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從事性工作的大學生比你想象的更多（也更苦）_風聞

來源 ：VICE異視異色

在英國，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通過從事性工作支持自己的學業，但是大學依然沒有學會如何支持性工作者。 “如果沒有從事性工作，我永遠讀不完這項課程，” 推特用户@SexWorkerPsych 在電話上告訴我。

 作為一位有志成為心理治療師的學生，她在兩所不同的大學都遭遇了歧視，於是她經常在推特上講述自己的經歷，但是為了防止騷擾，她始終保持匿名。為此，本文暫且稱她為露西。和英國超過 百分之十 的學生一樣，露西通過從事性工作來支撐她讀完大學，而這其中的原因並不複雜。

 日益增長的生活成本、高昂的學費、微不足道的生活補助讓許多學生不堪重負，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選擇兼職網絡直播和從事性工作的方式來賺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去酒吧或者零售行業打工？但是相比於其他工作，性工作更具靈活性，英國妓女聯合會（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的 調查 顯示，從事性工作可以在更少的時間內賺取更多的錢。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像水石書店（Waterstones）這類公司不願提供 基本生活薪資（living wage），零時工合同（zero-hours contract，指僱主僱傭員工卻不保證給其安排工作的合同情形，需隨叫隨到）日漸盛行，而 Chaturbate 和 OnlyFans 這類網站上又提供非常便捷的在線性工作入口，綜合以上種種因素，很明顯性工作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選擇。 

雖然學生從事性工作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但是附在學生性工作頭上的污名卻完全沒有消失的跡象。“在我申請學習心理治療時，我在申請表上用大篇幅詳細描述了我當施虐女王的工作經歷，” 露西哈哈大笑，説她提供了 “整整一張A4紙的項目經驗”。

 雖然課程申請順利通過，但是很快露西就發現自己遭到講師的 戀物化（fetishized）和刻板印象化，她説他們把她視作 “異性戀、白人和中產階級 —— 一個完美的心理治療師！” 

“隨着時間的推移，很明顯事實並非如此，” 她告訴我，“每次提到我的工作，老師們就開始進行專業分析。他們想把性從性工作中剝離出來，當我與他們的分析不一致時，他們就想用受害者/施害者二元論套在我頭上。他們猜測我曾經遭受過男性的虐待，而且我是在這份工作中重現這種虐待。”

 露西對這種廉價的空想心理學的牴觸最終讓她沒能拿到學位。“我的學分已經修滿了，但是他們還是沒讓我過，” 她告訴我，“他們説我沒有積極表達自己的看法，説因為我不是來自少數羣體，所以我不瞭解多樣性和不平等，還説我藐視權威。”

 她説在她收到的一篇報告反饋上，“他們炮轟了我整整六頁紙。”

 性工作者常常會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故事，他們強調這種污名對學生性工作者的影響尤其大。“大部分人認為這是一個不正當的職業，所以他們把你視作二等公民，” 莎拉（化名）在郵件上告訴我。莎拉也是一位性工作者，她説：“我絕對不希望在大學公開我的職業身份，因為你在大學遇見的學生和教職員將來可能會變成你的老闆。他們還可能會敲詐你。”

 因為害怕暴露身份，莎拉選擇在 Gumtree 上應徵一則招聘 “女公關” 的廣告，結果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家男性會所的工作。“我也考慮過其他選擇，” 她解釋説，“但是網上的工作我都不敢接，因為我擔心會被人肉。而這個工作看起來更安全，不會被人發現。”

很快，會所的客户和老闆都要求女公關兼做女伴。“一開始我堅持只陪聊，” 莎拉回憶説，“但是後來我不得不提供更多服務。幹這一行有個規矩，在女人和他們一起走之前，他們要買兩瓶香檳，所以我在工作期間會醉的很厲害。如果我確實陪他們進酒店的話，我的處境就會很不安全 —— 我到現在還有 PTSD 和焦慮症。”

 晚班和定期的輪班對莎拉的學業造成了影響。兼職不出幾周，她已經開始在課上打瞌睡，也沒能按時提交作業，但是她還是極度需要這些錢。“我覺得我不能停下來，不然我身上的錢就只夠吃飯了。” 她説社會上也有針對她們的支持服務（support services），但是對於並沒有 “公開身份” 的性工作者來説，要不要接受這些服務是一件很掙扎的事情。她害怕自己的身份會被揭露，或者支持服務的工作人員可能會對她有偏見，如果她在諮詢過程中公開自己的身份，對方的偏見可能會影響治療。

