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冠軍，卻沒有一個隊友祝福：中國讓球往事_風聞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叉燒往事”（ID：chashaows）

小球帶給大國的榮耀

1959年3月，第25屆世乒賽在德國開打。

打到八強的時候，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囑咐秘書，每天再晚也要向他報告“戰況”，因為八強裏有一半都是中國選手，這可能是新中國體育取得突破的重大時刻。

但是，這份期待兩天後就幾乎成為泡影。

第六輪循環賽，中國選手紛紛失利，到半決賽時只剩一人，年僅21歲的容國團。

決賽中，容國團的對手是前世界冠軍、36歲的匈牙利老將西多。

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容國團使出渾身解數，彷彿化身為“八臂哪吒”，用抽、殺、削、吊、拉、搓、推、擋把西多調動得氣喘吁吁，使其完全發揮不出自己的優勢。

最終，打出巔峯狀態的容國團連扳三局，為中國奪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

那一天，多特蒙德威斯特代里亞體育館升起了五星紅旗。國歌響起那一刻，中國代表團的所有人都覺得，“東亞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

當時正值建國十週年，容國團捧杯的消息點燃了六億多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賀龍副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獻花，容國團成了民族英雄。

從此之後，乒乓球在中國成為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運動項目，關乎國家的榮譽。

從容國團奪冠至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六十年間，這項被視作“國球”的運動榮耀了我們每個人的青春歲月。我們習慣了中國選手一次又一次地歡呼勝利，也習慣了國歌一次又一次地響起。

可對於運動員來説，未必如此。

一個乒乓球的標準重量是2.53~2.70克，相當於兩枚一毛錢硬幣，放到手上幾乎感覺不到什麼重量。

但在賽場上，這個小球能化為翅膀，讓人高飛入雲，也能變成泰山，把人壓到無念。

六十年後回首看去，那個在一張張球枱上躍動的小球，改變的不止是中國體育，也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

讓球的緣起

 1959年4月5日，新中國的體育史在容國團奪冠這一天被分為兩截。

在這之前，中國運動員在舉重、跳高和游泳幾個項目上都有打破世界紀錄的表現。但是，由於國際環境的封閉，這些紀錄並不被承認。

容國團戰勝西多，是中國人第一次真正在國際大賽中獲得勝利，也一下把處於邊緣的乒乓球拉到了舉國關注的位置，當時全國有五千萬人練上了乒乓球。

那時的中國可謂全民上陣打乒乓，無論是正規的還是土造的，只要有球枱就有人打。在上海隨便拐進一個弄堂，就能看見幾個孩子圍着桌子打簡易的乒乓球。

當年幾乎每個小孩都掌握這樣一個絕技：如果不小心把乒乓球踩癟了，放到開水裏泡就能讓球再鼓起來。

六十年代初，國乒隊第一次出現人才爆發的景象，既有從香港歸來、被稱為“乒壇三英”的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寧，也有本土的四大虎將：“削球魔術師”張燮林、“小老虎”莊則棟、“轟炸機”李富榮和“智多星”徐寅生。

1961年，第26屆世乒賽在北京舉行，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承辦國際性賽事。

在男子單打比賽中，中國的四員虎將包攬了半決賽的四個席位，冠軍已經是囊中之物。

半決賽前一晚，大賽組委會在華僑飯店開會，主持會議的賀老總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問題：這一次的男單，讓誰來當冠軍？

所有人都沉默了，在場的各個省隊教練不知該如何回答。哪個運動員不想在祖國奪冠呢。

賀老總接着説：“是不是讓莊則棟當冠軍？第一，他在團體賽上立了功，第二，他是北京隊的。”

此言一出，上海隊的教練馬上就明白了，新中國正處於蹣跚成長期，在首都舉辦的世乒賽，當然是首都的選手奪冠更有利於宣傳。四個闖進半決賽的人裏，只有莊則棟是北京隊的，其他三個都是上海隊的。

會議從晚上十一點開到凌晨一點，為確保莊則棟奪冠，決定安排專人去做另外三個人的工作。賀龍親自去找徐寅生，上海隊教練負責張燮林，李富榮則交給了男團的教練傅其芳。

賀龍見到徐寅生，第一句話就是“寅生啊，我要委屈你了”。聰明的徐寅生馬上表示：“賀老總，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與此同時，張燮林和李富榮也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

