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麼時候開始，端午節跟屈原綁定在了一起？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對中國人來説，元宵節吃湯圓，端午節吃粽子，中秋節吃月餅，是再正常不過的慶祝傳統節日的方式。過去祖先是這麼吃的，到現在，也沒什麼變化。只是三大節慶中，唯獨端午節吃粽子，多了層紀念屈原的意味，彷彿端午節、粽子就是為屈原而設，實則以出現時間順序排列的話，屈原位於最末端。

1942年話劇《屈原》劇照，屈原（金山飾）正在吟誦

早在屈原出現之前，吃粽子和端午節即已存在，是屈原這個文化符號將粽子、賽龍舟、端午節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為農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義，使得同中國人民同樣古老的節日，沿襲千年，久盛不衰，如聞一多所言：

唯其中國人民願意把他們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日轉讓給屈原，足見屈原的人格，在他們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唯其遠在屈原死後，中國人民還要把他的名字，嵌進一個原來與他無關的節日裏，才足見人民的生活裏，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

以致在屈原死去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後，人們只當端午節為屈原紀念日，漸漸忘記了它的最初源頭及演變過程……

不吉利的五月初五

其實，“端午”一詞的出現及端午節的流行遠比我們想象中要晚得多，因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為了避諱，經大臣宋璟提議，以“端午”替代“端五”，大量唐詩中才出現“端午”字眼。正是在唐代，端午節成為官方認可的法定節假日，休假一日，由皇帝帶頭進行君臣互贈禮物，以示慶賀。

在此之前，民間談及農曆五月初五這一特定節日時，通常直稱或是以“仲夏端五”描述，“端”，初也，每月頭一個逢“五”的日子，即“端五”，古代以十二地支配稱十二個月，正月建寅，二月為卯，以此類推，至五月為午，“午”“五”相通，自然而然地，“端五”演變成“端午”。

古人靠天吃飯，知識有限，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決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問題，還要確保身體健康、人丁興旺、子孫繁衍，他們通過對節氣物候的觀察及長年生活經驗總結，養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約定俗成地在特定時間進行民俗活動，適應週期性的時空轉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曆法、季節為核心的豐富多彩的節日文化，而作為特定節日的農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代表，其源頭最早可追溯到遠古時代，經夏商周三代發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漢擴為河，唐宋納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終成形，是各地風俗相互融合的結果，帶有不同的地區特色，大致説來，“北方起自五月是惡月，端午為驅邪避惡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龍圖騰祭祀和龍舟競渡。”

《龍池競渡圖》 ( 局部)，元，王振鵬，白描界畫，絹本，縱30.2釐米，橫243.8釐米，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繪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龍舟競渡一事。圖中御座大龍舟在四艘龍頭、虎頭船的前後搖旗護送下，昂首向前。早在屈原自溺之前兩百餘年的吳越兩國，已有了龍舟競渡，民間競渡的時間，不限於端午節，划龍舟也不全都是為了紀念屈原

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裏，五月與惡、毒、死緊密相關，很早起，這種觀念便深刻於先民心中，因此產生了許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禮記·月令》就規定，人們一定要在五月禁慾齋戒。因為五月不吉利，民間認為，官員五月到任的話，“至晚不遷”，直至免除官職也不會升遷，若是五月蓋房子的話，主人會因此禿頭。在這30天中，以重五之日（五月五日）最為不吉，如果有人在這天出生，則“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棄之不養。與屈原差不多同時代的孟嘗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被父親田嬰以“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若長高至門户，會剋死父母）為由拋棄，母親偷偷將其養大並安排田文認父，氣得田嬰大發雷霆，奈何木已成舟，在兒子一番據理力爭下，田嬰無話可説。

為何古人對五月會有這樣一種認識？以他們的經驗而言，五月恰是蛇、蠍、蜂、蜮、蜈蚣五毒和蚊、蠅等毒蟲的肆虐季，醫療條件有限的他們一旦因此受傷、發炎，生命就有危險。加上天氣轉熱，流行性傳染病開始流行，飲食不小心，很容易得病，故五月五日最宜“蓄採眾藥以蠲除毒氣”，恰逢五月藥草效力最強，採藥、用藥，沐浴蘭湯成為五月初五的必然習俗，目的在禳病驅邪，實質是展開衞生防疫工作。