 就連那些直接坦白自己情況的人，也面臨着來自支持服務工作人員的偏見、歧視甚至是缺乏理解。“我的心理治療師告訴我，她覺得自己像是我的老鴇，” 露西笑着説，“我的經驗告訴我，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幫助性工作者的人通常會帶有偏見，所以整個過程會變成一種窺私，變成她對你的説教。” 她在大學校園內尋求幫助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最終她選擇了走出校園，向 LGBT+支持服務組織 Pink Therapy 以及 精神治療和諮詢聯盟（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ling Union）等第三方組織尋求幫助。

 麗莎·麥肯芝（Lisa Mckenzie）是一位工薪階層學者和作者，她也認同從事性工作的學生並未獲得應有的支持，她將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歸咎於裁員。但是談到性工作者花錢上課卻遭受排擠時，她認為性工作者還面臨其它問題。 

“有一些中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羣體認為性工作永遠都不應該是一種選擇，她們認為性工作者永遠是受害者，” 麗莎解釋説。這些女權主義者被俗稱為 “SWERF”，也就是排斥性工作者的激進女權主義者，她們的理論依然被鼓吹 “北歐模式”（“Nordic Model）—— 也就是將嫖娼犯罪化，並最終導致性工作者面臨危險的政策 —— 的政客拿來作為依據。“在這些女權主義者的課堂上，學生性工作者基本學不到支持自己的理論，” 麗莎説，“我很確信坐在課堂上聽着那些辯論，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對於很多工薪階層的學生來説，大學幾乎成了一個 充滿敵意 的環境。“我一直覺得自己在學術界是個局外人。” 麗莎説。回憶起學校的一次迎新會，她記得大會把她居住的地方描述成一個危險地帶，奉勸大家最好不要靠近。“這不禁讓你思考：我在這裏受歡迎嗎？”

 一些大學 —— 通常是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的旗下大學 —— 通過限制學生能夠工作的時間，無意中強化了這種階級分化。牛津大學已經因為 禁止學生做兼職 而遭受口誅筆伐。目前尚不清楚這樣的規定具體要如何實施，但是一些學校顯然並不明白，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靠助學貸款、生活補助和獎學金支撐自己的生活。很明顯，不是所有的學生性工作者都是為了賺點零花錢才從事這項工作，這些政策減少了他們的潛在收入，卻忽視了這份工作可能是某些人的經濟支柱。

 “但是你又不能真正談論階級劣勢的問題，因為這麼做會被人批評怨氣太重，” 麗莎説，這都是她的親身經歷。“別人會説你脾氣差，要你放下仇恨，因為這樣的對話會讓中產階級感到不適。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的特權地位是建立在地位低賤的工薪階層之上。但是我們應該有權談論這些問題，因為這不是個體問題，這是權力問題。”

 對於努力想要打破階級分化的工薪階層學生來説，性工作可以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但是他們缺乏支持和理解。他們並非全都是受害者。一些組織致力於為他們提供 “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卻不考慮他們究竟想不想退出這個行業，這種做法最終只是塑造出相關組織的 “拯救者” 形象，學生依然無法獲得不帶偏見的支持。 

不過，不少組織依然在對抗這種觀念。“我曾經為諾丁漢的 POW（妓女外展服務工作者）工作，他們的工作不是強調退出策略，” 麗莎説，“而是注重確保性工作者能夠在下班時間獲得醫療、避孕、醫護和衣食住宿。” 但是這些組織在性工作者羣體之外缺乏知名度，因此大學經常會推薦性工作者去只想拯救他們而不是幫助他們的非政府機構。 

至於莎拉，最終她找到了她需要的幫助，她還開始為一家特殊性癖網站工作，這份工作給了她安全保障，也讓她獲得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我很滿意，有彈性的工作很難找，而且通常僱主支付給學生的工錢少的可憐，” 在她看來，性工作可能是最後的救命稻草。她比絕大部分人都更清楚支持服務對於學生性工作者的重要性，這些學生只是在一個讓他們的生活不堪重負的體制下艱難求生。收入不平等現象沒有任何解決的跡象，因此，學生從事性工作的現狀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大學有責任學會如何不帶偏見地為他們提供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