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改革開放 40 年的國際關係學術研究_風聞

學術發展的三階段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專業化階段, 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頭幾年是學術創新 階段,此後至今是研究方法自覺和體系性理論創新階段。

　　 從業餘走向專業化的階段幾乎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人員很少有受過國際關係專業高等教育的,對於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知之甚少;該專業沒有學術期刊,也沒有理論著作。改革開放之後,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中國的首次學術事務。1978年首批國際關係專業研究生由北京大學招收, 1980年首個國際關係學會(原名為“中國國際關係史研究會”)成立, 1981年首篇介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章發表, 1983年首次評定國際關係專業的技術職稱, 1985年首部介紹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出版, 1987年首次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1988年首部中國外交政策著作出版, 1989年首部國際關係專業教材出版, 1991年首次中國國際關係學科建設研討會在京舉行。

　　 從深度國際評論走向學術研究是一個學術規範化的進程。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於對於學術研究、時事評論、政策分析、理論研究缺乏明確的區分,很多人將國際時事評論、政策分析和國際形勢介紹都當作學術研究,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只存在於外交史和國際法兩個領域,而這兩個領域又與國際關係專業有很大的差別。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學術化進程主要體現為規範化和理論化兩個方面。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在京召開了“社會科學的規範化與本土化”研討會,此後國際關係專業著作和期刊逐漸開始刊登註釋,而之前國際關係的著作和文章只在引用無產階級領袖的原文時才作註釋。1996年,首部原創性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出版。此後國際關係學術研究出現了繁榮時期,規範化的學術文章和著作大批湧現。

　　 從低水平重複走向有方法意識的理論創新階段。199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學術繁榮局面在21世紀初遇到了發展瓶頸,即規範化的學術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數是介紹、綜述和評論,而原創性的成果較少。當時的學術會議經常討論如何突破低水平重複的問題。2003年,《世界經濟與政治》和《中國社會科學》兩刊聯合召開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研討會,此次會議內容刊發後,學界開始強調方法意識、問題意識和理論意識。同年,清華大學創辦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講習班”。2005年起,國際關係學術期刊開始刊發20000 字左右的學術論文。接受了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學者羣體性地成長為學術骨幹,原創性的理論文章和著作增加,低水平重複的困境得以突破。進入2010年代後,體系性理論的創建成果不斷出現,開始形成學術流派。

　　 如今,定量研究成果不再是個別現象,大數據方法進入了應用階段,一 些高校建立了國際關係實驗室,在國際上發表的英文論文數量明顯增加。 目前,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總體學術水平明顯超越了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 是否進入了新階段,將由今後的歷史來判斷。

改革開放對學術進步的作用

　　 改革開放對促進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發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 可歸納為四點:摒棄舊觀念、提升研究能力、提高學術標準和創造研究便利。

　　 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不斷地解放思想、摒棄舊觀念。國際關係學術認識的進步是以意識到已有認識的不足或錯誤為基礎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瞭解到國際上先進的研究成果,得以不斷增加摒棄舊觀念的知識基礎,於是,許多舊觀念被新的認識所取代。例如:世界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觀念,被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所取代;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的觀念,被世界大戰危險日益下降的認識所取代;國際關係是階級關係的觀念,被國際關係是國家間關係的認識所取代;全球化是美國化的觀念,被全球化是歷史發展潮流的認識所取代;無產階級沒有國家利益的觀念,被國家利益是對外政策出發點的認識所取代;多邊主義和國際社會是西方的觀念,被多邊主義有利於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認識所取代;在國外拓展國家利益是帝國主義行為的觀念,被為我國拓展的國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的認識所取代。這種摒棄舊觀念、接受新觀念的做法,成為我國國際關係學術進步的最主要路徑。

　　 改革開放為提升我國學者的研究能力創造了條件。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國際上先進的國際關係研究成果,有機會與高水平的國際學者進行交流,把在國外學到的先進知識和研究方法帶回國內。學成歸來的學者將學到的先進知識和方法傳授給大批高校學生,羣體性地提高了青年學者的創新研究能力。“ 70後”學者成為學術骨幹之後,國際關係研究低水平重複的困境得以突破,就是典型例證。201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關係研究出現國際化現象,即國際發表大幅增加,也是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正是由於教學和科研都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我國部分“ 80後”學者的學術水 平已超越歐洲國家培養的博士。