半決賽正式開打，徐寅生“順利”地敗給莊則棟，另外一場李富榮擊敗了張燮林。

可是到了決賽，氣氛突然緊張起來。第一局比分是21:16，但贏的人居然是李富榮！

如果李富榮再贏一局，那之前的計劃可就毀了。局間換場地的時候，一身冷汗的傅其芳叫住李富榮問道：“你怎麼了？”

李富榮憋着氣回道：“我怎麼了，讓他就一定要0:2啊，1:2不可以嗎？！”

最後，李富榮連輸兩局，莊則棟拿到了男單冠軍。

接下來的兩屆世乒賽男單決賽，李富榮又連續兩次輸給莊則棟。後者完成三連冠的壯舉，也把獎盃複製品永遠地留在了中國——世乒賽冠軍獲得者可保持該獎盃到下一屆比賽，如連續3次奪冠可獲贈一件複製品永久保存。

在那之後，讓球成了國乒隊的一項“戰術”，為了國家的榮譽和利益，個人再委屈也要服從。

某種程度上來説，讓球對於奪冠的一方也是極不公平的。哪怕自己再有實力，金牌也被抹上了一層灰，功過是非只能任由後人評説。

多年之後，有記者問李富榮：“你三次讓出世界冠軍，甚至連努力拼搏都不允許，委屈不委屈？”

李富榮説：“你們只記得我把冠軍三次讓給了莊則棟，可有多少人記得三次讓球給我的胡道本，還有那麼多默默無聞的教練和陪練。我不委屈，真的。”

1975、1977年的世乒賽女單決賽，中國選手張立含着眼淚，兩次“輸給”朝鮮的樸英順——為了中朝友誼。

1981年世乒賽男單決賽，蔡振華奉命輸給隊友郭躍華，得到了“以後再叫他讓你”的許諾。

兩年之後，兩人又在決賽相遇，然而之前的承諾卻沒被提及，蔡振華再次與冠軍失之交臂，只能在賽後暗自流淚。

讓球是苦澀的，但為了集體利益和大局，個人的夢想只能被放到第二位，因為冠軍和金牌對新生的中國來説，實在是太重要了。

體育不僅可以提振國民情緒，還能打開封鎖的國際環境。

1971年，到日本參加世乒賽的中國隊，在乘坐大巴返回賓館時，遇到了前來搭車的美國運動員科恩。

15分鐘短短的路程之後，兩個處於敵對的大國找到了交流的窗口。在車上，莊則棟主動向科恩打招呼，送了他一條印有黃山圖案的杭州織錦。第二天，科恩回贈了一件運動衫。

當美國乒乓球隊收到訪華邀請的報告時，時任總統尼克松幾乎不敢相信：“我從未料到對中國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北京的形式得以實現。”

電影《阿甘正傳》

小球推動着大國往前走。打開國門之後，中國人看到了更加複雜真實的世界。對於乒乓球來説，當年讓球的當事人已經放下球拍，站在擋板外成為教練或領導，但是“讓球”的傳統延續下來。

組織的決定仍然不容挑戰。

1987年，第39屆世乒賽在印度舉行。女單半決賽前，上海姑娘何智麗接到了教練讓球的指示。

她做了一個決定，然後上場揮出了石破天驚的一拍

反叛者的出現

何智麗從小愛打乒乓球，外婆家的弄堂裏只要一有“乒乒乓乓”的響聲，準是她在和叔叔切磋。

她曾寫過一篇文章《當球拍遇到球的時候……》，裏面有這麼一句：從三歲學打乒乓球那一刻，我就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它，我愛聽球撞在拍上時發出清脆的響聲。

“乒！”

“乓！”

何智麗很幸運，因為外婆家離乒乓名校上海鉅鹿路第一小學很近，她得以就近入學。鉅鹿一小被稱為“乒乓搖籃”，出過多位國手，其中包括乒壇名將陸元盛。何智麗的啓蒙老師，就是培養出這些高手的柯元忻。

