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議的信託：壞孩子還是好先鋒？_風聞

2001年12月18日上午，廣東國際大廈3樓的一個宴會廳門外擠滿了各路記者，長短鏡頭都對準着大廳門口。記者們有的來自人民日報，有的來自香港上海，甚至還有美聯社和法新社的國際友人，他們一會兒竊竊私語，一會兒焦灼張望，甚至還有人掰開宴會廳的門縫，豎着耳朵聽裏面的動靜。

宴會廳內舉行的，是一場拍賣，拍賣物可不一般，正是這次拍賣會的會場所在地、廣州市地標性建築——廣東國際大廈。這座大樓的起拍價高達16億元，被譽為當時的“中國第一拍”。誰又能想到在幾年前，有家日本公司提出5億美元購買大廈時，管理層怒懟道：“誰要是賣了，誰就是敗家子！”【1】

廣東國際大廈落地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耗資1.6億美元，在當年是個國家級的宏大工程，光設計組就多達49人。大廈有63層、高200.18米，被廣東人稱之為威水的“63層”，是當時全國最高的建築，也是當時世界最高的混凝土結構建築。站在樓裏俯瞰珠江，遠眺白雲山，廣州的富貴與市井盡收眼底。

大廈的樓頂是廣州當時唯一的直升機停機坪，裏面有奢華的5星級酒店，在廣東平均年收入1萬元的時候，酒店的單次人均消費就達到了800元。以至於中紀委整頓公款吃喝時，就派人長期在這裏蹲點調查，“有沒有領導來過、吃了什麼菜、喝了什麼酒、最貴的酒路易十三賣多少錢”。 【2】

“63層”雖然萬眾矚目，但參與競拍者卻寥寥無幾。一直到17日下午5點半，仍然只有一位來自香港的買家交了1億元的保證金。拍賣方緊急召開了近5個小時的會議，最後決定哪怕僅有一個買家，也要如期開拍。幸運的是，開拍當天，又多了三位買家，其中最後一位是踩着秒針拿到了資格。

拍賣會場以紅黃為主色調，酒店佈置地富麗堂皇，像是民間土豪出嫁女兒一般。上午10點40分，拍賣師字正腔圓地宣佈競拍開始。會場裏頓時充斥着相機的快門聲、買家的私語聲、電話的鈴響聲、時鐘的滴答聲、以及拍賣師尷尬的咳嗽聲，但唯一沒有的，就是舉牌的報價聲。

拍賣師在20分鐘內自説自唱地叫了20次價格，隨後落槌宣佈流拍。

在獲知流拍後，記者們一陣愕然，考慮到這座建築的特殊地位和拍賣金額的創紀錄意義，流拍不僅讓這座大廈感到丟臉，也讓整個廣州遭遇尷尬。當然最無奈的，莫過於這座大樓的管理者們，若不是真的走投無路，誰願意在自己的地盤上賣身呢？更無奈的是，一個月後拍賣價格下降3個億，依然無人問津。

“63層”從輝煌跌落進困局，也是其母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國信）命運的縮影。廣國信成立於1980年，曾被指定為廣東對外發債借債的“窗口公司”，地位超然，是經濟特區裏的公司特區。憑着金字令牌，廣國信在海外廣泛籌資，累計達到了50億美元，成為中國第二大信託公司。

1994年，廣國信在美國發行了1.5億美元揚基債，令海外驚歎，時任總經理黃炎田因此登上了美國財經雜誌《商業週刊》的封面。然而到了1998年，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廣國信陷入外債支付危機，資不抵債高達147億元。中央定調“誰家的孩子誰家抱”，廣東相關領導痛定思痛，決定按市場化進行清算。

於是，昔日的資金管家、廣東的窗口公司、城市建設的功臣、如今的債務黑洞廣國信，在一片詫異和唏噓聲中轟然倒下，宣告破產，成為我國第一家破產關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黃炎田也因翫忽職守被捕入獄。而 “63層”作為廣國信旗下的優質資產，淪為破產拍賣的對象，被迫開始了賣身之路。

 在“63層”開始賣身的同時，中國信託業最嚴厲、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整頓也開始了。這個神秘的行業跟“63層”一樣，起步時雄偉壯麗，命運卻波譎雲詭，在“壞孩子和好先鋒”的爭議中，濃縮了中國金融體制的所有對錯和是非。

