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亨廷頓的“藥方”與特朗普政府的戰略_風聞

亨廷頓的“藥方”與特朗普政府的戰略

作者：  李巖   魏南枝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於1996年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對於美國輸出其價值觀的態度。亨廷頓認為：西方價值不是普世價值。不僅如此，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還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危險的。此外，引起世界動盪和全球衝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在於西方世界對於其他文明世界的干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反覆強調“美國優先”，反對承擔過多的國際義務。在其就職演説中，特朗普認為各個國家皆有將本國利益置於首位的權利，他一再宣稱美國未來不會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給任何人，但會努力讓它熠熠生輝，成為所有人效仿的榜樣。特朗普對待“美國價值觀”的這一態度與亨廷頓有異曲同工之處。

特朗普不再輸出美國價值觀不是一句空話，與之相呼應的是其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美國優先”的策略：撤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呼籲製造產業迴歸美國本土；力推嚴禁中東六國民眾入美的“禁穆令”;要求北約盟友增加美國駐軍的開支費用。特朗普還對俄羅斯總統普京頻頻流露惺惺相惜之意，這與冷戰開始之後，美俄持續對立甚至敵視的態度大不相同。究其根本，美國國內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導致其全面“收縮”戰略部署的原因。本文通過分析特朗普政府策略的具體表現，結合亨廷頓對於西方文明(主要指美國文明)的“診斷”，討論特朗普政府在對待美國價值觀問題上變化的原因，進而探討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略的實質及其影響。

一、美國價值觀及其傳播轉向

(一)美國價值觀

約瑟夫·奈用“硬實力”(即經濟和軍事力量)和“軟實力”(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來界定民族國家的兩種力量構成。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頗具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樂意跟隨其領導，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軟實力與硬實力的重要性不分伯仲。

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是美國不遺餘力捍衞和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美國對其自由民主制度擁有強烈的自信，並將其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逐步成為世界新的霸主。為了在全球範圍內維護和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也為了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極力輸出自己的美式價值觀，這是美國實現其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基於此，歷屆美國總統都把推行美國價值觀和制度視為自己崇高的職責，在重要場合都毫不掩飾地強調和標榜美式價值觀。羅斯福總統宣稱民主取代其他統治人民的方法;肯尼迪和里根也都先後做出過美國應確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以及讓美國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之光”的承諾。冷戰之後，世界形成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在硬實力稱霸全球的基礎上，美國價值觀一度膨脹到極點。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出版了《歷史的終結》一書，宣稱歷史正在終結，終結人類意識形態和政府形式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這一制度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奧巴馬也把美國的成功歸結為美國人民對自己普世價值的忠誠，並宣稱要努力不懈地在世界範圍內推廣這些普世價值。美國雄厚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強大的軍事覆蓋能力是其向全球輸出價值觀的強有力的保障。美國通過新聞、電影、網絡等傳媒技術和渠道，宣傳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並憑藉強大的資金，建立和資助各種非政府組織等。

然而，在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講中，美國價值觀的核心詞彙出現的頻率微乎其微。演説臨近結尾才提到“自由”(freedom)一次，“民主”(democracy)和“人權”(humanrights)就根本未提及。而且特朗普在就職演説中鄭重承諾將不會把美國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任何人身上。

(二)亨廷頓的“診斷”

特朗普拒絕輸出美國價值觀的態度，可謂美國政府當下的新轉向。但在50年前，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就已經建議不要強行輸出美國價值觀，並詳細“診斷”了美國文明出現的問題。亨廷頓在“文明”範式的構架下，分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經濟、人口、軍事力量和文明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症狀。他所得出的最終結論為西方文明已經顯示了衰敗的跡象，西方價值也不是普世價值。“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是“延緩西方的衰落”並“保持西方的團結”。然而正在衰弱的西方沒有足夠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重中之重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的獨特性。這一重任對於作為西方文明實力之首的美國而言是責無旁貸的。

