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中藥？——對中藥科學化研究的思考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胡穎翀

原帖：http://www.cssn.cn/kxk/kxyrw/201606/t20160621_3078682.shtml

這裏再補一篇中藥科學化研究，中醫中藥都能夠、也應該科學化，否則就沒有出路。

中醫的有效性、安全性必須有符合科學的描述。

在整個知識轉型過程中,傳統本草知識被重新認識、改造與書寫,一套傳統與科學並存的學説體系出現,具備現代學科特徵的中藥學逐漸形成。中藥不再是傳統時代的中藥,而是被賦予了全新內容的“再造”中藥。

　　2015年10月,中國中醫科學院屠呦呦研究員因青蒿素的發現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女科學家。在媒體爭相報道的同時,關於青蒿素問題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中藥:廢醫存藥是不是應該推行等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此番情景依稀令人聯想到20世紀30年代的中西醫論爭。近代以來,中醫人註定要身處兩難之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如何抉擇,何去何從,着實不易。

　　近代以來中藥學科的發展既有傳統本草知識的鋪墊,又有西方科學的推力,兩者之間呈現出複雜的張力關係。民國之後,一批留學歐美及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回到國內,逐步將生藥學、藥物化學、藥理學等現代科學知識應用到中國本草學研究中,自此傳統本草學開始向近現代中藥學轉型。這一轉型本質上是對傳統本草知識體系的揚棄,先天帶有明顯的科學烙印。轉型之路漫漫而修遠,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在整個知識轉型過程中,傳統本草知識被重新認識、改造與書寫,一套傳統與科學並存的學説體系出現,具備現代學科特徵的中藥學逐漸形成。中藥不再是傳統時代的中藥,而是被賦予了全新內容的“再造”中藥。

　　18世紀前,中西方藥物交流基本延續着古代博物學傳統,外來知識並未直接影響和改造中國傳統本草學原有的知識核心。19世紀中後葉,英、德、法、俄等國學者和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大範圍採集植物標本,並進行品種識別和鑑定。與此同時,隨着西方有機化學和生理學的發展,歐美及日本科學家開始針對傳統藥材展開藥物成分分析和藥理作用闡釋。自生藥學入手,展開藥物成分分析,再進行藥理研究的“三位一體”研究模式開創了中藥科學化研究的先河。20世紀之後,隨着趙燏黃、趙承嘏、陳克恢、朱恆璧、張昌紹等人學成回國,加之同期在華外國學者如伊博恩(Read, Bernard E)、久保田晴光、中尾萬三等人的努力,這一研究模式被全面引入到中藥研究中,由新一代藥物學家創立的全新研究範式和觀念被確立,並對新中國成立後中藥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據《中國中醫藥50年》一書中的統計,新中國成立後中藥學科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都與新的研究模式有關。

　中國本草文獻數量眾多,其中專著部分有800餘種,內容龐雜繁多,單就名實關係一項,就常會遇到同名異物、異名同物以及有名無物等情況。生藥學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將傳統本草按照近代動植物分類體系進行整理和考證,用西方分類學方法重新梳理本草文獻中的名物關係。

　　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在抗瘧藥物發現史中,青蒿素的發現可以用“因緣際會”來形容。在中醫古籍文獻中,常山抗瘧的記載很多,而青蒿療瘧的記載卻很少。在青蒿素研究的口述採訪中,當時的組員餘亞綱回憶,組裏做藥物篩選時,着重參考了上海市中醫文獻研究館1965年編輯的《瘧疾專輯》一書。該書收錄了《外台秘要》中治療瘧疾的醫方,其中就有轉引自晉代醫家葛洪(約283—343年)《肘後備急方》“青蒿療瘧”一條,其雲“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正是在該書對古代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青蒿才成為科研組重點篩選藥物之一。後經過大量實驗,發現青蒿對鼠瘧原蟲有着高度抑制性。科研組長屠呦呦決定將青蒿抗瘧的情況先後向中藥所領導以及523任務組彙報,大家的研究重點此時才從常山轉移到青蒿,一舉突破了研究瓶頸,最終掌握了“芝麻開門的暗語”。經專家團隊測定,青蒿素的化學結構是含有過氧基團的倍半萜內酯,完全是一種不同於喹啉環結構的新型抗瘧疾藥物。

　　假設沒有中醫古籍文獻對“青蒿療瘧”的記載以及現代中醫文獻學者的整理工作,那麼抗瘧藥物的篩選工作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重大突破。美國華爾特里德陸軍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為了找尋治療瘧疾的藥物,僅在1972年就初篩了21.4萬種化合物,但依然沒有找到理想的新型抗瘧藥。客觀來説,青蒿素的發現是中藥科學化研究中極為成功的典範,在世界藥物發現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的成功雖不至於絕無僅有,但確實是寥若星辰。藥材的成分研究偏於藥物化學,對成分的作用機理則是藥理學的研究內容。

　　在現代藥理學發展初期,藥理學與生理學關係密切。中藥藥理研究從單味藥開始,經過國人近百年的研究,成績斐然。《中華本草》收錄藥物共8980種,有藥理作用説明的1000餘種,較深入研究則有近百種。很多研究實際拓寬了中藥的使用範圍,如丹蔘、虎杖、延胡索、板藍根、黃連、雷公藤、五味子、靛玉紅等。可惜的是,中藥還是太複雜,目前大部分中藥的傳統功效依然難以用現有科學研究來解釋。傳統本草學體系的轉型貌似遙遙無期,傳統中藥理論中的四氣五味、歸經等學説依然難被完全地等效轉述為科學命題。

　　統計2005—2014年間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中醫理論專項課題,幾乎都是對中醫學説或經驗的檢驗性研究,中醫界內部曾批評此類研究的方法和結論與中醫臨牀似乎有越來越脱節的傾向。在評價中醫藥學科發展時,常能看到不同的評判標準,如科學標準、療效標準、文化標準等,評判標準的多元化一定程度説明了學科的尷尬境地。當然這些都是維護中醫藥正當性的手段。但手段多了,反而令人無法適從。究竟是方法層面出了問題,還是純屬無奈之舉?

　　縱觀近代以來中藥科學化研究,存在一個有趣的現象:通常將中藥使用中存在的客觀現象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時,研究總能進展順利,結論也明晰可解。但如果涉及本草傳統學説或以學説為研究對象,則研究往往會限於困境。

　　有些專家認為中醫太複雜,中藥太複雜,現代科學尚不足以解釋這類複雜現象。但是精神病學史的研究或許能給我們另一種有益的反思。精神疾病的複雜性不言而喻,在20世紀50年代,氯丙嗪出現之前,精神疾病的治療手段非常單一。氯丙嗪的發現和使用對現代精神醫學有着劃時代的意義,開創了從精神藥理學入手探究精神疾病發病機制的路徑。中國現代精神病學的開拓者之一沈漁邨院士曾説過,“藥物乃是化學物質,藥物既然可以治療精神疾病,豈不就説明精神疾病有生化病理基礎”。同樣對於能夠治癒疾病或改善徵候的中藥而言,中藥所含有的化學物質才是中藥起作用的關鍵因素。

(作者單位:上海市中醫文獻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