01

1979年1月的北京，氣温還未回暖，但春天的氣息已經瀰漫。17日上午，鄧小平邀請榮毅仁在內的5位工商業大王，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裏吃涮羊肉火鍋。他親切地和5位“老同志”交談，稱“經濟建設感到知識不夠、資金也不足，希望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並特別鼓勵榮毅仁要主動大膽一些。

9個月後，榮毅仁主導的中國國際信託公司（簡稱“中信”）成立，直屬國務院，以“從國外吸收資金、引進先進技術、投入國家建設”為己任。公司剛成立，就有人譏笑他，“榮毅仁真傻，放着部長不當，卻去搞這有‘風險’的新玩意兒”。【3】

但榮毅仁不以為然，不遺餘力地網絡人才、洽談商機，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4000多人。沉寂了二十餘載，那個叱吒風雲的榮老闆終於回來了。

1980年，紡織工業部在70年代開始建設的江蘇儀徵化纖工廠，因資金不足面臨下馬。這個項目兩期總需10億元，年產化纖原料高達50萬噸，相當於當時的全國總產量。看到這麼一個利好國計民生的項目即將流產，榮毅仁萬分着急，他向國務院提議，可以通過中信向國外發行債券啓動項目。

然而，國內此時對債券債務仍十分忌諱。1969年5月，《人民日報》甚至刊登文章稱，“我國成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事業高速發展、財政金融越來越穩固，這些事實生動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4】

因此，中信剛提了方案，就有人反對説，“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借錢，這搞的是哪門子的經濟？中信到底想要幹什麼？”【5】值得慶幸的是，當年谷牧代表團對海外進行了考察，帶來了新的債務觀點。上層領導聽了彙報之後也統一思想，認為中信的方案可以試一試。隨後，中信在日本發行了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幾十家日本機構踴躍認購。

中信發行的債券利率是8.7%，高於當時的政府貸款，因此不少人指責榮毅仁幹了賠本的生意。然而，三年後，儀徵化纖第一期工程建成投產，一批批原料從工廠運出，成為老百姓們爭先購買的衣服。發行的債券還回去了，工業化基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

中信為工業化建設引入了大量資金，成為信託業的一面旗幟。這一年鄧小平明確指出，中信“可以作為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

與此同時，政府也開始對企業進行“放權讓利”，各地區、部門、企業紛紛成立信託公司自籌資金。行業快速膨脹，到了1982年6月，僅銀行下轄的信託投資公司或部門，就多達620個。雖經過數次堵漏式的整頓， 1988年時信託公司反而增長到了745家。陣勢和多年以後的團購網站有一拼。

廣國信在1983年被官方指定為窗口公司，遂成為行業佼佼者。1985年廣國信為沙角電廠提供擔保，次年，在日本發行了200億日元武士債。隨後從美國、歐洲等地籌借了數億美元，涉及130多家境外債權人。廣國信旗下的子公司數量也達到了240家，是華人首富李嘉誠控制的公司數量的七八倍。

資產擴張，令管理層們非常興奮，“信託公司是中國的化肥廠，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幣，鉀肥是日元，農家肥就是人民幣。”廣東這塊經濟田，在信託的滋養下，苗肥果壯。但農民們都知道，肥料上多了，也是壞事。

當年廣國信在日本發債時，日本公社債研究所對其信用評級為AA級，幾乎等同於國家信用。這凸顯了當時的尷尬，在海外公司眼裏，並沒有中國企業信用，而作為“窗口”公司，就是國家信用、政府信用。這為窗口公司帶來了融資便利，也帶來了瘋狂擴張的衝動。

從1992年開始，廣國信經營開始激進，高息攬存、賬外經營、亂拆亂投等行為比比皆是，一疊疊鈔票由廣國信流向了股市、樓市，也流向了幹部的私囊。甚至有人跑到美國生了幾個孩子，尿不濕都是走了公司的報銷。63層的電梯裏，也充滿了年輕員工們互相攀比數十萬獎金、各種奢侈消費的吵鬧聲。

好景不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境，63層的大堂裏卻坐滿了高揚着單據，哭喊着還錢的討債羣眾。