反應敏捷、訓練刻苦，再加上本就很高的天賦，何智麗一路從青年隊升到了上海市代表隊。1981年，17歲的何智麗在全國錦標賽連勝三名國手，受到全國矚目，直接跨入了國家隊的大門。

1984年，何智麗在亞錦賽力克韓國新秀梁英子，奪得亞洲女子單打冠軍。緊接着又在下一年的世乒賽上，戰勝多位名將，和隊友一起舉起了女團的最高榮譽考比倫杯。

全國冠軍、亞洲冠軍、考比倫杯，何智麗的下一個目標只有一個——世乒賽女單冠軍 。

然而，一個人最得意的時候，往往也是最危險的時候。

1986年，已經是中國女乒主將的何智麗遭遇職業生涯最重大的挫折，她在亞運會女團決賽先後輸給梁英子和玄靜和，一人連丟兩分，中國女乒痛失冠軍。

這次失利讓女乒內部產生了懷疑的聲音。第39屆印度世乒賽近在眼前，必須選出最強的選手出戰。這時候，一位乒壇前輩站出來幫了何智麗一把，她就是新中國第一代國手，首個全國女子單打冠軍孫梅英。

何智麗和孫梅英年齡相差三十幾歲，但脾氣投緣，都因為説話耿直不招領導喜歡，再加上都喜好喝茶，就成了忘年交。孫梅英覺得何智麗是可造之才，經常在訓練後給她加練。

孫梅英對何智麗説：“你的球輸在膽量上。你有五分球藝，只有兩分膽量。提高膽量，你一定能勝！”

輸不丟人，怕才丟人。

在出徵印度世乒賽前，何智麗被安排參加女單、女雙和混雙三個單項比賽，而最重頭的女團比賽名單裏，卻沒有何智麗的名字。

出發前，孫梅英囑咐何智麗：“團體賽沒有你，你就把單打打好。”

“單打的時候，領導很可能要我讓球。”

“讓什麼？不讓！讓球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不對的。”

“不答應就不讓我上場怎麼辦？”

“那你就口頭上答應，上了場，再真打！”

1987年3月1日，39屆世乒賽最後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格拉·甘地體育館座無虛席。經過激烈角逐，中國的何智麗、管建華、戴麗麗和韓國的梁英子闖進了女子單打四強，蓋斯特杯將在這天遇到新的主人。

半決賽，何智麗對管建華，戴麗麗對梁英子。

上場之前，何智麗的擔憂成了現實，她的教練過來説：“今天你下來。”

下來，意味着讓球給管建華。

“我不讓！”何智麗搖頭。

“這是團領導的決定！”領導覺得，萬一戴麗麗輸給韓國樑英子，決賽由削球手管建華來應戰更為保險。

“好，好，那就讓管建華上吧。”何智麗想起了孫梅英的囑咐，“答應”了領導。

半決賽終於開打，中國教練的注意力都在戴麗麗那邊，因為那邊是真刀真槍，這邊則是走過場。

第一局，何智麗贏了，沒人覺得異常，都以為小何是想製造點兒“懸念”。

第二局，何智麗又贏了，管建華還是沒有“疑心”，以為何智麗要打成2:3，顯得更精彩。

第三局，當比分打到14:6的時候，管建華終於發現，何智麗在真打！場邊觀戰的隊員馬上叫來了正在觀看另一場比賽的李富榮。

焦急的李富榮走到比賽擋板外，直接用上海話對何智麗喊：“儂哪能搞格啦（你怎麼搞的）？！”

這句“你怎麼了”讓人恍如隔世。不知站在場邊的李富榮是否想起了二十六年前讓球的自己。

一臉鐵青的李富榮讓何智麗陣腳大亂，一連輸了十分。場邊的人都鬆了一口氣，以為小何“聽話”了。

這時的何智麗反而異常平靜，她耳邊只有乒乓球的聲音，心裏也只剩下了一個信念：“當球拍遇到球的時候，將其完美地擊出，讓對手無法還擊。”

抽殺、抽殺、再抽殺！比分最後定格在21:18，何智麗贏了。

頂着眾人憤怒的目光，何智麗走向場邊的休息室，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待另一場比賽的結果。