亨廷頓在約瑟夫·奈的基礎上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繼續闡述道：只有源於物質勝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才是有效的。換言之，只有根植於強大硬實力之上的軟實力才能成為真正的實力。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硬實力不僅提升本國人民的文化優越感和文化自信心，更會對其他民族國家產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反之，硬實力的下降不僅使這種吸引和感召下降，還會導致自身的自我懷疑和認同危機。特朗普政府採取文化收縮和戰略收縮正是基於當前美國硬實力的下降所導致的內外交困的局面，具有明確的現實基礎。

二、美國“軟實力”衰弱的原因

(一)經濟基礎

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和發展造成了美國“硬實力”的相對衰弱。亨廷頓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社會展露出許多文明開始衰退的跡象。西方經濟的富裕程度遠遠超過其他任何文明，但相較之下，尤其是與東亞社會相比，西方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用於經濟建設和軍事力量發展的開支明顯落後於個人和集體的消費。

首先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為依據來判斷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從圖1可以看出從1980年至2016年，這一指數的波動幅度之大顯而易見。其中，GDP增長率的最大值為7.259(1984年)，最小值為負2.776(2009年)。自2009起，美國經濟在奧巴馬政府期間逐漸擺脱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和1999年的指數相比，GDP增長率還是相差甚遠。

截至2017年2月，美國國債鍾(NationalDebt Clock)數據顯示美國政府財務嚴重超支，債務已經高達19.97萬億美元，換言之，每個美國人身上揹負着約6.2萬美元的債務。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的佔比可以作為評判投資率變化的依據。如圖2所示，1980至2016年間，GCF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亦呈現出整體大幅跌降的態勢。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GCF所佔比例平均值在22.5%左右，而2015年GCF所佔比值為20.35%，遠未達到金融危機之前的平均水平。

儘管美國經濟自金融危機後逐漸復甦，但是這種復甦並不是全部產業的均衡發展，不平衡的產業結構也是特朗普能夠在大選中獲勝的原因之一，在“鏽帶”州表現尤其明顯。“鏽帶”是一個經濟學的特殊名詞，指那些曾經歷輝煌後陷入低迷的產業區，表現為經濟衰退、人口流失和城市衰敗。在美國主要指中西部一帶曾經以製造業為主體經濟的州，如密歇根州、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辛州等。美國勞工數據局的2014年行業發展速度數據表明： 該年度服務業發展最為迅猛，但主要集中在低端行業;製造業曾經是實業經濟的中心，然而其衰退速度最快。2000年，威斯康辛州的製造產業僱傭了全州五分之一的員工，產值高達該州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時至2015年，該州製造業的產值下降到總產值的十分之一，而服務業中的金融保險行業一躍而起，產值幾乎達到該州GDP總值的五分之一。特朗普把美國經濟疲軟歸咎於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他在競選中聲稱全球化所帶來的資金和產業轉移造成了美國大量人口失業。特朗普不僅抨擊中國在全球化中獲利，而且還攻擊鄰國墨西哥，他表示要認真考慮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TO)是否有利於美國，美國是否有繼續遵守協定的必要。特朗普就任後立即退出TPP，認為如此能夠保護美國的製造業，提高就業率。特朗普還同各大公司談判，呼籲和鼓勵他們將工廠搬回美國。由於特朗普歸罪全球化的態度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美國政府戰略呈現出收縮態勢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選後民調顯示：最關心經濟議題的美國人超過半數，認為國內經濟發展糟糕的美國人高達五分之三。［16］美國整體經濟的相對衰弱導致了這種消極態度的蔓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和日漸萎縮的中產階級。1980年至2014年，1%收入最高的美國人的年收入與普通人的收入差距從27倍躍升到81倍，具體金額約為130萬美元比1.6萬美元。