由於金融風暴帶來的恐慌，部分債權銀行未能將協議續期，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關閉廣國信。

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危機，廣國信也許能再撐幾年。如果廣國信槓桿率沒那麼高，那麼多大的危機都不會動其根基。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廣國信的破產，結束了其“窗口公司”的使命，在信託行業引起了十分惡劣的後果。之後監管狂風過後，信託公司也驟然減少到了68家。

信託行業似乎在重複中國金融領域“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金科玉律，但廣國信只是整個信託行業中的一部分，信託依然在90年代開啓的經濟大潮中，發揮了獨一無二的作用。

02

1991年春節大年初四，鄧小平視察浦東，站在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裏，他發出感慨，“上海開發晚了，現在要起步。面對着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接待的官員回應説，浦東開發採用 “金融先行、基礎鋪路、東西聯動”的模式，鄧公十分認同，認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盤皆活，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

時間在林立的吊車上跳躍，體制改革的力量、金融創新的激情也在積蓄和迸發。

在1990年代為發展經濟，上海便利用實業集團作為海外窗口，從境外籌資了100多億元。而隨着國內金融業的發展，民間財富的增長，上海經濟發展的泉眼便轉移到了國內，僅通過申通地鐵等公司便在資本市場上募資了100多億元。2000年，上海再次啓動投融資體制改革，全面引入民間資本。

當年2月，《新民晚報》刊登了上海市政公路建設對外招商的消息。愛建信託的一名同事看到了這則消息，並向公司進行了彙報。公司高層認為這既是信託業務的好方向，也十分符合公司的宗旨。於是，6個月後，愛建信託以17.3億元贏得了外環隧道的專營權。

愛建公司成立於1979年9月。那年春天，萬物復甦，工商業主們拿到了存款、利息以及拖欠的工資，為祖國建設做貢獻的信心也被激活了。一千一百多個工商業人士認款了5700多萬元，成立了以愛國建設為唯一宗旨的愛建公司，並相繼拿到了證券、信託等牌照。

競標成功後，愛建信託把經營權質押給了工商銀行獲得12億元貸款，而剩餘5億多的資金需求，則成為信託行業的一個妙筆。2002年7月18日，信託資金管理辦法頒佈的當天，愛建信託就推出了全國第一個資金信託計劃---上海外環隧道項目，面向普通民眾，募資5.5億元。

老百姓也可以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並享受收益，一下子成為社會熱點。而此時，股市也處於在漫漫熊市中。於是，漢口路110號愛建金融大樓的大廳裏，迎來了一批批認購的人羣。一位開車而來的江蘇人，直接帶着兩大箱子的現金。收銀員的腳埋沒在一捆捆的鈔票中。原計劃一個月的銷售期，最終僅用了7天。

外環隧道信託計劃還獲得了吉尼斯大獎：最早的市政建設項目資金計劃。兩個月後，北京國際信託公司也推出了15億規模、用於CBD建設的土地開發信託計劃。信託業迎來了新的春天，春風春暖了羣眾們投資的心。

甚至於上國投的磁懸浮交通項目產品發行時，不少人頭天晚上就過去排隊了。有些人還放棄了定期存款利息，提前把錢取了出來，但因為這隻產品規模僅1.9億元，很快便銷售一空，上國投不得不出面向失落的人們道歉。

如今，全長2880米的外環隧道，東起浦東三岔港，西至浦西吳淞公園，雙向8車道，成為千萬人追求夢想的索引。直達浦東國際機場的磁懸浮列車，成為了國際友人首推的“景點”。而北京CBD也承載着幾萬家公司的成長，成為首都乃至中國的名片。

上海、北京等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被驚呼進入了“魔法師時代”。而信託這位魔法師的另個舞台，則是房地產。

2003年，央行出台121號文，房地產企業銀行貸款再次增加限制條件，這成為了信託發展的催化劑。一批批資金通過信託計劃成為房地產企業的糧草。2010年，房地產信託當年銷售額高達1210億元，同比增長208%。