　　 改革開放提高了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標準。學術標準不是人為規定的標準,而是學界同仁的學術共識。學術標準是隨着學界知識的深入而不斷提高的。由於改革開放既提升了我國學者的研究能力,又使我國學者瞭解到了國際學術標準,於是我國的學術標準也就水漲船高了。例如,學術論文和著作有了嚴格的註釋規範和反抄襲標準,學術著作和期刊採取匿名評審制度,技術職稱評定開始採取國際評審制度,學術評價採取了引用率、Q1期刊、知名大學出版社等綜合性標準。2008年創建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也是參照國際學術標準建立的。學術標準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推動高水平研究的作用。

　　 改革開放提供了學術研究的便利條件。國際關係研究需要研究其他國 家的情況,瞭解其他國家的國情和對外政策是最基礎的工作。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有可能到研究對象國進行實地考察,瞭解情況;有可能到對象國閲讀檔案,使用國外的數據庫;有可能與外國同行共同工作或合作研究。在這些便利研究工作的條件下,與外國人建立私人友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朋友間的互信能使研究者瞭解到外國人最真實的意見和觀點。在互聯網時代,網絡的開放程度決定了研究者獲取國際信息的便利程度,這對現在的國際關係研究十分重要。

40年國際關係研究的經驗借鑑

　　 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裏,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借鑑的經驗。筆者以為,在諸多經驗中,解放思想、破除舊觀念是進一步推動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發展的最重要經驗。

　　 1980年代,我們破除了世界上只有一種理論是正確的觀念。學者們破除政治迷信,學習了國際上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借鑑各種不同流派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如今,學者們仍需要堅持解放思想的原則,不把任何思想定為一尊,而要鼓勵百家爭鳴,使各種流派在爭論中提高原創水平。為此,借鑑國際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或缺的。學術研究的文獻綜述須涵蓋國內外所有與研究問題直接相關的學術成果,並判斷可借鑑之處及存在的缺陷。

　　 1990年代,我們破除了不服務於政策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觀念。學者 們破除了不為政策服務的研究是脱離實際的這種政治觀念,從而使我國國 際關係的學術研究得以發展。如今,為了應對智庫建設興起使得學術研究 面臨邊緣化的現實,我們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有為人類進步作學術貢獻的 情懷。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認識客觀世界、增進人類的知識,學術研究可能與對外政策無關,但卻與人類進步相關。為此,我們需要堅持走國際化的道 路,與國際學術共同體接軌,通過國際發表創造被國際同仁所認可的知識。

　　 21世紀初,我們破除了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破除了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後,科學研究方法尤其是變量控制概念 在“70後”學者中得到普及,羣體性地提高了原創研究能力,改變了低水平重複的局面。如今,我們面臨着創建普遍性理論還是中國特色理論的分歧,面臨着側重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的分歧。對於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來講,共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必要的。然而,在我國要推動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還得進一步破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由於科學研究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因此只有不斷學習新方法,才能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我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可是學習借鑑外 國經驗和知識只能縮小差距,而要實現超越則要依靠創新,因此創新成為學術進步的最主要來源。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創新能力,我們需要更加解放思想,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參與國際同行對話,參與最前沿的國際問題研究。

附加其他採訪

特朗普選擇單挑戰略與中國競爭的做法，對中國來講是個機遇。

中國國慶長假期間，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長篇演講。雖然早有預告，外界仍對這篇演講的內容有些意外。彭斯在講話中歷數中國幾大“罪狀”，但即便美國媒體也認為他的話語中充斥無端指責和不實指控。正因為如此，觀察家們感受到演講背後流露的濃濃“冷戰”氣息。我們該如何看待美國領導人這篇講話？美國真的想要打一場冷戰嗎？它與美國的對華外交戰略是什麼關係？一些傳統的衝突熱點會否因此升温？《環球時報》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進行全面解讀。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彭斯的演講稿由瞭解中國但立場反華之人撰寫，提“中國干涉論”可能是為“甩鍋”

環球時報：對於彭斯這篇演講稿，有人贊其寫得好，有人説它缺乏深度，拼湊了一些媒體的報道。您的看法是？

閻學通：人們之所以對這篇演講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對立，是因為人們已有的對中國的認識不同，這也包括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有不同的認識。看法與彭斯演講觀點一樣的人，會説寫得好，反之則會説寫得不好。我認為，這篇講話是由對中國有相當瞭解但政治立場反華的人寫的。即使這篇演講具有爭取美國多數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作用，從爭取國際支持的角度講，該演講給特朗普政府帶來的影響恐怕是弊大於利。演講明確告知世界特朗普政府要搞冷戰，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包括所有發達國家的多數人都反對搞冷戰。

環球時報：一些人由此想到1946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説”。在您看來，彭斯的演講有這樣的分量嗎？

閻學通：丘吉爾的演説不是冷戰的原因，只是冷戰發生的標誌。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判斷大國戰略競爭成為國際戰略矛盾的核心，並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這個報告所起的標誌性作用遠大於彭斯演講，彭斯演講只是對報告中的核心觀點進行詳細闡釋。