中產階級一直被視為美國社會和經濟的中堅力量。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表明：2015年處於收入頂端和底層的人數總和(1.213億)已經超過了中產階級的數量(1.208億)。伴隨這一趨勢的是中產階級家庭總收入的大幅滑落。1970年至2014年，中產家庭收入佔全美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62%下降到43%，而上層家庭的收入比重從29%飛昇到49%(見圖3)。［18］1970至2015年，美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從63.9增加到348.2。同1999年相比，2015年的美國實際家庭收入中位數減少了1327美元(見圖4)［19］，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因素，收入不增反降，美國社會中的醫保、養老等生存問題也日漸顯著。美國民眾對於廢除“奧巴馬醫保”的種種矛盾觀點和表現也反映出中產階級由於自身經濟狀況不願增加家庭開支的態度。美國人民引以為傲的美式生活的吸引力隨着生活水準的下降而減弱，喪失了其在好萊塢電影裏的美好和夢幻。

受到全球化衝擊最大、生活水平下降較快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白人。隨着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他們所能從事的專業程度較低的行業被重新配置到發展中國家，留在美國本土的幾乎都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以往憑藉體力勞動或其他低端工作就可躋身中產的人羣無法立即勝任這些工作。不僅如此，少數裔新移民所能從事的同樣是國內所剩無幾的專業程度較低的工作，對工資水平和待遇要求不高的新移民羣體成為他們求職場上的強勁對手。收入不增反降的失落、貧富懸殊的無望和失業危機高懸的恐懼使他們一邊譴責資本集團和建制派的貪婪無情，一邊怨恨直接搶走自己飯碗的他國移民。除此之外，移民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也是導致美國價值觀乃至美國社會由內而外撕裂的原因之一。

(二)社會問題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詳細描述了移民可能會給美國帶來的問題。美國為數眾多的拉美裔少數民族拒不融入西方文化，往往繼續維持母國的價值觀和文化。如果不能成功同化移民，其所造成的內部衝突有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分裂。2015年3月發佈的《2014-2060年人口規模和構成預測報告》(以下簡稱《人口報告》)顯示：“土生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到2060年將有18.8%的美國人是“外國出生人口”，在此期間新生嬰兒的母親中高達20.3%為“外國出生人口”。《人口報告》同樣指出要想保證美國人口總量的平穩增長，還需要增加6000多萬移民。亨廷頓稱西方經濟實力的衰落和人口活力的匱乏使其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其他社會和文明。這種實際“外國出生人口”比重持續增長的趨勢，將不可避免地衝擊美國的本土文化和土生人口的心理。一些反對移民的人士擔憂新移民將來有可能引起語言、文化和精神上分裂的美國。

目前，非拉美裔白人仍然是人口數量最大的單一族羣，超過人口總數的50%，但這一比值將在2060年下滑為43.6%。據《人口報告》預測，非拉美裔白人將於2044年從多數族羣變為“主要的少數族羣”。此後，非拉美裔白人仍將是最大的單一族羣，但美國將處於沒有任一族羣超過總人口半數的多元人口結構之中。此外，18週歲以下的人口變化現狀及趨勢表明，非拉美裔白人在這一年齡組的現有比例(52%)和未來趨勢(2060年為35.6%)都很低，也就是説，在這一年齡組，美國的非拉美裔白人孩子已經接近成為“主要的少數族羣”。亨廷頓也早已承認美國也能應用文明的範式，因為其社會中的膚色意識非常強烈。美國族羣和種族的差異和不同日益顯著。

自9·11恐襲以來，種族問題在來自中東的穆斯林移民羣體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美國人認為他們不僅搶佔了寶貴的工作機會，還因為不同的文化信仰等帶來的安全隱患。穆斯林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使其難以融入美國的傳統白人社會。白人中的傳統保守分子對移民、特別是伊斯蘭移民的排斥態度還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選後民調錶明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極其重視恐怖主義問題，而對移民的擔憂吸引了超過十分之一人口的關心。而重視這兩個議題的民眾50%以上投票選舉了特朗普。美國在此前20多年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擴大自己的海外影響力和勢力，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使許多民族與地區的仇美情緒加劇，加大了美國遭受恐怖主義活動襲擊的危險和可能性。歐洲屢次發生的穆斯林恐襲事件和美國本土的惡性傷亡事件等再次激起了國內對潛存恐怖主義襲擊活動的擔憂與恐慌，也加深了對伊斯蘭移民的排斥心理。