信託就像一匹大馬，拉動着中國城鎮化的建設。翻過了四萬億，越過了棚户改，趟過了鐵公基，路過了PPP。然而，這也是一匹時常會脱繮狂奔的烈馬。

2011年，平安信託推出了安城1號房地產信託，預期年化收益率高達25%。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市場譁然。潘石屹在微博上評論，“這麼高的成本融資，看看房地產缺錢渠道什麼地步了”。但是，當記者去採訪時，項目經理對這些評論不以為然，“這是位於温州的豪宅樓盤，投資回報至少1倍以上。”

然而，温州並不是總是房地產信託的福地。2011年，位於温州平陽縣的泰宇花苑開發商，通過安信信託融資了4億元后，拍拍屁股從上海出境跑路了。泰宇花苑從“鰲江中央、繁華之上”，變成了幾百位業主維權的“温州第一爛尾樓”。

開發商泰宇房產估計也是看到窟窿太大，無力迴天才做了這種選擇。不然按照“信託接力賽”的模式，公司可以用新信託還舊信託，用龐氏套路解決龐大債務。就像有些地方政府，用信託衝破發債的限制，在任一屆時就借光了未來幾屆的收入。

信託揮舞着魔術棒，把閒散資金、未來收入，變成了鋼鐵水泥、橋樑鐵路、學校醫院、高樓大廈，成為當下美好生活的基礎。然而，如果沒有界限和控制，魔法也會用光的。

03

雖然1980年代的信託用來籌措海外資金、千禧年後的信託為支持城鎮化建設，但回顧歷史，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信託的骨子裏流着證券業的血。

1997年廣國信破產時便被發現，大量資金投向了香港股市，結果股市崩盤無力迴天。但這並沒有敲醒信託業的謹慎，在隨後的日子裏，一些公司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2004年前後，金信信託不僅違規投資股市，還成為了“江南第一猛莊”。在股市裏翻江過海，卻墜入泥潭。

金信信託的前身是1990年代初的金華工商銀行的信託部，脱離工行組建公司後也不過只有7個人，5000萬元資本金。但十幾年後，金信信託和金華火腿並稱為金華的金字招牌。金華當地有93%的家庭認購了金信信託的產品，原因無外乎其超高的回報率：年化收益低於16%將不收取任何費用。如此自信，令暴雷的P2P公司都有點汗顏。

金信信託賺錢的方式，放在今天一點也不稀奇。用關聯公司買殼控制上市公司，用信託向投資人或者其他上市公司募資，隨後收購資產、包裝概念、賣給上市公司，再用信託募資接盤股票，繼續拉高派現。學術點講就是“一級二級互利聯動、金融實業虛實結合、投資募資雙輪驅動”，用大白話講，就是兩個字，“做莊”。

2000年金信系大紅大紫，做莊的股票一年漲兩倍、三年漲五倍。它還買入了伊利股份14.33%的份額，而這筆投資曾被輿論質疑是管理層MBO的暗道陳倉。然而2001年下半年，股市轉熊持續下跌了4年多。金信系全面套牢，不得已繼續發行信託來自救，結果飲鴆止渴，變成了全面深度套牢。2004年，金信信託在銀行的債務高達20億元，危機四伏。

2005年7月，金信信託放出核彈，“蘇格蘭銀行將入股金信信託4.975億元，隨後還將繼續注資，使得總資本達到25億元”。不僅數字有零有整，而且董事長也站在媒體前，細説這段海外姻緣的始末。不料很快被人扒出，這家所謂的蘇格蘭銀行，只是一個註冊在海外的皮包公司，註冊資本一分沒有。

面對高額負債，為減少不安定因素，金華政府派駐小組打算重組金信信託。令人可笑的是，搖搖欲墜的金信信託反而宣稱政府一定會接管，又發行了幾隻高息產品，也是火爆銷售。最終政府不得已出讓了多塊土地來支撐債務，被綁架的政府信用，也成為當地經濟的枷鎖。

金信信託被接管沒半年，大牛市便悄然而起，股票代客理財也再度活躍。深交所坐落的深圳，成為了私募的大本營，而這些資金也通過深國投等信託，以“委託受託”的方式，源源不斷的流入股市，拉開了私募信託化的大戲。戲曲的高潮則在2015年的盛夏。

7月9日，一如前幾天，所有股票都牢牢地趴在跌停板上。過去一年瘋狂上漲的歡欣，都被一個月的暴跌所擊碎，股民在絕望中掙扎。甚至一家傳媒公司也跨界“護盤”，包下了長沙火車站碩大的電子廣告牌，打出了“A股保衞戰”的口號。

