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通過解放思想開發理論創新本能_風聞

 20世紀80年代，我上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講授的國際關係理論課，因期中考試成績不佳，被哈斯叫到辦公室。哈斯問我理論學習的困難是什麼。由於他是美籍德國人，於是我答道：“我們中國人不如你們德國人善於理論。”他不高興地説：“中國古代有很多高明的理論家，怎麼説中國人不善於理論呢？”見他生氣，我説：“對不起。是我不善於理論。”他懟了我一句：“你和你們中國古人不一樣嗎？”這下我找不到藉口了，説：“我英語不行，理論書讀不太懂。”這回他變得温和了，説：“我也這樣認為。你英語再熟悉一些，學好理論不成問題，你不要恐懼理論。”上完這門課，我產生了創新理論的興趣。如今，我認為，創新理論是人的本能，但需要開發才能發揮作用。

充分發揮理論創新的本能

　　 人的思維能力遠比動物強大，原因是人有將感性經驗昇華為概念的能力，即概念化思維本能。人通過概念化思維進行判斷和推理，形成一組概念的邏輯體系，進而創建了理論。不過，人的概念化思維本能和其他本能一樣都是需要開發的，如果得不到開發，這種本能將會喪失。例如，1920年印度發現了兩個狼孩，其中一個已經七八歲，取名卡瑪拉。由於幼年與狼一起生活，卡瑪拉的語言本能未得到開發，到1929年去世時她只會45個單詞，智力相當於三四歲兒童的水平。

　　 原有理論知識有束縛人創新理論的一面。創新理論是先天的概念化思維本能與後天習得知識相結合的過程。後天學到的知識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提高概念化思維能力的正面功能，又有約束概念化思維能力的負面作用。學到知識即可拓展人的思維能力，但也會約束人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因為現有知識常常成為否定與之不同的新知識的依據。理論創新就是發明、超越甚至否定原有理論，這難免遭到原有理論創建者和信仰者的反對。連愛因斯坦都難以擺脱思想隨着人的衰老容易僵化的自然規律，他不能接受非決定論是大自然的基本原理，反對量子力學把隨機性看作物理世界的內稟性質。

　　 解放思想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阻礙理論創新。權威理論是理論創新的重大障礙之一。權威理論是人們普遍信任的理論。擁護權威理論的個人、流派、機構或組織會維護其權威地位，於是很可能壓制與這種理論不同的立場、觀點、思想、認識或理論。例如，阿斯科裏、哥白尼、維薩里就分別因為大地球形説、日心學説和解剖學説而遭到權威維護者的迫害。維護某種理論的權威尊嚴，很容易導致思想僵化，進而妨礙理論創新。解放思想就是破除僵化思想對理論創新的制約，就是破除任何觀念特別是權威觀念的束縛。

　　 解放思想無法一勞永逸，因此沒有完成時。隨着年齡增長，概念化思維能力弱化是自然規律。國際關係學界的普遍現象是，年輕人願意學習定量分析方法，而年長者多持排斥的態度。從代際的角度講，下代人的觀念不同於上代人是不變的社會規律，因此試圖以上代人的觀念塑造下代人的努力必然是無效的，後輩學者必然要擺脱前輩的理論或思想束縛而進行理論創新。從個人角度講，每一位學者都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擺脱自己已有的思想觀念的束縛，才能取得新的理論創新。解放思想是每一次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

　　 理論創新需要大膽質疑的精神。創新理論是一個發現真理的過程，對權威理論進行質疑常常是理論創新的第一步。不敢質疑權威理論，就難以進行理論創新。例如，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定於一尊，面對世界上戰爭規模和烈度都呈下降趨勢的現實，中國學者卻無人敢質疑列寧關於世界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判斷。直到鄧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之後，學界才敢從和平發展時代的角度創新理論。由此可見，將任何理論定為一尊，以其統領國際關係理論創新，其結果都必然是在同一範式內打轉，無法取得實質性的理論創新成果。