“冷戰”是一個特定歷史時代的大國戰略競爭，可定義為“核威懾條件下以代理人戰爭為手段進行的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戰略競爭”。冷戰並不是指沒有體系戰爭時期的大國戰略競爭，這就是為什麼一戰之前的和平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都不被視為冷戰。我認為，當前的兩極化在5年之內即可成為定型的格局，但這個兩極格局將不同於冷戰，而是恐懼和平，即人們長期擔心大國間發生直接戰爭而戰爭未發生。

我認為彭斯的演講有兩個目的：一是為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選舉爭取選票，因為今年3月之後，美國社會負面的對華觀點成為主流；二是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爭取社會支持，因為美國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不夠專業。

環球時報：彭斯提到，跟中國對美選舉的干涉行為相比，俄羅斯是小巫見大巫。他是否是在統一國內立場，要將公眾關注的焦點從俄羅斯轉移到中國？

閻學通：我不認為這個演講能起到將美國公眾的關注從“通俄門”轉移到所謂“中國干涉美國內政”上去的作用。彭斯重複特朗普在聯大上説的中國干涉美國中期選舉，很可能是為了“甩鍋”。目前的民調顯示民主黨佔有優勢，共和黨處於劣勢，現在説中國干涉美國內政，可為選舉失敗鋪墊好台階。這有點報復民主黨的味道，即民主黨説特朗普贏得大選靠俄羅斯的幫助，他現在就説民主黨如果贏就必然是靠中國的幫助。

台海沒有戰爭風險，最擔憂戰略競爭向意識形態領域擴散

環球時報：在彭斯發表演講後幾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華時稱，美國沒有全面遏制中國的政策。您怎麼看他們的不同表態？

閻學通：美國製定全新對華政策的工作應該不會晚於去年11月中旬。特朗普去年11月10日結束訪華，《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表於12月18日，之間只有五週多一點時間。我懷疑特朗普訪華前就已經安排寫這個報告了。彭斯演講是在落實全面審視對華關係後的基本政策，不是才開始。蓬佩奧的説法從文字上來講也不算錯，一是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具體政策還在研究中，還沒有出台，估計過些時間就會出台；二是美國將出台的對華全面對抗政策可能不使用“遏制”這個詞。他們兩人説的沒有矛盾，彭斯講的是對華政策的原則方向，蓬佩奧講的是具體政策。

環球時報：彭斯演講中多次提到台灣，包括拉美三國與台“斷交”等，其論調同以往的美國政府相比是明顯變化嗎？台海戰爭風險會驟增嗎？

閻學通：特朗普一贏得大選就表示將支持“台灣獨立”；他和蔡英文通話，説不承認一中原則；宣佈對中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税第二天，讓美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派正局級官員到台灣參加與蔡英文同台的政治活動；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允許美台進行官方往來和軍事合作……我認為找各種理由來證明特朗普不敢支持“台灣獨立”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説特朗普對台政策還有不明確的方面需要研究，應是其支持“台獨”的政策會增強得有多快，以及全面恢復美台軍事同盟活動將達到什麼水平。

特朗普的不確定性是有界限的，即他不敢發動核戰爭。面對朝鮮非常有限的核力量，他都放棄最初對朝進行定時軍事打擊的想法，因此也不會冒與中國直接戰爭的危險。他支持台灣和平“獨立”而非武裝“獨立”。中國自提出和平統一後，武力統一已不是對台政策目標。因此，特朗普任內，台海沒有戰爭風險。

環球時報：當下，“美國朝野反華論”興起，真的到了這樣的程度嗎？

閻學通：今年3月之後，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我7月末去美國參加一箇中美海上安全合作會議，與會的美方代表基本上是長年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或長期從事中美友好活動的人士。會上美方代表使用的語言非常謹慎，但內容針對性非常強，用很多我國對內政策為例，支持他們對中國政策方向的疑慮和恐懼。美國社會反華輿論與我國內政有關，這證明中央在2006年所作的“內政和外交兩個大局已合為一體”的重大判斷是正確的。給彭斯寫稿的人知道內政與外交的關聯性，也知道人們普遍知道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個邏輯，因此在彭斯的演講中用我國對內政策來支持演講中有關“中國威脅論”的反華觀點。