半小時後，一股股資金湧入股市，所有股票開始上漲翻紅，最終封住了漲停。營業部裏癱坐在地上的股民，艱難地用雙手撐着站了起來，相互擁抱在一起，嘴裏不停的重複“來了，國家隊來了”。夾雜在漲停中的特力A，也並不顯眼。但隨後逆勢的一波漲停潮、一波跌停潮、一波五倍大浪、一個個上躥下跳的振幅，成為2015年最靚的仔。

特力A被股民們尊稱為特牛B，自然也吸引了監管層的注意，調查組奔赴每天在龍虎榜裏左右互倒的華鑫證券廈門蓮嶽路營業部。但到了現場、查了主機，才發現困難很大。這些交易指令雖然都來自於鳳凰花香二號，但這是一隻傘形信託，背後是27個分賬户，還不能確定分賬户是否會繼續被拆分。

調查組日夜奮鬥了兩個月後，終於找到了住在福田的幕後操盤手吳某，開出了3.74億元的天價罰單。但一個小吳倒下了，千百個傘形信託卻依然站立。

由於監管要求，所有信託產品都必須備案獲得許可。一些因規模小、槓桿高等無法達到備案要求的資金，便嵌套在了不斷拆分的備案信託產品裏。一次備案，多次拆分、多人使用，這變是傘形信託。但賞封一個齊天大聖容易，架不住他每拔一根毫毛就是一個分身，就是一個齊天大聖，這誰受得了。

民間配資、銀行理財、保險年金等，各種槓桿資金，在合規牌照的掩護下，嗚嗚泱泱的衝進股市，讓監管無從判斷，也造成了瘋漲暴跌的慘劇。傘形信託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但在嚴控信託通道的2018年下半年，股市還是出現了鑽心疼的動盪。

1940年代，美國出台了法案，將“投資信託”規範為共同基金，按照“謹慎投資人”規則管理投資方向。信託為投資人提供了多樣化、定製化的投資方向，擴充了美國金融行業的多樣性，也將美國股票牛市的紅利帶給了更多普通人。

由此看來，對於“流着證券血液”的信託而言，投資領域依然可以大有作為。但只有消除投資人的貪婪和慾望，管理好投資風險，才能避免“血栓”，才能筋骨強壯地為資本市場帶來活力。

04

2002年4月，中興信託因挪用客户保證金被停業整頓，由泛亞信託接管。不料，由奢入儉難，中興信託再次挪用保證金高達2億元，甚至發生了爆倉。2005年底調查組進駐後，深感近墨者黑，泛亞信託違規重重，資不抵債5億元，隨後便被銀監會列為 “高危機構”，要堅決清理出金融圈的“害羣之馬”。

2006年，泛亞信託的高管隨後也被捕入獄。判決書長達100多頁，法官從11時20分開始宣讀，直到1個小時後才宣讀完畢。

判決雖然結束了，但幾億元的信託計劃如何償還依然還是難題。在綜合考慮了歷史遺留、社會影響等因素後，央行不得不動用再貸款收購了所有債權，實現了剛性兑付。面對“為何不讓市場自身承擔風險”的各種質疑，央行領導多次義正言辭地強調，“這是最後的晚餐”。【6】

沒料到，這頓晚餐一吃就是十三年。

2017年12月15日，本是雲南聖乙公司還款的日子。公司通過嘉潤31號信託計劃募資了8億元。然而，直到半夜12點信託公司也僅收到了部分款項。27日，聖乙公司承諾在2018年1月10日全部歸還本息，結果到了那天又出公告説，錢還在走審批流程，得再等等。

這期間信託項目經理的電話早就被打爆了幾部，而一批批投資人也陷入了恐慌和不滿：這可是家百億資產的國有企業，怎麼還五次三番地賴賬呢。但金融界卻也出現了一些歡呼聲：等了多年的剛性兑付總算要打破了。結果，1月16日聖乙公司就歸還了全部本息，而且發佈公告稱，這不是違約，是雙方認可的延期而已。

