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專家周琦：專注“尋錳”近40年 摘掉祖國“貧錳”的帽子_風聞

　　“團隊在找礦實踐中，新發現武陵山巨型錳礦成礦帶，並在這一成礦帶先後新發現亞洲最大、世界第五的4個世界級隱伏超大型錳礦牀和1個特大型富錳礦牀。新增備案錳礦石資源量達6.6億噸，超過了2011年我國錳礦保有資源量的總和，使貴州的錳礦資源儲量躍居亞洲第一位，實現了我國錳礦地質找礦歷史性的突破，改變了世界超大型錳礦牀主要分佈在南半球的格局。”

　　作為團隊的領軍人物，周琦顯得很自豪——近40年來，他一直走在“尋錳”的路上。

周琦（左）在銅仁松桃大塘坡錳礦點指導找礦。（貴州省地礦局供圖）

　　1978年，14歲的周琦初中畢業就以石阡縣總分第一的成績被原地質部昆明地質學校錄取，入讀地質調查及找礦專業。

　　畢業後，在一位業內資深前輩的引領下，周琦接觸到了錳礦。“錳礦是鐵礦、鋁礦之後排位第三的大宗金屬，是國家戰略緊缺礦產，在電池、磁性新材料等方面都有廣泛應用……”談起錳的應用，周琦滔滔不絕。

　　“無錳不成鋼”，不管是建房修路架橋，還是高端裝備製造，錳都是關鍵資源之一。但受國外理論和關鍵技術的限制，我國錳礦找礦一直沒有重大突破，資源量長期總量不足且品位較低，每年使用的錳礦資源超過60%依賴國外進口。2015年全國錳礦的對外依存度達69%，高於同期石油、天然氣。

　　“一開始工作遇到的就是錳礦，我真的很幸運。那時的單身宿舍外牆上懸掛着‘為祖國多找礦、找大礦、找富礦’的標語，從那時起，這幾個字不光成了我工作的核心任務，也成為我作為地質人的畢生追求。”周琦説，短短几年時間，在前輩的帶領下，他就掌握了在武陵山地區特別是大塘坡地區尋找錳礦的標誌，但愛思考的他也發現，“礦坑揭露的錳礦體中，有很多奇怪的現象説不清楚。”

　　“1982年，帶着自己的這些疑問，我參加了成人高考進入成都地質學院學習。2000年，考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研究生。2004年，又考上了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的博士研究生。我的畢業論文，都是關於錳礦的。找礦其實和看病差不多，醫生面對的是患者，我們面對的則是整個地球。先是初步‘診斷’，觀察地表特徵、分析地質結構，判斷成礦的可能性；然後就要採樣，做系列‘檢查’；確定了礦牀的位置，再‘穿刺’，把礦找出來。”周琦説。

周琦（右二）與找礦團隊成員。（貴州省地礦局供圖）

　　實際上，找礦工作並非周琦説的這樣簡單。“無論寒暑，做項目八九個月窩在山坳裏是常有的事，扛着設備和樣品滿山跑。有時一天下來，肩上和後背上的皮膚都被曬破了。”不管是在校學習還是在地質工作一線，周琦每年都堅持去大塘坡一帶做勘查研究。

　　上世紀40年代，國外專家提出了傳統的錳礦成礦理論——海相沉積型錳礦牀的成礦模式。該理論認為，錳礦一般是在盆地邊緣或者是在海邊成礦，其成因是遠古錳礦經過長期的風化、剝蝕、搬運等，最終在海邊或盆地邊緣沉積。這一理論長期以來支撐着錳礦找礦。隨着學習和實踐的不斷深入，他認識到，傳統理論沒有錯，但它並不符合我國華南、貴州地區的錳礦成礦特徵。

　　“我國地質構造條件複雜，與南非、澳大利亞等錳礦存在遠古地盾中不同，經過數億年的板塊運動，我國錳礦已經被新生地層覆蓋，不管是礦牀分佈區域，還是成礦方式都與風化、剝蝕、搬運形成的錳礦不同，按照傳統理論找礦自然會有偏差。”周琦説。

　　“錳礦古天然氣滲漏沉積成礦系統與成礦模式”是周琦在多年實踐研究中提出來的一套新理論，這一理論及其衍生的找礦方法，突破了傳統找礦理論的侷限，成功應用到貴州、重慶、湖南等地的錳礦勘查中，深部錳礦找礦成果一發不可收拾，松桃普覺、松桃道坨、松桃桃子坪、松桃高地等4個世界級隱伏超大型錳礦牀和1個特大型富錳礦牀的相繼發現，為錳礦地質找礦撥開雲霧。

“貴州銅仁松桃錳礦整裝勘查成果”喜獲全國十大地質找礦成果，時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左）與貴州省地礦局總工程師周琦（右）合影。（貴州省地礦局供圖）

　　現任貴州省地礦局黨委委員、總工程師的周琦，由於在“尋錳”等地質領域一系列突破性的貢獻，早已榮譽等身：周光召科技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和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土資源部科技領軍人才……2017年，他還榮獲我國地質科學領域的最高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

　　對於獲得這些成績和榮譽，年逾50的周琦一直認為是自己幸運，他説：“這是我的事業，也是我的興趣，為祖國多找礦、找大礦、找富礦，就是我們地質人的使命。”

（文__當代貴州融媒體記者 楊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