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川理 | 無政府主義在今天還可能嗎？_風聞

編者按

無政府主義一直是人類學的研究主題。現代人類學創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其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被認為暗含了無政府主義的可能性。近年來，詹姆斯·斯科特和大衞·格雷伯的著作在人類學界掀起了無政府主義的討論熱潮。今天的推文介紹了這兩位學者的成果和主要觀點，讀者從中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副面孔。

本文由“澎湃思想市場”首發，苦琴酒譯。感謝“澎湃思想市場”授權保馬轉載。原文載於『現代思想』2019年5月臨時増刊號「総特集＝現代思想43のキーワード」青土社，作者中川理。

從斯科特到格雷伯：無政府主義與人類學

文/中川理   譯/苦琴酒

人類學史中的無政府主義

首先要指出的是，無政府主義不是最近才成為人類學中的主題的。即便不用這個説法，人類學一直進行着關於現實中存在的無政府社會的研究。與斷定“沒有國家的社會必然無序”的霍布斯一派政治哲學不同，人類學研究實證地表明，沒有國家的社會實際上是可以維持存續的。

 無政府主義與人類學的聯繫並不僅限於個別研究者。要説明這一點，現代人類學創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青年時代曾傾心於無政府主義政治思想家克魯泡特金，有着“安那其·布朗”（Anarchy Brown)的諢名。但他在成為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泰斗後便沾染上了貴族式的趣味，把名字也改成貴族風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了。然而即便他在個人信條上不再是無政府主義者了，他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也即認為各要素的有機結合可以保證（作為當時人類學對象的“土著”社會的）穩定統合的觀點，仍可以被看作是無政府主義式的，顯示了無國家社會的可能性。

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

明確地將對無國家社會的關注理論化的工作，是拉德克里夫-布朗之後一代的人類學家們完成的。在《非洲的政治制度》（原作初版於1940年）中，福蒂斯與埃文斯-普里查德將非洲的各種社會類型化為“存在政府的社會”與“不存在政府的社會”。毫無疑問，非洲當然也有“存在政府的社會”，其中存在着由權勢者、行政和司法所組成的中央。然而在以南蘇丹的努爾社會為代表的“不存在政府的社會”中，又是如何維持社會秩序的呢？埃文斯-普里查德從裂變分支體系中找到了答案。**宗系集團內部一分為二，隨後再一分為二，以此類推。這樣一來，各個層級都分歧為平等的對抗性集團，直至家庭為止，秩序便通過各層級集團間的平衡而達成。不存在下裁決的權勢者，紛爭的解決由仲裁者中介推動。**也就是説，那裏存在着的是一種無首（acephalous）卻並非無序的“有序無政府”狀態（ordered anarchy）。

 這樣的裂變分支社會不僅非洲有，還存在於其他很多地方。然而，也存在着像大洋洲這樣不符合該模型的地域。那裏有另一種類型的無國家社會，在其中，無繼承製的羣眾領袖大人物會展開相互競爭。像這樣，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地探索着各種類型的無國家社會。正如格雷伯所言，“人類學家是唯一瞭解現存沒有政府的社會的學者”。

贊米亞的無政府主義者們

那麼近些年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討論，在傳承過往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又添加了什麼新內容呢？讓我們以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為例來展開討論。為此，首先要説明一下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的“對抗國家的社會”這個對斯科特影響很大的想法。克拉斯特分析南美原住民社會認為，初看之下這裏彷彿是國家“尚未”確立的落後社會，但這其實是積極阻止國家誕生的行動所促成的結果。根據克拉斯特的分析，通過這種並非內部分化而是外部細分化的過程，社會與國家不斷展開着“抗衡”。