環球時報：有學者認為，中美目前只是在經貿、科技領域競爭激烈，在傳統軍事安全和政治外交上並不存在風險。您怎麼看這一觀點？美國加大南海巡航力度會成為風暴點嗎？

閻學通：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之後，我們當然希望中美戰略衝突不要擴散到其他領域。但衝突能否控制在經貿和科技領域，取決於雙方的策略選擇。從目前的趨勢看，擴散到軍事安全領域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國不再邀中國參加環太軍演，與台灣軍事合作已經開始，以中俄軍事合作為由制裁中國高級將領。現在朝核問題已不再是東亞安全熱點，熱點移向台海和南海的可能性上升。中美軍事衝突增加具有必然性，但發生直接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為核武器使雙方都不敢進行直接戰爭。我個人最擔心的是雙方戰略競爭從安全領域向意識形態領域擴散。一旦意識形態之爭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雙方進行代理人戰爭的危險就會出現。

特朗普的另類需充分估計，其單挑戰略對中國是個機遇

環球時報：過去大半年，無論是挑起貿易戰還是加強制裁俄羅斯，都是美國對外大戰略的體現嗎？

閻學通：去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今年1月的《國防戰略報告》非常明確地描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大戰略。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些同志不願相信這兩個報告表達了特朗普政府的真實想法。有些人以特朗普是商人出身為由，説他説一套做一套，漫天要價，就地還錢，認為他不會另類到與以往美國領導人完全不同。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認為，領導類型決定其政府戰略偏好。我認為，我們需要充分估計特朗普的另類性，他是個與歷任美國總統都不同的領導人，對其大戰略的另類性，應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

環球時報：特朗普好像沒打算聯合盟友來實現其戰略目標，對盟友也多有責難，為什麼？

閻學通：特朗普不靠盟友進行戰略競爭的做法也反映出其領導類型的另類特點。特朗普與盟友鬧矛盾的原因與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的原因有相似性。核武器使中美兩國發生直接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兩國都認為既然不打大仗，軍事盟友的價值就不大了。維持同盟關係是有成本的，當看不到維持同盟的成本見收益的前景時，就放棄同盟了。

特朗普選擇單挑戰略與中國競爭的做法，對中國來講是個機遇。自1989年以來，除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外，長期以來在中美衝突問題上我國都面臨美國帶領盟友的集體壓力。特朗普單挑戰略一方面使我國崛起不面臨西方集體圍堵，另一方面惡化了美國與盟友的關係，這兩者對我國崛起環境的利好影響遠大於特朗普與華對抗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特朗普執政以來，我國與美國盟友的關係普遍改善，包括日本。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冷戰結束後的最好國際戰略機遇。

堅持以美國為重中之重的人，會認為形勢對中國不利，對認為周邊國家關係總和的重要性超過美國的人來講，現在的形勢有利於中國。

中美戰略競爭已有8年，這種關係未來10年不會逆轉

環球時報：中美競爭加劇會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大趨勢嗎？過去10年，有人提出G2、“中美國”等説法，如今看，中美之間的積極面還有哪些？

閻學通：奧巴馬於2010年採取“重返亞太”即“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是用來平衡或防範中國崛起的。從2010年起，中美之間就是競爭大於合作，只是有些人不願意承認競爭是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本質。中美關係的性質在2018年沒有改變，只是競爭的程度更加凸顯，特朗普防範中國崛起的手段比奧巴馬粗魯，使得否認中美戰略關係本質是競爭變得更困難了。

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為起點，中美戰略競爭已有8年時間，現在呈現出不斷加劇之勢。由於中國實力增長速度減緩，縮小中美綜合國力差距的時間會拖長，因此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果也會延後。中美戰略競爭將是長期的。從歷史上看，一個兩極格局形成後，持續20年或更長是個普遍現象，因此我預測10年內中美戰略競爭關係不會發生逆轉。

彭斯如此反華的演講，竟以表達與中國合作意願結尾，這種矛盾做法反映的就是雙邊關係還有積極因素。全球化條件下特朗普政府無法讓中美關係完全脱鈎，無法像對蘇聯那樣完全關閉大門。美國仍需要在防止核擴散、反恐、打擊國際犯罪上與中國合作，還需要與中國保持高層交往，需要中國遊客去美國消費，需要中國富人買房，需要進口中國商品，還需要中國學生交高昂的學費和做數理化的助教（因此只限制高科技專業招收中國學生）。這給我國通過加大開放穩定雙邊關係的策略提供了條件。

我想説，我們應借鑑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破解西方封鎖的經驗。加大各領域開放力度是當年成功的主要經驗。當年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我國都不撕掉進口的外國雜誌中有關中國的報道，結果1993年我國國際環境就全面改善。加大開放不僅有助於我們贏得貿易戰，而且可以推動中國崛起早日成功。如今的信息化時代，網絡在大國戰略競爭中有至關重要作用，開放網絡將大幅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即戰略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