從殖民主義時代算起，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大量融合了從歐洲遷移而來的移民，但現在其“大熔爐”的功能日漸萎縮，甚至有徹底消失的風險。亨廷頓擔心新移民堅持自己原來文化的行為很有可能衝擊佔支配地位的毆裔文化。其他文明的人口在美國社會所佔比例大幅增加，意味着它未來會變成一個非西方的美國。這是美國社會分裂和認同缺失的重要因素。

縱觀美國曆史，其民族認同在文化上由西方文明遺產界定，政治認同則由美國信條的原則界定，即絕大多數美國人都首肯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平等、憲政和私人財產權。當下的美國，許多根據種族、民族、性別和性取向界定的團體紛紛訴求更多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多元文化主義者的權利聲張實際上破壞了美國的內聚力，影響了社會認同和主流價值觀，造成社會共同認知的進一步缺失和分裂。而總統候選人拉攏非裔美國人的言行、西班牙語逐漸成為美國的第二語言、LGBT組織的興盛等現象也證實了多元文化羣體的異質性和社會認同的分裂。白人中的保守者對人口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多元化憂心忡忡，維護清教徒的毆裔美國價值觀成為一股隱而未發的力量。

在生存、安全和文化信仰都出現危機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洶湧的民意之下必須維護美國白人的傳統價值觀，因此做出驅趕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入境、廢除公立學校跨性別學生自由選擇廁所的權力等行為。這也是鞏固自身地位和利益、免遭淪落為邊緣分子和弱勢羣體的自救舉動。在西方文明本身和其他文明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社會問題愈加複雜，迫使其不得不面對和解決自己文化內部的挑戰，而不是繼續對外輸送美國價值觀。

(三)政治問題

政治學學者馬丁·吉爾森和本傑明·佩奇研究了約1800份政策提案，結果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終變成了法律。經濟精英和商業集團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有持久的影響，而大眾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影響力卻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富人對政治的主導等於剝奪了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不富裕的美國人實際參與政策與法律制定的利。民主制度的參與度使得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一再降低。皮尤研究中心關於美國人對政府態度的調查顯示，2015年僅有19%的美國人一直信賴自己的政府。國內一落千丈的信任度也影響了美國吹噓的“民主制度”在國際市場上的典範作用。

作為“民主燈塔”的美國，民主制度是其兜售給全世界的美國價值觀的主要部分。但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徹底打破了民主的“燈塔”。這次大選從頭至尾充斥着低級的抹黑爆料和惡毒的人身攻擊。特朗普的“錄音門”事件讓人質疑美國總統候選人的人格和品德;希拉里的“郵件門”風波則更多的揭露了美國各黨派內定候選人、打壓同僚參選者的醜惡嘴臉，讓人對“民選”的效力產生懷疑;而特朗普“不會接受選舉結果”的論調，更是背離了民主中“願賭服輸”的應有含義，更讓人質疑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有效性、正確性和優越性。美國民主制度的正當性遭到了嚴重打擊。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三場辯論，拉低了美國政治話語的底線，缺乏政策辯論中應有的深度，引起輿論和美國人民的廣泛反感。特朗普的極端言論撕下了“政治正確”的面紗，展現了美國社會不同階層和羣體的利益和訴求的衝突，而民主制度卻無法起到調和和改善矛盾的作用。這些衝突還體現在特朗普當選後美國發生的多次大規模的“反特朗普”示威遊行以及“挺特朗普”遊行中發生的肢體衝突和流血事件。