斯科特以同樣的視角，考察了居住在從中國到東南亞的山嶽區域（即贊米亞）的山地居民。他指出，這些民族並非是我們落後的“先祖”。他們毋寧説是從國家的統治中逃走，並有意識地選擇了與國家體制相對立的生活方式的人們。他們鬆散地居住在遠離國家中心的險峻山嶽間，從事着狩獵採集、刀耕火種等便於移動的營生，以此來躲避國家的支配和掠奪（奴役、徵兵、繳税、強制勞動等）。除了“躲避國家”以外，為了避免自身社會內部出現類似於國家的階層結構，斯科特認為這些山民也同時在進行着“阻礙國家”的實踐。山民們將以漢人為首的低地居民與自身對照看待，主張“他們有大王，我們有平等；他們被課税，我們不用交；他們像奴隸，我們多自由”，基於這種認識來形成平等主義的社會。

斯科特暗示贊米亞並非個案，這樣的生成進程可能存在於世界各地（如逃亡奴隸在加勒比海地區密林中形成的共同體）。就此，斯科特提出了關於無政府主義的這樣一種耳目一新的理解思路：不是像過去那樣把這些社會視為愚昧落後，而是認為那是一種主動選擇的生活方式。然而與此同時，斯科特又認為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這類非統治空間已幾乎絕跡。他指出現代世界是一個“整個地球都是‘行政空間’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邊疆僅僅在傳説中存在”。

格雷伯——無政府主義的連續性

斯科特的觀點清晰明快且鏗鏘有力，引人共鳴。我們或許也會將其與令柳田國男心馳神往的山人聯繫起來，開始思考日本的贊米亞吧。然而與此同時，斯科特的研究中，“不受統治的他們”與“受統治的我們”被切割開來看待，有種將前者浪漫化為已逝的往昔存在的傾向。如此一來，他們的故事到頭來仍舊對我們關於生活方式的追問無甚助益。與此不同的是，格雷伯則嘗試對隔開前現代和現代的“思考屏障”實施爆破作業，分析兩者之間具有的連貫性。讓我們在與斯科特的對照之中，看一看格雷伯在《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裏勾勒，並在後來的論文或著作裏展開的部分主張。

大衞·格雷伯著作

第一個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的是些只知道反對國家的怪傢伙？斯科特主張一些人會通過反制國家而形成無政府社會，格雷伯認為這種想法雖然沒錯，但卻不夠全面。通過對等級制實行“創造性拒絕（creative refusal）”能夠創造出平等主義的社會，對這種觀點格雷伯也是認可的。然而在斯科特的認識中，創造性拒絕的運動始終是從國家朝着無政府過度的單向進程。而格雷伯則認為“創造性拒絕的行為有時朝向新的平等理想，有時又導致新的等級形態，又或者向着兩者複雜的混合方向發展”。也就是説，不僅有反對國家並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存在着嚮往並模仿國家的進程。

 確實，這種兩義性在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中提及的各民族中也看得到。山地居民並非只有抵抗國家的平等主義志向，而是會在等級制（國家）的誘惑與平等主義之間舉棋不定。筆者就自己近年來研究的赫蒙族（Hmong）的情況重新確認斯科特依據的文獻時，發現他們當中也存在這樣的動搖。赫蒙族人雖然確實反對國家的支配，同時卻也羨慕有國家體系的支配民族。因此，他們把自己社會的平等主義，看成是由於內部對立而無法團結一致的否定性的狀態，並期盼隨着領袖人物的出現，當前狀態會被克服並建立起“赫蒙之國”。也就是説，赫蒙人的無政府主義並非單方面地否定國家，而是始終搖擺於憧憬和反抗之間。

 格雷伯認為，在人類的漫長曆史之中，一直存在着在多種不同選項之間的搖擺。在他與考古學家温格羅共同撰寫的論文裏指出，石器時代的人們會經歷社會的季節性變化（seasonal variations）。也就是説，包括莫斯分析過的因紐特人在內的許多社會，會在夏季與冬季採用完全反轉的社會形態與價值觀。因紐特人在夏天會散居各地，家長制權威成為絕對的強制性力量，到了冬天則聚居一處，以個人能力而非血統來決定首領，首領的職權僅限於調停利害關係。也就是説，這個社會夏天是等級制而冬天是平等主義的。因此，生活在這些社會中的人們非常清楚存在着對立的社會形態，以及與此相應的對立的政治及道德價值。因而可以認為，他們是在對政治的多種可能性有着自覺的基礎上，不斷地對社會形態進行着再編成。