還款困難還尚可理解，但利用信託赤裸裸地詐騙就令人出離憤怒了。2016年8月，大連機牀公司通過中江信託融資了6億元，而且以其對惠州比亞迪公司的7.6億元應收賬款作為擔保。結果，錢遲遲還不上。應收賬款也被證明是偽造的，鮮紅的印章可能出自菜場三元兩斤的大蘿蔔。

中江信託將大連機牀告上了法庭，雖然最終勝訴，但並不開心，因為2018年實在是踩了太多雷。從阿拉善公路建設到重慶典雅地產，從節能環保到礦產加工，中江信託暴雷產品總規模高達70多億元。而兩年前公司還曾因規模翻倍、利潤翻兩番而名揚業內。風控薄弱的黑馬，不幸地陷入了債務泥潭，而在泥潭中掙扎的還有其背後的2400多位投資人。

中江信託何去何從，市場再次出現不同的聲音。是複製廣國信，還是重複泛亞？是否該讓投資人眼淚陪伴過夜、夢裏不能相對、用盡餘力來傷悲？

紅嶺創投的周世平，被稱為“南方網貸之父”，2017年7月他曾自掏腰包填補了跑路的標品。很多同行指責他破壞規則，影響行業規範。但他爽朗回應道，“你不是投標的人，體會不到投資虧損的痛；因為你就是你，唯恐墊付別人少了你那份。二三十萬可能就是一個家庭全部的積蓄。”帖子發出便贏得了無數網友的熱評。

而對於中江信託產品投資人而言，雖然踩雷、等待的過程是痛苦的，但最終的結果是幸運的。2019年4月，來自廣州的雪松控股集團入主中江信託。在懇談會上，面對哭訴的投資人，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張勁承諾自己是解決中江信託遺留問題的第一負責人，將盡全力解決逾期問題。

在雪松控股篤定和誠懇的態度背後，是營業收入高達2200億元的廣州第一民企實力，以及和工商銀行廣州分行達成的200億元授信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這都帶給了投資人慰藉和踏實。為兑現諾言，雪松控股主動派出了10餘個工作組，奔赴北京、三亞、海爾濱等全國100多個城市，上門為近2000名投資人簽署本息兑付協議。

這是信託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救火”，澆滅了企業風險，也挽救了一個個家庭。當一批批投資人拿到本金利息，道出感謝，露出笑容時，選擇社會責任還是商業利益，也已經有了答案。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 2019年紅嶺創投也出現了兑付困難，老周被迫宣佈將陸續清盤。他直言“網貸行業積重難返”。但何止是網貸，金融業快速甚至野蠻發展的二十年，雖然整體可控，但也是風險在局部領域盤根錯節生長的七千多天。

治大國如烹小鮮，降風險更如拆炸彈。機構的盡職調查、監管的效率提高、企業的適度負債，都是投資者風險教育、風險承擔的前序。這個過程需要更多的如雪松控股這樣的企業承擔責任，也更需要他們能利用金融、利用信託，更好地發揮實業的作用。畢竟，當實業不堪重負時，金融也只是沙灘上的大廈，岌岌可危。

05

台灣信託人楊崇森曾在《信託與投資》中稱：“信託最主要之特色為具有莫大之彈性。信託可用於實現法律上利益所難於達成之許多目的。”

80年代的信託，作為中國的窗口，吸引了外資，支撐了工業化；90年代的信託，作為銀行的補充，聚集了閒散資金，投向了城市建設；千禧年後的信託，又成為千百萬羣眾投資理財的工具。信託，作為直接、間接融資的活躍和補充，每一次新功能的突破，都伴隨着改革的演進。

自然，有牌照的審批，就有權力的尋租，有不對稱的監管，就有灰色的套利。這也導致信託業的發展，充滿了與監管“躲貓貓”的曲折。

然而，信託行業規模已經高達20萬億以上，已超過保險和證券行業，成為金融支柱之一。無論是壞孩子還是好先鋒，都無法一錘定音。但毫無疑問，金融行業不僅需要銀行主導的信貸文化，也需要摸石頭過河的信託文化。既要用改革的態度鼓勵好先鋒，又要用預見式監管管理壞孩子。

正如廣州天際線從六十多米的愛羣大廈，歷經廣州賓館、白雲賓館、63層、中信廣場，不斷提高到了600米的小蠻腰，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也仍一片廣闊，金融的創新、信託的使命，也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