美國政治制度存在的問題，已經導致它功能失調。政治極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和效率。民主和共和兩黨的選民票倉高度對立，迫使其政黨上層在重要議題上堅持自己的極端立場，因此很難達成妥協。此種政治極化嚴重到導致政府停擺的狀況。最有代表性的是2013年圍繞奧巴馬政府醫改法案的鬥爭，雙方都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最後竟導致政府暫時關門。妥協文化的消失，嚴重降低了國會的效率。第112屆和113屆國會制定的法案數量都不到300項，是歷史最低點。福山把這種缺乏妥協，極化嚴重和利益羣體興起影響政府舉措的體制稱為“否決政治”。特朗普從即任起，明確表示要廢除和替換奧巴馬醫保，並且敦促共和黨內提出新的法案。3月24日，共和黨正式撤回了新的醫保法案，繼續執行奧巴馬醫保。原因在於佔據眾議院241個席位的共和黨人，竟然沒有獲得216票的黨內支持。由此可見，“否決政治”不僅存在於兩黨之間，即使是在各黨內部，對立也難以調和。

三、特朗普政府戰略分析

(一)亨廷頓的“藥方”

亨廷頓在50多年前就給美國開出了“藥方”，其治國良方提供了8條具體的建議：

強化西方文明內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一體化，不給其他文明挑撥離間西方國家關係的可乘之機;歐盟和北約應該吸納地處中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加強與拉美國家的密切聯繫，儘可能促使拉丁美洲“西方化”;在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方面，約束伊斯蘭世界和華人國家的發展;儘量使日本仍然傾向西方，而不是倒向中國;認可俄羅斯在宗教上的和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俄羅斯有權保障其南部邊境的安定;在科技和軍事實力上，始終維持西方社會的優勢;首當其衝的是，一定要意識到引起世界動盪和全球衝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社會的干涉。

簡言之，亨廷頓認為美國應該停止向全球輸出西方價值，採取戰略收縮，維護西方文明的獨特性。

(二)特朗普政府的阻力與戰略本質

在國內衝突和矛盾讓人疲於應對的情況下，亨廷頓的建議顯得十分中肯。保障國內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似乎成了特朗普政府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證了亨廷頓的建議，對外輸送美式價值觀不再是其光榮使命。但這不代表美國願意捨棄其長久以來稱霸世界、支配世界的霸主地位。另外，特朗普本人的力量撼動不了美國的政治傳統，再者他也並非真正要拋棄美國通過霸權獲得的利益。

1．政治牽制

首先，美國的政治體制制約了總統的權利。特朗普的衝動言行受到兩黨制和三權分立的平衡。特朗普簽署的“禁穆令”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討論，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很強烈。地方法院和美國司法部輪番上訴，展示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對抗，對特朗普的行為產生了約束。政治制約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團為了捍衞自己在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特朗普無法動搖這些實力雄厚的集團，例如索羅斯就是金融財團的代表。他們不僅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得了物質利益，而且極其享受操縱和把持世界事務的快感。為了提高本國就業崗位的數量而捨棄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不在他們的選擇範圍之內。特朗普就職後經常在Twitter發佈消息，攻擊CNN、《紐約時報》等傳播“虛假新聞”，不值得信任。2017年2月24日白宮召開的非正式記者會在會前臨時更換場地，有意漏掉了這幾家傳統主流媒體。這種看似無禮的行為有其前因。這幾家媒體分別隸屬於被頂層精英人士和建制派掌控的壟斷金融財團，比如CNN是時代華納旗下的公司。建制派和精英團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支持立場一致的希拉里。大選時，時代華納集團及其員工為希拉里募捐了約55萬美元，特朗普只收到約一千美元的捐資。CNN在大選中炒作爆料特朗普的“錄音門”等事情，抹黑特朗普的形象。在特朗普就任後，他們繼續利用自己的媒體優勢，不斷製造議題，挑撥離間，製造分裂，抨擊特朗普的政策和決定，以此來否定其執政水平和能力。建制派同標榜“反建制派”代表的特朗普水火不容，輿論戰場的激烈對峙就是不同力量集團搏鬥尖鋭化的外在表現和不言而喻的結果。