粽子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進入漢代以後，陰陽學説盛行，五月作為一年中日照時間最長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賦予新的解釋含義，所謂“陰陽爭，死生分”，從夏至這天開始，天地間陰陽發生轉換，此後陰盛陽衰，對古人來説，這個時間點同“端五”一樣重要，因為時間相近，有學者考證，兩大節日習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實現合流，本為夏至節慶食物的粽子（古稱“角黍”）融入端午習俗中，早在人們食粽祭屈原之前，古人就在夏至、端午一邊吃着粽子，一邊緬懷祖先和祈禱神靈護佑。

為什麼這麼説呢，眾所周知，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人，如果粽子最初是為紀念他而出現的話，有關它的記載當出現在戰國末期或秦漢間，可至今這段時期的史料中尚未發現相關線索，文獻中較早提到關於端午節紀念屈原這一習俗的是東漢末應邵《風俗通》：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係臂者，闢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將系五彩絲習俗與屈原聯繫起來，全無粽子蹤影。最早記載“角黍”的為西晉周處（久居中原）《風土記》中“仲夏端五，烹鶩角黍”，又“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孔子曾稱黍為五穀之長，這種生長在北方的農作物不僅用來作主食，還可釀酒，因其在先民飲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豐年多黍”），每年都會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舉行祭黍儀式和嘗新禮儀，“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將作為祭祀祖先和神靈之品的黍，獻給祖廟。漸漸地，以黍祭祀的傳統延續下來，將其煮熟後外以菰葉（茭白葉）包成牛角狀，是為粽子的雛形。形狀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圓形，偏偏為角形，傳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靈的遺風，在夏至吃角黍有什麼用呢？周處有一句話值得注意，“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在陰陽學説理論中，夏至這天是陰陽發生激烈變化的一天，用屬陰的菰葉包上屬陽的黍米，象徵着陰陽二氣相互包裹、沒有分散，吃了它，有調劑陰陽的作用。隨着夏至端午習俗的合流，角黍被納入端午節必吃名單中，這時，還沒屈原什麼事。

《端陽故事圖》冊之裹角黍，清乾隆，徐揚，絹本設色，縱20.7釐米，橫18.2釐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角黍即粽子古稱，以菰葉（茭白葉）包裹黍成牛角狀，煮熟而食，本為北方夏至節慶食物，有調劑陰陽的作用，隨着夏至端午習俗的合流，角黍被納入端午節必吃名單中

什麼時候起，屈原與端午節食粽產生了關聯？這得從南朝梁時吳均寫的一部志怪小説《續齊諧記》説起。

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後，楚國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300年後，到漢代建武年間，有一天，長沙人歐回遇到一位自稱屈原的人，對他説，你們每年堅持對我祭祀，很好。但筒粽常常被江中蛟龍竊食，讓我很苦惱。希望你們以後祭祀我的時候，“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仍以五彩絲約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歐回依照他的要求告知周邊民眾，一傳十，十傳百，此後“世人作粽，並帶五彩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吳均感念皇帝恩遇，卻空有報國熱情無處施展，終身只作到“奉朝請”這樣的閒散官，這種經歷與屈原何其相似，使他懷着對屈原的無限崇拜，在動亂不安的南朝局勢下，以志怪小説的形式抒發對屈原的熱愛和歌頌。有一個細節，吳均所説的筒粽是以竹筒貯米，與角黍不同，這就牽扯出南北方粽子起源和端午節習俗問題。

我們的祖先很早學會用火熟食，以大葉植物葉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煨熟或是扔進沸水中煮熟剝葉而食，曾是一種廣泛存在的食俗，它通常發生在大葉植物分佈普遍的南方，同在新砍的竹筒中貯米加水，置火上燒烤成熟食一樣，屬於南方稻作民族製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聞一多看來，“端午是個龍的節日”，吳越民族為了獲得祖先兼保護神蛟龍的護佑，不僅有斷髮文身的風俗，在身體上刻畫着蛟龍的形狀，還會在五月五日這天舉行一次盛大的圖騰祭，

“將各種食物，裝在竹筒，或裹在樹葉裏，一面往水裏扔，獻給圖騰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還在急鼓聲中（那時許沒有鑼）划着那刻畫成龍形的獨木舟，在水上作競渡的遊戲，給圖騰神，也給自己取樂。”吳越人祭龍的古老習俗，與北方以角黍祭祖之俗，其產生均是源於先民的生存需求，只是時間越往後，隨着南北方端午習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宗懍撰《荊楚歲時記》，稱“夏至節日食粽，周處謂為角黍，人並以新竹為筒粽”。