過了一會兒，場內傳來消息，韓國樑英子3:2爆冷擊敗了自己之前從沒贏過的戴麗麗，殺進了決賽。

女單決賽將在晚上打響，整個下午何智麗一個人待在旅館，翻來覆去想一件事：怎麼戰勝梁英子。國乒隊的領導也指示，誰都不許去幹擾何智麗。

在亞運會輸給梁英子後，何智麗每天都數着日子過。出發去賽場前，何智麗嚼着父母寄來的牛肉乾，換上了一件中國隊不常用的藍色球衣，因為她聽説梁英子練球的時候，總讓陪練穿紅色的球衣。而紅色是中國隊的主色調。

天擦黑的時候，何智麗走進了英格拉·甘地體育館。賽場的目光瞬間集中到了她身上，離比賽開始只有幾分鐘了，沒有教練上前指導，何智麗在心裏默唸：“問心無愧，盡力而為”。

決賽開始，下午剛和搭檔玄靜和奪得雙打冠軍的梁英子走了過來，眼裏滿是自信。何智麗定定地看着對手，彷彿世界只有她們兩個人。

“乒！”何智麗的球像箭一樣射向對手。“乓！”梁英子快速地回了過來。打到第三局的時候，場邊的教練終於指導了一句：“低一點”。

當何智麗感受到全場觀眾的歡呼時，她已經以21:18拿下了這一局，總比分3:0完勝，蓋斯特杯再次屬於中國。

頒獎儀式前，沒有一個隊友過來祝賀何智麗。

升國旗奏國歌的時候，站在旁邊的梁英子朝何智麗比劃了一個手勢，讓她把獎盃舉高。何智麗的眼眶紅了，伸直雙臂把蓋斯特杯舉過了頭頂。

那天晚上，何智麗被外國記者稱為“不笑的冠軍姑娘”。回國後，何智麗沒有寫檢討，她也從來沒有後悔贏了那一場。

當賽場坐滿翹首以盼的觀眾，一個運動員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全力以赴地去爭取勝利。

作為運動員的何智麗做得很對，但作為隊員，她犯了“大錯”。

海外乒團崛起

1988年，何智麗沒有入選漢城奧運會國家隊名單。一年後，她遠嫁日本，從夫姓改名小山智麗。

1994年亞運會，代表日本隊出戰的小山智麗，在一天之內，連續擊敗三大頂尖高手陳靜、喬紅和鄧亞萍，奪得女子單打冠軍。

因為這枚“不可能”的亞運金牌，小山智麗被《朝日新聞》評選為日本年度最佳運動員。

1996年6月25日，小山智麗在亞特蘭大奧運會比賽中。©視覺中國

而在中國，很多人無法接受本國的世界冠軍入籍日本，再反過來“搶走”中國的金牌。

霎時間，小山智麗的名字和漢奸、賣國賊甚至吳三桂聯繫起來，各大媒體都收到了老百姓憤怒的信件和電話。

不過，和五六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的官方和民間已經開始出現多元化的聲音。

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就對媒體説：

“何智麗嫁給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這是法律允許的，也符合比賽規定，無可指責。而且，何智麗已經三十歲了，還能戰勝我們正值盛年的名將，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種拼搏精神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還有觀眾對之前的“讓球”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説“讓球不可能體現現代意識，也是對運動員個性的束縛”。還有人説“運動員不能自主勝負，就像一個人不能自主婚姻一樣可悲”。

最後，有人直指國乒本身。“讓球曾是中國乒乓球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應該結束了。”

後來，何智麗跟一位記者聊起過她對讓球的看法，她説：“讓來讓去，把人才都讓走了，到國外去了。”

讓球帶來的“不公，加上國內的一流選手實在太多，而國家隊名額有限，為了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一些前世界冠軍、前國手甚至省隊的高手只能選擇出國打球。從八十年代開始，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來自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他們一邊開球館，一邊打比賽，讓異國他鄉的體育人領略到了乒乓球的魅力。