2．經濟牽制

試圖利用貿易保護的政策來減輕國內經濟的下行壓力在實踐中難於推行或者於事無補。前有胡佛總統的失敗案例為鑑。為了跳出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泥淖，胡佛頒佈了非常嚴苛的保護貿易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該法案對約900種國外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税平均高達53%。歐洲諸國對這種損人利己、妄圖獨善其身的舉動表達了強烈不滿並進行了猛烈的報復。結果該法案也未能使美國走出極端低迷的經濟狀況。特朗普在競選中多次提及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税，迫使美國製造業迴歸國內。但這樣只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之所以能夠長久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進口中國的廉價日用品。提高關税必然會導致生活成本的增加，直接影響到民生水平，引起民眾不滿，而這種惡性循環非常有可能降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因此，特朗普及其團隊不僅沒有禁止中美貿易，反而積極開展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美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之厚重、體量之巨大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之前妄言的提高關税、退出WTO等使“美國經濟獨立”的措施，因為貿然挑起貿易戰會給美國招致無法承受的災難性後果。

3．軍工複合體的利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在經濟不景氣，就業率極其低迷的條件下，可以利用增加政府財務支出的方法來推動經濟的復甦和發展。例如提高軍務開銷，利用戰爭的槓桿作用重新啓動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轉。美國曾經多次運用這一法則來提振經濟，比如加入伊拉克戰場。特朗普政府也想使用凱恩斯主義來擺脱美國經濟發展緩慢和社會矛盾難以調和的現狀。2017年2月，特朗普向國會提交的2018財年聯邦政府財政預算中表示將為國防增加540億美元的投入。此外，特朗普對奧巴馬政府的“遺產”持有否定和廢除的態度，唯獨對“薩德”反導系統手下留情，不顧中韓等多方抗議，切實完成在韓國的部署。

特朗普多次表示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是美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大選伊始，許多在役和退伍軍事將領就和特朗普結成聯盟，全力支持特朗普競選。退役三星中將弗林多次為特朗普的競選集會搖旗助威。但因涉嫌私下與俄羅斯駐美大使討論美對俄製裁問題，在民主黨的極力抗議和媒體的大肆渲染之下，弗林不得不被迫主動引咎辭職。此案重挫了特朗普還未全面展開的新政，形成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掣肘。儘管有弗林案在前，但是特朗普團隊中雲集的將軍們，仍然是美國軍界與特朗普溝通的渠道。因此特朗普政府擬定的2018財年預算中，國防預算總額達到6390億美元。其中不僅包含用於現役部隊的預算增加，美國老兵事務部的預算也增長了44億美元，用來資助老兵的醫療保險。這次的預算案是特朗普對軍方和軍火商的直接支持。美國軍工複合體也會堅決維護對外擴張的戰略從而謀求更大的收益。儘管特朗普屢次宣稱美國花費了高額税收用於確保盟國的國防安全，但他全然沒有撤軍或減少其他軍事開銷的打算。在同歐洲及日韓盟友會面時，特朗普拋出撤軍的言論恐嚇對方，只是為了從對方身上獲取數額更大的軍需費用，因為真正的撤軍會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特朗普精明的商人手段、用最低成本維持最大霸權的目的，及其在軍事上繼續擴張的戰略態度展露無疑。為自己擬定一個假想敵，從而順利使民眾關注國外，淡化國內衝突，是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常用伎倆。

四、結語

綜上所述，特朗普政府雖然聲稱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人，並且在內政外交中表露出全面收縮的勢頭，但不代表美國要回到19世紀的“孤立主義”，其本質仍然是保障美國的“霸權紅利”。隨着西方硬實力的衰弱，其價值觀和文化吸引力也隨之減弱。西方也無力再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其他文明社會。西方國家需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以適應新的情況。在國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民生問題突出、種族衝突和階層分裂等矛盾層出不窮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國優先”的原則，是一個必須而明智的選擇。特立獨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總統仍然逃不過歷史的窠臼。亨廷頓已經給出結論：“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能統治世界也無法逃避世界。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不論是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只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才能夠最有利地促進美國的利益。”面對美國暗潮洶湧的戰略擴張意圖和“重回亞太”的野心，我們應該提高警惕，更加巧妙地應對未來的挑戰。

【來源：《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