北方角黍已與南方筒粽統稱為粽，它們曾都是端午節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時被用來紀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漸漸為糯米代替，不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場上也有粽子兜售，種類多、樣式巧。

端午節不僅與屈原有關

看來，粽子和端午節的起源確實遠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後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們也無法理解這些習俗活動的真正動機，於是依據各自想象，對其進行新的解説，若是這些解説附會上一些知名的歷史人物或是戲劇性的情節，更易吸引人們注意，從而口耳相傳。

漢代出現的眾多端午起源説中，端午節還與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踐等人有關，以伍子胥為例，他比屈原早生了兩百多年。本為楚國人，因其家族在楚國被迫害，輾轉流亡至吳國，協助公子光成為吳王闔閭，被後者重用。闔閭去世後，伍子胥以輔政大臣身份輔佐吳王夫差，大敗越國後，越王勾踐請和，夫差答應，伍子胥認為應一舉消滅越國，若是留下勾踐，此後必有禍患，夫差不聽，反倒在越人挑撥下賜其寶劍自盡。

《端陽故事圖》 冊之懸艾人，清乾隆，徐揚，絹本設色，縱20.7 釐米，橫18.2 釐米，現藏故宮博物院。端午節最初是帶有驅毒辟邪意義的節日，民間有將艾草紮成人形掛在大門的習俗，認為可禳除毒氣

臨死前，伍子胥留下遺言，要家人在他死後將雙眼挖出，掛在東城門上親眼看着越國軍隊入城滅吳，夫差得知後，暴跳如雷，趕忙命令手下將伍子胥屍首扔進江裏。後來，勾踐東山再起，一舉滅吳。因為相傳伍子胥屍體於公元前484年五月五日被拋往錢塘江，所以民間認為錢塘江潮就是伍子胥指揮水兵來淹夫差的，伍子胥亦成為“潮神”，百姓為其立祠於江上，於每年忌日即五月初五設祭。

到東漢漢安二年（143）端午，一名巫師曹盱在舜江駕船迎“潮神”伍子胥的儀式中，因突然的狂風大作被捲入浪中，14歲的女兒曹娥數日見不着父親的屍體，晝夜沿江號哭，不久投江而死，神奇的事情發生在五天後，當她的屍體被打撈出來時，鄉民們發現，曹娥與父親的屍身抱在了一起。鄉人為紀念曹娥的孝節，改舜江為曹娥江，並以曹娥為水神。縣令官聽説曹娥的故事後，對其大為讚揚，上報朝廷，冊封曹娥為孝女，為她立碑（《曹娥碑》）建廟，碑上清清楚楚地寫着，曹盱之死是為迎伍子胥，曹娥之死是為父親，曹娥的經歷再次印證了民間端午迎伍子胥的傳統。

難怪《荊楚歲時記》載，“邯鄲淳《曹娥碑》雲： ‘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足見在當時的吳地，伍子胥的號召力比屈原還強，至今蘇州人仍在端午節紀念伍子胥，感念這位姑蘇城的建造者。

至於越王勾踐説，《越絕書》（東漢吳平著）上説勾踐在五月五日這天操練水軍，為了迷惑吳國，對外聲稱“競渡”，復國後，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為紀念他的節日。屈原投江後，百姓紛紛划船打撈其遺體，或以鼓聲嚇走吃掉遺體的魚，進而發展為賽龍舟的説法深入人心，可據學者考證，這方面內容的記載不早於東漢中後期，而在屈原自溺之前兩百餘年的吳越兩國，已有了龍舟競渡活動。“把端午節吃粽子、掛五色線禳災等和龍舟連在一起組成為共同風俗的，當在晉以後，其中起有關鍵性影響的當是紀念屈原投江之事。”

只是隨着時間推移，紀念屈原逐漸成為端午節俗中最重要內容和端午節俗的唯一起源，這當然與屈原的形象、經歷、文品、人品及被後世推崇、不斷被神化有關，反過來説，屈原傳説的加入，又進一步豐富和昇華了端午節的文化意義，“到了現代屈原的‘狐死首丘’式的愛國，更與民族國家時代的意識形態相適應而獲得巨大的生命力。”

參考資料：《聞一多全集》、劉曉峯《端午》、王仁興《中國年節習俗》、宋穎《端午節研究：傳統、國家與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