等各環節的有序運作，並逐漸顯現其在地性特徵。

相形之下，《德文新報》除了在東亞德僑社區爭取讀者，還必須在發行廣度上尋找出路，爭取海外及德國本土同胞的支援。因此，該報的受眾羣體和發行區域既與東亞德僑社區密不可分，又與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德僑有關。對其他海外德僑和德國本土讀者的依賴，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緊密關係，使《德文新報》呈現出一種跨地域的母國特徵。

儘管如此，彼時上海的特殊報業環境又為《德文新報》提供了與其他國家報界同行聯絡與互動的可能性。在德國報人涉足上海外文報刊領域之前，已有英、美、葡、法等多國報人在此從事報業活動，他們或獨立辦報，或合作出刊，報刊在各國報人之間買賣或繼承的現象並不鮮見，報界同行的身份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們的國籍，各國報人之間保持密切聯繫是彼時上海外文報刊界的一種常態。

這也就為後來貢德拉赫將《德文新報》所有權變更至英國報人名下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在文匯報有限公司（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ｒｃｕ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1902年出版的英文書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ｙ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ｙ（直譯為《上海，夜以繼日》）中，有“文匯報館中孕育的《德文新報》”的説法，這一表述雖不確切，但也絕非空穴來風。

1885年時，納瓦拉曾作為記者供職於《文匯報》，其繼任者芬克在1899年接手並全面主持《德文新報》工作之後，繼續與《文匯報》主編開樂凱保持着密切的業務聯繫與私人交往。不僅如此，作為《德文新報》主編的芬克自1909至1912年還擁有《文匯報》董事（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的身份。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文匯報》報館和《德文新報》報館的地址都登記在南京路2４號Ａ，到1912年，這兩家報館所登記的地址又同為南京路25號。

學者白吉爾（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Ｂｅｒｇèｒｅ）在談及上海各國僑民之間的關係時論述道，“造成上海外僑之間的相互接近和默契是出於一種共同的情感，他們都認為上海屬於開拓者的社會”，當在華外國報人這一羣體共同擔當起“開拓者”的角色時，他們即聯合成一個具有跨國多元特徵的有機整體，無論競爭、對抗，或是互助、合作，既彼此影響又相互促進。

正如白吉爾所言：“19世紀以來，分裂的歐洲在象徵着西方縮影的租界中往往呈現出異常的形象。構成上海西方社團的各國僑民都沒有喪失其各自的愛國主義精神，但由於錯綜複雜的經濟利益，僑居他鄉的異族身份，以及共同享有的多種特權促成了他們之間的團結，以致所有形式化的外交聯盟活動都成了多餘。”

《德文新報》創刊時正逢德國工業的迅速上升期，這個後起的歐洲國家逐漸成為英國在海外貿易及工業產品等領域的競爭對手。因此，《德文新報》的幾番所有權變更也就區別於早期上海各國報人之間的報刊轉讓與合作關係，該報所有權最終迴歸德國人名下，是巴蘭德及外交部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做出努力的結果，這種官方介入的做法或多或少改變了當時上海外國報業自由競爭的狀態。

19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外文報刊的國別特徵開始顯現，在此基礎上，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諸如《德文新報》《中法新彙報》（Ｌ’ＥｃｈｏｄｅＣｈｉｎｅ）、《上海泰晤士報》（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ｉｍｅｓ）等不同語種的報刊分別宣稱為德國、法國及美國的利益服務。

《德文新報》早期的危機與轉折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一變化，它表現為彼時上海外文報刊發展路徑中出現了跨國多元與國別意識顯現共存的特徵。隨着時間的推移，報刊服務於各自民族國家利益的特徵愈加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上海外文報刊、外國報人之間互動的格局。

對德國報人而言，一戰前他們與英國同行聯繫密切，一戰後這種關係已不復存在，可以説，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上海德文報刊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