 這樣一來，我們便不能再説他們從根底裏便是平等主義的，而我們骨子裏是等級制的，或者説他們生活在沒有不平等的黃金時代，而我們已然喪失了那份純真。對於應當採納何種政治形態這一知識課題，我們都在躑躅中不斷思索着，在這一點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第二個問題是，世界是否真的由於國家的存在而變成“被統治的空間”了？如前所述，斯科特基本是這麼看的。而格雷伯則相反，指出即使國家“宇宙論式地”將自己呈現為支配一切之物，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具備實際統治社會整體的力量。“主權”（sovereignty）作為發號施令並以懲罰相威脅的能力，實際上在很多社會中都在時空範圍上受到限制。北美的諸原住民社會中，作為神靈的現身、代理性質的存在（類似於小丑）僅在典禮期間能夠行使主權之力，此外的時間中誰都無權這麼做。即使是密西西比的原住民納奇茲人、南蘇丹的希魯克人這類國王看似擁有絕對主權的社會中，權力所及的範圍實際上也僅僅侷限於很小一部分空間，無法伸展到該區域外人們的日常生活。面對國王那種宛如神明的無常暴力,民眾們會藉助禮儀和禁忌的手段將其五花大綁，通過“反向神聖化（adverse sacralization）”的方式加以禁錮。

 **在官僚制度發達的現代民族國家中，情況也與此類似。不同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宇宙論式的印象，無政府空間在事實上是有存續之餘地的。**以格雷伯做田野調查的馬達加斯加為例，在經歷1980年代的財政危機之後，市政、警察不再運轉，地方上的國家統治系統癱瘓了。儘管如此，人們通過溝通對話的方式決定各類事務，照常維持共同體的日常生活。該共同體對於領導者的命令以及工資勞動關係採取否定的態度，在此意義上，它完全可以被視為無政府主義式的。

 這種狀態，在非洲等地的後殖民地社會中確實表現得更為明顯，但這並不意味着“北方”各國與其完全無緣。正如格雷伯所言，很多人的行動沒有采取揭竿而起反抗國家這樣引人注目的方式，從而並不為人所知，但或許他們也都在千方百計地嘗試着形成無政府的串聯，並日復一日地創造出全新的組織化生活方式。這麼看來，我們不應該以“有”或“沒有”統治這樣的二分法來思考問題，而是可以用更加細緻的方式，連貫地描繪出“他們”和“我們”為保衞無統治的空間而做出的努力。

我們身邊的無政府主義

詹姆斯·C·斯科特著作

筆者所在調查的法國赫蒙族難民也可以作為與我們相連貫的無政府主義的實例。1970年代後半期作為老撾難民前往法國的赫蒙族們，起初作為工廠裏的體力勞工分佈在全國各地的城市裏。然而此後，其中一些人不滿於工廠的命令服從制度，在1980年代後期再次移居至法國南部，開始從事農業活動，從而得以保障自己的自由與獨立（成為“自己的主人”）。這些人以非正式的實踐來想方設法地逃避國家的干涉，至少“部分地”維持了自律的領域。正如斯科特所刻畫的那樣，“逃避國家”始終是他們的行為動機所在。同時在共同體內部，他們也始終注意避免等級關係的產生，保持着平等主義。但是這種“阻礙國家”的傾向也並不一定總是受到肯定的。他們也會遺憾地認為“就是因為我們總在相互拖後腿，所以才無法形成自己的國家”，並期盼着足以超越各方對立的領袖人物的出現。

 由此可見，就在精神上距離你我並不遙遠的地方，在“受國家的蠱惑”和“對國家的反抗”之間的舉棋不定中，無政府主義的生活方式今天仍在不斷生成。我們不必非得認為這在道德上便是好的。然而通過嘗試理解這些他者，我們或許能將自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放入更廣闊的語境之中來加以想象。回想一下便會發現，正如格雷伯與斯科特都在説的那樣，無政府主義實踐的萌芽，就生長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中。