國際關係理論創新面臨的觀念束縛

　　 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認為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此後40年，我國學者不斷破除既有觀念的束縛，在理論創新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果。然而，思想觀念僵化的問題是不斷出現的。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解放思想永無止境”，“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如今，在創新國際關係理論方面，我們仍面臨着解放思想這個問題。

　　 “中國學派”的觀念束縛。“中國學派”這一概念的盛行源於“有中國特色”的過度解讀。“中國學派”的觀念認為，中國學者創建的國際關係理論要有中國特色，否則體現不出與外國理論的區別。把理論創新限定在中國特色之內以區別於外國理論，這會限制理論創新的知識來源，約束理論創新的思路。外國的理論中有很多合理之處，不加以借鑑就無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行創新。理論的生命力是由其解釋力決定的，而非其國家特色決定的。例如，馬克思創建的剩餘價值理論沒有德國特色，摩根索創建的現實主義理論沒有美國特色，雷蒙·阿隆創建的國際關係理論也沒有法國特色。

　　 “中國特殊論”的觀念束縛。國際關係理論可分為解釋共性和解釋特殊性兩類。“中國特殊論”的觀念認為，中國與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同，其行為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對中國外交行為的理論解釋不必顧及是否適用於解釋他國的行為。在“中國特殊論”觀念的束縛下，理論創新被侷限於對中國特殊性的解釋，於是限制了創建解釋國際普遍現象的強理論。然而，只能解釋個別現象的理論是弱理論，解釋共性和普遍現象的理論才是強理論。

　　 “經濟決定論”的觀念束縛。“經濟決定論”的觀念將所有國際衝突的原因歸於經濟矛盾，並將解決經濟矛盾視為改善戰略關係的根本方法。然而，國家在不同領域的行為原則是不一樣的，這才有國際關係中的“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分。在“經濟決定論”的束縛下，人們就難以創建出符合國際政治、國際軍事和國際文化的客觀關係的新理論。這種思想觀念束縛不僅約束了理論創新，還會影響我們對大國戰略關係性質的認識。例如，“經濟決定論”將經貿關係視為大國戰略關係的“壓艙石”，而這種觀念無法解釋為何中美經貿關係的提升與雙邊戰略關係惡化是同時發生的。

　　 “零和是冷戰思維”的觀念束縛。競爭與合作是國際關係的兩個既對立又無法分割的方面。競爭與合作並不是互為因果的，競爭是合作的一種動力而非方法，合作則是競爭的一種方法而非動力。競爭從本質上講具有零和性，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形成非零和競爭。例如，正式的籃球比賽是零和性的，為鍛鍊身體而不記分的打籃球活動則是非零和性的。不破除“零和是冷戰思維”的觀念，就無法深入理解國際戰略競爭的基本原理，而不理解這一原理也就無法知道在何種條件下零和的國際競爭能轉化為非零和性的。也就是説，把國際競爭的零和性簡單地貶為冷戰思維會阻礙我們創建既能解釋國際競爭又能解釋國際合作的理論。

　　 “信任赤字”的觀念束縛。這一概念認為，國家間沒有互信就無法合作。首先，這個概念缺乏科學性。缺乏互信的最嚴重程度是零信任，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負數。其次，互信有助於國家間合作，但這並不等於國家之間沒有互信就無法合作。丘吉爾與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合作以及特朗普與金正恩在2018年6月的會晤，都是在沒有互信基礎上發生的。“信任赤字”的觀念束縛了人們對國際合作多樣性的認識，無法理解預防性合作是因為缺乏互信才形成的。例如，東盟地區論壇就是東亞國家因缺乏戰略互信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機制。“信任赤字”概念限制了人們創建有關預防性安全合作的理論。

　　 為了促進我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我們需要依據客觀事實不斷破除舊有的和新生的觀念束縛。我們要不斷解放思想、質疑權威、大膽試錯、百家爭鳴，按照科學的規律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