媒體給這些遠走他鄉，並在世界大賽和中國同場較量的運動員起了一個“代號”——海外乒團。

接替何智麗擔任女乒主力的陳靜，曾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獲得女單金牌。她於1991年前往台灣，後來代表中華台北隊出戰了兩屆奧運會。

亞特蘭大奧運會，陳靜在半決賽擊敗喬紅，決賽2 : 3敗在鄧亞萍的拍下，獲得銀牌。四年後她在悉尼摘得銅牌，成為唯一一個參加三次奧運會，分別獲得金銀銅牌的選手。

和鄧亞萍同一屆的高軍，在1993年世乒賽輸給代表海外乒團的陳靜之後，宣佈退役。1994年，高軍來到美國，從運動員變成一個白領，只在週末和朋友打兩局，享受那種“誰都贏不了我”的樂趣。

1997年，高軍加入美國籍，美國乒協從那時起就一直力邀這位昔日的國手。“你就算不訓練，美國也沒人能打得過你，但是我們從沒贏過加拿大，你打不打。”

高軍一想，打就打唄，結果在1999年的泛美運動會上，帶領美國曆史上首次擊敗加拿大，成為北美乒壇的“霸主”。

而美國這麼多年沒贏的原因，竟是加拿大隊裏有中國的前世界冠軍耿麗娟。

寶刀不老的高軍重新恢復訓練，又參加了三屆奧運會和一屆世乒賽，直到43歲才正式退役。美國之後的乒乓球奧運選手，幾乎都是高軍帶着比賽的。

能在異國迎來事業第二春的不光是國手，前河北省隊的隊員施捷就在遠走德國後，把德國女乒的水平提升了一個檔次。她接連在世界大賽中擊敗中國選手，讓歷來“重男輕女”的歐洲乒壇改變了對人才培養的態度。

2017年乒乓球世界盃男子單打的冠亞軍被德國的奧恰洛夫和波爾包攬，他們的教練都是中國人，其中冠軍奧恰洛夫的教練是前四川男乒的主帥陳宏宇。

高軍曾在接受採訪時袒露心聲，過去在國家隊的時候，她特別恨海外乒團，因為自己既要打外國人，還要對付他們那些人。

物換星移，當高軍自己成為海外乒團一員之後，她才體會到這些人的不易。沒有教練沒有對手，年齡也比一線選手大十幾歲，想要東山再起太難了。

同時，高軍也在異國感受到了祖國的大度，因為按國際乒聯的規定，入籍年限不夠的選手參加大賽，必須得到原乒協的同意。

當美國奧委會給中國乒協寫信詢問時，得到了同意的答覆。

不僅是高軍，中國乒協在接到相關詢問時，沒有利用規則“合理”地卡掉過一個人，即使會有丟掉獎牌的風險。

國家榮譽不能抹殺個體追求自我實現的權利，慢慢成為共識。

海外乒團曾讓有些人深惡痛絕，但正是因為這些運動員走向世界，才使得乒乓球的整體水平越來越高，也促進了國際間體育交流。

2001年，12歲的福原愛有幸以特邀選手的身份，在日本最高級別比賽中和36歲的何智麗對陣。雖然當時福原愛已經是日本史上年齡最小的國手，但和超一流的何智麗相比還是敗下陣來。

賽後，何智麗的一句話改變了福原愛的人生。

何智麗對採訪的記者説：“大家不要大驚小怪的，像福原愛這種水平的小孩，中國有1000多個。”福原愛的母親當即決定，送女兒去中國練球，只有這樣才能走上世界賽場。

福原愛後來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在中國收穫超高人氣，成了中日體育交流的見證。

這也算海外乒團的作用之一吧。

叉少曾經看到過一張海外乒團的照片，很受觸動：賽後某位前國手默默收拾東西，沒有團隊也沒人關注，只有自己和那副球拍，他所要繼續的是自己喜愛的事業。

贏了高興，輸了也欣喜，能走在自己夢想的路上，就是擁有一切。

迴歸體育本身的意義

一部乒乓球讓球史，就是一段中國發展史。80年代以前，國球的勝利幾乎是國家榮譽的唯一來源。我們輸不起，所以為了勝利不惜讓球。

這種輸不起的心態也影響了我們看待其他體育運動的方式。

1988年漢城奧運會，“體操王子”李寧在比賽中出現失誤，從吊環上掉了下來。他從地上爬起來，微笑地搖了搖頭。在肩周炎和腰傷的折磨下，他每做一個動作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回國後，李寧收到了裝有繩子的信，而且已經繫好了繩釦。“李寧小夥兒，你不愧是中國的體操亡子！上吊吧！”

李寧後來説，説我掉下來還笑！不笑難道要哭？奧運會的宗旨是‘團結、友誼、進步’，要贏得起也輸得起。

今天，當我們能拿到奧運會最多金牌的時候，看待榮譽、勝負和個體的觀念完全不一樣了。

2016年8月8日，里約奧運會女子100米仰泳半決賽，傅園慧以58秒95成績晉級決賽。記者問她是否對自己的表現滿意。

“58秒95啊？我以為自己是59秒！我有這麼快？我很滿意！

“覺得今天這個狀態有所保留嗎？”

“沒有保留，我已經用了洪荒之力了。”

決賽之後，傅園慧為自己打破亞洲記錄的成績歡呼，完全沒有在意獎牌的顏色。這一次，沒有人指責和奚落，好像事情本來就該如此。我們像為自己的好友高興一樣，在社交媒體上給這個率直得有些“過分”的姑娘加油鼓勁兒。

其實，就算傅園慧沒有説出那些金句，觀眾也不會再因為某場比賽中的失敗，去過分苛責某個運動員。

今天，我們可以對賽場上的失誤一笑了之，可以坦然接受一個運動員的轉會、歸化和單飛。

時間會改變我們對很多事的看法，讓我們變得更寬容。

1979年，網球運動員胡娜隨中國隊到美國比賽。她在中央球場觀看了世界第一艾芙特的比賽，站在中央球場的最高層，胡娜驚呆了，“球場已經變成豆腐乾那麼大了。”

憑藉出色的球技，胡娜受到了美國網球界的關注，有知名教練要贊助她參加職業比賽。

胡娜很心動，不停地給網球協會寫信申請，但一直石沉大海。1982年初夏的一個深夜，赴美參加比賽的胡娜從飯店後門悄悄離開，坐上了朋友的車。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叛國者”成了她名字的前綴。

26年後，湖北妹子李娜從國家隊“單飛”，走上了自負盈虧的職業球員之路。在胡娜心心念唸的中央球場，李娜拿下了亞洲人從未染指過的大滿貫冠軍。

2011年，48歲的胡娜遇見了29歲的李娜。胡娜很感慨，“我很羨慕李娜，因為她生在了好時候，有自己決定命運的機會。”

李娜，©東方IC

時間很殘酷，歲月是神偷，我們今天感到平庸的日常，是前人在夢裏都不敢想象的未來。

幾十年來，中國體育實現了多個項目的突破，不需要再把重擔全部壓在乒乓球的肩上。無論是傳統的舉重、跳水，還是新興的滑板、衝浪，我們都有衝擊世界頂峯的實力。

贏得了，輸得起，才是競技體育該有的樣子。

舉目回望，我們不能忘記揹負千斤重擔，讓國人揚眉吐氣的容國團、莊則棟、鄧亞萍，也不能忘記遠走海外，在浮萍上重新奮起的何智麗、高軍和陳靜。

他們曾經付出過榮譽，甚至生命的代價——1968年6月容國團自殺身亡，年僅31歲。遺書中他寫道：我愛我的榮譽，勝過自己的生命。

今天，當張繼科、馬龍、劉詩雯能在賽場盡情展現自我時，我們終於有機會從榮譽的“重壓”中走出來，穿過歷史的霧靄，重新審視國球對於每個人的意義。

在人生這場漫長的比賽裏，每個人既是選手也是觀眾，全力揮拍時表情會扭曲，哨響失敗時會跌倒，就算勝利也會流淚，這正是乒乓球代表的競技體育教會我們的道理。

部分參考資料：

張五常，《雄軍盡墨話當年》

中國新聞週刊，《容國團：小球打出“大”命運》

葉永烈，《是是非非何智麗》

騰訊體育，《解讀“叛國者”胡娜 兩歲時她就敢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